夏衍談周揚：有些事，他得告訴毛主席 | 李輝

夏衍談周揚：有些事，他得告訴毛主席

 

文｜李輝

 

 

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期間的合影，左起：毛澤東、周揚、茅盾、郭沫若。

 

二十幾年前，每次見夏公，都是來去匆匆，隻有一次例外。一九九一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我們談了很久，話題很集中，主要是關於周揚。

 

 

1979年，來自四川的兩位作家與劇作家陽翰笙（右）與巴金在第四次文代會上。

 

 

1982年李輝采訪陽翰笙時與陸定一（前排中）、陽翰笙等人的合影。

 

 

右起：周揚、夏衍、陽翰笙。

 

由夏衍來談周揚，當然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在魯迅筆下，“左聯”時期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被稱為“四條漢子”。“文革”結束後，《國歌》的作詞者田漢，已在“文革”獄中逝世，未曾得見。周揚、陽翰笙、夏衍三人，卻有機會相見。對我而言，也是難得的機遇。

 

曆史原因，周揚與夏衍被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彼此往來長達半個世紀，彼此政治地位政治經曆也十分接近，可以說健在的其他任何文人，都不可能像夏衍這樣更能了解周揚性格的內核，更能設身處地地體察周揚在不同曆史時刻內心的感受。在我所完成的關於周揚的一係列訪談錄中，無疑，與夏衍的談話，有著特殊的價值。

 

夏衍的床頭上正好放著我的那本《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關於周揚的談話便是由胡風開始。他毫不遲疑地回想起一件件文壇往事，坦率地發表著對一些人與事的看法。

 

 

夏衍回憶錄《懶尋舊夢錄》。

 

 

夏衍雜文集《鼓邊集》。

 

 

夏衍作品《賽金花》。

 

我們相對而坐。對於我，更多的是探詢是疑惑是思索，對於他，我想，則是溫暖的回憶和冷靜的分析。最近，在他逝世之後，我重新找出曾經整理過的這篇談話仔細閱讀，又一次回想起記憶中的老人。

 

這是一次十分輕鬆自在的長談，沒有拘謹，也沒有禁忌。如許多熟悉他的人感歎的那樣，已經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人，卻絲毫沒有精神衰老的痕跡。我吃驚於他思路的清晰、機敏。

 

顯然，他已經習慣於甚至更願意以這樣方式向人們證明自己生命力的堅韌與旺盛，他為此會感到驕傲。於是，他在和人們交談時，非常注意強調許多年前的某一細節，或者強調某一時間的準確性。他的自信他的執拗，便因這樣一種風格的回憶，而得到充分表現。

 

可能因為話題實在過於嚴肅、過於理性化，也因為我同他並不十分熟悉的緣故，我們的談話基本按照對話的方式進行。與冰心相同的是，夏衍也有自己喜歡的貓，它不時出現在我們麵前，爬進夏衍的懷中。夏衍便一邊撫摸它，一邊追尋遙遠的往事。

 

當時，坐在他旁邊，麵對著這樣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紀老人，我有一種強烈感受，仿佛自己也同他一起走進曆史的遠景。現在，我將整個訪談錄整理出來，相信更多人會同我一樣，樂意走進曆史的遠景，去觀看，去思索。

 

夏衍讀報。

 

李輝（簡稱“李”）：夏公，今天想請您談談您對周揚的印象和看法。你們是同時代人，從左聯時期起，就相互認識，後來又一起共事，想必有許多話可說。

 

夏衍（簡稱“夏”）：你寫過關於胡風的書，對周揚有所了解。不過一個人呀，嘿，前後是可以變的。周揚的變化很大的。在抗戰前、抗戰後，主要是去延安之後，也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周揚顯然變了許多。     

           

李：您是什麽時候認識他的？

 

夏：我認識他是在他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李：三十年代。

 

夏：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他到左聯是一九三三年。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吧，他剛從日本回來。具體時間，你可以查查資料。他那時年輕啊，隻有二十多歲嘛。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李：一九〇八年。

 

夏：一九〇八年？那比我小八歲。 一九三〇年他隻有二十二歲，很年輕的。那個時候，他很瀟灑、很漂亮。穿著西服，特別講究，歡喜跳舞。反正那個時候很瀟灑。當時他的第一個夫人還和他在一起。

 

李：那個夫人是和他一起從日本回來的？

 

夏：不是，她是從湖南來的,是益陽的。先是他們在一起，後來他夫人走了，他們的婚姻當時是家裏給定的，都是益陽人嘛。

 

 

丁聰畫夏衍與貓。

 

 

田漢賦詩贈周揚。

 

 

夏衍1991年手稿。

 

 

鬱風當年為夏衍根據魯迅小說改編的電影《祝福》設計的海報。

 

李：周揚常和你們一起玩嗎？

 

夏：當然。他愛去跳舞，跟我們一起上咖啡館，看電影。那時候，他可真是瀟灑。（笑）

 

李：這倒和後來人們對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樣。人們都說他很嚴肅，不苟言笑。

 

夏：在抗日戰爭之前，我看他當時沒有什麽教條。他本人是搞話劇的，參加左聯之前，最早是參加劇聯的。他還演過戲，演過那個……我不記得名字了。

 

 

八十年代末，聽巴金談胡喬木與周揚。

 

 

1982本文作者采訪胡風。

 

李：那個時候周揚和胡風的情況您了解嗎？

 

夏：周揚是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當左聯黨團書記吧，之後他就認識了胡風。胡風和聶紺弩一起從日本回來，最早找胡風的還是周揚。這大概你寫胡風那本書時知道。

 

李：我寫到過。胡風是和聶紺弩坐一條船回到上海的。

 

夏：他通過韓起去見胡風。韓起和胡風很好，周揚過去不認識胡風，他去見胡風，後來要胡風參加左聯。這個情況我好像在什麽文章中看到過。可能是胡風的回憶錄裏麵寫到過。所以，他們兩個人之間本來沒有什麽事情的。最早批胡風的也不是周揚。最早的批評大概是抗日戰爭以後了吧。

 

李：在重慶時期發表第一篇批評文章的是黃藥眠。

 

夏：《約瑟夫的外套》。那個時候，喬冠華是比較接近胡風的，他過去是研究黑格爾的，和胡風有共同的地方，是比較理解胡風的。當時是黨組織上決定批胡風，喬冠華是當先鋒的。還有胡繩。

 

李：還有邵荃麟，和胡風也比較好。

 

夏：情況就是這樣的。周揚和胡風有矛盾是後來馮雪峰從延安出來到上海之後。

 

李：是在一九三六年初。

 

夏：兩個口號論爭，首先是周與馮的關係。馮一貫搞理論，我們這些人過去都不搞理論。在左聯裏麵，胡風和周揚是專門搞理論的。你想左聯那些作家，早一點當過黨團書記的任白戈，後來的沙汀、艾蕪這些人，都不搞文藝理論。搞文藝理論的就是一個周揚，一個胡風。

 

胡風下麵也沒有什麽搞理論的，像路翎、綠原，一個寫小說，一個寫詩。所以，左聯搞文藝理論的隻有他們兩個人。周揚這個人當然是搞理論的，但組織能力很強，他後來完全變了嘛，解放後就開始做報告，寫文章，沒有生活了。不像我這樣，興趣多。環境是這樣，他寫文章，做報告，做領導工作。他真正的好像可以開玩笑的朋友也沒有。這就是因為環境變了。

 

李：李子雲好像寫文章談到這一點。

 

夏：他從延安出來之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他變了。地位變了，被擺在領導者的崗位上。他這個人，內心裏其實不是一個領導，隻是一個演講家出身。他也沒有什麽架子，但具體從生活上看，好像是領導，中宣部副部長管文藝嘛，再加上在左聯、抗戰中的抗協、解放後的作協，做實際工作的從來是周揚。

 

李：在國統區，老舍也做過抗協的工作。

 

夏：我是做跑腿工作。我在左聯首先是做聯絡工作的。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轉到電影界去了，後來左聯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後來說我一直在左聯，這不對。一九三三年成立電影小組，我是組長。沒有時間管文藝方麵的事。管文藝完全是周揚了。

 

因為周揚下麵的朋友都不是搞文藝理論的，是一批作家，沙汀、艾蕪、張天翼，以及後來的陳荒煤等。所以說，一個人呀前後完全不同，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後完全不同，因為和一九三一年當時軍事環境不一樣，他站的地位也不一樣。

 

左聯不同於地下黨，黨領導文藝不可以發號施令，發號施令僅僅在很小的圈子裏麵。那時他沒有權的。抗戰時也差不多，抗協也不存在發號施令。後來就不同了，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到一九五五年才免去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

 

他變化大是在從延安出來之後，不過那時我們還可以和他開開玩笑，解放以後就不行了。他是黨的文藝政策的轉達者。

 

李：一般人好像都怕他……

 

夏：其實那時不是怕人，是權力問題。他可以安排你的工作，讓編刊物、發表文章，當然很厲害。延安座談會之後，中宣部的威信很大。

 

李：我看實際上也是他的“左”令人害怕。

 

夏：因為“左”是黨的問題，黨“左”了，他就“左”了。

 

李：你看周揚對毛澤東是不是好像挺敬畏？

 

夏：他是崇敬。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我們不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都關起來了嗎？我關在秦城監獄。

 

 

文革中被批鬥時的周揚。

 

 

文革中被批鬥的夏衍。

 

 

文革中被挨鬥的田漢。

 

 

文革中的醜化田漢的漫畫像。

 

 

文革中被醜化的“二流堂”人物漫畫。

 

李：他也關在秦城。

 

夏：同是那一年那一天，一九七五年七月吧。我是七月十二號出來的。毛主席批了周揚一案可以從寬處理，那個時候的事情黨史裏麵有的。毛主席一九七五年有兩個批示嘛，一個是講周揚一案可以從寬處理，一個是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講對文藝要寬一點的政策。

 

那一天，七月十二日，專案組——我們那個叫“周揚專案組”，當時有許多專案組——管我的那個人來通知我，說：“你可以出去了。可以回家了。”我想，不管結論行不行，已經通知家裏了，我就先回家吧。七月十二日我就回家了。

 

當時同時通知周揚，他說：“我不行，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寫完，再有一個星期可以寫完。”這樣，他寫完了才出獄。我十二日回家，他十九日回家。那個時候毛主席還在。這不單純是個人崇拜，可能是毛主席在延安重用他，對他有很大的教育。

 

 

1950年夏衍與“二流堂”朋友。左起：馮亦代、夏衍、吳祖光、黃苗子、鬱風。

 

 

1964年在文藝整風中，田漢在中國劇協召開的批評會上做檢討。

 

 

夏衍1979年在文代會上。

 

 

1979年，周揚與胡喬木在文代會上。一年之後，在文革中都受到批判的兩個人物，因“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而分道揚鑣。

 

李：好像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周揚也經常有所批評，而且不滿意。是不是這樣？

 

夏：記得有一年，大概是下去搞土改吧，大家都要下去，周揚可能不下去，毛主席說：“如果周揚不下去，我就派人去押他下去。”他講過這話，那是一九五二年。他對周揚不滿意。我同主席接觸不多。我看是主席最初還是對他滿意，後來有了意見。

 

李：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批評《文藝報》的社論，這實際上是批評周揚領導的文學界。聽說這個社論越過了周揚，由上麵指示總編輯鄧拓安排報社的人直接寫的。起草人是袁水拍。社論發表出來後，周揚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實際上是毛主席不滿周揚在批判胡適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上的工作，這篇社論是對他的極為嚴厲的批評。

 

夏：那些年我本來一直在上海工作。一九五四年在中南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大概是在九月。我在上海是負責文教衛方麵工作，來到北京，一方麵參加人大的會議，一方麵參加文教會議。我記得周總理有一天找我和許滌新。總理叫我晚上十二點以後去，我和許滌新等到一點之後，總理來了，同我們談到很晚。

 

總理對周揚有意見，那個時候他決定調我到文化部。總理不是對宣傳部有意見，而是對文化部有意見。當時周揚當副部長，實際是文化部的黨組書記，部長是沈雁冰嘛。

 

對周揚有意見，主要是行政方麵。蘇聯顧問、戲曲改革呀，對這些方麵的事情，總理有意見，便任命了好幾個副部長，錢俊瑞、我、劉芝明，好幾個，都是那時提的，總理不會無緣無故不滿意，那就是毛主席有意見了。

 

李：“文革”時你們都關在秦城監獄，在那裏能見麵嗎？

 

夏：不能。我也不知道他也在裏麵。有一次見麵，不是在秦城時，是在去那裏之前。北京大紅門有個小醫院，“文革”剛開始時我們這些人都關在那裏麵，有一次偶然碰到。我是後來才知道他關在秦城的。

 

“文化大革命”時，他開始還沒有抓走。六月一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發表後，我先關在文化部，後到大紅門。他那時沒有關起來，他正在做手術，住在醫院。他被關起來，大概是在一九六六年秋天或者冬天，不能見麵。後來關到幹校，一個六層樓的辦公樓，一個小房間，關一個人，不能往來，看不到外麵的人。

 

李：從在醫院見過之後，到出獄，中間再也沒有見過嗎？

 

夏：沒有，不可能見的。秦城你應該去看一看。

 

李：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沒有機會。

 

夏：那裏可厲害的。關在裏麵我什麽也不知道，但外麵監管的人知道。門上有個洞，裏麵的情況他全知道。

 

李：“文革”之後你們見麵是在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五年出獄之後難道沒有機會見麵嗎？

 

夏：可以見，但是不敢見，門口都有人看著。我回到家裏後不敢去見。膽大的朋友，我在回憶錄寫到李一氓、廖承誌來串串門。我知道“四人幫”被抓一事，就是李一氓告訴我的，不然我還不相信。

 

 

左起：顧驤、周揚、王若水、王元化、周揚秘書小丁。他們參與周揚的人道主義異化文章寫作。

 

李：“文革”之後周揚的思想有了變化，主要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夏：“文革”之後他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倒是真的。也是受過罪的人喲。所以“文革”之後他講人道主義，談異化問題。那時我在中顧委，他也在。“文革”之後他倒是覺得過去“左”是不對的，一再道歉，胡風生病他還去看過。他讓我一起去，我說我不去：你批過胡風，我又沒有批過胡風。我沒有寫過文章批。

 

李：好像沒有注意到你的批判文章。

 

夏：胡風被捕之後，我寫過一篇文章，是組織上讓寫的，巴金都寫了。巴金後來在《隨想錄》中寫過這件事。

 

李：你認為周揚後來向胡風道歉，是不是真誠的？

 

夏：周揚與他們之間，主要還是馮雪峰的問題。胡風在三十年代敢於和他頂，也是因為後麵有馮雪峰。馮雪峰一貫袒護胡風的。

 

李：周揚與丁玲有矛盾，我覺得也是與馮雪峰有關。

 

夏：有些事情你們這些年輕人不知道，有些事情是奇奇怪怪的。我看你在《讀書》上寫過沈從文。

 

李：是的，我剛剛完成一本寫沈從文與丁玲之間關係變化的書。

 

夏：解放以後， 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會沒有沈從文，這個事情很奇怪吧。沈從文很有名氣，為什麽連代表都不是？當時我沒有參加。大會是七月召開，上海五月剛解放，接管工作非常忙，我留在上海。

 

後來文代會之後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談到沈從文的問題。我問周揚，怎麽沈從文沒有參加文代會。周揚表情很奇怪，說：“說來話長，不談不談。”

 

後來我輾轉打聽，原來是這麽回事：沈從文在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的時候，給當時的《戰國策》雜誌寫過文章，陳銓主編的，他寫過《野玫瑰》。陳銓他們公開擁護希特勒的。這個時候，沈從文在那上麵寫文章，主要講三K主義，這個你可以查出來。聶紺弩的雜文集，宋雲彬、秦似的文章有批判他的。

 

為《戰國策》寫文章，就是這個問題。我當時沒有寫文章，因為我和他不熟，我不曉得，沒看過他的東西。聶紺弩清楚。聶紺弩背景是有的。

 

李：聶紺弩年老之後，曾講過他們當年對沈從文的批判也有過火之處。實際上，沈從文寫的那篇文章，是同陳銓有所爭論，有所不同的。

 

夏：為什麽周揚強調沈從文的這個問題呢？一是郭沫若在香港寫文章痛罵沈從文。這篇文章當時我沒有看，後來看了，覺得沒道理。

 

李：這篇文章叫《斥反動文藝》，是一九四八年發表的，點了沈從文、朱光潛、蕭乾三個人的名字，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對他們後來的命運不能說沒有影響。這篇文章發表在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上，那時你正在那裏負責工作，辦《華商報》吧。《大眾文藝叢刊》你管不管？

 

夏：我不管，當時林默涵負責編。

 

李：當時批沈從文他們有什麽背景？

 

夏：主要管文藝的不是我，我管統戰。

 

李：是不是喬冠華負責？

 

夏：不是，是邵荃麟。這個事情後來的發展不談了。沈從文的問題主要是《戰國策》，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那個時候，刊物宣揚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殺，這就複雜了。這個問題，不僅是郭沫若罵他的問題。

 

李：你的回憶錄還在寫嗎？《懶尋舊夢錄》隻寫到一九四九年就沒有了。

 

夏：想要寫，還沒動手。

 

 

八十年代冰心夏衍巴金在一起。

 

李：一九七九年以後，你同周揚接觸多不多？

 

夏：後來來往不多，隻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後，他來看過我。我那時住在南小街，我也去看過他幾次。

 

李：他最後對毛主席怎麽個評價？

 

夏：他還是很崇敬。他對兩個口號問題認識到的最大問題是焦躁情緒。焦躁情緒大家都有哇，左聯時期，受《聯共黨史》的影響。

 

李：周揚實際上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整了許多人，他對這些問題有沒有比較係統的認識，或者說反思？

 

夏：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來講，從毛澤東思想來講，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他是忠於的，是忠心耿耿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他做過幾次報告，講這幾個問題，像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立場問題，這點上他很強調實際領導藝術，有偏差，有不接受人的意見，他都做檢討。

 

所以我認為他宗派不厲害。我對胡風也不了解，《人民日報》發表他的信後，裏麵提到我，對我還不算太厲害，那時我在上海。這一點上，周揚比他好一點。比如，我在上海華東宣傳部文化部，周揚從來沒有指示我該如何如何對待胡風。

 

《新文學史料》上講到，彭柏山到華東宣傳部之後和我關係搞不好。我是地下黨出身，我做華東文化部部長，下麵一個人也沒有，彭柏山、胡風、劉雪葦都在上海，都是馮雪峰的人。

 

李：你認為在胡風冤案的問題上，周揚究竟起到什麽作用呢？

 

夏：胡風的問題，周揚開始隻是作為思想問題，沒有想到作為政治問題。他批胡風時受不住，是因為上麵有毛主席。這你知道。

 

李：我了解一點兒。

 

夏：他得告訴毛主席，不告訴毛主席怎麽行？

 

李：個人因素有沒有呢？在反胡風、反右中，他整了好多人。

 

夏：起還是起些作用。主要還是兩個口號論爭時候留下來的矛盾。

 

李：原來與魯迅關係好的，與馮雪峰關係好的，差不多都遇到麻煩，這裏麵會不會有曆史恩怨起作用？他會不會借反右把這些人打下去？

 

夏：是有一點兒，但不是主要因素。我覺得他沒有搞運動的願望。解放以後，五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揚沒有具體搞什麽，寫文章主要是何其芳、林默涵，批胡風也是他們寫文章。

 

李：但他是領導者，組織者。

 

夏：他是受時代受環境的影響。何其芳我最清楚。何其芳完全是一個詩人嘛，解放後變成了一個理論家批評家，他受當時的組織、當時的風氣的影響。作為個人來講，他很謙虛謹慎的。但文章寫得很厲害。包括袁水拍。

 

他這個人可以說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他本來不是文藝界的，是銀行的，和馮亦代他們一批的。徐遲、馮亦代，都是中國銀行的。可是袁水拍後來變了另一個樣子。徐遲在寫回憶錄，他對袁水拍最清楚的，材料也最多。他已經發表一篇了。

 

李：《收獲》上發表的。我下個禮拜去武漢，想去看看他。

 

夏：他很值得去看看。

 

李：你和周揚好像不太一樣。

 

夏：不一樣。我整個抗戰時期，總理是叫我搞統戰工作。我搞統戰，對胡風也可以。五十年代開他的討論會時，他還到文化部來找過我一次，那時剛發表林默涵的文章。

 

我和他沒有直接矛盾。我是搞統戰的嘛。抗戰之後，統戰是個重要的問題。當時，國民黨土崩瓦解，他們內部一些人，總理安排我做一些工作，所以文藝方麵的事介入不多。

 

李：我覺得，早期的周揚寫的一些文章，還有翻譯，說明他本質上適宜搞文藝，對文藝還是有些見解。

 

夏：他對馬恩的東西還是讀了一些，對中國傳統的東西，是解放後才學的。不像我們這些人，小時候就學過一些傳統的東西，有些人是根本不懂傳統的。

 

周揚後來到文化部以後，開始讀一些古典的作品。他告訴我，《文心雕龍》了不起，他解放後才讀，我們這些人在三十年代，抗戰時在桂林便早讀過了。他受蘇聯文藝思想的影響，後來是受毛主席的《講話》的影響。他的文藝思想，可以說基本上是受蘇聯的影響。

 

李：包括十九世紀別林斯基的影響。後來批異化問題時，對他的處理他覺得怎樣？

 

夏：他寫過檢討，心情不好。後來他到了廣東去。回來之後，有些事牽扯到他，他過去的一些朋友開始反他，包括林默涵，這都是過去所謂的周揚的人。他過去的有些文章，就是周揚讓他寫的。“文革”前林默涵寫文章批評我的電影《林家鋪子》，便是周揚讓他寫的，他本人不好出麵寫。文章寫好後，還先給我看了一看。

 

李：今天暫時談到這裏，希望還有機會同你談談。謝謝，今天談了這麽久。

 

夏：歡迎你還來。

 

 

與夏衍談周揚 (1)。

 

 

與夏衍談周揚 (2)。

 

 

與夏衍談周揚 (3)。

 

 

（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