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母親，一個時代 （ZT）

——對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老鬼《我的母親楊沫》的比較閱讀

真實是第一位的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我的母親楊沫》這兩本書的共同點在於：凸現了中國文學中 “另類母親”的形象。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母親”的形象一般是正麵的、甚至崇高的。中國的寫作者，尤其是身為子女的寫作者，深受“為尊者諱”的傳統的製約，在他們的筆下，“母親”一般都是“高大全”的人物。我們在古典文學中看多了守寡數十年、含辛茹苦將子女撫養長大的母親的故事，其犧牲精神確實堅韌而博大。但我們永遠無從窺視那些可敬又可憐的母親的內心世界。

母親永遠是沉默的。在李南央和老鬼的筆下，作為母親的範元甄和楊沫的“負麵形象”第一次出現了。範、楊的經曆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她們都是由“進步女學生”而成為中共黨員乃至中共體製中有相當級別的幹部。範元甄在延安是與江青齊名的“四大美女”，後來嫁給一度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有才子之譽的李銳；楊沫則以《青春之歌》一舉成名，成為與丁玲齊名的、被黨所喜愛的老資格的女作家。在中共的文宣體係中，範、楊這樣的“革命元老”，其回憶錄、紀念文集之類的，一般都會充滿讚美和歌頌之詞。而這兩本出於子女之手的文字，將母親 “不光彩”的一麵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這是對中國講究“麵子”、講究“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潛規則”的超越，因而具有一種罕見的震撼力量。

李南央將母親與鄧力群之間私通的往事秉筆直書，老鬼也將母親與秘書有曖昧關係的情形秉筆直書，這對於母親和對於寫作者自己而言，都是嚴峻的考驗。在書中，我看到了兩個性格極度扭曲的母親的形象，她們將抽象的主義和教條看得比婚姻、愛情和家庭更重要。為了表達對領袖和製度的忠心，範元甄毫不猶豫地檢舉揭發自己的丈夫李銳，楊沫則冷血地醜化侮辱自己的初戀情人張中行（《青春之歌》中男主人公餘永澤的原型）。更可怕的是，她們還可以拋棄子女，乃至將子女看作勢不兩立的敵人。因為一言不合，已經進入暮年的範元甄便劈頭蓋臉地毒打從美國回來看望她的女兒和外孫女。而在楊沫的心目中，很長一段時期裏，子女根本沒有什麽地位，老鬼回憶說：“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無奈中，我隻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人性是如何喪失的？母親們在追求所謂“美好理想”的過程中，是如何被一種非人性的主義異化為“鐵人”的？阿赫瑪托娃在一九三九年寫下這樣的詩句：“一切一切永遠地搞顛倒了，如今我已分辯不清，誰是野獸，誰是人……”母親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一個時代如何把兩位母親及更多母親變成了冷漠的機器？老詩人邵燕祥指出，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從一個側麵展示了範元甄、楊沫這一代在抗日戰爭前後參加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曆，以及共產黨的“思想改造”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邵燕祥強調說：“寫曆史人物，第一是真實，第二是真實，第三還是真實。”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實現對謊言、大話和偽造曆史的糾正，因而成為類似寫作中不會被大多數人效仿的標尺？？這樣的寫作需要直麵真實的絕大勇氣。

沒有母愛的母親

範元甄和楊沫堪稱毛澤東時代典型人格的“活化石”。當然，楊沫晚年有一段短暫的人性的回歸，而範元甄則繼續堅持其“不合時宜”的“信念”。如今，又有不少學者名流為毛時代招魂，那麽看看這兩個被異化的母親，這兩個沒有母愛的母親，這兩個沒有溫暖的家庭，這些被傷害、被刺痛的孩子的心靈，我們就能了解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生活狀貌了。

李南央從小就沒有享受過母愛，父親李銳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後，母親便整晚地辱罵女兒，不許女兒睡覺。文革開始時李南央隻有十六歲，她在學校受到批鬥，回到家中，母親居然幸災樂禍地往女兒傷口上灑鹽。一次爭執中，母親居然騎在女兒身上，揪住女兒的頭發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李南央寫道：“看著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麵孔，隻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裏沉下去，從裏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我的心門是永遠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老鬼也是一個從來沒有得到過母愛的孩子，“我四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嚐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曆，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楊沫是一個幾乎沒有母性的母親，老鬼回憶說，姐姐徐然有一次遭到了母親的毒打：“十來歲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裏外的一所住宿學校。一次她偷偷溜出學校，從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親身邊。母親看見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徐然的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

許多人不理解李南央為何要將一個麵目猙獰的母親白紙黑字地寫出來，對此李南央回答說，她的寫作不是為了表達自己對母親的怨恨，乃是希望開始探討母親何以喪失母性，並進而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讓人們知道過去中國的政治和共產黨的很多作法是多麽地違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麽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組成單位，一個社會的幸福、安定，來自於每一個家庭的穩定和美滿。中國過去的政治是根本無視家庭的價值的。夫妻的政治離異、子女與父母的政治反目，維係家庭的親情可如糞土般隨便拋棄，階級關係是人與人之間惟一‘健康’的紐帶。‘為革命，六親不認’，是讓人肅然起敬的。那種日子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們不要再過了，那樣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們應該有權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愛。”老鬼的寫作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他對母親喪失母性的原因有這樣的一番思索：“母親不願意為孩子多花費時間和精力，總怕孩子妨礙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裏，發生過多起女同誌為避免敵人發現，把繈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對於中共這樣一個蔑視人性的龐大係統而言，母性自然也在被禁止之列。中共建政之後，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經過二十多年的教育和宣傳，到了文革爆發的時候，“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

人性的恢複由此開始

而這兩本出於子女之手的文字，將母親 “不光彩”的一麵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這是對中國講究“麵子”、講究“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潛規則”的超越，因而具有一種罕見的震撼力量。

在我看來，最暴虐的時代，並不是希特勒殺害數百萬猶太人時代；最暴虐的時代，乃是將母親的母性剝奪、改造成冷酷無情的“黨性”的時代。換言之，也就是讓母親不成其為“母親”，讓子女不成其為“子女”。在這樣時代裏，連最基本的血緣親情的倫理紐帶都被連根切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剩下來的便僅有猜忌和仇恨了。領袖正是利用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分離、隔絕狀態，肆無忌憚地實施其毀滅計劃。他不必親自去殺人，他隻需要命令父母殺孩子、孩子殺父母就萬事大吉了。兩個本來是優秀的知識女性的母親，都是領袖麾下忠心耿耿的工具：範元甄一直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恩情”，對江青也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多次說：“現在像江青同誌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幾乎沒有了”。

範元甄長期從事工業方麵的工作，變得像機器似乎情有可原；而楊沫生活在文化圈裏，照理說離“文化”更近，應當具備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但是她的文學創作是作為黨的喉舌的文學創作，反倒讓其深深地陷入了奴性的泥沼，老鬼寫道：“多年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導提意見。對任何領導，包括自己親屬的領導、孩子的領導，她都畢恭畢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慣。這是多年來教育的結果。”

在斯大林專製最嚴酷的歲月裏，俄羅斯偉大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仍然堅持寫詩。她將《安魂曲》中的詩句朗誦給朋友們聽，並請求他們背誦下來，當她確信傾聽者已經記住了這些詩句時，就把紙片燒掉。阿赫瑪托娃的好友楚科夫斯卡婭記得，深夜，走在無人的街道上，她一遍又一遍默默地重複著剛剛讀到的詩句，生怕忘記一個詞或者弄錯什麽。對於阿赫瑪托娃來說，即便寫在紙片上的詩句會變成死亡判決書，還要繼續寫詩，要將詩流傳下來。這一點，隻有對詩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絕對信心的人才能做到。在這個意義上，寫作不是消遣，不是娛樂，寫作是對記憶的捍衛，寫作是對善惡的命名。當女詩人在列寧格勒監獄旁排隊探監時，一位可能從來沒有讀過她的詩歌的婦女認出了她。

對於這一幕，阿赫瑪托娃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一個嘴唇發紫的女人站在我身後，她從我們都已習慣了的那種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湊近我的耳朵問道（那兒的人都是低聲說話的）：“您能描寫這兒的情形麽？”我回答說：“能。” 阿赫瑪托娃的回答，其實也是李南央和老鬼的回答。在我看來，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老鬼的《我的母親楊沫》，都是以“個人記憶”為主題的佳作。兩位身為子女的作者，出於將自己的經驗永久保存下來並為他人所知的信念，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親”形象。這兩本書從“個人史”出發而奠定了“國家史”的基礎，將“私人記憶”拓展到了“公共記憶”的層麵，從而賦予了漢語寫作和漢語思想以嶄新的維度。

章詒和女士在北京的一次“文學與記憶”的研討會上指出：“任何一個專製的政體，都是犧牲無數無辜的生命，去捍衛一個皇上和一麵旗幟、捍衛一個主義、捍衛一個政黨，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它是犧牲無數人，所以任何個人的記憶都和國家記憶、和社會記憶、和民族記憶，都是相同相連的。其實，你對你的個人記憶越深，你對現實的介入也就越深。”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是充滿血淚的寫作，在字裏行間，讀者能夠體味到某種撕心裂肺的痛苦；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又是努力恢複人性的尊嚴和自由的寫作，在那些黑暗而憂傷的細節裏，讀者會發現作者對愛的渴求與呼喚。有人認為作為女兒的李南央和作為兒子的老鬼，不該這樣毫無遮掩地描寫母親，他們是“不孝的兒女”，對母親也缺乏寬恕和憐憫。但在我看來，他們的這種書寫，恰恰是對壓抑人性的專製製度的最有力的控訴。他們的母親本身也是這套製度的受害者，他們批判的對象不是母親，他們隻是像醫生一樣，將母親們受病毒侵害的狀況呈現出來。隻有在洞悉製度的邪惡程度之後，我們才可能展開療救被扭曲的人性的工作。


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是個人生活的苦難和國家民族的苦難的結晶。曆史學者單少傑在一篇題為《研究苦難曆史的珍貴資源》的書評中指出：“我們民族在那段苦難歲月裏，已失去許多東西，但不要再失去曆史，不要再失去國史，不要再失去家史。我們人文學界現今所麵臨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如何解讀那段曆史，如何把我們所經曆的深重災難變成我們所擁有的深厚資源，深厚的人文資源。我們既然經曆了苦難，就應對得起苦難。”在此意義上，我們應當向李南央和老鬼致敬，他們的文字在個人記憶與公共寫作之間建立了一道橋梁，隻有通過這道橋梁，我們才能抵達自由而幸福的彼岸。

[coach1960]

這樣的母親，這樣的女性永遠有。等共產黨倒台了，您再分析別的什麽意識形態洗了這類女人的腦吧。

[BeijingGirl1]

自私的不溫情的母親和這兩位被GCD洗腦的母親根本不同在於，前者不關愛子女反爾
要求子女關愛，不養育子女反而要求子女養育(索要錢財等)；但後者還要加上殘害
子女的靈魂和精神；要求子女的“政治覺悟”和她們自己即黨相同。這是更大的摧
殘。

[BeijingGirl1]

回複 'xiaomiao' 的評論 : 共產黨的教育難道不是皇權教育？！ 任何一個專製的政體，都是犧牲無數無辜的生
命，去捍衛一個皇上和一麵旗幟。

[37210]

樓下，你們都忘了，這兩個母親一天到晚都把黨性把主義把階級鬥爭掛到嘴邊，而且以此作為行動標準，象李母，不隻對兒女不好，還邊造謊言揭發弟弟害其早死。。。。人的行為都是有原因有目的的，而這兩個母親，她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取悅黨！

[石假裝]

你把字號搞大一點兒再去采野花行不?

[吉祥一家人]

有的人天生母性很淡.這兩位碰上的就是這類女人.

[直言好]

我也見過這樣的母親，她們沒有文化，也不是共產黨員，當然也沒有名氣，可一樣的自私冷漠，母愛極其淡薄。這種母親古今中外都有，和中共沒有半毛錢關係吧？

[SUNNE]

李南央和老鬼隻是不幸碰上了行為和思維怪異的母親，碰巧他們能有機會告訴外界而已。世上奇形怪狀的母親其實不少隻不過沒有讓更多人了解。慶幸和珍惜自己有個好母親的幸福吧。

[xiaomiao]

突然想起一位“名人”－武則天。
武則天為了陷害王皇後，親手掐死繈褓中自己的親生女兒。她後來又殺了幾個兒子，一鞏固自己的”皇位“。
武則天應該沒受共產黨的教育吧？

[xiaomiao]

同意樓上的觀點。範元甄和楊沫隻不過由於在國內過去的文宣體係中被當做典型，從而廣為人知。她們的後代寫的回憶文章才得到了更多的關注。
但這並不能說明她們之所以是“非善類母親”是共產黨造成的。沒有共產黨，她們還會通過別的途徑將她們本性中極端自私，極端自戀的特質發揮到極盡。
當然了，共產黨一直標榜“男女平等“，給了婦女前所未有的地位。這兩人是被當成”典範“的。
我知道幾個沒什麽文化，也沒什麽精神追求的女人對自己的子共產黨冷漠嚴酷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您若不幸碰上這樣的母親，就算倒黴吧。 ”這和“主義”“獨裁”什麽的扯不上關係。

[coach1960]

範元甄和楊沫是兩位自私，冷酷的非善類女性。她們的表現和所處環境有些幹係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您若不幸碰上這樣的母親，就算倒黴吧。

我對兩位作者的勇氣和坦誠由衷地欽佩。每當再讀一遍他們的作品，就對自己母親的愛和懷念加深一回，越覺得自己是多麽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