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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群眾運動
對於80年代的群眾運動，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的左派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應當及早清理整頓；有的右派認為這是自由民主的體現，應當予以頌揚。針對左右種種不同認識，馬克思主義者應當采取何種觀點，始終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本文從兩種群眾觀的視角，對這一段曆史進行分析。
一、兩種群眾觀 毛澤東始終相信並重視群眾在社會政治變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認為：“隻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壓不倒我們，而隻會被我們所壓倒。”[1]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是曆史進步的決定力量，“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毛澤東高度重視有組織的群眾的力量，“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2]革命戰爭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和平年代，“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3]“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4]不僅如此，毛澤東始終倡導、堅持和貫徹“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的路線，將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作為克服官僚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最重要武器。對文革中群眾運動的作用，毛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5]在文革中，“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象這次發動得這麽廣泛，這麽深入。”它“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毛澤東非常重視群眾運動的方式，認為隻有利用群眾運動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對於群眾運動的盲目性和無序性，毛澤東並不推崇，他認為隻有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意識，增強團結，才能克服群眾運動這一弊端。群眾運動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能夠避免群眾運動的盲目性和集體無序性，從而引導運動健康有序地發展。在具體實踐中，毛澤東反對物質刺激和個人主義，堅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集體主義思想來動員和武裝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強大精神力量支持下，麵臨著罕見的、艱難的自然條件，人民群眾戰天鬥地，如期修建完成成昆鐵路和坦讚鐵路，創造了人間奇跡。[6]
改革開放本身是以否定群眾運動為前提和基礎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由於各級黨團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少數“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得到可乘之機，利用文革的群眾運動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鄧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過去我也講過，我們的運動太多，統統是運動，而且統統是全國性的，看來這是搞不通的。”[7]文革後當權派堅決拋棄了群眾運動的做法。鄧小平在1980年說：“我們過去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仍然搞這個運動、那個運動，一次運動耽誤多少事情，傷害多少人。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是要大幅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8]“曆史經驗證明,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而不是用透徹說理、從容討論的辦法,去解決群眾性的思想教育問題,而不是用紮紮實實、穩步前進的辦法,去解決現行製度的改革和新製度的建立問題,從來都是不成功的。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解決群眾思想問題和具體的組織製度、工作製度問題,同革命時期對反革命分子的打擊和對反動製度的破壞,本來是原則上根本不同的兩回事”[9]。
那麽在不搞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情況下，如何有效防治腐敗問題呢？改革派認為其根源在於“封建”傳統，封建主義思想是滋生官僚主義和集權現象的曆史根源，主要靠加強“民主與法製”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製。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製度和社會主義的法製，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10]鄧解決官僚主義和特權化的問題，主要靠思想教育和體製改革，“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製度問題”，“但是製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對於反腐敗，“還是要靠法製，搞法製靠得住些。”[11]“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中屬於法律範圍的問題，要用法製來解決”，“現在從黨的工作來說，重點是端正黨風，但從全局來說是加強法製。”[12]在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加強廉政建設的同時，“要製定一係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在強調法製化的同時，群眾監督被架空，“對各級幹部的職權範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製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麵無私的監督檢查”[13]；同時，群眾對黨組織不再有監督的權力，“對領導人最重要的監督來自黨委會本身”[14]，監督體係中第一位的是“黨的監督”，第二位是“群眾的監督”，第三位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15]。改革派明確強調，社會主義“民主”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否則“隻能助長動亂”、“隻能妨礙民主和法製”，“‘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為把群眾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內戰。”社會主義“民主”是服從於“秩序”的，“不要社會主義法製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16]。
69年“大聯合”後，大規模群眾運動結束，各類群眾組織被整合、撤銷。文革後期，老幹部複出，舊有秩序逐步恢複。改革開放以後，群眾組織和民主權力被進一步否定。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作出關於修改憲法的決議，在人大常委們一邊倒的讚同聲中取消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其理由是“四大”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利用來大搞派性，製造混亂，破壞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和生活秩序；容易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等。1982年修訂《憲法》，正式取消了工人罷工和“四大”的自由，強化法製秩序，加強對群眾的紀律教育。
二、胡耀邦對幾次學潮的處理 《中國青年》於1978年9月複刊，第一期《中國青年》由於刊登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詩抄等問題，遭到主管宣傳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的查禁。汪東興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複刊號通通收回，禁止發售。有人把這一期雜誌一頁一頁地張貼在西單一排矮牆上，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西單牆去看大字報。自此，來這裏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一些青年還自發地出版了一些民間刊物，形成了“西單民主牆”現象。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貼出《中國人權宣言》、魏京生在3月25日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後，引起當權派的不滿。魏京生公然宣揚黨中央是一個政治騙子大集團，還鼓動外地上訪人員到新華門請願，口號是“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每次活動都給美國總統寫信。在魏的大字報貼出後的第四天，鄧就借故逮捕了魏京生。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誌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對於逮捕魏京生，胡又說：“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績偉在小組會上提出以民主公園代替民主牆的主張：“為了引導民主牆更加健康地發展，我們建議：把勞動人民文化宮改為民主公園，專設大字報區。還可以在勞動劇場舉行民主討論會，群眾可以自由參加，自由發言。還可根據群眾的要求，組織有關單位負責人同群眾見麵，解答群眾提出的問題。這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可以把有關情況、困難和目前打算告訴群眾，使群眾了解全麵情況；群眾有意見也可以當麵表達，自然也就無須去包圍黨政機關了。”“英國資產階級的政府有膽量搞海德公園，我國無產階級的人民政府，難道反而不如他們，不敢搞民主公園嗎？實現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園是一個好方法，通過這一方法聽取群眾意見，動員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有什麽不好呢？”事後胡績偉向胡耀邦介紹了想法，胡耀邦表示讚同，並在月壇公園進行試點。
胡耀邦等人的“民主觀”同老左派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差別。胡認為“四大”是曆次政治運動中整人的工具，所謂“四大”實際上是利用領導的權威，用歪曲誇大、栽贓誣陷、任意捏造、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等手法，煽動無知的群眾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這一點，在當權派中，無論左、中、右，都是毫無異議的。但在民主的具體實現形式上，雙方觀點尖銳對立，胡更傾向於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鄧、老左派等人堅決反對。例如對於言論自由，胡等人認為不應取消，例如個人署名負責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大字報或小字報，應當允許在單位內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園”內張貼。而鄧、老左派則將其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堅決取締。鄧說：“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O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中國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再不能那樣幹了。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製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17]
1985年9月，是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這一年，中日貿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義和貪汙腐敗作風，一些日本商人乘機向中國傾銷了一批過時淘汰的設備和劣質商品。對此群眾中不滿情緒在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為首的內閣成員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由此引發“九•一八”學潮。北京大學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求到天安門廣場遊行。有的大字報措辭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學生在校內組織一些適當的紀念“九•一八”的活動，堅決製止繼續寫大字報和到天安門。由於學校多方勸阻，加上門外有海澱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攔，大部分學生沒有走出校門。數百名分散離校的北大學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來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結，高喊“愛國無罪”、“反對複活日本軍國主義”等口號，並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了花圈。此後，北京一些高校裏繼續有大字報出現，或聲援北大，或抗議日本對華貿易政策，或批評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燒了幾家商店門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銷”的橫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遊行隊伍達萬人以上。胡耀邦提出“對話”的方針，要求黨委領導人要深入到學校和學生直接對話。孫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員給學生講中日關係，澄清一些被誤解和被歪曲的問題。思想工作做通了，學潮平息了。沒有動用軍隊，沒有政治恐嚇，領導幹部和學生平等對話、疏導，這是胡耀邦處理學潮的指導思想。
自70年代後期起，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社會上、尤其在大學中逐漸泛濫。1984年《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際》，宣傳馬列主義過時。1985年12月2日，《工人日報》發表署名馬丁的文章《當前我國經濟研究的三個轉變》，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歸結為《資本論》，又把《資本論》歸結為批判經濟學，提出要從批判經濟學轉到建設經濟學。1986年2月的一次企業管理會議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批評《工人日報》發表馬丁的文章，認為這是“高層次的精神汙染”，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秦柳方上書向中央揭發理論界自由化，材料送到胡喬木那裏，胡喬木、薄一波批給胡耀邦、趙紫陽。1986年3月3日，趙紫陽、胡耀邦對秦柳方的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趙紫陽的批示是：“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陽同誌意見。”在官方的鼓勵和縱容下，80年代中後期以後，“洋教條”興起，新自由主義通過各種出版物、講壇或論壇、研究機構等開始大範圍傳播,否定馬克思主義、鼓吹全盤西化成為大學校園中新的時尚。改革開放本身以政治冷淡主義為導向，鼓勵關注個人與“自我”，西方各類政治學說正迎合了這一點，將精英思想灌輸給積極關注政治的學生，由此形成80年代群眾運動的特殊性，即曆次學潮的領導者大都是由自由派分子領導的。在“九一八”學潮中，各地也出現了少數批評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大字報。這增強了保守派的擔憂和疑慮。鄧小平在學潮期間說：“究竟什麽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裏當然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製、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混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麽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18]
學潮平息以後，改革輿論又開始升溫。1986年4月，胡啟立在上海同文藝界、理論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識分子座談時傳達了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的意見：“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來解決。我們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裏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製。這種惡劣作風不能再搞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4月12日在中國音樂協會四屆二次常務理事會上講話，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政策；4月22日，朱厚澤在報刊理論工作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要鼓勵、提倡理論工作者開展創造性的理論研究工作。5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又使氣氛進一步寬鬆。同時，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組織召開大文化戰略討論會，武漢也組織類似討論會。在“三寬”方針下，各種自由化觀點出籠，宣揚其他學說應當同和平競爭、百家爭鳴。6月10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央領導同誌匯報當前經濟情況時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製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製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標誌。……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製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19]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麽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20]7月12日，一次規模很大的政治體製改革理論研討會在中央黨校結束，這次研討會上提出了很多政治體製改革的建議。7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強調政治體製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製完善、富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7月31日，萬裏在全國軟科學座談會上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經鄧小平和陳雲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後，鄧小平在會見竹入義勝、雅魯澤爾斯基、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談話等多次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個大升級，所有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出來了。90年代以來有些人提出的東西，其實並不新，86年前後都能找到。溫元凱、蘇紹智、王若望、劉賓雁等到處散布謬論，要為資本主義平反，宣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已趨同”。這些人受到胡、趙等人的保護，到處作報告，暢通無阻。到各個院校作報告，受到熱烈追捧，方勵之被稱為“中國的薩克洛夫”，劉賓雁被捧為“中國的良心”。有一次劉賓雁去天津大學作報告，可以容納5000多人的求實禮堂，不僅椅子上座滿了，兩個椅子之間的扶手上也坐滿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們都席地而坐，禮堂外麵還擠滿了人，不時有門窗玻璃被擠破的聲音。在場的人說，國家元首也沒有受到過這樣熱烈的歡迎。1986年10月到12月，清華、北大、師大共舉辦了演講、研討會20多場。在這些演講中，以方勵之最為尖銳。他毫無顧忌地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社會主義製度，認為現行的政治製度是“現代式的封建主義”製度，主張“全盤西化”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道德所有全部的東西，包括我們的政治體製、所有製”，還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是一黨製還是多黨製”。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實行多黨政治。劉賓雁認為：“事實上，現行的社會製度是封建社會主義，中國的出路在於私有化，在於‘全盤西化’。”
1986年8月7日，萬裏在家裏接見了劉賓雁，萬裏稱讚劉賓雁提出的“第二種忠誠”：“我讚成你的觀點，我們黨不僅需要雷鋒精神，需要第一種忠誠，也需要第二種忠誠。如果一個黨不能聽取批評，不接受群眾的監督意見，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自由黨，還是基督教民主黨，都要垮台。”知識界思想又活躍起來了，從1986年7月以後，全國各地召開了各種各樣的學術討論會，在這些會上不少發言或明或暗地批評“四項基本原則”。報紙的總編們膽子也大起來了，過去不能發表、不敢發表的東西也發表了。
政治體製改革的輿論熱潮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86年11月下旬，區縣人民代表選舉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學生強烈不滿，12月1日，校園內貼出了《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的大字報，批評人民代表大會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大家“為真正的民主而鬥爭”。12月4日晚，在科大禮堂召開了候選人與選民見麵大會。8名學生登台演說，要求把科大辦成“民主特區”。副校長方勵之在會上講話說：“關於政治體製改革，討論已經好久了。有好多人說突破口放在什麽地方，我想群眾通過這件事表明，我們會找到怎樣來進行這場改革的辦法的。”他強調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12月5日下午,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等數千名學生匯合遊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賜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們奮鬥”、“打倒封建獨裁”、“打倒官僚主義”、“孫中山萬歲”、“要民主、民權、民生”等口號。12月9日，又進行了一次規模更大的遊行，2000名學生衝進了市政府大樓。2000多名學生到《安徽日報》，要求如實報道學生的活動。這一天科大校園裏出現了《一黨專製是阻礙民主的主要障礙》的傳單，其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絕不能淩駕於人民之上，其地位隻能與其它政黨同等。”
北京在12月1O日就開始響應南方的學潮。清華、北大出現了介紹中國科技大學學潮的大字報。各校開始醞釀上街遊行。23日，清華1000多人的遊行隊伍先進入北大，然後再進入人大。到人大時隊伍發展到3000多人。為了製止遊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通過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幹暫行規定》，共10條，對遊行示威作出了種種限製。例如遊行要事先到公安機關申請登記。學生對這個規定十分不滿。規定公布後，全市很快有兩萬人登記申請遊行。12月29日，北師大學生上街遊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現了《元旦大遊行，進軍天安門》、《去天安門者注意》、《首都學生大聯合，元旦10時天安門前集合》等大字報和標語。12月31日，在北大、清華、師大等高校，出現了署名“首都高校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字報：《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們第一次聯合示威活動在新年元旦。中午12時開始，下午5時結束，地點在長安街新華門，方式靜坐示威。屆時將由代表向當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層黨員民主選舉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選舉中央委員會；(2)由人民民主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成員由人大提議、審議和任命；(3)允許私人和團體自主辦報刊，徹底改變一家壟斷新聞媒介的醜惡局麵；(4)禁止政治迫害，釋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運動而抓押青年學生……”
在上海，12月19日下午，以同濟大學、複旦大學部分學生為主的遊行隊伍來到外灘市府大廈。半小時以後又轉向人民廣場，與交通大學等校的學生隊伍匯合。遊行隊伍打著“自由萬歲”、“學生萬歲”、“團結奮鬥”的橫幅，學生們坐在市人大辦公樓鐵柵欄外，連同圍觀者，共有數萬人之多。晚7時15分，遊行隊伍第二次來到市政府門前，要求與市長對話。8時到12時，副市長葉公琦等與學生代表談判，沒有取得成果。市長江澤民深夜接見學生代表，勸他們返校。但是，不斷圍坐的學生沒有走，而且同濟、交大等校800多名學生攜帶大衣、棉被、麵包前來聲援。江澤民返回途中發生輕微車禍，頭部撞傷，在醫院裏還有學生找他辯論。到淩晨5時45分，公安機關組織2000多名幹警，驅散了現場人群，用車強行把學生送回了學校。22日到23日，同濟、交大、複旦、醫大、華東化工等20多所高校學生連續上街遊行，高呼“還我人權”、“還我自由”、“嚴懲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釋放被捕學生”等口號。全市交通一度癱瘓。武漢的學潮也很猛烈。12月5日和9日，武漢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中南財大、華中師大等高校學生兩次上街遊行，並衝進省政府大院。此後，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長沙都發生了規模空前的學潮，其中，不少人矛頭指向四項基本原則。[21]
大範圍學潮引起保守派的恐慌，12月30日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指出：“凡是衝天安門的，要采取堅決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遊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決執行，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前一段，我們對學生鬧事，主要采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響了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疏導，包括法律處理。”[22]各級黨委和政府對學潮態度堅決起來，一方麵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麵作了充分的應變準備。胡耀邦提出對學潮中的領袖人物“冷處理”，不願意采取強硬措施，還希望通過“溝通”、“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保守派對此嚴重不滿。李瑞環回顧1979年胡耀邦對西單牆態度不堅決，在天津市委常委會上批評胡耀邦對學潮太軟弱，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腦袋換來的，誰要我們的領導權，也得拿這麽多腦袋來換!”李瑞環的堅決態度受到鄧小平的表揚。王震和陳丕顯到天津高度評價天津對學潮的作法。王震說：“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敗類造謠，滋事，破壞，想把共產黨趕下台。”“現在還有右派，現在還有反革命!什麽方勵之，是反革命!”“有人說什麽冷處理，熱處理。熱處理就是一槍一個窟窿，冷處理就是凍成冰棍。”“我們的監獄能關江青，為什麽不能關這些教授、研究生？”12月31日，王震在中央黨校的會上說：“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還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是關帝廟中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不信來試試看!”
胡耀邦對學生手軟，沒有使學潮很快平息。12月30日鄧小平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麽作用，聽說沒有傳達。”[23]1987年1月10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民主生活會”，批判胡耀邦。1月10日，胡耀邦作了檢查，並提出了辭去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1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公報，決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誌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二、一致推選趙紫陽同誌代理黨中央總書記；三、以上兩項決定，將提請黨的下一次中央全會追認；四、繼續保留胡耀邦同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在解決胡耀邦問題的同時，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技大學領導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長職務，撤銷方勵之副校長職務；先後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的黨籍。持續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
三、趙同老左派的矛盾 鄧對胡耀邦不信任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二是胡耀邦對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1985年，鄧小平讓喬石給耀邦的傳話中說：“現在外麵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麽不講?”1986年，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
趙紫陽同胡耀邦有所不同。趙在四川省委書記的任上，就提出過“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在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在文藝、思想等非經濟領域，趙紫陽並不反對，六四以前很多人都以為趙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也贏得了老左派的信任，最終當選總書記。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趙時，鄧保了他，還準備把軍委主席讓給趙紫陽。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號文件下發。這個文件傳達了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的談話：“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搞三權分立那一套。我們經常批評美國人，說他們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套來對付其它國家，但對自己也打架。這種辦法我們不能采用。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技術，利用外資，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隻能逐步地放開，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民間這樣描述：“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罵，小平不能下。”1月28日，鄧力群帶領新任中宣部長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朱厚澤；1月底，成立了直屬國務院的新聞出版局，加強了對報刊和書籍出版的管製。
胡耀邦辭職後，老左派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趙紫陽得知後立即向鄧小平匯報，並點明所謂“第二次撥亂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鄧小平十分警覺，讓趙紫陽召開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5月13日，趙在會上發言：“前幾天，我向小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決定對物價和工資製度進行改革。國務院物價委員會提出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認為物價改革這一關非過不可。價格改革的總方向是，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用五年左右時間，初步理順價格關係。1988年上半年，全國物價總指數連月大幅度上漲，7月份已達到19.3％。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價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現多年少見的全國性搶購商品和大量提取儲蓄存款的風潮。價格闖關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最嚴重的就是黨內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事情越來越多。當時一噸盤條鋼，計劃價格800元，市場價格1600元。除了商品以外，貸款利率、外匯匯率都是雙軌的。民謠唱道：“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賣彩券，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價格闖關還引起經濟秩序的混亂，“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一起騙中央。”
在社會不滿增加的情況下，自由化分子空前活躍起來，指出經濟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滯後。自1988年夏天以後，方勵之等人批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方頻頻接受外國記者采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從一個天體物理學家變成了一名活躍的政治鼓動家和政治活動家。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裏有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沙龍”。12月7日，金觀濤在北京大學“未來中國與世界”的討論會上說：“20世紀另外一個遺產是社會主義嚐試及它的失敗。”《新觀察》主編戈揚以一位老黨員的身份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實際上，現在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進入1989年，自由派的活動越來越頻繁，言論越來越大膽。1989年1月6日，方勵之致電鄧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釋放魏京生。1月28日，蘇紹智、方勵之等在北京“都樂書屋”搞“新啟蒙沙龍”活動。方勵之在會上說：“現在中國主要是人權問題，需要行動。”2月4日，方勵之等人在友誼賓館舉行“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取民主而鬥爭。”2月13日，由詩人北島發起、陳軍出麵，聯係了冰心、蕭乾等33名知識分子發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8日，王淦昌、許良英等42名科學界人士聯名發出《致趙紫陽總書記，萬裏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曆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在這樣的氣候下，青年思想受到相當大的影響，1989年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五校對師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作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是：學生中傾向於一黨多派、兩黨輪流執政和多黨製的占50.2%；21.8%否定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形態；12.3%的人根本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以後，又轉向尼釆，轉向薩特，轉向弗洛伊德，轉向新儒學。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伊德熱。
四、八九運動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4月18日，北京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等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靜坐，提出七點要求：第一，對胡耀邦進行客觀評價(即否定1987年1月對胡的批評)；第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為在這兩次運動中受害的知識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財產；第四，開放報禁，允許民間辦報；第五，取消違反憲法的禁止遊行的十條規定；第六，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第七，客觀報道這次活動。後來提出要與李鵬對話。有工作人員出來接受了請願書，但沒有人對話。19日學生衝擊新華門，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一些人企圖轉移悼念活動的正確方向。北大的大字報上，有人提出“喚起工人大哥和群眾的支持和參加”，“要明確目標，不要四麵出擊”，核心是“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要自由，要民主”。20日新華門清場，100多名學生被強行帶上公車。21日吾爾開希等提出罷課主張，要廢除學生會和研究生會的權力，各校相繼出現一些臨時的學生組織。25日，有些學校出現占領校廣播站的事情，這天成立了“高校臨時委員會”。
4月25日，鄧小平聽取了楊尚昆、李鵬等人的匯報。鄧小平同意政治局會議對學潮的定性，即“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同一天，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召開《民主的困惑》討論會，嚴家其說：“動亂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為人民的呼聲沒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曆史事件沒有不是宣布為反革命事件，但後來都平反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溫1976年是有意義的。今天社論的起草人還是1976年起草那個社論的人。”遠誌明說：“到什麽時候了？還學術、學術。我們應當行動!”自由派頭麵人物紛紛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到各大學演講，鼓吹“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
“4·26”社論發表後發上引發強烈反彈，學生遊行，要求撤銷社論，認為不是“動亂”。各校紛紛集會、抗議，都貼出大宇報，其中一條巨幅標語寫著：《人民日報》騙人民。4月27日，幾萬學生遊行，學生強烈要求政府收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這個政治結論，遊行時也改變了策略，攻擊、謾罵不見了，換之以“擁護廉潔的中國共產黨”、“消除腐敗，打倒官倒”、“和平請願，反對動亂”等。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常務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與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座談，但雙方在社論的結論上互不相讓，王丹等人不承認這次對話。
5月3日，趙紫陽發表“五四運動”70周年講話，學生反應還比較積極，有緩和的跡象。5月4日，遊行的學生由4.27的3萬多下降到不足2萬，口號有“弘揚五四革命精神”、“擁護共產黨，振興我中華”、“深化改革”、“腐敗不除，國無寧日”、“人民政府人民監督”、“新聞要說真話”、“平等對話”、“上梁不正下梁歪，堅決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等。在學生遊行的同時，有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也走上了街頭，組成了單獨的遊行隊伍，很引人注目。他們的口號是：“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講真話”、“我們想說的不能說，我們想寫的不能寫”、“要求恢複欽本立的職務”等。遊行結束，很多人開始對運動厭倦，打算複課。當天下午，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代表團團長和亞行高級官員時，講到：“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他們絕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隨後這個講話在電視上播了三天。學生聽到了趙紫陽的講話表示歡迎。北京大學一位教經濟的青年教師說：“這是一個溫和的講話，表明黨和政府的誠意，會對解決目前的問題起積極作用。”李先念聽了“亞行講話”以後，立即給鄧小平打電話，說中央有兩種聲音。陳雲也捎話給鄧小平，要他注意“亞行講話”。5月8日，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六點意見：第一，盡快公布對四大公司審查結果；第二，取消副部級以上幹部的特殊供應(75歲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長以上幹部的經曆和財產；第三，在全國人大設立專門委員會(萬裏建議稱為“廉政委員會”)，專門審查副部級以上幹部及其子女的違法行為；第四，製定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第五，司法獨立；第六，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進行。萬裏同意，李鵬反對。後經過刪改，5月12日在《人民日報》一版以人大常委八次會議議程形式發表。
5月6日，23所高校的學生簽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遞交了《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請願書中寫道：“我們作為北京高校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奉著誠懇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態度，急切請求盡快同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當前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深化經濟政治體製改革、改革的推進、民主法製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我們希望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代表盡快同我們確定時間、地點，就對話程序、事宜進行協商，以利對話順利進行。我們請求，根據新聞自由的原則，允許新聞界對這次對話進行采訪，並向全國公開準確地進行報道(我們準備5月8日下午3時左右前來聽取答複)。”但政府隻願意同全國學聯、學生會對話，不願意同自發的學生組織對話，因此，對話的事一直拖延下去。在學潮漸息的情況下，有人出新招：絕食。目的有：第一，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報禁；第二，促使政府與學生對話；第三，促進民主化進程。5月13日，高自聯頭頭發起絕食運動，絕食口號是：“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支持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絕食的學生由開始的三四百人發展到三千多人。從5月初開始，報紙、電視公開報道學生的活動，外地高校學生大量進入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首都學生的示威活動。天津5000多名學生騎自行車到北京。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越來越大，接連幾天都是一兩百萬人的大遊行，除了學生，工人以外，還有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門。如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國家海關總署、國務院直屬機關、國家體改委等。這些單位的職工都打著寫著這些機關名稱的巨幅橫標，特別引人注目。如海關總署的大橫標寫著“官倒走私鐵證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其他口號還有：“工人工人，學生後盾；總理不理，工人不許”“白貓抓權 黑貓抓錢—35中教師”“官倒不倒，人民不饒”“我們不是鄧家軍，也不是楊家將，更不是鎮壓人民的憲兵——幾十名年輕軍官”“中國專利營養秘方：50少年，60青年，70中年，80正當年—中國專利局”等。5月16日，戈爾巴喬夫訪華，趙對戈氏說：“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示。”此後，遊行中攻擊鄧小平的橫幅增多，例如“黨要總書記，不要太上皇”、“垂簾聽政誤國害民”、“天塌下來，小個子也逃不掉”等口號。5月17日，北京聲援學生的群眾遊行規模空前，全國除北京以外還有27個城市的170所高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的絕食學生。趙紫陽、李鵬、姚依林、胡啟立，喬石、楊尚昆、薄一波到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表示，已經沒有路可退了，隻有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5月18日，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已有幾百名被送往醫院。北京出現幾十萬人大遊行，產業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遊行的學生超過了50萬。5月19日，趙紫陽和李鵬到廣場上看望學生，李鵬講：“趕快結束絕食，接受治療。”趙紫陽對學生說：“我們來晚了。”“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你們要保重身體，你們年輕，來日方長。我老了，無所謂了。”這一天，天安門出現署名為“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籌委會”的《首都工人宣言》的傳單，稱“要中央接受絕食學生得來那兩條要求，否則24小時全市工人罷工。”
矛盾越來越激化，鄧小平決定出動軍隊，19日晚上決定對北京實施戒嚴。但是，從5月19日宣布戒嚴時起，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百萬群眾堵軍車的情況，執行戒嚴的部隊被群眾堵在三環線以外，不能進城執行戒嚴任務。市民自發去堵截軍隊，高呼口號：“反對暴力!反對軍管！”豐台、六裏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所有軍隊進城的路口都被群眾堵住，在各個路口都設有路障。軍車被成千上萬的群眾圍住，群眾為戰士念《科技日報》上報道學生絕食的文章，和戰士談話，勸他們不要鎮壓學生，還有的向戰士講述黨內腐敗現象。戒嚴令宣布不讓遊行，不讓集會，不讓演說；現在廣場上學生照樣集會，還有大量外地學生湧進北京，參加遊行的人比原來還多，演說者的言論越來越激烈。5月20日，學生由絕食改為靜坐，提出了“還我紫陽”的口號，搞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希望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的職務。群眾大規模遊行，口號有“李鵬強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堅持民主、自由、人權、法製四項基本原則”、“一人掌權、集體負責、群眾遭殃”等。地鐵出口都被學生組織的“敢死隊”和成千的市民圍住，防止軍隊從裏麵出來。天安門廣場已經斷水，市民們源源不斷地把水送到廣場。當晚廣場上，“工人敢死隊”、“市民敢死隊”、“工人糾察隊”、“市民糾察隊”等隊伍排列整齊開進了廣場。5月21日，高自聯對“是否撤離天安門”進行投票，主張撤離的占多數。但由於幕後人物的幹預，沒有撤離。天安門廣場成立了臨時指揮部。5月22日，豐台區大井附近群眾和武警發生衝突，武警試圖驅散圍軍車的群眾，雙方都有動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會”的橫標出現在廣場上。5月23-25日，遊行繼續，口號變成：“反對軍管”“戒嚴軍管，動亂之源”“罷免李鵬”等。5月25日晚，李鵬接見幾國大使的新聞聯播上，告訴外國人中國大局已定。5月26日，北京學生大部分撤離廣場，把地方留給外地的進京學生。天安門廣場上北京的學生很少，外地學生也是走的多來的少。當天陳雲在中顧委常委會上講話：“關於反對動亂問題，我講兩點意見：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誌，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誌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幹部和群眾的工作。”[1]5月29日，部分學生開始複課，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廣場上出現了香港“捐送”的帳篷和民主女神像。5月30日，“籌委會”廣播站稱，公安部門抓了“工自聯”一名負責人，於是北大約200人去遊行，但響應者寥寥。北京市政府組織郊區農民遊行，喊“製止動亂”、“擁護李鵬”的口號，和學生遊行唱對台戲。6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一、動員學生回校，學期考試按規定進行，對不及格者按規定處理；二、對幕後策劃的極少數人要揭露，采取果斷的措施加以製止；三、維護社會治安，對打、砸、搶分子決不手軟；四、加強輿論導向；五、共產黨員在穩定局勢中要發揮作用。”通知說，天安門前有126所外地大學的學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讓他們回去。6月2日，劉曉波、侯德健等四人到廣場上搞第二輪的絕食，吸引來上萬人圍觀。
6月3日晚，北京電視台反複廣播市政府的《緊急通告》：“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工作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但群眾和政府的對立情緒更嚴重，政府越不讓出來，出來的人越多。西長安街兩邊的人行道上，擺滿了自行車。當晚，部隊向市區開進。11時，部隊接到命令可以鳴槍示警，強行開進。有的地方還釋放了催淚彈。6月4日淩晨4：30天安門廣場開始清場，5：30結束，清場中開槍是為了打掉指揮部的喇叭，期間沒有造成人員死亡。6月6日，官方統計死亡人數近300。6月8日，北京已經平靜，部隊開始清除路障，打掃垃圾。[2]
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認為“4•26”以前發生的是動亂，以後發展為反革命暴亂，肯定了平息暴亂的功績。鄧說：“《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把問題性質定為動亂。‘動亂’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為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3]6月23日到24日，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趙紫陽職務。
五、基本結論 兩個基本結論。第一，關於對群眾運動的態度。馬克思在評價1848年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鎮壓工人的六月起義時寫道：“秩序！——這是基佐的戰鬥口號。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軍攻下華沙時這樣高喊。秩序！——法國國民議會和共和主義資產階級的粗野的應聲蟲卡芬雅克這樣高喊。秩序！——他所發射的霰彈在炸裂無產階級的軀體時這樣轟鳴。在1780年以來的許多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沒有一次曾侵害過秩序，因為所有這些革命都保持了階級統治和對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資產階級秩序，盡管這種統治和這種奴役的政治形式時常有所改變。六月革命侵害了這個秩序。六月革命罪該萬死！”[4]
改革開放以否定群眾運動為前提，同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相似，他們高呼“法製”的口號，取消了大民主，反對群眾自我組織，實行物質刺激與政治冷淡主義，拱手將青年學生和群眾的政治熱情送給了自由派。
學生運動本身並不是反社會主義的。根據毛澤東的講話，1956年石家莊有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組織示威遊行，甚至打出了“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等反動口號。在70個學生代表中讚同反黨口號的隻有十幾個，另外五十幾個人反對；在四千學生裏頭，大部分都不讚成。反動分子隻有幾個人，學生的主體是擁護共產黨、讚同社會主義的。正如毛所說：“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5]八九運動也是如此，盡管一小部分學生領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但學生運動的要求與少數自由化分子的要求截然不同。從“4·18”伊始，學生提出的要求就不是否定社會主義，而是要求民主權力，這些權力要求普通民眾能夠參與政治活動，大多屬於大民主的範圍。其中“公布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財產”直接觸動了當權者的利益，現在反而再次成了左派的口號。“4·26”以後，學生運動方向更加明確，變為反腐敗、反官倒，也提出了擁護共產黨的鮮明口號，但此時當權派堅持“4·26”立場不變，使趙紫陽等投機分子撈足了政治資本。“5·13”高自聯頭頭發起絕食運動，其目的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這並沒有影響運動的主導方向，隨著工人和國家機關幹部職工的廣泛參與，運動的對象鮮明的指向了官僚主義者和特權階級，群眾要求懲治官倒、要求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力。
“5·19”宣布戒嚴以後，北京的市民空前動員起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阻滯軍隊長達半月時間，而此時學生運動已經逐漸步入低潮，工農群眾成為運動主體。如果這一運動不被鎮壓，可以想象，運動目標都會更多地體現普通工農群眾的要求，其方向就是社會主義和反官僚主義。毛早就指出過，“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就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大民主”對付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對付的是階級敵人，“這樣的大民主，我們為什麽不愛好呢？”“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我們黨員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義者，你就要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你就要改。”[6]而群眾的覺醒與組織，正是特權者所害怕的。從改革派的角度看，“穩定壓倒一切”，當底層群眾從5月開始廣泛參與運動時，鄧就下定決心出動軍隊進行鎮壓。
80年代的老左派也是秩序派的一部分。他們的社會主義概念中，並不包括群眾運動，因此他們捍衛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方式並不是訴諸於群眾運動，而是“清君側”。他們親自樹立起鄧的權威，抓住鄧為了社會穩定的隻言片語，打擊忠實執行鄧路線的胡、趙集團。胡喬木等人更是千方百計把打擊政敵的話寫進鄧小平的講稿，以此獲得最高權威。其效果可想而知，清汙運動隻搞了28天，插手農村雇工問題被鄧製止，“第二次撥亂反正”更是中途夭折。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擲地有聲地說：“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廠快些關閉，帽子拿給我來戴。如果說把經濟建設列為黨的基本路線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資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學習和借鑒工業國家的先進管理、先進經驗、先進技術，擴大和搞活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在89以後，老左派繼續延續這一方式，為領導人講話做注腳，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一把手左轉，其結果也必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老左派可以在86學潮將胡拉下馬，可以借89運動除掉趙，但卻改變不了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路線，扭轉不了資本主義複辟的方向。他們反自由化的方式就是加強治理整頓，對群眾施加法製和秩序，但這正塑造了瓦解社會主義的基礎。既然在八九以後，對工農群眾的管製更多，群眾更無力反抗官僚主義者的統治，那為什麽特權階級不能把自己的權力變成可以傳給子孫的財富呢？
如果毛主席來處理八九運動，毫無疑問，毛不會因為自由化的原因鎮壓群眾。毛認為，“革命的群眾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決定力量……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是區分無產階級革命家與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一個根本標誌。”毛始終主張“專政機關不能幹涉甚至壓製，不能亂抓人”，“對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分別，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分別，是資產階級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分別。”[7]毛還旗幟鮮明地說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毛將站在底層群眾一邊，放手發動群眾開展一場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會支持群眾的熱情和創造，並隨時了解群眾意見、傾聽群眾對運動方針、政策的反映，馬上“召開各種代表會，幹部會，座談會，群專會”，傳達正確的精神和說明運動的目的，“利用電影、幻燈、戲劇、小冊子和傳單作宣傳，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8]對於少數自由化分子領導運動的情況，毛一定會提倡學生同工農相結合，“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通過群眾廣泛參與反官倒、反腐敗的運動，促進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扭轉精英控製的運動方向。
對於群眾自發的鬥爭形式和自覺的革命行動，正如列寧所說：“我們每一個革命者，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舉起雙手，熱情地歡迎它，堅決支持它。”社會主義本身是一種運動，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來源於千百萬群眾的覺醒，“一個國家的力量在於群眾的覺悟。隻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9]
第二，關於運動的後果。八九運動對中國社會形成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對資產階級。方勵之曾經呼喚企業家“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取民主而鬥爭”，而新成長的私有資本在八九中也曾試圖問鼎政治。但經過八九的教訓，他們清晰的看到了政權的力量，在特權者的卵翼之下才有發財致富的良好環境，因此通過資本家入黨和書記變資本家，資產階級以體製內的身份發展起來，並繼承了壓製勞工的政治遺產。八九之前的自由化分子，也紛紛搖身一變，成為政府官員和私有化改革設計者。其次對國企工人。80年代國企工人尚未受到明顯的傷害，他們並不理解學生運動的目標和口號。八九之後的整頓，形式上為了捍衛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加強國家資本主義力量的一次嚐試，它瓦解了社會主義的力量。工人如果想捍衛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各項權力和福利，體製內已經沒有出路。八九運動使青年學生遠離政治、走向實用主義，90年代以後的大學生對此已經淡忘；但國企改製卻使工人繼承了八九運動的記憶，甚至自由、民主等思潮也在國企工人中獲得一定市場。八九運動中，工人可以借學生的民主運動參加運動；但九十年代以後，工人隻有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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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十七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2]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六章 國殤—北京政治風波
[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302 頁
[4] 馬恩選集1卷，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1848年的六月失敗
[5] 毛選5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6] 毛選5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同林彪等人的一段談話，1968年5月11日
[8] 毛選五卷，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1951年5月15日
[9] 《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6卷第23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