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 文章摘自《劉少奇的20年》 作者：魯彤 馮來剛 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
劉少奇被革命群眾批鬥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風起雲湧，劉少奇無奈、惶惑、憤怒，愴然曰：“好在曆史是由人民寫的！”
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但是，隨著“左”傾思想在黨內逐步占據統治地位，一大批學術、文藝方麵的著作和觀點被強加了修正主義等大帽子，遭到公開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吳晗，說《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
一石擊起千層浪。
文革五人小組在這種情況下，於1966年2月製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本意是約束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不讓它進一步發展為政治鬥爭。
3月，按預定計劃，劉少奇要出訪亞洲三國：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本來出訪前，劉少奇提出不帶夫人，但外事部門卻堅持夫人隨訪會增加友好氣氛，他隻好同意。於是，正在鄉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趕回北京，準備出訪。
這次訪問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出訪。等他回到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至於劉少奇說：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劉少奇訪問剛剛回國，被通知馬上到杭州開會。
原來，在他出訪的這一段時間裏，國內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3月底，毛澤東尖銳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紀要》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4月9日、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判彭真的“一係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為成員，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幾段火藥味異常濃厚的話：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
“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誰？
在劉少奇回國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已經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立，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
4月24日，杭州會議基本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並決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正式通過這個文件，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作出組織處理。
1966年5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錯誤批判。5月16日，會議正式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個通知稿，原封不動，一字未改，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動，可以稱得上“原汁原味”。
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見：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製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對彭真進行了點名批判。
劉少奇問彭真：“彭真同誌，你有什麽意見？”
彭真說：“一個檢查，一個改。”
劉少奇問：“對通知有什麽意見？”
彭真答：“沒有意見。”
“是讚成，還是反對？”
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回答。
毛澤東對通知進行了修改，加寫了幾段話，其中講：“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裏所講的“接班人”、“赫魯曉夫”實際上很容易讓人想到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
林彪又在會議上興風作浪，大講政變經：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奪取政權，要搞資本主義複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裏不去詳細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
會上的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通“連珠炮”轟懵了，張大了嘴巴合不攏，不知如何是好。
沒等人們回過神來，話鋒一轉，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歲。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組織寫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寫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兩篇文章宣布：鄧拓、吳晗、廖沫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是反黨工具；號召：“我們一定不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5月10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寫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又是一通“連珠炮”，向“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開火”了。
在一片批判聲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壓力下，5月18日，鄧拓自殺；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此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然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繼續進行。會場外的火藥味蔓延到會場上。
出現這種情況完全出乎劉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會議上談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體會，談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還作了自我批評。
他平靜地說：
對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就這樣，劉少奇同全國人民一樣，根本沒有來得及做什麽思想準備，就被裹挾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上下頓時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大潮。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黃金時間播出了聶元梓等七人寫的批朱碩、陸平等人的大字報，這兩份大字報都是經毛澤東同意發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事先一點都不知道。
當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人們向“反革命黑幫”作鬥爭，“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
接著，以《人民日報》為主要陣地的宣傳媒介宣傳、鼓動“文化大革命”。
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馬上被充分調動起來，尤其是各大中學校的學生紛紛投身這一偉大運動，四處搜尋黑幫，揪鬥當權派。頓時，全國上下被攪得一片大亂。
形勢急轉直下。怎麽辦？
麵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形勢，劉少奇憑借曆次群眾運動的經驗，采取了一係列的緊急措施：派駐工作組。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召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怎樣處理現在越來越亂的局麵。決定：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帶領臨時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版麵，並指導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帶領華北局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革命。
周恩來馬上到隔壁房間打電話，向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表示同意。
5月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聯名向毛澤東發出請示電報：
我們今日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誌領導下，到報館掌握每天的版麵，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5月31日即進報館工作。吳冷西和其他副總編輯的職務暫時不動。內部整風學文件，也可以繼續寫大字報，但一部分態度較好、願意積極工作的編輯人員，要集中力量，維持每日版麵。在報紙版麵改觀後，再進一步解決內部問題。這種措施是否恰當請速指示。
毛澤東當夜即回電批示：“同意這樣做。”
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工作組，在陳伯達率領下，進駐人民日報社。
6月3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還有中央有關方麵負責人和“文革小組”、北京市的負責人。
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提出了布置學校工作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園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六)不準打人、汙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書記李雪峰最後說：“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會議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駐了工作組，到各學校傳達和貫徹八條要求。
劉少奇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這樣，在劉少奇的指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在團中央、中組部的協助下向北京的各單位及各學校派駐了工作組。
6月1日晚，張承先率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
這一消息很快傳遍北京市，各學校、各單位紛紛要求派駐工作組，從6月5日起，北京市委在中央同意後加快了派駐工作組的步伐。全國各省市及中央單位也紛紛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陸續派出工作組。
但形勢繼續下滑，沒有止住的跡象。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討論進一步領導運動的方針。毛澤東在聽匯報時模糊地說了一句：“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但是，這時大部分工作組已經派出。
緊接著，10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了兩次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文化革命是政治鬥爭。”
劉少奇說：“學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奪權，有的是批判學術權威，然後就搞教學製度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連串的問題。城市工廠和農村文化革命運動，是不是同四清結合起來搞。”
毛澤東沒有提出明確的答複。會議也沒有形成具體安排的決定。
剛剛回到北京，劉少奇就了解到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北京的形勢愈演愈烈。
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
劉少奇說：“(中學)工作組是團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與學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應該撤回”，“工作組派下去被趕回，證明他不行麽，亂就好麽！”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部分學生擅自揪鬥了40多名所謂“黑幫”、“反動學生”。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嚴肅批評了這種違法亂紀的亂批亂鬥的行為，並主持將這一事件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編印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呈報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立即把該件上報劉少奇等人。
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驅趕工作組情況；北京師範大學也貼出了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並正在醞釀新的更激烈的行動。
形勢有失控的危險。
劉少奇對家人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麵可能有高級幹部。”
6月19日，劉少奇讓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校工作組顧問，了解情況，並及時匯報。
6月20日，劉少奇又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轉發全國，並在批語中指出：“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同一天，劉少奇同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同誌談話：“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它就容易了。”
6月21日，劉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部署對運動的領導，指出：要劃一個界線，不要把什麽人都說成是黑幫；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複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壞；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變相的體罰；就是當權派、黑幫，也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給出路。
經過這幾次會議，中央對運動的領導開始逐步有所控製，各學校、單位的日常教學、工作、生活秩序開始恢複，社會又逐步走向安定。
安定，能符合毛澤東的想法嗎？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
毛澤東的態度急轉直下。
毛澤東在南方巡視了近8個月後，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當天，他就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並看了“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一些材料，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勢非常不滿，但還沒有在派駐工作組問題上表態。
但是，劉少奇去匯報工作時卻吃了個閉門羹。
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一種態度嗎？
7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組整學生。”
鄧小平當即反駁說：“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保留，代理黨委工作。”
劉少奇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學生中間認識不一致，行動不一致，可以再辯論一個時候，取得經驗再向黑幫進攻。”
陳伯達、江青等人所主張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受到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抵製。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5日的一次小組會上，江青談到這一情況時說：
22號晚上胡克實同誌匯報說：“已經走上正規了。”這次匯報會雪峰同誌參加了。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這次匯報會共用了5個多小時，薄一波、陶魯笳卻講了3個多小時，他們的鋒芒完全針對學生的。他們有充分的發言權。
但是，正如林彪說的“背靠大樹好乘涼”，“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樹”就是毛澤東。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嚴厲批評了工作組：有這麽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就是6月20號左右以後，有許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隻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工作組搗了很多亂，要他幹什麽？
對此，劉少奇沒有表示什麽不同的意見。他服從了毛澤東的決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
29日，人民大會堂，人頭攢動，來自北京市的萬餘名師生正在聽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講話。大會宣布了中央的決定：撤銷工作組。
劉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領導人一樣，都有一種“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感覺。
形勢發展了，自己卻落後了。
這就是“很不理解”。
劉少奇對派駐工作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並宣布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同時向同學們表達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於怎麽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主要是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踐中間來學會革命。
我現在要講一句老實話，包括我在內，我們現在隻能向你們學習，隻能聽取你們的意見，不能提出什麽意見來幫助你們，我們不了解情況。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人們都在靜靜地傾聽著共和國主席、黨中央副主席那茫然無措的話語：
怎樣革命，現在隻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的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更具體的方法你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現在，北京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兩個多月，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又不上課，黨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不上課幹什麽？幹革命，專門幹革命。在這半年中間你們可能取得很大的進步。我們也可以跟著你們學習一些。
劉少奇不得不對撤銷工作組一事提出讚成的意見：
過去曾經派工作組，剛才雪峰同誌、小平同誌、恩來同誌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工作隊員過去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在你們學校裏麵做的，他們犯了錯誤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們學校裏麵做的，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了，你們都清楚。
對運動的後果，劉少奇此時不可能預見到。但是，他還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學們提出了一個建議：
根據最近運動中的經驗，我隻是提一點建議。就是你們在運動中間要保護少數，保護那些意見不同而占少數的人……你今天是多數，經過辯論之後，明天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的問題上你又是少數。不隻是錯誤的意見是少數，有的時候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自己有這個親身經驗，有些意見我提得並不錯，講得並不錯，結果是少數。毛主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有過這種情形。所以，保護少數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不然，運動不能很正常的開展……
劉少奇等人在講話時，毛澤東在後台。
劉少奇講話結束後，毛澤東從後台出來，接見了全體師生代表。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響徹全場的口號聲頓時直衝霄漢，掌聲雷動。
雖然工作組撤了，但是，毛澤東認為前一階段的運動由於受到工作組的阻撓而走了一段彎路，出現了“冷冷清清”，勢必還要再來一次大的發動。
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4人、候補中央委員67人，各省市區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
列席會議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為代表的師生。這可是曆次黨的中央全會所沒有的情況。
由於這次全會是倉促召開的，直到7月27日才發出通知，劉少奇就根本沒有時間來準備報告。因此，隻能作一個口頭報告，並由周恩來等人插話補充。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1號、2號、3號、4號、5號，開5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3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實際上，會議一直持續了12天。
在鄧小平宣布大會議程後，劉少奇在會上向全會報告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在國內國際工作中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同時向全會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並在工作組問題上承擔了責任：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誌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麵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誌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說到這裏，毛澤東插進來，厲聲說：“當時隻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不得不解釋：“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厲言反駁：“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釋：“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怎麽會中斷呢？”毛澤東又說。
劉少奇繼續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誌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誌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誌說了。陶鑄同誌、李雪峰同誌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
毛澤東疾言厲色，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講話：
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麽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
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實際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會議一直持續了兩個小時。
氣氛也一直緊張了兩個小時。
第二天，鑒於有些中央負責人還沒有講話，就又安排了一次大會。周恩來、陳毅、李雪峰等講話，都對工作組問題作了檢討。
周恩來說：“對於工作組問題，我認為常委特別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派遣工作組負責任。”“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
當天晚上，為了取得對運動的感性認識，劉少奇決定到建工學院。
傍晚5點鍾左右，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正在家裏，突然劉少奇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李雪峰同誌馬上準備，少奇同誌要他一起去建工學院。”
李雪峰還未來得及回答，電話就掛斷了。等李雪峰打通電話，那邊說：“少奇同誌坐車子已經走了，到你那裏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詫異：隻有他去見劉少奇的規矩，沒有中央領導人到他這裏來接他的道理。
在國家建委主任穀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的陪同下，劉少奇到了建工學院。事前，劉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他們派來了戚本禹。
劉少奇在北京建工學院出席了兩派學生的“辯論會”，最後講了話：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因此看來，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組不對。工作組在你們學校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你們清楚，我們還不清楚。有黨中央、新市委的責任，誰的就誰負責。
這個會不要叫辯論會，叫討論會好不好？有不同意見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的，對的堅持，錯了改正，團結起來。如果我能夠幫助大家做些團結工作，我就很高興了。
劉少奇臨走前，提出第二天還要來聽意見，聽兩方麵同學代表的意見。
3日，劉少奇再次來到建工學院，把“八一團”、“革命團”兩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找來，又找來兩派的普通同學，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耐心做工作，希望他們兩派學生不要對立，而要團結起來，共同把運動搞好。
但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卻是越來越緊張。
毛澤東的態度也越來越鮮明，語氣也越來越嚴厲。
4日，劉少奇參加了全會中南組討論。
對前一段的工作，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無奈的心情。
他說：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誌，書記處的同誌，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誌，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準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決心讓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
劉少奇沒有想到，這次全會後，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經有了這種思想準備。
4日下午，本來通知說是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全體會議。當代表們到達會場後，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開全體會議了，改為小組討論。
與此同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尖銳批評工作組問題，並對前一段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嚴厲批評，同時也含沙射影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
毛澤東越說越氣憤，眼看著又要牽連到別的人和單位。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打斷他：“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劉少奇再次對派駐工作組承擔責任，並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當葉劍英匯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有什麽牛鬼蛇神。
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個會場頓時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來了一個晴空霹靂。
平地一聲驚雷起。
8月5日，毛澤東采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寫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接對準了前一段時間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劉少奇對此並不知情。這天，他會見了讚比亞工商部長欽巴率領的讚比亞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
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回到家裏，周恩來打來電話：最近一段時間不要公開露麵，不要再會見外賓。
6日，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給正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回北京參加全會。當晚，林彪乘專機回京，直接進入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
7日，全會向與會人員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連續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批評，與會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澤東寫這張大字報不是無所指的，而是直接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立即轉了向，劉少奇、鄧小平開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使“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動合法化。這是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正式的係統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麵推向全國、推向深入。
對這一決定，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模模糊糊”，“實際上是反對的。”
接著，會議就轉入了對毛澤東的“大字報”的討論，連帶著，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劉少奇在會上頻頻作檢討，承擔責任。他在一份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
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都負責，絕不推脫。其他同誌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
分組討論的一天，劉少奇聽取大家的批評意見。中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在休息時，當著眾人的麵對劉少奇說：“少奇同誌，有時間我要向您匯報女工工作。”
劉少奇明白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劉少奇的。
劉少奇平靜地說：“錯誤與同誌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葉群兩次找人，指使他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這份材料通過江青轉送給毛澤東。
這表明，不僅僅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批評，來自黨內的冷槍暗箭，也開始紛紛射向劉少奇。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這是原定的議程中沒有的。與會人員沒有什麽準備。
12日，全會進行表決，補選政治局委員6人，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為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次增加為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中國人是很重視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後，決定了一個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劉少奇從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則由第六位直線上升至第二位，顯然是接班人位置。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其後就隻稱林彪為副主席，其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林彪就成為了毛澤東當然的接班人。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承擔責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麵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麵上來”，並請求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的職務。
實際上，劉少奇不請辭，他也不會在一係列決策性問題上有什麽發言權了：由於這次會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之後就根本不可能再參與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時，已是狂風乍起，山雨欲來風滿樓。
劉少奇隻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權利，隻有檢討和被批判的權利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形勢更加惡化，一片大亂。尤其是毛澤東六次接見“紅衛兵”之後，“紅衛兵造反派”的大規模活動愈演愈烈，席卷全國。
8月18日，天安門廣場成了紅色的海洋：紅旗飛舞，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揮舞著紅寶書，口號聲此起彼伏：“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高音喇叭裏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澤東走上天安門城樓，頓時一片歡騰……
這是劉少奇降職後第一次上天安門。休息時，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點燃了一根煙，默默地吸著。
當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走過來時，劉少奇同他攀談：“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麽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
伍修權無話可說，無奈地笑了笑，走了開去。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集中精力對自己這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反思，寫檢查。
9月中旬，劉少奇寫出《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努力按照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口徑，檢查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所犯的所謂“路線錯誤、方向錯誤”：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誌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誌，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誌，某些地方的領導同誌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準或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有少數工作組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把工作組撤離之後，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組去。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誌氣。
劉少奇在檢討中還對曆史上一係列的“錯誤”進行了檢討，尤其是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內容，對自己的錯誤“加碼”。
檢討寫完後，劉少奇將檢討稿報毛澤東審閱。
14日，毛澤東複信劉少奇：
少奇同誌：
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我讚成毛主席的意見，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並請他們提出意見，退還給我，然後再酌加修改，再做報告。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請各同誌在幾天內提出意見告我，給我以幫助。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請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來將劉少奇的檢討和毛澤東的批語印發有關人員征求意見。
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承擔了主要責任。林彪、陳伯達、康生在會議上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了“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
毛澤東並沒有這麽看。他在24日、25日的會議上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準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對少奇同誌不能一筆抹殺。”“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他們兩個同誌犯錯誤也有原因。”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表態已經於事無補。
此後，劉少奇並不是每次會議都要出席，直至沒有給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參加任何會議。
除了作檢討外，劉少奇逐漸遠離了決策層，但並沒有遠離“文化大革命”的漩渦。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開展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林彪在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惡毒的汙蔑和攻擊：“劉、鄧不僅是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
這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第一次上升為曆史問題。
他們的曆史開始被汙蔑，被不知情的人們懷疑。
針對劉少奇的“革命活動”也很快逐步升級。1966年12月，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受張春橋授意首先公開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公開貼標語，撒傳單：“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反路線的猖狂反撲”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
12月18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門的人開會宣布：“中央決定成立一個專案組審查王光美，名稱暫叫中央辦公廳丙組。”交代了工作任務、方法、領導關係等。就這樣，沒有任何的法律手續，沒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針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專案組成立！該專案組前後共有幾批，始稱“中央辦公廳丙組”，後更名為“504組”，人員變動很大。在江青、謝富治的直接領導和指使下，專案組采取種種卑劣的手段炮製假材料、搜集誣證、假證，以誣蔑、攻擊劉少奇的曆史為最主要、最重要的內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院牆上張貼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日，清華大學造反派設下劉少奇女兒平平遭車禍的圈套欺騙王光美到清華大學，並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紅色造反團”第二次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劉少奇在這種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他對人民有著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鬥會前，劉少奇跟子女們說：“將來我死了，骨灰交給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裏，我生是一個無產者，死了也是一個無產者。你們記住，這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劉少奇鼓勵子女們說：“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經受住委屈，在實際勞動中接受鍛煉，人民對我不理解，對你們也可能有些過火的行動，你們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國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與群眾有對抗情緒。”
劉少奇默默地看著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牽連，不禁有些激動：“我多次跟你們說過，對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還要說一句，人民的誤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這樣，劉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後事，平靜地接受著“人民的誤解”的“最大的痛苦”。
隨著報章連篇累牘地攻擊劉少奇、醜化劉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劉少奇受到的攻擊更加變本加厲。4月1日，各大報紙刊登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散布劉少奇讚揚《清宮秘史》的謊言，極盡誣蔑之能事，用八個為什麽肆意攻擊劉少奇說：“你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批鬥進一步升級。1967年7月18日，劉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當晚要開大會批鬥他們。劉少奇深知與家人過正常生活的時日無多，默默地望了王光美許久，靜靜地說：“好在曆史是由人民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