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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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經常問我，聽說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對此消息進行了嚴密封鎖，可是“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還是很快就知道了。我當時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的審判員，後來又擔任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長。下麵我談談上海的這夥餘黨是怎麽知道“四人幫”被捕消息的。
失魂落魄的上海餘黨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10月7日，中央辦公廳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書記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速去北京開會。
此時通知進京，使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許是老奸巨滑的馬天水嗅到了什麽，他立刻將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按照在此之前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認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麵立刻做好戰鬥準備。
在 “四人幫”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張春橋曾派王洪文的秘書蕭木來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傳話。“四人幫”雖然一直控製著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讓秘書直接代表“首長”傳達的方式卻從未有過，當時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6個市委常委，他們立刻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原來，蕭木傳達張春橋的話說，階級鬥爭的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麵要提高警惕，一方麵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一個憂天派，但是有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
也許張春橋已經預感到了什麽，他向在上海的餘黨發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準備。
當時兩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馬天水走了以後，上海的餘黨便惶惶不可終日，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北京的消息。那時不像現在有手機，打一個電話或者發一個短信就行了，那時通訊還沒有現在發達，加之中央對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封鎖很嚴，外界根本無從知道。
10月7日晚，徐景賢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電話，於會泳在電話裏說，本來他是要出國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國了。
徐景賢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還是吃不準北京的情況，接著他又撥通了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劉湘屏的回答與於會泳有些相似。她說，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請她看戲，現在卻找不到人了。
與此同時，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聯係。房佐庭在電話裏告訴王秀珍，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京西賓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王秀珍急迫地問房佐庭，見到“四位中央首長”沒有。房佐庭回答說，還沒有見到。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天，盡管“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想盡了辦法，但仍然沒有得到一點有關“四位首長”的準確消息，在惶恐和猜測中度過了一天。
由此可見，粉碎“四人幫”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麽嚴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張春橋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靜的電話，說她給張春橋打了一夜的電話也沒有打通，原定他們的兒子到北京去的，現在也不知去好還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情。
王秀珍一聽，覺得事情有些奇怪，於是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裏打電話，想問問情況，結果也是打不通。
沒有辦法，惶惶不可終日的徐景賢和王秀珍一夥人經過商量，決定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給北京打電話。
這幾個“神通廣大”的秘書，想盡各種辦法給北京他們認為可靠的人打電話，又用他們知道的各種電話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打電話，結果同樣是一個也打不通。
正當一群人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的時候，徐景賢突然撥通了《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的電話。這夥人一陣興奮。可是，當徐景賢剛要問情況時，魯瑛接電話的聲音卻有些反常，沒有講兩句就急忙把電話掛了。耳機裏響起一片盲音，這一夥人興奮之後又是當頭一盆冷水。
正當這夥人惶恐不安之時，撥電話的市委常委張敬標說，他通過上海警備區接通了北京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房佐庭說馬天水的身體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發作了，動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過電話，大聲地問：“你們到機場時誰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說：“是穿軍裝的人接的。”廖祖康又問：“有沒有見到中央辦公廳的人？”房佐庭回答說：“沒有。”廖祖康接著問：“你那裏不準往外打電話是誰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說：“是我問別的省的。”最後，房佐庭又一次告訴廖祖康，說自己的“胃病”發作了。
聽完電話，上海這夥餘黨對於北京的情況雖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體情況仍然是雲裏霧裏，不好下結論。廖祖康放下電話，問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嗎？”王秀珍說：“沒有聽說過。”廖祖康有些警覺地說：“這就怪了。那他說‘胃病’又犯了是什麽意思呢？”
這時，上海警備區作戰處向上海市委報告了軍委首長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報告還說原來總政治部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也突然通知停止召開。
這夥餘黨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嚴重。雖然在此之前，張春橋早就有“準備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對於上海民兵也早已進行了武裝，加之控製的公安、財貿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暫時與北京形成對抗之勢。可是具體情況未落實，也不好行動。
焦躁不安的徐景賢再次拿起話筒，重新撥通了房佐庭的電話，聲稱一定要“馬老”親自接電話。房佐庭回答：“馬老不能聽電話。”說完之後，房佐庭又說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複說到的是句暗語。這使“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實在無法摸到準確情況，於是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張敬標、蕭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進常委學習室，關起門來“分析形勢”，商量對策。
徐景賢認為：“毛主席逝世之後，一號戰備命令剛剛通知撤銷，怎麽現在中央又通知加強戰備呢？而且這個通知裏麵還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是有什麽人出了事情。”
“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的政治嗅覺還是很靈敏的。
廖祖康接著說：“在北京的幾個老帥，像葉（劍英）帥、徐（向前）帥他們還是很有號召力的。”說到這裏，廖祖康便不再說下去了。
此時，屋子裏的空氣仿佛一下子凝固了，這夥餘黨麵麵相覷，廖祖康未說出的話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幾位老帥可能已經對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他們下手了，這夥人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旗手”江青也同時遭到覆滅的下場。
這一分析，這夥餘黨立刻覺得張春橋過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張春橋也許是預感到自己人心的喪失，力量的單薄，曾不止一次對他在上海的親信說過，軍隊靠不住，軍隊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現在軍隊已經將槍口對準了“首長”，形勢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在上海灘上說一不二的“女強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接著，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負責分管宣傳和新聞媒體的徐景賢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界負責人“吹吹風”。
就這樣，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三天下午，他們在上海的一夥餘黨分成兩個地方，分別按照計劃，開始對控製的“文”“武”兩支力量的頭頭進行“吹風”和“打招呼”。
公安部“內線”告密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來到康平路小禮堂。
參加“吹風”會的有解放日報社、文匯報社、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新華分社的有關人員。
徐景賢在會上將於會泳突然不出國，《人民日報》魯瑛接電話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長”聯係不上，房佐庭在電話裏總說他“老胃病發作”等情況向這些人作了“通報”。
接著，他根據軍隊可能發生“政變”的猜想說：“中央電台通知停播的兩首歌曲《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看不出有什麽問題。蘇修軍隊侵占捷克時，捷克國家電台有一名播音員聽中央負責人的指揮，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聲明，根本不聽蘇軍的。”
徐景賢還布置了各新聞單位的保衛工作，指示要調集民兵來保衛。並要求這些人發表什麽東西，都要告訴市委，把上海的輿論牢牢地控製起來。
為了進一步摸清情況，會議結束後，徐景賢又給浙江省委某副書記、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別打了電話。王秀珍接著又給遼寧省委某副書記打電話，要他給當時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裏打電話。
由於中央和直接參加行動的8341部隊，對這次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謹慎、嚴密，致使他們在上海的餘黨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幾經打探也未能獲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讓一些骨幹分子列席。這次會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與《紅旗》雜誌編輯部通電話的情況。
徐景賢在會上強調：“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我們大家都要有思想準備。”
散會後徐景賢回家吃飯。這時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氣了，就跑到徐景賢的家裏，找徐景賢，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對策。
由於徐景賢急著要去劇院看演出，就說：“我下午已經找報社、電台的人談過了。國務院有幾位部長在上海，今晚上看戲，我將到劇場露露麵，同時摸摸情況。你們到學習室等我，我一會兒回來再談。”
徐景賢在戲院裏坐了一會兒，就找了個借口離開，急忙趕回康平路。這時學習室裏已擠滿了人，氣氛很緊張。
還未等徐景賢向這夥人報告剛才的“好消息”，警衛處的康寧一就急忙向他報告，說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打來電話報告暗號：“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賢頓時大驚，忙問：“繆文金不是在上海嗎，怎麽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說：“是我下午派他乘飛機到北京去了解情況的。臨走我告訴他說，如果出事了，電話裏就說‘我娘心肌梗死’，現在看來真出事了。”
於是，廖祖康拿過電話，親自給江青住的那個樓打電話，不通。接著他又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處打電話，仍然不通。
“四人幫”在上海的這夥餘黨頓時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在屋子裏亂成一團。
此時，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接通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家的電話，是徐海濤老婆接的。張家龍說：“徐景賢同誌要和徐部長講話。”徐海濤的老婆慌張地說：“他不在，去辦公室了，不要再打電話了。”徐景賢在聽了秘書的通話情況匯報後，猜測徐海濤也可能被抓起來了。
屋子裏再次出現混亂，一夥人頓時慌成一團。
這時，康寧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來的電話，這夥人的耳朵都跟著豎了起來。
祝家耀，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戰士、副班長。195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為上海五七〇三廠工人，後在廠勞資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總司”工交組、組織組工作。1973年11月起任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往公安部擔任要職的，自然不會忘記這份“恩情”，不會忘記自己“成長”起來的這塊“基地”，在關鍵時刻及時來了電話。這位“四人幫”在公安部的“內線”在電話裏說，繆文金到京後確實進過京西賓館。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電話裏除報告繆文金的情況之外，隻講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
這是“四人幫”被粉碎之後，他們在上海的餘黨得到的最可靠的一個消息。這樣就從公安部“內線”那裏證實了他們一夥的猜測，北京的確發生了“政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四個人統統被抓起來了。
緊接著電話鈴又一陣急響，張家龍拿起話筒，是劉慶棠打來的。劉慶棠在電話裏說：“馬老不能接電話，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都‘病’了。”
蕭木聽後立刻驚叫起來：“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他這麽一叫，整個學習室裏頓時一片混亂，一個個如喪家之犬，立刻條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圍，然後又將目光一起轉向大門，生怕外麵此刻突然衝進幾個人來將自己抓走。看著如此混亂的局麵，徐景賢立刻製止，大聲宣布：“誰也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就在這間市委常委學習室裏，徐景賢等人開始密謀進行武裝叛亂。
有人經常問我，聽說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對此消息進行了嚴密封鎖，可是“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還是很快就知道了。我當時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的審判員，後來又擔任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長。下麵我談談上海的這夥餘黨是怎麽知道“四人幫”被捕消息的。
失魂落魄的上海餘黨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10月7日，中央辦公廳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書記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速去北京開會。
此時通知進京，使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許是老奸巨滑的馬天水嗅到了什麽，他立刻將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按照在此之前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認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麵立刻做好戰鬥準備。
在 “四人幫”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張春橋曾派王洪文的秘書蕭木來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傳話。“四人幫”雖然一直控製著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讓秘書直接代表“首長”傳達的方式卻從未有過，當時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6個市委常委，他們立刻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原來，蕭木傳達張春橋的話說，階級鬥爭的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麵要提高警惕，一方麵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一個憂天派，但是有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
也許張春橋已經預感到了什麽，他向在上海的餘黨發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準備。
當時兩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馬天水走了以後，上海的餘黨便惶惶不可終日，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北京的消息。那時不像現在有手機，打一個電話或者發一個短信就行了，那時通訊還沒有現在發達，加之中央對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封鎖很嚴，外界根本無從知道。
10月7日晚，徐景賢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電話，於會泳在電話裏說，本來他是要出國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國了。
徐景賢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還是吃不準北京的情況，接著他又撥通了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劉湘屏的回答與於會泳有些相似。她說，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請她看戲，現在卻找不到人了。
與此同時，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聯係。房佐庭在電話裏告訴王秀珍，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京西賓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王秀珍急迫地問房佐庭，見到“四位中央首長”沒有。房佐庭回答說，還沒有見到。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天，盡管“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想盡了辦法，但仍然沒有得到一點有關“四位首長”的準確消息，在惶恐和猜測中度過了一天。
由此可見，粉碎“四人幫”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麽嚴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張春橋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靜的電話，說她給張春橋打了一夜的電話也沒有打通，原定他們的兒子到北京去的，現在也不知去好還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情。
王秀珍一聽，覺得事情有些奇怪，於是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裏打電話，想問問情況，結果也是打不通。
沒有辦法，惶惶不可終日的徐景賢和王秀珍一夥人經過商量，決定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給北京打電話。
這幾個“神通廣大”的秘書，想盡各種辦法給北京他們認為可靠的人打電話，又用他們知道的各種電話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打電話，結果同樣是一個也打不通。
正當一群人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的時候，徐景賢突然撥通了《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的電話。這夥人一陣興奮。可是，當徐景賢剛要問情況時，魯瑛接電話的聲音卻有些反常，沒有講兩句就急忙把電話掛了。耳機裏響起一片盲音，這一夥人興奮之後又是當頭一盆冷水。
正當這夥人惶恐不安之時，撥電話的市委常委張敬標說，他通過上海警備區接通了北京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房佐庭說馬天水的身體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發作了，動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過電話，大聲地問：“你們到機場時誰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說：“是穿軍裝的人接的。”廖祖康又問：“有沒有見到中央辦公廳的人？”房佐庭回答說：“沒有。”廖祖康接著問：“你那裏不準往外打電話是誰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說：“是我問別的省的。”最後，房佐庭又一次告訴廖祖康，說自己的“胃病”發作了。
聽完電話，上海這夥餘黨對於北京的情況雖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體情況仍然是雲裏霧裏，不好下結論。廖祖康放下電話，問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嗎？”王秀珍說：“沒有聽說過。”廖祖康有些警覺地說：“這就怪了。那他說‘胃病’又犯了是什麽意思呢？”
這時，上海警備區作戰處向上海市委報告了軍委首長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報告還說原來總政治部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也突然通知停止召開。
這夥餘黨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嚴重。雖然在此之前，張春橋早就有“準備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對於上海民兵也早已進行了武裝，加之控製的公安、財貿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暫時與北京形成對抗之勢。可是具體情況未落實，也不好行動。
焦躁不安的徐景賢再次拿起話筒，重新撥通了房佐庭的電話，聲稱一定要“馬老”親自接電話。房佐庭回答：“馬老不能聽電話。”說完之後，房佐庭又說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複說到的是句暗語。這使“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實在無法摸到準確情況，於是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張敬標、蕭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進常委學習室，關起門來“分析形勢”，商量對策。
徐景賢認為：“毛主席逝世之後，一號戰備命令剛剛通知撤銷，怎麽現在中央又通知加強戰備呢？而且這個通知裏麵還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是有什麽人出了事情。”
“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的政治嗅覺還是很靈敏的。
廖祖康接著說：“在北京的幾個老帥，像葉（劍英）帥、徐（向前）帥他們還是很有號召力的。”說到這裏，廖祖康便不再說下去了。
此時，屋子裏的空氣仿佛一下子凝固了，這夥餘黨麵麵相覷，廖祖康未說出的話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幾位老帥可能已經對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他們下手了，這夥人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旗手”江青也同時遭到覆滅的下場。
這一分析，這夥餘黨立刻覺得張春橋過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張春橋也許是預感到自己人心的喪失，力量的單薄，曾不止一次對他在上海的親信說過，軍隊靠不住，軍隊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現在軍隊已經將槍口對準了“首長”，形勢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在上海灘上說一不二的“女強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接著，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負責分管宣傳和新聞媒體的徐景賢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界負責人“吹吹風”。
就這樣，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三天下午，他們在上海的一夥餘黨分成兩個地方，分別按照計劃，開始對控製的“文”“武”兩支力量的頭頭進行“吹風”和“打招呼”。
公安部“內線”告密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來到康平路小禮堂。
參加“吹風”會的有解放日報社、文匯報社、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新華分社的有關人員。
徐景賢在會上將於會泳突然不出國，《人民日報》魯瑛接電話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長”聯係不上，房佐庭在電話裏總說他“老胃病發作”等情況向這些人作了“通報”。
接著，他根據軍隊可能發生“政變”的猜想說：“中央電台通知停播的兩首歌曲《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看不出有什麽問題。蘇修軍隊侵占捷克時，捷克國家電台有一名播音員聽中央負責人的指揮，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聲明，根本不聽蘇軍的。”
徐景賢還布置了各新聞單位的保衛工作，指示要調集民兵來保衛。並要求這些人發表什麽東西，都要告訴市委，把上海的輿論牢牢地控製起來。
為了進一步摸清情況，會議結束後，徐景賢又給浙江省委某副書記、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別打了電話。王秀珍接著又給遼寧省委某副書記打電話，要他給當時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裏打電話。
由於中央和直接參加行動的8341部隊，對這次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謹慎、嚴密，致使他們在上海的餘黨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幾經打探也未能獲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讓一些骨幹分子列席。這次會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與《紅旗》雜誌編輯部通電話的情況。
徐景賢在會上強調：“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我們大家都要有思想準備。”
散會後徐景賢回家吃飯。這時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氣了，就跑到徐景賢的家裏，找徐景賢，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對策。
由於徐景賢急著要去劇院看演出，就說：“我下午已經找報社、電台的人談過了。國務院有幾位部長在上海，今晚上看戲，我將到劇場露露麵，同時摸摸情況。你們到學習室等我，我一會兒回來再談。”
徐景賢在戲院裏坐了一會兒，就找了個借口離開，急忙趕回康平路。這時學習室裏已擠滿了人，氣氛很緊張。
還未等徐景賢向這夥人報告剛才的“好消息”，警衛處的康寧一就急忙向他報告，說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打來電話報告暗號：“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賢頓時大驚，忙問：“繆文金不是在上海嗎，怎麽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說：“是我下午派他乘飛機到北京去了解情況的。臨走我告訴他說，如果出事了，電話裏就說‘我娘心肌梗死’，現在看來真出事了。”
於是，廖祖康拿過電話，親自給江青住的那個樓打電話，不通。接著他又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處打電話，仍然不通。
“四人幫”在上海的這夥餘黨頓時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在屋子裏亂成一團。
此時，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接通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家的電話，是徐海濤老婆接的。張家龍說：“徐景賢同誌要和徐部長講話。”徐海濤的老婆慌張地說：“他不在，去辦公室了，不要再打電話了。”徐景賢在聽了秘書的通話情況匯報後，猜測徐海濤也可能被抓起來了。
屋子裏再次出現混亂，一夥人頓時慌成一團。
這時，康寧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來的電話，這夥人的耳朵都跟著豎了起來。
祝家耀，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戰士、副班長。195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為上海五七〇三廠工人，後在廠勞資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總司”工交組、組織組工作。1973年11月起任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往公安部擔任要職的，自然不會忘記這份“恩情”，不會忘記自己“成長”起來的這塊“基地”，在關鍵時刻及時來了電話。這位“四人幫”在公安部的“內線”在電話裏說，繆文金到京後確實進過京西賓館。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電話裏除報告繆文金的情況之外，隻講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
這是“四人幫”被粉碎之後，他們在上海的餘黨得到的最可靠的一個消息。這樣就從公安部“內線”那裏證實了他們一夥的猜測，北京的確發生了“政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四個人統統被抓起來了。
緊接著電話鈴又一陣急響，張家龍拿起話筒，是劉慶棠打來的。劉慶棠在電話裏說：“馬老不能接電話，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都‘病’了。”
蕭木聽後立刻驚叫起來：“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他這麽一叫，整個學習室裏頓時一片混亂，一個個如喪家之犬，立刻條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圍，然後又將目光一起轉向大門，生怕外麵此刻突然衝進幾個人來將自己抓走。看著如此混亂的局麵，徐景賢立刻製止，大聲宣布：“誰也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就在這間市委常委學習室裏，徐景賢等人開始密謀進行武裝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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