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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薄一波曾有這樣的回憶，他的一位老戰友曾不止一次告誡他：“毛主席講的話，如果你覺得不對，千萬不要講，你回去想想，慢慢就會知道毛主席是正確的。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腦筋裏，的確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框：毛主席說對，就對；說錯，就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
本文摘自《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03期 作者：張明軍 原題為：關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內個人崇拜若幹問題的再思考
長期以來，關於黨內個人崇拜的問題，政治學界和中共黨史學界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共識性的理論觀點。但筆者認為，對於某些觀點有重新認識之必要，對此我們提出以下兩個問題，就教於學術界同仁，以期深化對該問題的研究。
一、關於黨內個人崇拜的起源問題
關於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起源問題，國內學術界公認的看法是1958年的成都會議。其根據是毛澤東在會議上的一段講話：“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曆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得很幹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毛澤東這段講話的確反映了他對個人崇拜的認可和欣賞，但筆者認為，這隻是體現了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思想轉變問題，並不足以說明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由此而生。如果通觀整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曆史，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肇始於民主革命的40年代。
1942年，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統一戰線內部的衝突也愈益明顯。為了爭取抗戰勝利之後的有利態勢和主動地位，1943年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公然宣揚“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一個領袖”(即蔣介石)的封建獨裁思想。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皇權思想依然對廣大農民有著濃重影響的情況下，為爭取民心，打退國民黨在思想戰線上的進攻，對抗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中國共產黨有必要將對自己領袖和思想主張的宣傳提到首要地位。1943年7月6日，劉少奇撰文指出，中共終於發現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誌”，中共的曆史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中心”構成的。劉少奇的文章是一個信號，中共前任總書記博古隨後稱頌：“我們有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同誌，他的方向就是我們全黨的方向，也是全國人民的方向”。高崗在1943年11月中央召開的工農“勞動英雄”大會上宣稱：“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工農的燈塔，是勞苦大眾的旗幟”。於是在1943年11月2日《解放日報》刊登的勞動英模和其他積極分子致毛澤東的致敬信中，開始出現了歡呼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救星”的詞匯。由青年農民李有源創作的“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首陝北民歌也開始流傳大江南北。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兩位在延安實地采訪的美國記者T.H.懷特和A.雅格比曾這樣寫到：“在公眾集會上，對毛的即席講話，其他政治局委員(都是地位極高的人)也經常故作姿態地去作筆記，好像毛的講話就是從中可以汲取知識的甘泉。還經常可以聽到一些自慚形穢的頌揚之詞，極其誇張，幾乎令人作嘔”。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40年代已經開始，但這種崇拜並沒有形成遍及整個社會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它的客觀效果具有兩重性：
其一，這種崇拜揭開了神化毛澤東的序幕，對建國後毛澤東崇拜的重新滋生和盛行奠定了基礎，具有消極的作用。
其二，這種過分的渲染，對於粉碎國民黨蔣介石企圖以“一個中國、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來取消中國共產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實行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陰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凝聚根據地人民的思想戰鬥力和爭取全國民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向心力也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由於戰爭環境的硬性約束，在生存作為第一需要的情況下，毛澤東始終保持了清醒的認識。所以，毛澤東對這種個人崇拜，並無欣賞之意，並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禁止個人崇拜的思想，使民主革命時期所發生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沒有盛行和發展。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毛澤東在建國初期依然堅持了他在民主革命時期反對個人崇拜的主張，並在中共八大上作出了“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後，巨大的成就使他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和平環境條件對生存的意義的消減，使他放鬆了對個人崇拜的警惕。當他的主張和意誌在黨內遇到阻力時，他認為這是自己的權威不夠所致，於是就發生了1958年成都會議上由原來對個人崇拜的反對到對個人崇拜欣賞的思想轉變。
二、關於黨內個人崇拜重新滋生和盛行的原因
就毛澤東個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而言，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其一，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對毛澤東別有用心的宣傳和神化，是黨內個人崇拜重新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二，領袖對個人崇拜所采取的實用主義態度，是個人崇拜得以盛行主要因素。
勿庸置疑，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種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沒有說明造成原因的原因，如：是在何種基礎上產生的驅動力，促使林彪等人開始對毛澤東進行了個人崇拜。事實上，五、六十年代黨內個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是極其複雜的。既有與國際共運史上個人崇拜者的共同一麵，也有中國政治體製弊端的助動作用；既有人類社會一般政治文化的影響，也有中國特殊文化因素的推動。究其原因，有如下七個方麵。
第一，巨大的曆史功績是其進行個人崇拜的政治資源。熟知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否認，曆史的時勢造就了三位偉人：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而在三位偉人之中，毛澤東的功績尤為顯著。在他的領導之下，創立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並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左”傾教條主義導致的嚴重挫折中轉危為安。在他的卓越指揮下，僅用了三年時間，便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洗滌了中華民族百年挨打屈辱的曆史，將中國領向了一個新世紀的起點。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特殊的貢獻深深地感染著每一個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中國人，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詞實質上演變成了“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的含義，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已被人們籠上了“救世主”的光環。具有如此曆史功績的偉大巨人，隻要稍稍放鬆對個人崇拜的警惕，就極可能導致個人崇拜的產生，而對個人崇拜認可和欣賞的行為則勢必造成個人崇拜現象的泛濫和盛行。
第二，超凡魄力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體中，雖不乏群星璀璨的領導人物，但能像毛澤東這樣具有超凡魄力的人物卻絕無僅有。毛澤東的魄力可以說是在中國獨一無二，在世界舉世無雙。這種超凡魄力表現在兩個方麵。
首先，偉大的人格。在毛澤東的身上蘊涵著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和偉大革命家的恢弘氣度：重振華夏文明的曆史使命感、獻身祖國的民族精神、追求人類幸福的偉大理想、百折不撓的鋼鐵意誌、泰然自若的大將風度、虛懷若穀的寬廣心胸和曆史巨人的偉大氣概。
其次，卓越的才幹。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方向和道路，創立了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主要內容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傑出的軍事家，他運籌帷幄、決勝千裏、料敵如神、所向披靡。作為非凡的政治家，他成功地解決了黨內黨外的重要政治問題，其對敵鬥爭和黨內政治鬥爭的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是中國革命所孕育出來的最傑出的領袖人物。
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和傑出才幹，使黨的廣大幹部為之折服，使中國的一般民眾為之傾倒。在中國人民心中，他和人民如此的親近，而又如此的神聖；他既具有中國農民質樸務實的本色，又具有真理化身的光輝。薄一波曾有這樣的回憶，他的一位老戰友曾不止一次告誡他：“毛主席講的話，如果你覺得不對，千萬不要講，你回去想想，慢慢就會知道毛主席是正確的。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腦筋裏，的確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框：毛主席說對，就對；說錯，就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在毛澤東的這種超凡魅力影響下，極易喚起中國民眾將其神化的情緒。值得指出的是，由超凡魅力而形成的個人崇拜和靠強權而形成的個人崇拜具有十分明顯的不同效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斯大林和毛澤東是實踐個人崇拜的典型人物，但他們進行個人崇拜的手段不同，其效能也大相徑庭。斯大林領袖地位的取得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而毛澤東則主要憑借其功績和超凡魅力；斯大林的權力基礎更多地是強製，而毛澤東的權力基礎則主要是民眾內心的擁戴；斯大林政治權威的維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秘密警察，而毛澤東的政治權威卻具有最深厚、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更多的是出自畏懼，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則發自心靈的真情；受斯大林殘酷打擊的各級幹部更多的是憎恨，而受毛澤東錯誤批判的領導成員依然是忠貞不渝。
第三，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的助動。無論任何政治設施，都是在人們一定的政治意識指導下建立的。但這些政治設施一旦確立之後，又成為一種客觀的現實，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政治意識，促進或製約人們政治觀念的發展。政治體製作為政治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對人們政治觀念的作用也不例外。由於中國政治體製中權力的高度集中，對個人崇拜的產生客觀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權政體之下的個人崇拜有兩種現象：
其一，為實現某種政治主張而進行的個人崇拜。由於毛澤東對權力的高度集中，黨的其他領導人物已無力實施某項政治主張，他們隻好通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來達到實現其政治主張的意圖。一位美國學者這樣分析說：“他們借助毛澤東的名字來作為國家團結的象征，利用他的語錄來促進他們希望建成的非毛澤東主義的體製進程。”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說，“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誌的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是極具代表性的，反映了黨的高級幹部的真實心理。這種個人崇拜，一是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二是為實現某種政治主張的需要。在權力高度集中、黨內民主集中製原則已遭破壞的情況下，劉少奇等中央領導隻好通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來曲折地維護自己的地位和貫徹自己的主張。殘酷的曆史事實表明，無論出於何種動機的個人崇拜，其崇拜者往往受到崇拜的反作用，劉少奇後來的悲慘結局典型地證明了這一點。可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後人也”。時隔34年之後，劉少奇之子劉源關於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作了這樣的反思：“以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了解，應對這一趨向(指毛澤東的個人專斷，筆者注)有所發現和警覺。共同作為世紀偉人、一代哲人，劉少奇不應該任隨毛澤東的錯誤一味發展，也不應該對這種發展的後果完全無知。加之，毛澤東最後得以淩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來說，劉少奇負有直接責任”。為此，“劉少奇為他的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更為殘酷的則是劉少奇“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其痛苦遠遠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對此，“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
其二，為實現某種政治野心而進行個人崇拜。權力是崇拜的基礎。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下，由於黨的領袖掌握著巨大的不受限製的權力，又存在著事實上的終身製，所以，最高領袖的個人意誌往往決定著一個人政治命運的升遷或衰落。這種權力運行的特點必然被少數野心家所利用，成為他們通過鼓吹個人崇拜達到謀取個人政治野心的捷徑。1958年夏，康生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需要指出的是，康生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是指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不是《決議》中所闡明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最有力、最有影響的當數林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他在軍隊係統中開始推行突出政治，提倡“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由於林彪、康生等人在黨內身居要職，又披著“學得最好”、“舉得最高”、黨的“理論權威”等外衣，因此，他們的個人崇拜活動起到了蠱惑人心的煽動作用。
第四，領袖的自我欣賞。如果僅有崇拜者的狂熱鼓噪，而沒有被崇拜者的認可和欣賞，這樣的個人崇拜可以產生，但不會泛濫盛行。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並不是不知道搞個人崇拜的危害。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曾要求過不能糊裏糊塗的跟某一個人，“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要獨立思考”。一個曾經反對個人崇拜的偉人，是何種原因使他後來不堅決製止林彪等人鼓吹個人崇拜，反而默認甚至支持呢？究其原因，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使他對個人崇拜采取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在他的觀念中，某種特定條件下，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可以搞個人崇拜，而且需要搞點個人崇拜。
1970年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總要有點個人崇拜”，“過去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據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記載，毛澤東曾這樣評論蘇聯的個人崇拜：“據說斯大林曾是個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魯曉夫則完全沒有個人崇拜，……赫魯曉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為完全沒有個人崇拜”。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的垮台是缺少個人崇拜所致，要維持政治權威，就必須進行個人崇拜。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實用主義態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當他感到自己的意誌和主張的實施遇到阻力時，往往借助個人崇拜有正確和錯誤之分的理由，對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進行欣賞和支持。
作為個人崇拜是否有正確和錯誤之分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1956年經黨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指出，“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曆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個人崇拜不隻在剝削階級中間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中間有它的基礎。”個人崇拜是“舊社會腐朽的帶毒素的某些殘餘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當像斯大林這樣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物也接受這種落後的思想的影響的時候，就會反轉過來再影響全社會，造成事業的損失”。所以個人崇拜它隻能產生消極的後果，而決不會產生正確的積極的東西。
領袖對個人崇拜的欣賞，則必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當毛澤東提出個人崇拜有錯誤和正確之分後，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在講話中提出，“我們對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對毛主席的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的講話非但沒有受到批評，而且不久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個人崇拜在黨內開始泛濫起來。
第五，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契合。對任何一位領袖人物的崇拜，必須置於某種文化背景之下，方能顯出奇特的效果。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恰恰和個人崇拜的觀念有相通和契合之點。數千年封建文化的傳統決定了在毛澤東從一個政黨領袖到一個民族領袖的過程中，必須經過傳統合法的認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支家喻戶曉的陝北民歌真實地道出了幾億翻身人民的心聲，體現了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傳統合法性最高程度的認可。這種傳統合法性實質上就是中華民族的價值體係之一，即對聖王明君的渴求。這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浸潤著封建政治文化的價值觀念。但在社會結構尚未根本改觀的情況下，以手工操作為主的小農經濟難以產生現代政治意識，所以，這種價值觀念仍然關係到民心的向背，對獲得民眾傳統合法性的認可，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在當時大多是文盲的中國老百姓真誠地把新中國作為“上符天道、下合人欲”的新朝代來接受和追隨的同時，也必然把毛澤東作為人民的聖明君主來理解和崇拜。所以，必須用現代政治文化替代封建政治文化，將傳統性轉換為現代合法性。否則，傳統合法性的認知觀念和行為，極易造成培植個人迷信和適宜現代造神運動的氛圍和環境。
第六，單一輿論和巨大功績的互動效應。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隨著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中國的工人階級成為新社會的領導階級，所以，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自然也就取代了支配精神生產的合法權力。
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加強對意識領域控製的同時，也重點加強了對領袖個人的宣傳力度。毛澤東的巨大功績，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在對“領袖”一詞的理解上產生了獨特的含義。他們沒有將“領袖”作為列寧原意上的“領袖集體”來認識，而將“領袖”僅指毛澤東一人。在多次場合下，劉少奇對人們稱其為“劉主席”，並將其與“毛主席”並列表示了反對。在新聞報道的宣傳中，“毛主席”一詞成了毛澤東的代名詞，“領袖”二字成了毛澤東稱謂的專有名詞。懷有勃勃野心的林彪。應該說十分清楚新聞報道對他的廣為宣傳，為日後贏得社會政治資源，進而進行篡黨奪權的重要意義。但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深諳，使他也不得不強調隻宣傳毛澤東一人。
他在1967年6月16日致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中指出：“近一個多月來，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這兩個口號並提的情況。我認為‘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為了在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突出毛主席的偉大作用，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作用，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對毛澤東個人的過分宣傳，進一步神化了毛澤東的偉大形象，而對毛澤東所立下的巨大豐功偉績的認知和折服，又進一步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宣傳力度，從而對個人崇拜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滾雪球”的效應。
第七，國際共運的影響。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可謂之舉世無雙。在其長達幾十年的領導生涯中，通過個人崇拜，他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權體係。他所發布的每一個指示、所作的每一個論斷、進行的每一個說明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在這種強權作用之下，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後，國內的政局一直處於比較穩定之中。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的政治地位之所以如此鞏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個人崇拜的結果。在蘇聯二十大之後，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過程中，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已將反對個人崇拜作為一項公認的政治準則時，毛澤東雖然初期也讚成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隨著他對中央第一線領導成員不滿情緒的加深和反修防修緊迫感的不斷加重，更為主要地看到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對政權鞏固的作用，忽視了個人崇拜所產生的負麵效應。“他是把對他的個人崇拜視為發動‘文革’的必要準備，視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條件”。
隨著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不斷加劇，毛澤東逐漸成為唯一的精神領袖，成為集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於一身、可以號令一切的最高權威。一般而言，那些憑借暴力和陰謀維持其權力者並非政治領袖；那些擁有眾多追隨者卻無力動搖國家機器者僅是影響力有限的政治領袖；而那些大權在握的政治領袖卻並不一定是精神領袖。隻有集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於一身者，才是擁有絕對真理的化身形象和能夠支配一切的政治資源，即特殊的政治權威。曆史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任何個人崇拜所帶來的後果必然是盲從和迷信。20世紀60年代中期，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已使人們喪失了獨立的思考、分析和判斷能力，中國廣大民眾的思想意識已被毛澤東個人的政治觀念、情感和價值取向所覆蓋，在他們的頭腦中已形成了“毛主席的話就是真理”、“跟著毛主席就是正確方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思維模式。所以，當1966年毛澤東振臂號召發動“文革”時，人民群眾雖然對“文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理解和對“踢開黨委鬧革命”仍然存在著憂慮，但在“毛澤東指示我照辦”，“毛澤東揮手我前進”的思維模式支配下，毅然決然地加入了運動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