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是研究國史、黨史的重要工具
由海外華人學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澤浩、沈誌佳等人編輯的《中國大躍進 —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年》，包括2000多萬字的6000多份檔案資料。這是一項極其有利於人民和曆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願公布曆史檔案，擔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寫出信史；這些民間有識之士在困難條件下收集資料，建立“大躍進—大饑荒”的數據庫，並公之於眾。它與文革、反右等數據庫配套，對當代及後人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國共產黨黨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二、1958～1962年是中國曆史的“瘋狂時期”
自195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瘋狂時期”。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化在幾個月內實現，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的結果。在昏頭昏腦的躍進狂潮中，大家以為走上了“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金橋”。當時，我擔任副總編輯的《人民日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加重禍害的作用。在毛澤東的三麵紅旗把中國大陸引進瘋狂時期之時，人民日報也進入了“瘋人辦報”的階段。
大躍進中，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發瘋，隨之發瘋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風使舵，跟著毛澤東高喊大躍進；也有些人是溜須拍馬、假報高產；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傾”鬥爭鎮住的人，被毛澤東“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壓倒的人，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當時也有很多相當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後，又批判彭德懷和2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高壓態勢下都噤若寒蟬，成了愚蠢的忠誠的馴服工具。當時的《人民日報》的文章把真實與想相，現實與幻想交織在一起，大量宣傳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瞎指揮。現在，我衷心讚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曆史資料，科學剖析新中國幾個瘋狂時期的曆史教訓。
三、要獨立思考，要讓人講真話，要在實踐中考驗政策是否正確
1961年，我曾到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調查。後來劉少奇也帶中央工作組親自來長沙調查，人民日報調查組被指定作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邊工作了一個月。在這期間，我看到了“三麵紅旗”把中國搞到民窮財盡、民怨沸騰、餓殍遍野、萬戶蕭疏，出現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和平時期正常年景下37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毛澤東左傾路線錯誤。對於各方麵反映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甚至打擊憤怒直諫的彭德懷等人。後來，毛澤東又將責任歸罪於中央及地方領導幹部脫離實際，印發他早年關於農村調查的文章，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企圖以此證明，他毛澤東闖了大禍以後，仍然是一貫正確，英明偉大。
在大饑荒的1961年，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教訓進行了反思。他對同他在一起調查的幹部多次批評了大躍進中的人民日報和新聞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誌對人民日報工作組的重要的講話，對新聞工作的獨到指示（詳見《胡績偉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國當代新聞工作的寶貴指南，是我黨最高領導人對我國新聞工作的經驗總結。劉少奇對我們說：“這個時期，有報紙的害處比沒報紙的害處更大。錯誤的宣傳造成很大惡果。”他指出：“《人民日報》宣傳生產建設的浮誇風，推廣瞎指揮風的經驗和片麵性的理論，影響很壞。”在這次講話中他還說：“你的報紙宣傳'一大二公'，辦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不辦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資本主義道路。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三年進入共產主義'等。你們從實際上考察過沒有？從理論上研究過沒有？” “你們是黨的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但是卻是缺乏獨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頭腦的喉舌，隻是無生命的傳聲筒。”劉少奇對我們說：“隻有耳聰目明，眼觀四方，耳聽六路，觀察了解客觀情況，才能口齒伶俐，言論正確，才能有針對性地準確地通過喉舌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他指出：“聽不到不同意見，十分危險。大躍進時政策之所以錯誤，就是沒有傾聽群眾的不同意見。”他說：“應該允許群眾提意見，提要求，派代表交涉，開會，向北京告狀，出牆報，向《人民日報》寫信。要聽閑話，允許小民主。不允許小民主，勢必要影響大民主。”劉少奇認定：“群眾不敢講真話，責任在領導。”他當麵指責我說：“你們要把黨的政策執行結果如實告訴我們，中央各級黨委時刻在準備考驗自己的政策。黨的政策是否正確要在群眾實踐中考驗。如果政策有錯誤，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補充得完整起來。”因此，“鼓勵你們去考察，依照你們的材料、看法，提出問題來。如果政策正確，就說正確；如果政策錯了，就說錯了。你們不要怕反映黑暗麵。”他還說：“要堅持真理，要有鬥爭性，頭上要長角。”劉少奇提出，“一方麵要服從領導，要堅持紀律性；一方麵也要敢於向黨委反映問題，提出意見，要堅持原則性。不要怕黨委有爭論，有爭論不是不服從黨委。不服從，要犯錯誤；服從，也要犯錯誤，是不容易。”我記得50年前劉少奇曾對我說過“原則性與紀律性結合，不容易”。他後來遭到了殺身之禍。慘痛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正是劉少奇講的那種領導人，“他不僅容不得反對，連懷疑也容不得，動不動就用'紀律'打人、壓人。”毛的話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黨的方針政策。他記仇，記下了劉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嚴厲警告：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紀律性”壓倒了劉少奇的“原則性”，“講真話”，對劉少奇進行殘酷的報複。毛公然狂妄地說：“我用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劉少奇。”曆史證明，不讓人講真話，沒有言論自由和民主憲政，隻會禍國殃民。
四、中國政改的出路是：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製度，走民主憲政康莊大道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接連出現了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兩場大浩劫，以後又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了“六四”慘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國家製度問題。我認為，總結曆史教訓，中國政改必須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製度，才能實現符合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
我真誠熱烈地歡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編輯的《中國大躍進 —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年》。公布更多的黨史、國史檔案將使中國人民了解大躍進，大饑荒的真相，促進海內外學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總結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估曆史人物和事件，使後人能真正汲取血的曆史教訓，而“不至於哀之而不鑒之，使後人複哀後人”
2012年4月15日初稿於北京
來源：新世紀新聞網
由海外華人學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澤浩、沈誌佳等人編輯的《中國大躍進 —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年》，包括2000多萬字的6000多份檔案資料。這是一項極其有利於人民和曆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願公布曆史檔案，擔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寫出信史；這些民間有識之士在困難條件下收集資料，建立“大躍進—大饑荒”的數據庫，並公之於眾。它與文革、反右等數據庫配套，對當代及後人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國共產黨黨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二、1958～1962年是中國曆史的“瘋狂時期”
自195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瘋狂時期”。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化在幾個月內實現，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的結果。在昏頭昏腦的躍進狂潮中，大家以為走上了“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金橋”。當時，我擔任副總編輯的《人民日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加重禍害的作用。在毛澤東的三麵紅旗把中國大陸引進瘋狂時期之時，人民日報也進入了“瘋人辦報”的階段。
大躍進中，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發瘋，隨之發瘋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風使舵，跟著毛澤東高喊大躍進；也有些人是溜須拍馬、假報高產；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傾”鬥爭鎮住的人，被毛澤東“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壓倒的人，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當時也有很多相當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後，又批判彭德懷和2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高壓態勢下都噤若寒蟬，成了愚蠢的忠誠的馴服工具。當時的《人民日報》的文章把真實與想相，現實與幻想交織在一起，大量宣傳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瞎指揮。現在，我衷心讚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曆史資料，科學剖析新中國幾個瘋狂時期的曆史教訓。
三、要獨立思考，要讓人講真話，要在實踐中考驗政策是否正確
1961年，我曾到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調查。後來劉少奇也帶中央工作組親自來長沙調查，人民日報調查組被指定作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邊工作了一個月。在這期間，我看到了“三麵紅旗”把中國搞到民窮財盡、民怨沸騰、餓殍遍野、萬戶蕭疏，出現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和平時期正常年景下37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毛澤東左傾路線錯誤。對於各方麵反映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甚至打擊憤怒直諫的彭德懷等人。後來，毛澤東又將責任歸罪於中央及地方領導幹部脫離實際，印發他早年關於農村調查的文章，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企圖以此證明，他毛澤東闖了大禍以後，仍然是一貫正確，英明偉大。
在大饑荒的1961年，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教訓進行了反思。他對同他在一起調查的幹部多次批評了大躍進中的人民日報和新聞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誌對人民日報工作組的重要的講話，對新聞工作的獨到指示（詳見《胡績偉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國當代新聞工作的寶貴指南，是我黨最高領導人對我國新聞工作的經驗總結。劉少奇對我們說：“這個時期，有報紙的害處比沒報紙的害處更大。錯誤的宣傳造成很大惡果。”他指出：“《人民日報》宣傳生產建設的浮誇風，推廣瞎指揮風的經驗和片麵性的理論，影響很壞。”在這次講話中他還說：“你的報紙宣傳'一大二公'，辦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不辦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資本主義道路。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三年進入共產主義'等。你們從實際上考察過沒有？從理論上研究過沒有？” “你們是黨的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但是卻是缺乏獨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頭腦的喉舌，隻是無生命的傳聲筒。”劉少奇對我們說：“隻有耳聰目明，眼觀四方，耳聽六路，觀察了解客觀情況，才能口齒伶俐，言論正確，才能有針對性地準確地通過喉舌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他指出：“聽不到不同意見，十分危險。大躍進時政策之所以錯誤，就是沒有傾聽群眾的不同意見。”他說：“應該允許群眾提意見，提要求，派代表交涉，開會，向北京告狀，出牆報，向《人民日報》寫信。要聽閑話，允許小民主。不允許小民主，勢必要影響大民主。”劉少奇認定：“群眾不敢講真話，責任在領導。”他當麵指責我說：“你們要把黨的政策執行結果如實告訴我們，中央各級黨委時刻在準備考驗自己的政策。黨的政策是否正確要在群眾實踐中考驗。如果政策有錯誤，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補充得完整起來。”因此，“鼓勵你們去考察，依照你們的材料、看法，提出問題來。如果政策正確，就說正確；如果政策錯了，就說錯了。你們不要怕反映黑暗麵。”他還說：“要堅持真理，要有鬥爭性，頭上要長角。”劉少奇提出，“一方麵要服從領導，要堅持紀律性；一方麵也要敢於向黨委反映問題，提出意見，要堅持原則性。不要怕黨委有爭論，有爭論不是不服從黨委。不服從，要犯錯誤；服從，也要犯錯誤，是不容易。”我記得50年前劉少奇曾對我說過“原則性與紀律性結合，不容易”。他後來遭到了殺身之禍。慘痛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正是劉少奇講的那種領導人，“他不僅容不得反對，連懷疑也容不得，動不動就用'紀律'打人、壓人。”毛的話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黨的方針政策。他記仇，記下了劉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嚴厲警告：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紀律性”壓倒了劉少奇的“原則性”，“講真話”，對劉少奇進行殘酷的報複。毛公然狂妄地說：“我用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劉少奇。”曆史證明，不讓人講真話，沒有言論自由和民主憲政，隻會禍國殃民。
四、中國政改的出路是：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製度，走民主憲政康莊大道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接連出現了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兩場大浩劫，以後又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了“六四”慘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國家製度問題。我認為，總結曆史教訓，中國政改必須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製度，才能實現符合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
我真誠熱烈地歡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編輯的《中國大躍進 —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年》。公布更多的黨史、國史檔案將使中國人民了解大躍進，大饑荒的真相，促進海內外學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總結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估曆史人物和事件，使後人能真正汲取血的曆史教訓，而“不至於哀之而不鑒之，使後人複哀後人”
2012年4月15日初稿於北京
來源：新世紀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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