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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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一個唱戲的這一生的輝煌也太長了。其實我知道，我隻是趕上了時候，我沾的是“李鐵梅”的光。
我原來活得比較簡單，沒什麽想法，小的時候特貪玩，後來也隻知道唱戲。演“李鐵梅”使我風光，但也使我嚐盡了痛苦的滋味。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表述不清那段日子我是怎麽挺過來的。觀眾們看我演李鐵梅演得挺紅火的，都以為我一定很受寵，誰也不會想到在台下我是怎麽過來的。我就記得我那時天天發低燒，吃不下飯，人瘦得隻剩下一把骨頭了。
現在我的心已經很“皮”了，可以說已有了很硬的老繭，看待一些問題心態也已經淡了許多，當然我也不是沒有知覺。所以我現在歸依佛門，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再生的導示。喜怒哀樂對於我已很微弱，也很短暫。我很平靜，很平淡。我很喜歡我現在的活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處在世間的慈祥。
口述：劉長瑜
采寫：朱子峽
采訪時間：1999年5月
我原來跟我父親姓，姓“周”，我父親是一個舊官僚。校長說，你這樣出身的人，培養你別人可能會有意見。
我原來姓“周”，19歲時在中國戲曲學校實驗劇團，那時我已經學了10年的戲了。我們校長說，你這樣的出身的人，培養你別人可能會有意見，要不你就跟你母親的姓吧，於是我便跟了我母親的姓，改姓為“劉”。
我1942年出生在北京的東四八條，我出生的這個家庭拿現在的話來說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家庭。
我祖父是清朝政府在安慶負責運糧的官，後來順著運河到了天津。我父親叫周大文，年輕時曾和我大爺一起跟德國人學過電傳。後來，我父親跟隨了張作霖，是奉係軍閥的一個官員。20年代奉係軍閥進駐北京時，他曾出任北平市市長，和張學良是把兄弟，不過他們倆經常往來時我還沒有出生。前些年，我到台灣演出，見到張學良先生，他問我還認不認得他，我說您離開北京時我還沒出生呢。
我父親後來在華北電台當台長，47年國民黨認定他是漢奸把他投進了監獄，後來他因為身體緣故獄外保醫，便一直住在醫院裏。其實我父親所在的華北電台是作為盟軍的地麵指揮，是協助抗日的，他不應該算漢奸。
我父親有三個太太，我是第三個太太生的。我們家共有14個兄弟姐妹。我在我母親家排行老三，前麵還有二個哥哥。
我小時候不經常看見父親。但我印象中，他特別喜歡戲，隻要他在家，便經常能聽到他有滋有味地唱京劇。當時我父親在北京城是個名票，他和通天教主（四大名旦的老師）王瑤卿先生的關係相當好，經常出入他們家。那時我父親有輛黑色的轎車，他們家一聽到車響就知道我父親來了。他還曾經和程硯秋同台演出，唱的是旦角。在家時有時他興致一上來，也教我唱上幾句“流水”。我們家後來有姐弟三人都唱京劇我想完全是因我父親的緣故。
我母親年輕時很漂亮，但她不是我父親明媒正娶進來的。她的家好象很窮，聽我母親講，她的童年時代一直過著流浪的生活，很小的時候就跟著我外婆到工廠縫製碎豬皮、碎牛皮之類的，所以她的手特別巧。在我很早的記憶中，對我母親沒甚印象，因為我出生後整天由保姆帶著，不和母親在一起，直到1946年初我們搬家搬到沙灘後，我才和我的母親在一起生活。我母親是一個很善良的家庭婦女。
家裏的環境從我記事時開始還可以，我記得家裏有很多傭人，我的哥哥們每天放學回來，也都有家庭教師在等著他們。後來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我父親漸漸沒有了穩定的收入。隨著我一天天的長大，我這個家便一天天地破落而衰敗下去。但記憶中，我的童年還是挺快樂的。
小時候別人叫我“機器人”
我兒時的記憶特別早。在我還沒學會說話時，我就有一絲朦朧的記憶了。我還記得我吃的代乳粉。我知道那是我吃的東西，但我不會說，我隻會跳。我經常爬到椅子上跳著玩。
我從小身體就不好，因為我是先天性幽門狹窄。我上麵的一個哥哥就是因為先天性幽門不通，所以他生下來沒活過二個月就死了。我一生下來也經常吐，別的小孩都吃人奶，可我不行，一吃就吐，隻能拿勺一勺一勺的喂。所以我從小就特別瘦弱，但是我特別活潑，愛動，精力非常充沛，一刻都閑不住，別人給我起名叫“機器人”。
1946年底，我開始上幼稚園。我上的是北京當時最高級的幼稚園，叫“博士幼稚園”，是教會辦的，學費很貴。我還記得入園時數錢時場景，數了很多很多的錢。在那個幼稚園裏，唯一留給我的印象就是我們整天唱歌呀，念聖經呀，過得非常快樂。那時的北京和現在大不一樣，很安靜，大街上走的人也很少。
在幼稚園上了一年我便進了“培園”小學，那也是當時北京最好的一所小學，是男女分校的，學一些數學、語文、曆史之類的。在學校裏，我特別活躍，一下課就跳“猴皮筋”等，玩得可瘋了。那時我也是學校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非常喜歡唱歌跳舞。記得北京剛剛解放時，我們上街去扭秧歌，我排在了第一個。隨著“咚咚”的鑼鼓聲，我和同學們一起高聲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扭得可歡了。我那小小的身體特靈活，嗓門也特別尖、特別亮，招得別人直朝我樂。
到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家裏的經濟開始困難，很難再交得起學費，於是我就在我們家胡同附近的一個普通小學上了學，那是男女合校的，覺得很不適應，所以到四年級時我又回到了“培源”。
考戲校時我還差二歲，身體又不好，還特頑皮，到底要不要我，學校裏爭議還挺大。
1951年，我從培源四年級（初小畢業）考進了中國戲曲學校。
其實對於京劇當時我是一竅不通，根本不知道是怎麽回事。
我母親堅決反對，認為唱戲很苦，還要挨打，她是舍不得我。但是我父親希望我學京劇，他覺得我長相清秀，扮相好看，嗓門清亮，很適合唱京戲。我自己也願意去，那時我就認為天天唱戲，一定很有趣。但那時對京劇實在談不上興趣。之前我一共才看過二場京戲，一場是方連元（我後來的武旦老師）演的《泗州城》，他在台上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地翻高，我看時覺得太好玩了。還看過童葆苓演的程派名劇《鎖麟囊》，就記得“我要綠馬”“我要學馬爬”什麽的——。童葆苓先生後來去了美國。
考戲校時我還差二歲，一點也不懂事，特頑皮。我還記得考試時外麵正在下雹子，我就拿雹子塞到別人領子裏，而且也不認識人家。後來又跳到板凳上跳來跳去，旁邊都是等著考試的考生和家長，人家都安安靜靜地呆著，隻有我旁若無人地玩得起勁。
考試時，我唱的是一首新疆的《大板城的石頭》。我記憶猶新的就是我一邊唱一邊表演，那小手非常靈活，眼睛也很靈。旁邊看的人都說那小孩真有意思。
後來聽我們學校的老師說，當初錄取我時學校裏的爭議還挺大，有的老師覺得這孩子太小，不懂事，身體又很弱，才40多斤，還特頑皮，收進來很難管。但也有老師認為我很靈，將來很有可能能唱出來，後來我們那老校長王瑤卿說了句“就收了吧”，這樣，我就被收了進去。
那時最盼的就是下雨，因為一下雨就可以不練功了。荀慧生先生看了我的演出，再也不願教我，當時我想我這輩子全完了。
我入校之前，學校就傳開消息：將有一個特別淘氣的小女孩要來了。後來的情形似乎也確實如此。在戲校裏，我當推為最淘氣的一個，可我管不住我自己，我就是想玩。
在戲校覺得最不敵視尖的就是我吃不了東西，每次去食堂我都捂著嘴去。我一聞到味就惡心，這樣根本沒法吃得下飯去。每周都是靠從家裏帶來的餅幹、油炒麵、藉粉等來對付。到了周三下午我母親必須得來看我，送來些吃的，否則我又要餓肚子了。一到周六我就特高興，趕緊往家跑，每到該回校時我都嚷嚷身上這疼那疼的，差不多要蹭到星期二才回來。
在戲校學習時，雖然我貪玩，不肯用功，但又因為我小，身體很靈活，練功比較容易，一學就會，開什麽我過什麽，很快我的腰腿就全都練熟了，而且我不嬌氣，所以老師們盡管對我有點頭疼，但都很喜歡我。
一開始我學的是青衣，我還記得我學的第一出戲是《竇娥冤》，從探監到法場都學了。學戲時我的表現不太好，精神總是集中不起來，不時做些小動作，還偷看小人書，上廁所時也趁機玩上一會。
我第一次見觀眾演的是《玉堂春》，那是三年級的時候，我12歲，在前門的大眾劇場，緊張得要死。那時我的個頭還很小，穿戲服時都是老師把我抱起來才能穿上。我記得我出場之前先喊了一聲“苦啊！”，下麵“劈劈叭叭”的鼓掌，這一鼓掌可把我嚇壞了，我不知道觀眾是在叫好，害怕得不敢出來。當時我們一個年紀很大的老師，叫李玉貴，他年輕時曾經常進清宮給慈禧太後唱戲，是他扶住我隨著鑼鼓聲把我送出了場。當時第一排坐著我的母親、我小時的保姆，還有我們老師。最記得我在台上唱到最後一句時突然想不起詞了，急得我就跑在前麵衝我母親她們小聲喊“我忘詞了”之類的，她們也不知道我嘴裏在喊些什麽。沒想到過門一上來，我又脫口唱了出來，也許是因為天天唱太熟了的緣故。我還記得演出結束後我吃了很多我母親給我買的香蕉。
後來的學習時好時壞，有時候很用功，有時候就不行。我記得我表現最不好的是五年級時學《四郎探母》，不知怎麽就是精神集中不了，特想玩。別人都會唱了，輪到我時，我說我不會，我當時真的是一句都不會。老師氣得狠狠教訓了我一通，衝我特凶，把我嚇得，然後老師當場就一句一句地教我，沒想到隻一遍我就會了。後來我也奇怪，我想我一句都不會，他怎麽隻教我一遍我就全都會了呢？也因此這個老師變得非常喜歡我了。後來等我教學生時，碰到一些特頑皮的學生，我從不生氣，我從他們身上想到了我自己。
學戲過程中記憶清晰的就是也有一些很難的動作。比如我們走的“虎跳夾板”，老師怕我們走歪，就準備了一塊長形的木板，兩邊釘上一排向上的釘子，中間隻留一條窄窄的道。我們便一個接一個的從這窄道中翻過去，稍稍歪了，手或腳就會落到釘子上。這種嚴格的練法使我們特別認真，絲毫不敢馬虎。那時練功每天起碼要4個小時，晚自習還要練。現在想起來也是夠苦的，條件也不好，我記得練“毯子功”時，沒有毯子，我們就把自己的棉衣脫下來鋪在地上練。那時也沒有練功廳，我們每天早上6點起床，然後就在院子裏練，一年四季日日如此。我記得每到冬天，我的小手都凍得裂開許多口子。
那時最盼的就是下雨，一看到下雨，我們都在被窩裏高興得哇哇大叫。有時老師進來喊“快起床去練功去”，我們就指著外麵的天氣，齊聲嚷嚷道“下雨了！”，高興得什麽似的。
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 8年。這8年我在戲校的老師前後共有30多位。他們對我們都特好，那時這些京劇藝人對共產黨有感恩之情，因而把所有的感激都傾注在學生身上。他們從不打我們，還要哄我們玩，毫無保留地把他們的藝術教給我們，我想，我們也的確是趕上了好時代。我從心裏深深地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們，後來聽到我哪個老師故去了，我都非常傷心，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告別一下。
我印象最深的有二個老師，一個是趙桐珊老師，我曾跟她學過《十三妹》、《辛安驛》等，她教導我們：“你們要一個千麵，不要千人一麵”，這句話對我啟發挺大，使我明白了應該會刻畫不同個性、不同身份的人物。還有一個是華慧麟老師，她是王派的弟子，對我啟發最大的就是注意人物內心的連貫。記得我16歲時，在北京的中和劇場演《水滸》中的“坐樓殺惜”一出戲，“殺”完了閻惜嬌後，觀眾“嘩”的鼓掌，我覺得莫名其妙，我想我演的是壞女人，有什麽好鼓掌的？後來想想，其實我隻是模仿老師模仿得比較好而已。
我還有一個老師是荀慧生先生，1958年我跟他學排《紅樓二尤》。當時甭提我有多激動了，他可是京劇“四大名旦”之一呀。學戲時我特用功，目不轉睛，我覺得我自小到大，這次真是用功到了極點。實習演出時，我演尤三姐，就在學校的排演場，演完後很多同學都認為我學得很像。我心裏特美，覺得真沒白用功。沒想到，演出結束後見了荀先生，荀先生對我說：“行了行了，別膜拜我了，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教你了”。我記不得當時我是什麽神情，隻覺得他的話好似一盆冰涼的水突然澆在了我的頭上。我一下子全懵了，半天還不過神來。我不知道我怎麽了，心裏唯一的念頭就是我完了，這輩子全完了，這麽一個大人物否定我我還有什麽前途可言？那些天我真是灰心到了極點。過了幾天他才跟我說：“你演的是尤三姐呀，你怎麽上台演我這個60多歲的老頭子？”我一下子明白了過來，我知道我錯在了哪裏。以前我們學戲時不少都是口傳心授，完全照老師說的學，很少有自己的思想，我還記得很早學戲時有句詞“青水綠水難描畫”，我不知道是什麽意思，直到我快畢業時才知道那是說景的。所以荀先生的話對我震動特大，後來我們校長又請他兒子荀令香老師重新給我排，我開始一點一點地琢磨體會，做人物分析。後來再演出時荀先生很滿意，還專門寫文章表揚我。現在有人說我是荀派，我認為我絕不拘於荀派的外表；但大家承認我是荀派，其實我隻學了二出戲而已，真是沒什麽資格，但我想，荀先生把最要害的東西給我點破了。
我的老師們在我的學藝生涯中給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學的時候我還稀裏糊塗，但我長大後就像突然醒過來一樣，一下子開了竅。我想，我父母雖然生了我的身體，但真正給了我一切的是京劇藝術，是那些像蠟燭一樣燃盡自己照亮別人的老師們。
我這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點“二皮臉”，一般女孩子接受不了的事，我都沒事。《辛安驛》這出戲本來是給曲素英排的，我隻是在一旁給提詞而已。
1959年，我畢業後留在了我們戲校的實驗劇團，那年我17歲。
在劇團三年，我一共排演了16出戲。那時，我們劇團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二場演出，每場都有我，而且我還帶學生，那幾年真是忙得夠嗆。但我感覺特快樂，因為那時我的個性比較解放，而且我感覺我的才華也得以了施展。
我演的成名作《賣水》是謝銳清老師教我的，她是跟王秀蘭學的。謝銳清學完後回來和另外二人重新編排，一夜的功夫就編了出來，當時我也在一旁，但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第二天就開始排，5 天後我就上台演了。現在不少人一聽到《賣水》就覺得難度挺大的，那時我真沒覺得什麽。
《賣水》在北京演完後特轟動，後來到上海、武漢也都挺轟動的。說句實在話，其實那時我還沒什麽思想。
我這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點“二皮臉”，老師怎麽教訓我我都不哭，不像別的女孩子一說就哭，我臉皮厚，一般女孩子接受不了的事，我都沒事，所以在我的另外一部作品《辛安驛》的排戲過程中還有一點小波折。
其實那場戲原本不該我演，本來是給我們團的曲素英排的。一開始，我們團派我和曲素英一起請荀慧生先生排戲。但在排戲過程中，荀先生不肯教我，不讓我排，隻是讓我在一旁拿著本子而已，誰不會詞就給誰提。這種事要是換了別人肯定覺得特難堪，但我沒覺得什麽，認認真真地給他們提詞。
我排《紅燈記》時，總理經常來看。60年代初，我幾乎每周都要進中南海，見毛主席和周總理等，給他們清唱，陪他們跳舞等。
大家對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演的《紅燈記》，我自己也認為演李鐵梅是我藝術道路上一個新的裏程碑。
我記得 1964年3月，那時天氣已經開始暖和了。我剛從日本演出回來，途中在廣州時就聽說要搞全國現代京劇匯演，而且是周恩來、烏蘭夫、彭真三位領導提出來的。回來後知道我們院也開始排“三紅”（《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戰洪圖》）。
《紅燈記》這部戲最早是江青建議的。她1963年在上海觀看了上海滬劇《紅燈記》後，感覺不錯，覺得比哈爾濱京劇院演的現代京劇《自有後來人》要好，後來她就向當時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建議改編成京劇，於是就落實到了我們京劇院。
但最早排時沒我什麽事，所以我回來後不久就去了農村，參加工作隊搞“四清”。一個多星期後，我們院長張東川一聲令下將我從工作隊抽了回來，讓我演《紅燈記》中的李鐵梅。這個角色原來是由曲素英和張曼玲排的，後來張曼玲去排《紅色娘子軍》去了。
我以前在學校時也演過現代戲，但那時是很粗糙的。這次排戲時，有很多老師如演李奶奶的高玉倩老師、演李玉和的李少春先生、還有一些名氣不大但水平很高的老師們都手把手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教我。我自己也相當努力，一有時間就看畫，聽音樂，還看《野火春風鬥古城》等一些文學作品，想從中捕捉李鐵梅的感覺。
這部戲有許多名人參與了創作，比如“不許淚水腮邊灑”一詞就被郭沫若改為了“不許淚水腮邊掛”。
排練時總理經常過來看一看，發表一些意見，原來劇中反映的是“東清鐵路大罷工”，總理建議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京漢鐵路大罷工。
對我演李鐵梅，總理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其實我和總理早就認識了。我在60年代初幾乎每周都要進中南海，見毛主席和周總理等，給他們清唱京劇。那時中南海周末常常有舞會，陪領袖們跳舞的都是一些部隊文工團的女演員和辦公廳的機要秘書等人。所以我也常被留下來參加舞會，周三在總理這邊跳，周六在主席那邊跳。
我記得第一次和毛主席跳舞時，我一點都不會，因為以前在我印象中，隻有流氓才跳交際舞呢，沒想到中南海也跳。主席拉著我的手，數著音樂的拍子一步一步地教我，使我永生難忘。還有一次，跳完了舞，毛主席拉著我找地方坐下，說“你剛從我的家鄉來呀——”我當時沒悟到主席話裏的幽默，回答說：“我沒去過湖南呀”。主席笑著說：“你不是剛從洞庭湖來嗎？”我這才明白過來，他原來是說我唱的“龍女”一段。
時間一長，和主席熟了，他有時給我講些故事，我則經常向主席匯報我最近的演出情況，後來我排演《紅燈記》時，也把《紅燈記》的事講給他聽。毛主席好像不感興趣，卻給我講起了《紅燈照》的事，講洋人如何侵略中國，中國女孩又是如何拿起紅燈練武的——
總理對我也相當熟，連我哪年生的、家庭背景如何、有些什麽愛好都非常清楚。記得64年有次彩排《紅燈記》時康生問我多大了，我告訴他我22歲。康生不信：“你怎麽會那麽大？你在騙我？”總理在一旁說：“她沒騙你，62年她20歲，今年是64年，她正好是22歲嘛。”
記得我排《紅燈記》時，總理沒少批評我。我是學花旦的，出場講究要喜興，一出場一撩台簾都麵帶笑容、眼睛發亮，我一開始演李鐵梅時也這樣，總理批評我了，說：“長瑜呀，你怎麽那麽高興呢？笑咪咪的，這可是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呀，憲兵和狗腿子到處搜查，鬧得人心惶惶，誰還顧得上買東西？你好高興就跑出來了。”還有，我有時演著演著就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總理在旁邊又說：“你這個李鐵梅，搖什麽頭呀？”總理批評我，我覺得挺緊張的。但我認真對待，一遍一遍地琢磨，如何來改掉自己的毛病。特別記得他14國訪問後，還沒顧得上休息，就立即趕來看我的戲，看後說：“好！毛病改了，進步了。”聽了這話，我真覺得特別安慰，很受鼓舞。
《紅燈記》這部戲在上麵的重視下很快就排演出來。1964 年7月，便參加了全國的京劇匯演，總理認為還不錯，但江青說不行。總理隻好讓林默涵負責，找有關人員再修改一遍。於是在那年的 8月，我們劇組和哈爾濱的《自有後來人》劇組一起到上海學習、觀摩滬劇《紅燈記》，回來後又重新加工、排練，然後出去到廣州、上海等地演出，每到一處，都引起很大的轟動。
江青說：“你們要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就把她換下去。”江青看來看去，還是覺得我比較順眼。但他們一邊讓我演一邊還收拾我。
很快，文革便來了。
文革一開始，我也開始倒黴。那時在我們院，貼我的大字報到處都是，說我是“修正主義的苗子”、“狗崽子”、“黑線人物”、“修正主義的寵兒”等，還說我“作風不正派”什麽的。那時江青也認為我對抗她，接著我就被停演了一段時間。
我和江青認識很早。61年底時我到上海演出《香羅帕》時，她就天天來看我們的戲，還給我們拍了許多照片。我還記得她在接見我們演員時說：“我非常喜歡看見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培養出來的這些人材。”
現在回過頭來看，說句公道話，江青還是挺有藝術品位的，畢竟她搞過藝術，所以我認為她有些建議還是可取的，比如她建議“劇中人物的衣服上的補丁要順色補，不要大方塊，太沒藝術性，弄個梅花圖案好些”；還有“李玉和一家人進出門要隨手關門，要給群眾一個安全感”等等，都還是有道理。
但江青這個人喜怒無常，很不好處，好好的就突然不高興了，莫名其妙，一會兒批評你，說你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感情，一會兒又擁抱你。那時我對她可謂是又敬又怕。記得我曾演出《武則天》一戲，我演上官婉兒一角，本來對這個角色我揣摩不透，但和江青的認識幫了我的大忙，我一看到江青就聯想到皇後娘娘，婉兒對武則天又敬又怕，和我對江青的心情一模一樣。我就從我現實的感覺中來體會這個角色。
江青最早說我對抗她是在1964年冬天的時候，那天她在看我們排練。
《紅燈記》中有這麽一段戲，李奶奶和李玉和犧牲後，李鐵梅一個人回到家時，有一段唱詞是：“提起敵寇心肺炸——”開始時的唱腔不是高八度，而是平的，這本是編導阿甲設計的。我唱到這段時江青在一旁說：“這段唱腔不好，是路線鬥爭階級鬥爭的問題。”當時我解釋說：“江青同誌，這句是我沒唱好，是我聲音的爆發力不夠，沒有體會出李鐵梅的悲憤心情，回去後我一定向葉盛蘭老師學習。”沒想到江青聽後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吼道：“你這個小鬼，你敢和我頂著幹！”當時我嚇壞了，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才好。這時演“鳩山”的袁世海出來打圓場，他說：“我們回去研究一下，再修改修改。”這樣江青的臉色總算才緩和下來。後來袁世海在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黑幫”，關進牛棚時就因為這句話還被江青“寬大”了一回，江青說：“我記袁世海一功，當時路線鬥爭那麽激烈，劉長瑜這個小鬼跟我頂牛，還是袁世海說了句公道話。”後來我才知道，其實當時江青生我的氣也是事出有因的，她本來隻是想借機找阿甲的碴，阿甲在延安時曾和江青同誌演出過京劇《打漁殺家》。她沒料到我這麽“不懂事”，一下子把過錯攬到了自己身上。從此以後，這件事就成了我對抗江青的一條罪行。
其實，江青對我也不是特恨，她隻是脾氣不好而已。1968年前後，演“李玉和”的錢浩梁（江青為其改名叫“浩亮”）經常在江青麵前說我壞話，說我出身不好、表現不好之類的，江青就說：“你們要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就把她換下去。”於是他們後來便讓杜近芳、李維康、楊春霞試演過李鐵梅一角。最後江青看來看去，還是覺得我比較順眼些，就沒把我給換掉。
沒把我換下來，但錢浩梁他們卻沒忘收拾我。記得我在1963年曾寫過一份入黨申請書，後來在“文革”中被他們說成是入的劉少奇的黨，拿他們的話說我是個“立場不鮮明、鬥爭不得力、不能依靠的人”，硬逼著我重寫一份，要寫入毛主席的黨。我感到委屈，但我也強，就是不肯重寫。後來江青說我：“你這種態度說明你根本就不想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根本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感情。”那些人也多次找我談話，後來我被迫才重寫了一份，但我隻是要求在思想上入黨，並沒再要求在組織上入黨。其實當時我也知道我入不了，他們怎麽會讓我入黨？他們隻是借機來整我一下。至今我也沒有入黨，我認為我不入黨更有利於做工作。我是共產黨培養起來的演員，我擁護共產黨。我不入黨也會以高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
那時，在各種大小會議上，錢浩梁動不動就指責我“對抗江青”，是“破壞樣板戲的內部敵人”、“三名三高”、“修正主義苗子”。每當劇團進一個新人時，就把我當成反麵教材，讓我當著新人的麵，交待是怎樣破壞革命樣板戲的，是怎樣對抗江青同誌的等等，天天講，月月講。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表述不清那段日子我是怎麽挺過來的。別人看我演李鐵梅演得挺紅的，都以為我一定很受寵，誰也不會想到一走下舞台我就成了天天挨批的“反麵教材”。我就記得我那時天天發低燒，吃不下飯，人瘦得隻剩下一把骨頭了。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裏，我也不想背著這不清不白的名聲一直過下去。在“整團”時，終於有一天，我找到負責人，說：“我要求把事實都寫下來，並把這些都記入我的檔案。”那人一聽，拍著桌子，指著我說：“誰給你的狗膽？你居然不服氣，敢和江青同誌對著幹！”
所以，那些日子我恨呀，我想報仇，真正可謂是“仇恨人心要發芽”。對江青我不敢有想法，我隻能恨錢浩梁那些人，恨得咬牙切齒。觀眾們不知道，在台上，我們倆是一對革命家庭的父女，感情深厚。但對唱時我們倆從不對眼神，我隻看他的鼻子，而他也隻看我的腦門。
我恨透了他，我想我一定要報仇，我就記得我那時經常睡不著覺，想出各種各樣的報複辦法。記得後來都74年了，那年我兒子都 1歲了，可我的處境依然還是那樣，錢浩梁還是不斷地整我，說我是“政治局都掛號的人”，我仍是被批判的活教材。這種沒完沒了的批判使得我快要崩潰了，那時我就想把孩子托付給我一個最好的女友，然後揣上刀和錢浩梁拚個死活。最終我還是沒把錢浩梁怎麽樣。其實後來等我真的有了報複的機會時，我想想又算了。錢浩梁關了7 年，已經受到了懲罰。我還報複他幹嘛？我想這也不是他的過錯，這都是政治造成的。得饒人處且饒人，過去的事就讓它永遠過去吧。
現在想想也有我的許多不是，別人恨我也是應該的，那時我年輕、愚昧，得意和驕傲之情難免會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來。
“文革”之前，我一直是個寵兒，沒受過什麽挫折，無憂無慮，整天琢磨的就是京劇藝術。在演《紅燈記》之前，我就被京劇院和文化部連提了三級。演完《紅燈記》，我更是紅了不得了。那時領導十分看重我，到哪都帶著我。觀眾也非常喜歡我，我還未出場，那掌聲就鋪天蓋地，對此，我的一些同學、同事會怎麽看？能不招來他們的嫉恨嗎？而“文革”這場觸及人的靈魂的運動正使這些嫉恨有了發泄口。
高玉倩老師也被關了起來，我還記得我們幾個輪流值班看著她，怕她自殺。
總理當著江青的麵說：“長瑜和我一樣，都是舊官僚出身，但是和家庭劃清了界限，她現在演的就是革命戲嘛。”當時我的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
說起來那時我所受的衝擊比起別人來要小得多，那時人人自危，動不動就關人，我們院被整得連自殺的都有。66年底時，高玉倩老師也被關了起來，因為江青說她是“特務”、“黑線人物”。我還記得我們幾個人輪流值班看著她，怕她自殺。現在想想，她這輩子所受的苦難也挺深的，前不久她的老伴又故去了，她的心情很糟糕，聽說她進了敬老院。最慘的就是李少春了，那時他也被打成了“中統特務”、“黑幫”、“三名三高”等，被關了起來，後來心情鬱悶而病死。李少春是個很了不起的人，他文武全才，藝術高超，為人也很好，在我們京劇院，人稱“李神仙”，《紅燈記》剛排時，他演“李玉和”的A角，錢浩梁隻是演C角。
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年代的人們就好象被注射了什麽針劑似的，神經全部不正常了。當時我就覺得什麽都亂了，是與非沒有了標準，原來黨的領導變成了反革命了，平時相處得好好的同事突然之間成了“特務”、“黑線”，世道一下子全變了。
我想凡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不好受，如果他當時好受那他後來的日子也不好受。那些整人的人當時是好受，可後來呢？錢浩梁的日子好受嗎？江青的日子好受嗎？
記得那時最受安慰的是總理幫我說了話，那是 67 年，文藝界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總理當著江青的麵說：“長瑜和我一樣，都是舊官僚出身，但是和家庭劃清了界限，她現在演的就是革命戲嘛。她也是我們黨培養起來的嘛。”當時我的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多少年過去了，一想起總理話，我還禁不住要流淚。我想總理對我的恩情我是一輩子都無法報答的。我還記得 67年6月，有一次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出，我唱《做人要做這樣的人》，正唱到一半，就聽到台下“嘩”地鼓起掌來，當時我心裏一下子毛了，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想我沒唱錯呀，怎麽給我叫起倒好來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唱完回到後台，急忙問別人，我哪兒唱錯了？那個年代，又是樣板戲，唱錯了可不是鬧著玩的。後台的同誌告訴我，嗨，什麽呀，是總理和你一塊兒唱。
我從內心裏把總理當成親人。記得74年，我到北京郊區深入生活，從廣播裏聽到總理在醫院裏接見外國客人，當時就覺得心裏怪難受的。我還記得回到宿舍，我和高玉倩、李維康就放聲大哭起來，不知道總理得了什麽病，非常心疼，特想去醫院看望他。最記得總理逝世時，我排隊去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隊伍很長，大家走得很慢，都流著淚，我看見平均三四分鍾就有一人哭得休克過去，那天我悲痛極了，哭得臉都腫了回家後就發高燒，很長一段時間都沒緩過勁來。
他們把我平時說的一些話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本言論集。
1968年，有一陣，江青幾乎每個晚上都要接見《紅燈記》劇組的主要成員，有時是一起看電影，有時是挑《紅燈記》的毛病，要求改這改那的，她的話每次都是傳達不過夜。
1969年，《紅燈記》被指定為樣板戲，我也成了樣板團中的一個。樣板團的待遇比一般演員要高，每個月有12元的夥食補助，我記得還發過一套灰色製服和一件16元買的棉的軍大衣。我們出去時都有保衛跟著，別人看我們就好像看珍奇動物似的。
1971年《紅燈記》被拍成電影，電影很快在全國放映。拍完電影後，我又參加了現代戲《平原作戰》的創排工作，在劇中扮演“小英子”；74年又參加現代戲《草原兄妹》的創排立戲工作，我在戲裏演“斯琴”。
轉眼又到了1975年，那是文革後期了，在反“右傾翻案風”時，他們把我平時說的一些話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本言論集。比如我在排《草原兄妹》時，我看見這部戲一直沒完沒了的改來改去，就隨口說了一句：“得！草原兄妹都成了草原媽媽了”，沒想到這句話也當成了反動言論記錄在案。另外，說我破壞“鋼琴伴唱《紅燈記》”，其實鋼琴伴唱《紅燈記》最早還是我和殷承宗提出創作的。那次一個單位排了一台戲，叫《前進吧，毛主席的紅衛兵》，讓我去輔導鄧玉華一些京劇的旋律，後來發現節目時間不夠，硬讓我也上去唱個什麽。我唱什麽呢？殷承宗說要不我彈鋼琴，你唱《紅燈記》？於是我們便合作起來，那次在民族宮演出我們的這個節目還最受歡迎。沒想到後來居然說我破壞鋼琴伴唱，真是太好笑了。像類似的莫名其妙的罪行一點點地給我攢了起來，一下子我又成了中國京劇院重點批判的對象，停止了我的一切活動，不讓我演出，直到76年8月，演鐵梅的演員生病了才又開始讓我演出。
“四人幫” 倒台後，許多那時的知名人物或被關押，或被處分，但我沒事。我從家裏找了幾個空瓶子，把瓶子一個一個地砸得粉碎，然後就在操場裏大聲哭著喊著，揪自己的頭發。歸依佛門對我是一個再生的導示，喜怒哀樂對於我已很微弱，也很短暫。
“四人幫”倒台後，我沒受任何牽連，在中國京劇院繼續排戲。讓我欣喜的是這時我可以自己作主了。怎麽去排戲怎麽去理解那都是我自己的事。而以前老藝術家們帶我時的感覺我都領會了過來，所以我真正在藝術上的解放和成熟是從這時開始的。
這期間，我又複排並出演了《辛安驛》《賣水》《春草闖堂》等戲，這些完全是按我們自己的理解來排的，幾乎每部戲都得獎。79年我到香港演出了這三部戲，香港很轟動。同年，文化部舉辦建國三十周年演出，我演出的《紅燈照》獲得表演一等獎。
《紅燈記》這出戲“文革”後一直也沒停演，隻是十年“文革”下來，都演一個戲，我們演煩了，觀眾也看煩了。後來看一場電影才 5分錢，所以樣板戲便漸漸沒有了觀眾。“文革”後，開始還演一些，後來隻演出一些片斷，整出戲不再演，直到 1990年文化部搞“紀念徽班進京200周年”活動，我們才複排了一期，參加演出的大多還是原班人馬，錢浩梁沒來，是孫嶽演的李玉和。現在逢年過節的也隻演一些片斷。
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京劇也開始走入低穀，這對於一個京劇演員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再加上一些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常常感得心累。
我記得好像在89年前後，許多劇團都解散了。在我演《春草闖堂》時，我們原來有一支很完美的民樂隊，抬轎子時就有二個鎖呐在吹。後來我們這個樂隊也解散了，整個劇組也差不多全走光了。每走一個我都很動情地留人家，但留不住。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我也覺得留人家是沒有意義的。但那時候我感到特別痛苦，他們走了隻剩下了我，我怎麽辦？記得那段日子我心中悲傷一片。
記得有天晚上，有11點多了，我從家裏找了幾個空瓶子，來到操場上，把瓶子一個一個地砸得粉碎，然後就在操場裏大聲哭著喊著，揪自己的頭發。那時我真是快崩潰了。我愛人找到我，問：“長瑜，你怎麽了？”我說別管我，我太壓抑太痛苦了，你讓我喧泄一下吧！
我覺得一個事業的追求者，最痛苦的莫過於在事業上走出來又退回去。
現在我的心已經很“皮”了，可以說已有了很硬的老繭，看待一些總是心態也已經淡了許多，當然我也不是沒有知覺。所以我現在歸依佛門，這對我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再生的導示。
現在回想起來，以前我做過很多愚昧的事，也說過很多錯話，傷了很多人，我認為這都是我心態不好。我不能麵對現實。有時想想自己以前曾“無風三尺浪”，後來遇到一點挫折就把自己包起來，是不是承受力太弱了？但演員是靈魂的勞動者，有些刺激是無法忍受的。靈魂必須要寄托，要明白，所以我覺得佛門在導示我如何在世間看待世間的一切。
自從90後我歸依佛門之後，我的心像一潭水漸漸平息下來，遇到一些風吹草動，我也能很快恢複平靜。
我歸依佛門有利我淨化心靈，努力人生。但該我做的事我一定會盡力，隻要我有口氣就來工作。現在我的名已經有了，我也不再企盼有新的輝煌，而我也不想要很多錢，我就為了人生，我隻求盡心盡力，不求能收回什麽。原來還喜歡發個錢，得個獎，領導接見等，現在已經看得很淡。
我總認為我離我追求的目標差距太遠，但我現在老了，有時想算了吧，你都快60歲的老太太了，你的輝煌太長了。所以我現在把希望寄托在後人身上。現在我也不願去比賽，不願去得獎，因為我覺得我老了，沒有新的動力讓我再去得到什麽。這樣獎就浪費了，不如給別人，他們會為京劇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其實說句實在話，得獎我也很高興，說不高興那是假的。可我也不會把它看得很重，我知道我隻是沾了李鐵梅的光，人們想的是李鐵梅。
我對白繼雲說，我現在亂糟糟的，需要一個人和我互補。作為一個主要演員，我需要一個普通演員來不斷地提醒我、補充我。
我總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很優秀的演員，但有一點：我盡力了。
我時刻都沒忘記我是一個演員，我隨時都在觀察生活和別人，即使在67年我前夫離開人世的時候，我都在用心體會人在真正遇到生離死別時是什麽樣的心態。
我前夫是我在戲校時的一個團幹部，是實驗劇團的老生演員。他人很聰明，對我也很好。和他戀愛時我並沒有想到過要結婚，因為我以前曾立下字據，25歲以前不結婚。
“文革”一開始，我就被批了，那時隻有他仍然忠實地信任我，鼓勵我。為了天天能得到他的安慰，於是我們便在1967年初結婚了。那年他27歲。
結婚後，我才發現他夜裏咳嗽得很厲害。後來去醫院一查，是肺癌。得立即手術。記得我前夫做手術時，從前一天晚上的緊張到第二天一早跑到醫院，乃至他最後咽氣找大夫等種種過程中，那一個又一個感情邏輯的變化，我是全部體驗到了。當時我就在想，我都要記住這些，因為我是演員。
最記得他臨死前憋氣的時候，那是 4月份的天氣，我把我的棉襖、毛衣、襯衫所有的扣子都解開了，最後隻是一件背心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什麽時候解的。大概看他憋的時候我情不自禁，他憋氣我就解扣。還有，記得他快斷氣的時候，我衝到病房，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摸他的嘴，看他還有沒有呼吸。
那些日子，我真是覺得天塌地陷，一下子沒有了知音，沒有了依靠，今後我怎麽辦？我都記不清我那時哭過多少回，流了多少淚。
沒過幾個月，給我介紹對象的又漸漸多了起來，數不勝數，條件聽起來都挺不錯的，有高幹，有才子——還有一堆堆的求愛信。但那時我不想陷在這些糾纏之中，更不想為此鬧得滿城風雨，因為演員的名聲很重要。我絕不想攀高枝。對於那些條件不錯的，我想我又不認識他們，而他們所看到的也隻是我的舞台形象而已，彼此都不了解。
我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找一個彼此了解的。於是我想到了我們團的同事白繼雲，他比我大 3歲，上海人，我們是戲校的同學，他當時是我們團的武打演員，但他在學校裏時就搞編導，編一些武打設計等。現在他是我們團的導演，兼青年團的副團長。
我和白繼雲平時就比較要好。那天，正好有人給了我兩張話劇票，我便請了他。我記得我是這麽跟他說的：“我現在亂糟糟的，事情太多了，想需要一個人和我互補。作為一個主要演員，我需要一個普通學員來不斷地提醒我、補充我。所以我選擇你做我的伴侶。我前進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大家的幫助，你可以在這複雜的環境中幫我把人際關係處理好。”我還說“別人平常就覺得咱們挺好的，我作為一個女演員不想在這方麵有汙點。我前前後後想一個星期，想到了你。當然我也想到你作為一個武打演員，翻打時會有危險。可是無論如何，我想你的人品、你的為人都好，唯一怕的就是你練功時，萬一不小心，身體會有閃失，希望你能謹慎。我想我就說這些，好了壞了都是你。”
這樣，1968年我們就結婚了。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也正是他處處關心安慰我，才使我有勇氣活到了今天。
這麽多年下來，我覺得我挺對不住他的。作為一個男人，他為我犧牲了那麽多，老是在輔助我，我想這點他肯定會覺得自尊心受不了，很沒麵子的。所以我也非常尊重他，在家裏，大事小事我全問他。他穿的衣服從裏到外也都是我買的。而且，他有時在家發脾氣，我也從不說什麽。
認為既然做了一個女人，做妻子和母親那是我們的義務。我就怕我的孩子或我的愛人出去時衣服髒了或掉了一個扣子，我認為那是我的恥辱。
我很愛我的兒子。還記得我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特別喜歡聽我講故事，我有時感到累，讓他找他爸講，他不肯，說爸爸講話沒有媽媽好聽。於是我就給他講，講了一個又一個，我記得給他講《紅燈記》都能把他給講哭了。
但對於我兒子，我總覺得我給他的母愛太少了。我很忙，在家時候不多，我孩子跟我說：“媽，我覺得生在一個工人家裏也挺幸福的，因為一放學回來，爸爸媽媽都在家。”還有一次，記得我從晚上演出回來，叫不開門，屋裏燈都亮著。我從窗子裏爬進去，看到他抱著寶劍睡了。第二天我問他為什麽抱劍睡？他說我害怕，我抱著斬妖劍再開著燈我就不怕了。當時我真覺得挺對不住孩子的。後來他讀書不好，沒有上大學，現在他在一家公司裏打工，我認為我有一定責任。我在事業上投入過多，事業有成，但對他付出很少，我認為我欠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