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人民收入水平及關於前三十年行政級別工資的若幹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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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資料：六七十年代人民收入水平及關於前三十年行政級別工資的若幹數據

偶然翻到了一本《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體自傳》，這本書我們可以對六七十年代人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水平有基本了解。
對相關資料，有以下幾點感受：
1、行政級別和工資製照搬自蘇聯，毛主席後來曾對過多的行政級別和過大的差距提出多次批評，這種等級差別顯然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的，我倒八寶山就十分反感按照死人的職務高低分排安葬的形式，這必然也是要打破的，文革時期取消了軍銜製，也是毛主席的嚐試。

1958年，毛澤東視察了河北徐水時指出：“搞供給製好，過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好，農村作風遊擊習氣好。靠這些，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麽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行呢？我們不馬上廢除工資製度，但將來要取消。恢複供給製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進步。我們要提倡政治掛帥。”
2、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雖然不高，但收入情況還是很高的。右派們被下放的時候雖然有些事降了級別的，但他們的工資水平仍然是較高的……
3、當時的差別並不像某些反動文人所說的的最高和最低工資差別與國民黨時代還要大，楊奎鬆的有些話不足信
4、選拔像吳桂賢，陳永貴這樣的幹部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創舉
“到了北京當副總理，吳桂賢仍然每月隻拿西北國棉一廠76元的工資。她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無論是在政治局開會或在國務院開會，喝茶水要交2角錢的茶葉費。吳桂賢每次都隻喝白開水，不喝茶水。服務員問她：‘吳副總理，您為什麽不喝茶?’她笑笑說：‘我不愛喝茶，怕睡不著覺。’每次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宴會，她都要按規定交餐費。她分管紡織部、衛生部和工青婦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吳桂賢與陳永貴實行三三製，即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查研究。1975年9月，經毛主席批準，吳桂賢回到西北國棉一廠參加勞動。趙夢桃小組的姐妹們興高采烈：‘吳大姐又回來了!當了副總理還和咱工人一個樣，這才是共產黨的好幹部!’”

5、當你了解當時上層統戰對象的生活水平之後，對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就更感覺到惡心了……
還有一本書《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 》資料頗多，但還沒有看過
1976年7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去世。後來有報道說，家屬按照他的遺願，把全部存款兩萬餘元交了黨費。作為收入最高的國家領導人之一，朱德積建國二十多年的全部工資所得，攢下來的，也不過這個數目。有文字披露，毛澤東的月工資為404元。在中國，工資收入超過他們的大概惟宋慶齡一人。舉這些例子，雖說和北京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毫不相幹，但從中不難推想，普通人家的經濟收入，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

  


當年，北京市的幾乎所有家庭，是靠死工資收入養家口，掙的都是有數的錢。級別和子女人數，是左右一個家庭物質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
那時候，孩子在學校填任何表，必有“家庭出身”一欄。一般分為幹部（“革幹”）、軍人（“革軍”）、職員、教師、知識分子、工人等幾類。
解放後，國家公職人員的收入從供給製過渡到薪金製。國家幹部和軍人的工資納入行政級別，共分25級。13級（工資153元）以上算高級幹部，17級（工資99元）以上算中級幹部。看文件、看病、出席會議、能否訂閱《參考消息》、“大參考”，都以多少級來劃杠。由低向高，每一級工資之間的差別遞增，從幾塊錢到幾十塊錢不等。北京屬六類工資區，大學畢業進入機關的公務員，一年以後定為行政22 級，工資56元。那時的工資級別與職務不完全掛鉤，中央直屬機關裏，十一二三級的“幹事”有的是。有個同學大學畢業後分到中組部，幹

  



過一段落實政策的工作，他經手的老幹部中，有七級的局長，九級的處長。70年代，吳桂賢貴為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拿的工資還是按以前的級別，幾十塊錢。軍隊的級別與軍銜大體相靠，大校一般為九、十級，上校為十一、十二級。將軍和尉官，以此類推。機關大院的孩子，愛拿家長說事，比著玩。誰的家長在什麽機關，誰的家長官多大，誰的家長多少級，甚至家長所在機關的負責人是大將還是上將，是部長、副總理還是副委員長，也牢記在心，盡管這和他們的生活質量並不搭界。多年前，有篇文章回憶說，兩個軍隊院裏的孩子較勁，一個說：“我爸比你爸官大，我爸四個星，你爸一個星。”另一個說：“別看我爸一個星，我爸讓你爸立正，你爸不敢稍息。”
走技術係列的知識分子，工資檔次比行政級別拉得開，也就十幾個檔。以教學係列為例，一級的工資（360元）相當於行政五、六級。那時，一、二、三級是正教授，四、五、六級是副教授，四、七兩級為交叉級。四級教授的收入與行政十級相當，工資在200元上下。可見，當年頂有教授或副教授的帽子，含金量是不低的，屬於貨真價實的高級知識分子。
工廠實行八級工資製，八級工工資在百元上下。學徒工三年出師，轉為二級工，國企二級工工資為41.5元（有 “四十一吊五”或“四百一十五大毛”的戲稱），街道工廠的三級工才41元，整差出去一級。
衡量一個家庭的生活水準，不能單看收入，更要看負擔的輕重。那年頭，獨生子女很少，老幹部家裏的獨生子女尤少。家家生一群孩子，五六個甚至十個八個都不算什麽，老小與老大年齡相差一代人也不是新鮮事，有的還是二茬、三茬。老婆若沒工作，加上需要負擔的老人甚至兄弟姐妹、老家的親戚之類，一個人的收入再高，日子也好過不到哪兒去。有個部隊院裏長大的朋友說起他們院一少將，生了六七個孩子，住房、家具、小汽車、公務員，都是公家配的，這是待遇。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孩子們，個個衣衫襤褸；家裏天天大鍋熬粥；如果撤走公家的家具，他的家當連撿破爛的也未必看得上眼。參加過長征、曾任四野副參謀長的蘇靜中將的孩子回憶說：“父親每月工資325元，這在當時可謂高薪，但因要養十口人，日子過得依然緊張，記得那時經常每月提前十天就要預支工資。我們兄妹幾個平時很少吃到水果、糕點，衣服是老大老二輪著穿，總是補丁摞補丁，鞋子也是母親一手縫出來的。”①我的一個同學在胡同長大，父親是一所重點中學的二級教師，工資過百，母親也是老師，三個孩子，日子就算不錯了。他家住南屋，東屋戶主是工人，月薪四十多塊錢，老婆沒工作，四個孩子，平均每人每月合不到十塊錢，省吃儉用都過不去，月月舉債。那時，北京的胡同裏，百八十塊錢養一大家子的家庭，相當普遍。
不管職位和級別高低，以當年的消費標準，人均月收入在四五十元以上的家庭，就很過得去了。倘雙職工家庭，收入在150元到200元之間，兩個孩子，沒有其他負擔，這屬於典型的“小康”之家。那時，國家機關、高校、科研機構的員工，都由公家配給家具，交少量租金。家具上蓋著形形色色的公章。個人的財產，頂多是幾個箱子。房租、水電費也很低廉，水電自家無表，按戶口上的人頭均攤，一度電的費用是0.16428元。房租水電收費挨戶輪，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例如住單元樓，輪到你家，先要挨戶跑一圈，調查人口。然後回來撥拉算盤，大算幾天細賬，落實到戶頭，再去轉一圈，挨戶收房租水電。一趟收不齊是常有的事，大點的孩子，難免被派去跑腿。
收入的支出，除了吃穿，就是攢置幾樣“大件”——自行車、收音機、手表、縫紉機，孩子不當家，但家庭生活水準仍然能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

我國軍銜、工資級別製度的由來與趣聞
1955年，我國開始在全軍實行軍銜製，在全國實行行政級別工資製。行政級別是從1 級到24級，月工資從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末，前後曆時30餘年。由於當時的物價指數和生活水平較低，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便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社會貧富差距不大，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和印象。
　　因為“定職、定級、定銜、定薪”牽扯到每個幹部和家庭的切身利益，至今還有不少佚事仍在民間流傳。你可知道毛書席、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每月的工資是多少？那些叱吒風雲、戰功卓著的將帥們月收入幾何？這些在老百姓心目中一直是個謎。最近，筆者走訪幾位老將軍、老幹部，查閱了當年的曆史檔案和資料，方得知許多秘聞趣事。當時的這項工作由中央軍委和政務院負責，在調查研究中考慮到軍心、民意和國情等因素，反複起草修改整整一年的時間，最終拿出一個方案呈報毛主席審閱。
    這個方案大至如下：
職務：軍委主席  行政級別 1級  600元/月　人員：毛澤東（大元帥）
職務：副主席  行政級別 2級  550元/月　人員：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
職務：元帥    行政級別 3級  500元/月　人員：鄧小平、陳雲等和元帥
職務：大將    行政級別 4級  450元/月　人員：粟裕、徐海東、陳賡等大將
職務：上將    行政級別 5級  400元/月　人員：大軍區、省、部正職

毛澤東仔細看完後，緊皺著眉頭久久不語，他一連吸了幾支煙，然後說：“我看不妥，這樣不利於團結，貧富差距要縮小嘛。”
後來，毛主席在一次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上詼諧地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一級幹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了。”毛澤東又笑著說：“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幹部嘛。”與會者響起一片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但是，這讓負責具體工作的周總理很為難，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毛主席的工資收入將減少100元，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工資將減少50元。最後，周總理和他的助手們想出了一個既聰明又合理的折中方案，這個方案大體如下：

                                   (七類地區標準/國務院1965年製定)

  行政級別  1級  594元/月 國家級 軍銜：元帥　職務：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十大元帥
  行政級別  2級  536元/月 國家級 軍銜：元帥　職務：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十大元帥
  行政級別  3級  478元/月 國家級 軍銜：元帥　職務：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十大元帥
  行政級別  4級  425元/月 國家級 軍銜：大將　職務：十大將、國家副職：  
  行政級別  5級  387元/月 兵團級 軍銜：上將  職務：大軍區.省.部.司正副職
  行政級別  6級  355元/月 兵團級 軍銜：中將  職務：大軍區.省.部.司正副職
  行政級別  7級  310元/月 兵團級 軍銜：中將  職務：大軍區.省.部.司正副職
  行政級別  8級  277元/月  軍級  軍銜：少將  職務：正軍.副軍.正廳.地級市
  行政級別  9級  252元/月  軍級  軍銜：少將  職務：正軍.副軍.正廳.地級市
  行政級別 10級  217元/月  軍級  軍銜：少將  職務：正軍.副軍.正廳.地級市
  行政級別 11級  200元/月  師級  軍銜：大校  職務：正師.副師.副廳.地級市
  行政級別 12級  177元/月  師級  軍銜：大校  職務：正師.副師.副廳.地級市
  行政級別 13級  156元/月  師級  軍銜：上校  職務：副地級市.正處.正縣.
  行政級別 14級  141元/月  團級  軍銜：中校  職務：正團.副團.副處. 副縣
  行政級別 15級  127元/月  團級  軍銜：中校  職務：正團.副團.副處. 副縣
  行政級別 16級  113元/月  團級  軍銜：少校  職務：正團.副團.副處. 副縣
  行政級別 17級  101元/月  營級  軍銜：大尉  職務：正營.副營.正科
  行政級別 18級   89元/月  營級  軍銜：大尉  職務：正營.副營.正科
  行政級別 19級   80元/月  連級  軍銜：上尉  職務：正連.副連. 副科
  行政級別 20級   72元/月  連級  軍銜：上尉  職務：正連.副連. 副科
  行政級別 21級   63元/月  排級  軍銜：中尉  職務：正排.科員
  行政級別 22級   57元/月  排級  軍銜：中尉  職務：正排.科員
  行政級別 23級   50元/月  排級  軍銜：少尉  職務：副排.
  行政級別 24級   45元/月  排級  軍銜：準尉  職務：辦事員

　　這個方案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批準。
    這樣，從元帥到準尉，從國家元首到辦事員共劃分為24個級別，工資從45元到594元不等，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隻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11 類，不同地區同級地方幹部相差10-30元.）軍隊幹部比地方幹部平均高出30 元左右，充分體現了“血比汗值錢”的原則。
　　這個方案既借鑒、吸取了國外的先進經驗，又縮小了官兵、貧富之間的差距，基本上合情、合理，符合軍心民意，一直沿用到改革開放之初。評級、評銜是一項既複雜又較難平衡的工作。為了照顧那些革命早、資曆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老同誌，采取了“低職、低銜、高行政級”的評定方法。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5 級，相當於上將和正省級。在這次授銜評級中，大將許光達曾兩次給中央軍委毛主席和周總理寫信、打電話，申清降銜、降級，在全軍傳為佳話。
    他在信中寫道：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衷心感謝毛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授我以大將軍銜，高興之餘，惶惶難安。 回顧自身曆史，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實事求是地說，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戰功卓著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比如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誌功勳卓著……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龍副主席而清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清：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軍銜。
　　　　　　　　　　　　　　　許光達  1955年9月10日

　　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軍委沒有批準許光達的申清，仍授予他大將軍銜，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司令員。最後他再次要求降行政級為5級（與上將相同）許光達的高風亮節多次受到毛書席的表揚，至今令人懷念、敬佩不已。
　　1960年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降薪。毛主席拍手稱好，說：“要降，我們一起降嘛！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三級降12% ，四級降10% ，五級降8% ，六級降6% ，七級降4% ，八級降2% ，九至十七級降1％。於是，一大批軍隊和地方幹部都降了薪，用來支援國家和人民。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倡議取消了軍銜製，恢複紅軍時期官兵一致的紅領章、紅帽徽，“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但行政級別保留下來。
　　1988年8月1日，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由鄧小平同誌建議，全軍重新恢複了軍銜製，學習、借鑒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驗和做法，取消了元帥和大將軍銜，最高軍銜為上將，一直到今天。



知識分子的待遇標準(1)
1956年對於知識分子訂立的工資標準，基本上套用國家幹部的級別，把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納入組織機構，以便加強監督管理。但在製訂時缺乏三個重要的考慮：
　　（一）沒有規定今後若幹年內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價的變化，將各級工資數額進行相應的調整，以反映社會經濟產值的增長，而避免實際工資的降低；
　　（二）沒有建立一套工資晉級的製度，以激發勞動創造的積極性；以至於後來十幾年的助教、研究實習員都沒有提升為講師或助理研究員；教授和研究員普遍年齡老化；
　　（三）沒有全麵考慮福利、保險和養老金製度。
　　大學教職員月薪
　　教授月薪（六類地區，即京津等地）分四級：一級教授 345元，二級教授 元，三級教授 元，四級教授 207元；（注：三、四級教授跟一、二級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級：一級副教授 元；二級副教授 207元；三級副教授 177元；四級副教授 元；（注：四級副教授跟一級講師交叉）
　　講師月薪分四級：一級講師 元，二級講師 元，三級講師 106元，四級講師 元；
　　助教月薪分四級：一級助教78元；二級助教69元，三級助教62元，四級助教56元；
　　校務管理人員（大學正副校長、大專獨立或學院正副院長）：行政6級（368元）—13級（元），相當於副部級到副局級。
　　科學研究人員（如中國科學院）月薪
　　研究員月薪（六類地區即京津等地）：一級（正研）345元，二級（正研）元， 三級（正研）元；四級（副研）207元，五級（副研）177元，六級（副研）元；
　　助理研究員月薪為：七級（助研）106元，八級（助研）元，九級（助研）78元；十級（研究實習員）69元，十一級（研究實習員）62元，十二級（研究實習員）56元；（注：以上科研級別跟大學教員級別相對應：教授相當於研究員，講師大致相當於助理研究員，助教相當於研究實習員，等等。）
　　［附］其他如：主任醫師的工資定為元到元；主治醫師的工資為91元到177元；工程師的工資定為元到元。大中專畢業生的定級工資：研究生畢業為62元,大學畢業為56元，中專畢業為37元。
　　知識分子的住房條件
　　全國各校對教職員的住房和家俱配備等，都製定過分配標準。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標準(1952年—1955年)以房間數計算——
　　A，家屬宿舍：副教授（處長級）以上，每戶2間半至3間半（半間為廚房）；講師、教員（科長級）每戶2間至2間半，個別家庭人口多的講師可住3間半；助教及一般幹部每戶不超過2間。
　　B，單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間；講師、科長2人1間；助教、一般幹部3人1間。
　　1956年製訂的住房分配標準，一般改為以使用麵積或居住麵積（平方米）計算。
　　A，家屬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務長、總務長每戶63平方米；講師及正副處長級每戶50平方米；正副科級人員每戶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幹部每戶以30平方米為限。
　　B，單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兩間或一大間；正副處長級每人以不超過24平方米為限；講師，每人15平方米一間；助教和一般幹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間)；勤工以5平方米為限(3人1間)。
　　1956年，有些大學新建教工宿舍樓，正教授4間一套(使用麵積86平方米)、副教授3間一套(72平方米)、講師為2間一套(58平方米)。
　　這樣的住房標準，雖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後就沒有真正兌現過。反右派鬥爭和十年浩劫期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倍受歧視，各校住房越來越擁擠，助教、研究實習員之中的新婚夫婦沒有新房，30多歲、甚至40歲還隻能擠住在集體宿舍的“筒子樓”裏。從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積壓的住房緊缺問題成堆，被稱為“老、大、難”的頑症。
　　官職、級別、資曆
　　在這次評級定職中，注重的首先是級別，其次才是職務。職務隻決定具體工作的責任和義務，級別才決定政治地位和經濟報酬。同樣擔任局長或縣長，但是行政級別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當的差別。幹部調動職務時，級別隨著人事檔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現很多官大職小（級別高職務低）、職大官小（職務高級別低）或有級別無職務的現象。如作家孫犁，行政9級（253元），職務隻是天津日報的副刊編輯。
　　當時以行政13級劃線。13級以上享受高級幹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車、差旅、飲食、療養、保健等方麵，有權受到各種特殊和免費的方便；又14—17級為“中層幹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顧麵就縮小一些；18—23級為基層幹部，待遇一般沒有什麽特殊性。但是後勤、財務等掌權的基層幹部，有“縣官不如現管”的說法。這是典型的品位權勢劃分。
　　定級別以後，大多數幹部由於物質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心情舒暢；但有少數幹部為評定級別不如意，而鬧情緒。如作家姚雪垠，原為上海大夏大學教授；後調入河南省文聯，隻被評為文藝8級，相當於講師；級別評低了，出現思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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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待遇標準(2)
資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參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為一條線；1945年9月2日抗戰勝利日為一條線；1949年9月30日新中國成立前夕，又是一條線。履曆特別要緊，延安幹部比白區幹部吃香，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類地區行政級別月工資為：1級644元，2級581元，3級517元，4級460元，5級414元，6級368元，7級322元，8級元，9級253元，10級元，11級元，12級元,13級元； 14級138元,15級124元,16級元,17級99元,18級元,19級78元,20級70元,21級62元,22級56元,23級元,24級43元,25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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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層統戰對象的照顧(1)
這次評級定職，對於統戰對象——擔任重要職務的非黨人士，有所照顧，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實例：宋慶齡被評為行政1級，月薪為644元，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政軍領袖，則評為行政2級，月薪581元。副總理陳雲、鄧小平、黃炎培、郭沫若等為3級（517元）、正部長均在4級（460元）5級（414元），副部長可評到6級（368元）、7級（322元）。著名僑領陳嘉庚即被評為3級（517元）。特別一些本身曾為民主人士或實業家的部長、省長，並不看重“俸祿”，而是看重國家給的“品位”。例如章伯鈞，被任命為交通部長，工資為行政3級，每月517元；羅隆基，被任命為森林工業部長，工資為行政4級，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為糧食部長，工資為行政4級，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級
　　當時的文化人，一般也都願意“收名定價”。
　　在北京的冰心、張天翼等一批著名作家，都被評為文藝1級，月薪345元。安娥算是抗戰（1937年）之前參加革命的，定為“文藝三級”月薪253元。
　　全國電影界被評為“一級演員”的隻有4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趙丹、白楊、舒繡文、金焰，月薪皆為365元（由於地區差價，上海同級工資比北京345元高一些。）其他如黃宗英、上官雲珠被評為文藝四級，月薪220元；莎莉被評為文藝七級（相當於行政14級），月薪140元。
　　1956年，根據《國務院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門從4月起實行新的工資標準。全國各院校的教職工一律調整工資，例如清華大學，有2 013人增加工資額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調整後，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207元，講師—元，助教62—106元。（當時新人民幣1元約合今10元。）
　　各類人員的平均月薪為：教授類266元8角，副教授類190元9角。講師類122元2角，教員類161元，助教類73元5角；職員類78元，衛生技術人員94元，教學輔導人員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貧困補助線（個人最低生活費）定為每月22元。
　　大學教授在此之前其實都有級別。陳寅恪、梁思成、陳岱孫、翦伯讚、馮友蘭、王了一、季羨林、林徽因、郭紹虞、鍾敬文等被評為教授1級，月工資為345元（合今3450元）。全國當時共評出1級教授56名，評審極為嚴格。
　　季羨林曾解釋當時工資的含義，他是1級教授，每月工資345元，加上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廳，約為元，羅鬆湯、色拉、烤肉或平魚、兩三道大菜，有黃油麵包，還有一杯啤酒。
　　當時還有一個特殊規定，即黨員比非黨員同級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資，這在知識界十分突出，通常比例是：工資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類地區2級教授工資為元，黨員教授則拿元；高教8級的講師為106元，黨員則拿元。某些地區教學科研人員的最高月薪，黨外標準331元，黨內標準324元。一位黨員老教授說：“當年那是很光榮的事。”
　　1956年工資定型、評級定職以後，直到1959年才局部調整工資。清華大學約五分之一的教職工808人增加工資，人均增11元。1960年，隻有四分之一的教師645人升一級，人均增10元，職工900多人升級。1963年，1798名教職工升級（占總數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資，人均增7元。這麽多年，大約五分之三的知識分子的工資才調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月薪長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調資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師（大學畢業生）工資長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工資標準地區種類
　　貨幣工資製，還依據自然條件艱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別等，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工資標準隨區類略有調整。以1類為基準，如北京屬6類地區、上海屬8類地區、西寧屬11類地區。劃分工資區類別，每高1類，標準增加約3 % ，相應規定工資數額。
　　1956年國務院以各地區現行物價津貼為基礎，調整公布了全國“工資標準地區種類”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價和生活費用比較高，因此工資標準亦相應的高些，定為第8類工資區；
　　北京市、天津市、沈陽市、長春市、哈爾濱市、昆明市等，在全國範圍內的生活費用屬於中等水平，定為第6類工資區；
　　南京市、杭州市、武漢市、合肥市、柳州市、濟南市、吉林市、通遼市等，相對來說生活費用較低一些，定為第4類工資區；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級工資數額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級工資數額低6 % ，例如，同樣是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在北京為62元，在上海為65元，在南京為58元。同樣是一級教授的月薪，在北京為345元，在上海為365元，在南京為324元，等等。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準有所差別：上海市的生活水準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準比北京略低。
　　第6類地區（北京）的工資標準為：
　　科學研究人員、高等學校教學人員實行12級工資製，最高一級研究員、教授為345元，最低級實習研究員、助教為62元。

[aussie-2]

上海劃為8類地區不是因為物價高，而是因為對國家經濟的重要性。74年全國工資會議上重申了這一點。

[Nick32]

雖然工資級別是這樣定的，但實際生活水平卻不一樣當官的有許多特權特貢。若讀讀文革初期的大字報就可得知。

[不言有罪]

我魚米之鄉的江南老家，勞動單價（即一個成年勞動力一天的功分）在8分到4毛間，平均在2毛左右。起早摸黑幹一年，大概是60-70元。所以農村人夢寐以求的是轉戶口到城裏去。8億農民啊，就是奴隸。

[sydneywil]

怎麽沒有談談幾億農民的收入。少數城市的收入對農村人來說是天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