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
我聽說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反對我們這個黨嘛！這半年多來，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達、江青、康生等同誌都做了大量工作，你們看見了沒有？
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執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話，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們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你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誌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組改組，讓譚震林當組長，陳毅、徐向前當副組長，餘秋裏〔2〕、薄一波〔3〕當組員，再不行，把王明、張國燾都請回來。力量還不夠，那就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們把江青、陳伯達槍斃，康生充軍，其他人你們愛怎麽辦就怎麽辦。這下總行了吧！這下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吧！
譚震林算什麽老革命，還有我呢！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麽？譚震林、陳毅都是老黨員，為什麽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
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解決！
【注釋】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鑄被打倒，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又任副總理、中央文革顧問。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劉鄧的錯誤。中組部組織三百多群眾，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判劉鄧，陶鑄卻說：“組織部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做法我不讚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劉鄧的大字報，陶鑄對群眾說：“不能把劉少奇同誌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其實，陶鑄死保劉鄧的立場是他到中央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以後就表現出來了。他開始以極右的麵目出現，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這張偉大的大字報；群眾起來了，他又跳到極左，在群眾麵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每個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麽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轟！”更為惡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傳大權，在報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時，還大登劉鄧的照片，並授意偽造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頭術”，即把陳毅的頭割去，換上鄧小平的頭，以示鄧小平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仍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這張照片發出以後，被許多省市報紙刊用，在全國起了極惡劣的影響。
針對陶鑄這種保皇立場，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講了如下一段話：“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有劉鄧的照片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八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能管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陶鑄在被打倒以後，曾和他的老婆曾誌談起他和劉少奇的關係：“一九四二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指柯慶施〕的問題上，我覺得劉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對劉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的觀點的。”他還講：廬山會議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從這些自白裏可以看出，陶鑄的保皇立場是有很深的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裏揭露批判陶鑄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從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複辟。他頭腦中裝滿了從叛徒哲學到‘士為知己者死’之類剝削階級反動的世界觀。”陶鑄確實是劉鄧的“貞潔之婦”，在劉鄧垮台之後，他仍然“從一而終”，作為劉鄧的代言人，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裏興風作浪。但是，他沒有逃過毛澤東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江青、陳伯達，卻采取了不講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倆專門接見新華社工作人員，把陶鑄的問題捅向社會。二月六日的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的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參加的會議，當麵批評陳伯達、江青。他氣憤地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又對江青說：“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決定：立即舉行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
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曆來如此，這次也不例外。一些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帥們和老領導，就利用這次批評左派，向著毛主席，向著文革大鬧起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會議。一些老帥和老領導借機大發心中的牢騷和不滿。葉劍英對未經政治局討論就讓上海市改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單位沒有黨的領導表示出極大的憤懣。並說什麽“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叫嚷：“對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徐向前說：“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塗。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衝擊，軍隊不表態的確不行了。”譚震林對陳毅說：“陳老總，咱們可不能隻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鬥不贏他們，我們上頭得鬥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李先念說：“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陳毅說：“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譚震林〕打衝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衝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衝殺還行嗎？”
在二月十六日碰頭會議上，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譚震林拍著桌子大罵：“你們〔指中央文革小組〕的目的，就是專整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革命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麽？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麽東西？就是一個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幹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幹去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我就是和你們鬥，我還有三千禦林軍。”陳毅氣得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林彪同誌國慶講話〔指一九六六年經過毛主席親自批閱的國慶講話〕也有問題，什麽叫‘反對革命的路線’，這就把矛頭指向了廣大幹部……”李先念說：“現在可以說全國範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幹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全國處處搞路線鬥爭，把許多老幹部都傷害了。”葉劍英說：“我搞了這麽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麽大串連……我根本不讚成！”
徐向前說：“中央文革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指中央文革小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達到了。”
這就形成一股對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當時被稱為“二月逆流”。
〔2〕餘秋裏是二月逆流中的兩幫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穀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調查報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這批人的出獄，決不是象他們自己事後向中央所說的那樣，隻是履行了一個什麽‘簡單手續’。他們是簽字畫押，公開發表《反共啟事》，舉行‘自新儀式’後才出來的。”
“當時在獄中的人，對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賣的決定，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劉格平〔靜火注：劉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獄，文革時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良雲〔靜火注：張良雲後來出獄後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同誌堅決反對，拒絕執行，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
《反共啟事》內容是：
“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它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張聞天寫給南開大學抓叛徒戰鬥隊的交待材料：
“2、事實真相：……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給我一封關於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長，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隻要履行一個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此外他還附帶著寄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我現在記得，我當時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3、責任問題：根據以上的立場和具體情況，即可看出，關於此案的直接主謀者，組織者和執行者是劉少奇。他利用他的資產階級的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以實現他篡黨，篡軍，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這方麵，也負有嚴重的政治責任……。沒有請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提到中央會議上正式討論，而輕率地以我個人的名義，同意了劉少奇的建議，並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這樣，我不但違反了黨章，黨紀的規定，損害了黨的組織的純潔性，玷汙了我們共產黨人永不變節，忠貞不屈的光榮傳統，而且也給劉少奇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反黨罪行，而且也成了劉少奇的幫凶。”
曾在白區工作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訪時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和叛徒出賣了組織和同誌，帶領敵人去抓我們的同誌這樣的叛徒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在戰爭年代裏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誌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麽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麽。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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