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http://www.xj71.com/2009/0108/514418.shtml
徐景賢
〖摘要〗
春橋、文元同誌：
聽馮國柱同誌和金祖敏同誌說，四屆人大期間，洪文同誌在釣魚台請了兩次客。第一次請客，吃的是中國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小仇（現兼做秀珍，敬標的秘書）等人。做菜的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的廚師。席間喝了很多酒。吃完飯又留全體看美國電影《巴頓將軍》，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請客，吃的是法國菜，是特意把錦江飯店的花師傅（四屆人大代表）接到釣魚台去專門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國名菜“烙蛤蜊”等。至於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內有一個個半圓的孔，把蛤蜊放在上邊）和新鮮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張羅，專門從上海運去的。那天的宴會，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規格（馮國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個人麵前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台、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國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等沒有被邀，可是這幾個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師傅接去，又要請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結果宣布名單時沒有他們，“阿大氣得把京西賓館的房門‘砰’地踢了一腳，馬振龍他們還算識相，乖乖地去困覺了。”（金祖敏的原話）
第二次請客時，人大會議已結束，會務組通知上海代表集體乘專列火車回滬，少數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買客機票。本來，天水、秀珍同誌可以隨團回來，或是提前乘民航機回滬（當時大會消息已發表）。可是，洪文同誌卻叫小廖打電話給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專機調北京給天水，秀珍等同誌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純局長以為是給上海代表團集體使用的，在三叉戟專機準備好以後，即打電話給京西賓館找陳阿大（上海民航平時歸工交組領導），問在專機上要預備些什麽吃的東西。陳阿大接到電話，一聽派了專機，而自己卻坐火車回滬，馬上火了，在電話裏說：“沒有我的份！什麽也不要準備！”氣得把電話掛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說：“你們要的專機我已經替你們準備好了！”他還對其他幾個人大代表發牢騷，鼓動了好些人都爭著要坐專機。天水、秀珍同誌一看情況不妙，就扯謊說領導同誌還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馮國柱、李彬山談話，讓這幾個人留下，叫代表團其他人乘火車先走。其實，代表團剛走了一小時，他們幾個就登上三叉戟專機飛回上海了。（他們還叫了金英同誌一起乘飛機，金英同誌怎麽會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團的火車抵達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車站去接，秀珍同誌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謊，向代表們說秀珍他們剛到，其實他們早已在上海過了一夜了。洪文同誌調一架專機，簡直象調一輛汽車那樣容易。
人大期間發生的這些事，天水、秀珍同誌並未告訴我；而是金祖敏同誌這次調北京前，因對陳阿大有意見，才對我說了一些；馮國柱所談的情況，則是我個別向他問起花師傅的表現時，無意說出來的。
其實，人大期間發生的事，無獨有偶。就在十屆二中全會短短的三天會議期間，洪文同誌就請了兩次客，這是我親自經曆的。一月八日全會開幕的那天晚上，小廖電告秀珍，要我們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補中委們一直等到半夜十二點多，沒有動靜，就陸續睡了。淩晨一點半，忽然來了“緊急集合”的通知。我們從睡夢中爬起，到京西樓下一看，小廖開了三部汽車來接我們了。於是，天水、純麟、秀珍、祖敏、周麗琴、楊富珍、汪湘君、張國權、馮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車直驅釣魚台。那天晚上，洪文同誌設了一桌酒席招待我們，還請大家喝湖南長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間，大家還爭著搶朝鮮送來的大梨，大蘋果。筵席上除洪文同誌外，隻有小廖作陪；我問肖木到那裏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後，大家還一起看美國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會結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時半，洪文同誌在京西七樓的套間中，又一次設宴請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純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從來沒有見過這麽豐盛的酒席，冷盤熱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陳年茅台（女服務員小張誇口說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釀的茅台少好幾杯）。席間，秀珍和祖敏為了長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爭著索要。小廖說：“快吃完了，隻剩一瓶了。”
洪文同誌的這種追求享受，講究排場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長，在十大以後又進一步發展了。僅去年一年，黃濤去京開會三次，洪文同誌就至少請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內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飯後看英國片《女間諜》，第二次請黃濤和敬標（當時剛從日本回來）一起吃飯，飯後看美國彩色片《十誡》，第三次飯後看《跳不完的舞》。在釣魚台住所請他們吃飯還嫌不夠，洪文同誌又專門到新建的北京飯店設了一席，招待黃濤和敬標。他們吃了回來，還嘖嘖讚美，說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這要揮霍掉國家多少錢呀！（張敬標對我說：洪文同誌請客有特別費用可以報銷。）此外，聽說洪文同誌還在釣魚台分別接見、宴請了馬振龍、廖清純、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張振亞從北京開全國體工會議回來，還說洪文同誌請他吃飯，喝酒，並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沒》，內容“描寫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黃色鏡頭。”（張振亞語）當然，我所知道的這類請客吃飯的事，僅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同誌提倡這類作風，下邊就跟著學。就拿小廖來說，去年，前年來上海辦事四次，幾乎每次都有人大請其客。秀珍、敬標、黃濤和警衛處的康寧一政委等都單獨請他吃飯，原工總司的人也紛紛請他吃飯，吃遍了各大飯店。有一次連馬老也自告奮勇，特意在錦江請了兩桌。我雖然沒有請他，但他們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於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請在內），因為他們回避著我，都沒有告訴我，我是從警衛員等處聽說的。
有一次吃飯時，天水同誌當著洪文同誌和我們的麵說：“洪文同誌到中央工作後，進步真大呀！”洪文同誌則馬上回話：“不是我吹捧，老幹部象馬老這樣的精神麵貌，在全國都是少見的！”這一類話，出自兩個黨的高級幹部之口，難道是正常的嗎？再說，象小廖這樣的秘書到上海時，不但有人爭著請客吃飯，而且以秀珍同誌為首，帶領黃濤和原工總司的同誌，大隊人馬到機場迎送，不止一次，這種曲意奉承，阿諛拍馬之風，不正是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孿生弟兄嗎？
有的人除了大肆揮霍，請客吃飯之外，還搞封官許願，送禮送錢之類的活動。十大期間，洪文同誌當麵對黃濤說（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場）：“這次中委因為老幹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後可以當市委書記。”黃濤同誌在工作上是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對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關係上，表現了一種資產階級的庸俗作風。這次萬人體育館的改建，黃濤明明是有意見的，他在背後也曾向我流露過，但他在會上討論時卻積極表示要改建，甚至還提議在體育館主席台後麵裝電梯，以方便首長。等到春橋同誌對洪文同誌做了工作以後，洪文同誌連夜兩次打電話來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橋同誌在和馬老通電話時又指示不要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這些馬老都告訴了黃濤，而在這以後黃濤卻又和小廖通電話，建議還是要按洪文同誌原來意見，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進行大改。小廖請示後沒有答複。以上情況都是馬老親口告我的，他對黃濤此舉也隱隱表示不滿。黃濤這樣做究竟是什麽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誌過去在上海時，對坐什麽汽車，穿什麽料子的衣服，著什麽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到北京以後，通過某種合法、非法的途徑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裏有可以拍連續動作的外國照相機，有晚上充電後白天可持續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機，有能夠奏音樂的打火機，有可以作遠距離操縱的彩色電視機，有工交組送去的國產盒裝錄音機，有輕工業局馬振龍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機、酒芯糖、彩色膠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從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獵槍，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臨上飛機以前，黃濤還偷偷地托他帶了一枝特製的獵槍給洪文同誌，這支槍是拆開後偽裝在一個手提盒子內的。（林彪一夥用盒子裝過衝鋒槍，我們的同誌為什麽學他們的樣呢？）
他們除了拿用的，還有吃的，還有貨幣。我們的張敬標同誌除了給洪文同誌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還經常給洪文同誌送錢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兩次）。據敬標自己說，洪文同誌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補助”一些，並說是經馬老同意的。我曾問他每次給的具體數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幾百元，始終未說明具體數目，並說是洪文同誌那裏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說：“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誌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娛樂和消遣。在上海時我發現他對香港片特別有興趣，對《錦上添花》《滿意不滿意》等低級庸俗的喜劇片津津樂道，對某些有嚴重錯誤的影片不能鑒別，反而認為是好影片。在他說來，當然有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後，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濫，聽秀珍同誌說：有個時期洪文同誌幾乎天天晚上看電影。聽小廖誇耀說：“釣魚台的影片，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影片，外交部，中聯部和文化組的過路片，我們都能調。”聽於會泳個別對我說：“洪文同誌那裏過路片最積極，有些影片太黃色了，我們都不敢報給首長，小廖也調去看了。”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洪文同誌親自對天水、秀珍和我說：“我什麽電影都看，無非是黃色的，反動的。”這話說得多輕鬆。有些電影他還要一看再看，例如《戰爭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過很多遍，這種影片裏那麽多下流鏡頭，多看有什麽好處呢？何況小廖這樣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為會泳同誌告訴過我拍攝樂隊時用光有特點，可是這次在洪文同誌那裏觀看時，還看到許多泳裝女郎的遊泳鏡頭，小廖在一旁說：“這部影片我們看過好幾遍了，第二本已經放壞，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過去。”我不禁在想：他們看過好幾遍的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麽？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時，小廖到上海來為首長搞寬銀幕，他隨身帶來兩部寬銀幕影片，在上海小範圍內試片，一部是美國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殘》，一部是羅馬尼亞的《達吉亞人的後代》，他說也已看了多次，看來這些影片已經使某些同誌上癮了。
洪文同誌變得更加自滿，更加不注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獵呀，釣魚呀，打撲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電影呀，等等，卻占據了他生活和話題的很大一部分內容。他到北京工作後來過上海幾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幾個晚上的時間打撲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撲克時，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幾個通宵。
十大以後，特別是十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對洪文同誌的擔心增加了。十屆二中全會開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誌請中委，候補中委看電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過去國民黨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幾部反動的新聞短片《中國新聞》（分若幹輯），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攝反動頭子蔣介石如何主持召開國民黨軍委會，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視靈穀寺等。蔣介石穿著筆挺的軍裝，戴著白手套，對周圍致敬的人頻頻答軍禮，前呼後擁，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氣派。小廖在一旁向我們介紹說：“象這樣一類影片，我們還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到上海，跑馬廳開歡迎大會，蔣光頭登台發表演說等等，什麽都有！”
景賢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
來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材料
徐景賢
〖摘要〗
春橋、文元同誌：
聽馮國柱同誌和金祖敏同誌說，四屆人大期間，洪文同誌在釣魚台請了兩次客。第一次請客，吃的是中國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小仇（現兼做秀珍，敬標的秘書）等人。做菜的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的廚師。席間喝了很多酒。吃完飯又留全體看美國電影《巴頓將軍》，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請客，吃的是法國菜，是特意把錦江飯店的花師傅（四屆人大代表）接到釣魚台去專門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國名菜“烙蛤蜊”等。至於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內有一個個半圓的孔，把蛤蜊放在上邊）和新鮮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張羅，專門從上海運去的。那天的宴會，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規格（馮國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個人麵前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台、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國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等沒有被邀，可是這幾個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師傅接去，又要請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結果宣布名單時沒有他們，“阿大氣得把京西賓館的房門‘砰’地踢了一腳，馬振龍他們還算識相，乖乖地去困覺了。”（金祖敏的原話）
第二次請客時，人大會議已結束，會務組通知上海代表集體乘專列火車回滬，少數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買客機票。本來，天水、秀珍同誌可以隨團回來，或是提前乘民航機回滬（當時大會消息已發表）。可是，洪文同誌卻叫小廖打電話給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專機調北京給天水，秀珍等同誌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純局長以為是給上海代表團集體使用的，在三叉戟專機準備好以後，即打電話給京西賓館找陳阿大（上海民航平時歸工交組領導），問在專機上要預備些什麽吃的東西。陳阿大接到電話，一聽派了專機，而自己卻坐火車回滬，馬上火了，在電話裏說：“沒有我的份！什麽也不要準備！”氣得把電話掛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說：“你們要的專機我已經替你們準備好了！”他還對其他幾個人大代表發牢騷，鼓動了好些人都爭著要坐專機。天水、秀珍同誌一看情況不妙，就扯謊說領導同誌還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馮國柱、李彬山談話，讓這幾個人留下，叫代表團其他人乘火車先走。其實，代表團剛走了一小時，他們幾個就登上三叉戟專機飛回上海了。（他們還叫了金英同誌一起乘飛機，金英同誌怎麽會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團的火車抵達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車站去接，秀珍同誌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謊，向代表們說秀珍他們剛到，其實他們早已在上海過了一夜了。洪文同誌調一架專機，簡直象調一輛汽車那樣容易。
人大期間發生的這些事，天水、秀珍同誌並未告訴我；而是金祖敏同誌這次調北京前，因對陳阿大有意見，才對我說了一些；馮國柱所談的情況，則是我個別向他問起花師傅的表現時，無意說出來的。
其實，人大期間發生的事，無獨有偶。就在十屆二中全會短短的三天會議期間，洪文同誌就請了兩次客，這是我親自經曆的。一月八日全會開幕的那天晚上，小廖電告秀珍，要我們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補中委們一直等到半夜十二點多，沒有動靜，就陸續睡了。淩晨一點半，忽然來了“緊急集合”的通知。我們從睡夢中爬起，到京西樓下一看，小廖開了三部汽車來接我們了。於是，天水、純麟、秀珍、祖敏、周麗琴、楊富珍、汪湘君、張國權、馮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車直驅釣魚台。那天晚上，洪文同誌設了一桌酒席招待我們，還請大家喝湖南長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間，大家還爭著搶朝鮮送來的大梨，大蘋果。筵席上除洪文同誌外，隻有小廖作陪；我問肖木到那裏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後，大家還一起看美國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會結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時半，洪文同誌在京西七樓的套間中，又一次設宴請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純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從來沒有見過這麽豐盛的酒席，冷盤熱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陳年茅台（女服務員小張誇口說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釀的茅台少好幾杯）。席間，秀珍和祖敏為了長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爭著索要。小廖說：“快吃完了，隻剩一瓶了。”
洪文同誌的這種追求享受，講究排場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長，在十大以後又進一步發展了。僅去年一年，黃濤去京開會三次，洪文同誌就至少請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內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飯後看英國片《女間諜》，第二次請黃濤和敬標（當時剛從日本回來）一起吃飯，飯後看美國彩色片《十誡》，第三次飯後看《跳不完的舞》。在釣魚台住所請他們吃飯還嫌不夠，洪文同誌又專門到新建的北京飯店設了一席，招待黃濤和敬標。他們吃了回來，還嘖嘖讚美，說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這要揮霍掉國家多少錢呀！（張敬標對我說：洪文同誌請客有特別費用可以報銷。）此外，聽說洪文同誌還在釣魚台分別接見、宴請了馬振龍、廖清純、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張振亞從北京開全國體工會議回來，還說洪文同誌請他吃飯，喝酒，並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沒》，內容“描寫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黃色鏡頭。”（張振亞語）當然，我所知道的這類請客吃飯的事，僅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同誌提倡這類作風，下邊就跟著學。就拿小廖來說，去年，前年來上海辦事四次，幾乎每次都有人大請其客。秀珍、敬標、黃濤和警衛處的康寧一政委等都單獨請他吃飯，原工總司的人也紛紛請他吃飯，吃遍了各大飯店。有一次連馬老也自告奮勇，特意在錦江請了兩桌。我雖然沒有請他，但他們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於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請在內），因為他們回避著我，都沒有告訴我，我是從警衛員等處聽說的。
有一次吃飯時，天水同誌當著洪文同誌和我們的麵說：“洪文同誌到中央工作後，進步真大呀！”洪文同誌則馬上回話：“不是我吹捧，老幹部象馬老這樣的精神麵貌，在全國都是少見的！”這一類話，出自兩個黨的高級幹部之口，難道是正常的嗎？再說，象小廖這樣的秘書到上海時，不但有人爭著請客吃飯，而且以秀珍同誌為首，帶領黃濤和原工總司的同誌，大隊人馬到機場迎送，不止一次，這種曲意奉承，阿諛拍馬之風，不正是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孿生弟兄嗎？
有的人除了大肆揮霍，請客吃飯之外，還搞封官許願，送禮送錢之類的活動。十大期間，洪文同誌當麵對黃濤說（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場）：“這次中委因為老幹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後可以當市委書記。”黃濤同誌在工作上是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對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關係上，表現了一種資產階級的庸俗作風。這次萬人體育館的改建，黃濤明明是有意見的，他在背後也曾向我流露過，但他在會上討論時卻積極表示要改建，甚至還提議在體育館主席台後麵裝電梯，以方便首長。等到春橋同誌對洪文同誌做了工作以後，洪文同誌連夜兩次打電話來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橋同誌在和馬老通電話時又指示不要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這些馬老都告訴了黃濤，而在這以後黃濤卻又和小廖通電話，建議還是要按洪文同誌原來意見，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進行大改。小廖請示後沒有答複。以上情況都是馬老親口告我的，他對黃濤此舉也隱隱表示不滿。黃濤這樣做究竟是什麽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誌過去在上海時，對坐什麽汽車，穿什麽料子的衣服，著什麽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到北京以後，通過某種合法、非法的途徑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裏有可以拍連續動作的外國照相機，有晚上充電後白天可持續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機，有能夠奏音樂的打火機，有可以作遠距離操縱的彩色電視機，有工交組送去的國產盒裝錄音機，有輕工業局馬振龍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機、酒芯糖、彩色膠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從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獵槍，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臨上飛機以前，黃濤還偷偷地托他帶了一枝特製的獵槍給洪文同誌，這支槍是拆開後偽裝在一個手提盒子內的。（林彪一夥用盒子裝過衝鋒槍，我們的同誌為什麽學他們的樣呢？）
他們除了拿用的，還有吃的，還有貨幣。我們的張敬標同誌除了給洪文同誌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還經常給洪文同誌送錢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兩次）。據敬標自己說，洪文同誌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補助”一些，並說是經馬老同意的。我曾問他每次給的具體數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幾百元，始終未說明具體數目，並說是洪文同誌那裏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說：“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誌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娛樂和消遣。在上海時我發現他對香港片特別有興趣，對《錦上添花》《滿意不滿意》等低級庸俗的喜劇片津津樂道，對某些有嚴重錯誤的影片不能鑒別，反而認為是好影片。在他說來，當然有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後，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濫，聽秀珍同誌說：有個時期洪文同誌幾乎天天晚上看電影。聽小廖誇耀說：“釣魚台的影片，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影片，外交部，中聯部和文化組的過路片，我們都能調。”聽於會泳個別對我說：“洪文同誌那裏過路片最積極，有些影片太黃色了，我們都不敢報給首長，小廖也調去看了。”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洪文同誌親自對天水、秀珍和我說：“我什麽電影都看，無非是黃色的，反動的。”這話說得多輕鬆。有些電影他還要一看再看，例如《戰爭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過很多遍，這種影片裏那麽多下流鏡頭，多看有什麽好處呢？何況小廖這樣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為會泳同誌告訴過我拍攝樂隊時用光有特點，可是這次在洪文同誌那裏觀看時，還看到許多泳裝女郎的遊泳鏡頭，小廖在一旁說：“這部影片我們看過好幾遍了，第二本已經放壞，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過去。”我不禁在想：他們看過好幾遍的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麽？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時，小廖到上海來為首長搞寬銀幕，他隨身帶來兩部寬銀幕影片，在上海小範圍內試片，一部是美國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殘》，一部是羅馬尼亞的《達吉亞人的後代》，他說也已看了多次，看來這些影片已經使某些同誌上癮了。
洪文同誌變得更加自滿，更加不注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獵呀，釣魚呀，打撲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電影呀，等等，卻占據了他生活和話題的很大一部分內容。他到北京工作後來過上海幾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幾個晚上的時間打撲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撲克時，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幾個通宵。
十大以後，特別是十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對洪文同誌的擔心增加了。十屆二中全會開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誌請中委，候補中委看電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過去國民黨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幾部反動的新聞短片《中國新聞》（分若幹輯），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攝反動頭子蔣介石如何主持召開國民黨軍委會，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視靈穀寺等。蔣介石穿著筆挺的軍裝，戴著白手套，對周圍致敬的人頻頻答軍禮，前呼後擁，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氣派。小廖在一旁向我們介紹說：“象這樣一類影片，我們還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到上海，跑馬廳開歡迎大會，蔣光頭登台發表演說等等，什麽都有！”
景賢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
來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材料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