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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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1957年反右就是大躍進，大躍進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這裏有兩個問題必須厘清的就是到底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和到底死了多少人的問題，這都需要重新判定。
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了三千萬人是通常的說法，但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始終是個謎。由於沒有確切的數據，國內外對此也是議論紛紛，加上當局對此諱莫如深，看來完全弄清楚已經是不可能了。國內老百姓對此都是感性認識，隻知道各地都死了人，有的地方對如四川、安徽信陽等是重災區，而如江南地區相對又比較好，但在全國大麵積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也是罕見。隻可惜當時並沒有認真去統計死亡人數，現在想統計也做不到了。
國內也已經有學者對死亡人數做出了推測，如金輝在1993年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上登載了長文《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明確提出大概非正常死亡了4060萬人。而當局對此沒有發表意見，或許也說明了一些問題，外國學者也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其數字也在兩千萬到四千萬間，民間說法三千萬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
從金輝的推測來看，他是以198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增長統計出發，從1949年到1965年的人口變化做這個研究的。盡管這個統計數字裏麵是矛盾百出，但其數字裏卻隱藏了很多真相，經過破譯得出的結論。從統計來看，1960年總人口淨減1000萬，1961年又淨減348萬，兩年累計1348萬。也就是說，在三年災難時期，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但事實上在1959年前，中國人口一直是增長的，在出生率較高的情況下，隻有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才會導致總人口的負增長。用一個公式來說，就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取1960年和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1960年出生了1381萬人（66 207萬×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萬人（65 859萬×0.01802），兩年中共出生了2568萬人。1960年正常死亡數為699萬（66 207×0.01057），1961年為696萬（65 859×0.01057），兩年累計為1395萬。套用公式，2568萬（出生人口）－1395萬（正常死亡數）＋1348萬（淨減總人口）＝2521萬（非正常死亡） 可見，1960 —1961年兩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達2521萬。加上1959年，我們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與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為4.02，即使這樣，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亦達270萬（67 207×0.00402）。也就是說，1959 —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於2791萬（2521萬＋270萬）。
從各地受災嚴重的地區統計來看，根據《中國人口年鑒?1985》，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 —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人口達6 218 349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據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將軍的一位秘書回憶，文化大革命中，張先生的一位老戰友問:你們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到底多少人?張先生伸手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8萬？”張先生搖搖頭。“80萬？”張先生又搖搖頭。“?……”對方駭然了。張國華先生低聲道:“800萬。”）
安徽省1959 —1961年間總人口淨減439萬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 —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餘萬人。當年整頓時安徽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
河南省1960—1961年總人口淨減2，385，073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 —1959年，河南年均增長106萬人。山東省1959 —1960年總人口淨減234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5.10‰，該省1950 —1958年間年均增加98萬人。 湖南省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183.97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50.39‰，該省1954 —1959年間平均增長65萬人。 廣西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約100萬，而1952 —1958年間年均增加42萬人。在1958 —1962年期間，總人口出現年度負增長的省區還有：甘肅、貴州、青海、江蘇、湖北、寧夏、雲南、河北和遼寧。從公布數字統計，這15個省區的淨減人口之和超過了2100萬。
也就是說，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而金輝通過對比三年自然災害前三年和後三年的人口總數，通過排除誤差得出1961年有可能抹掉了人口1270萬，三者相加，2521萬＋270萬+1270=4061萬。（以上數據和推論主要來自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由於研究依據的這個官方統計數據本身就是已經做過手腳，這個4061萬的數字未必是完全符合事實，也許真實的數字會多一點，也許會少一點，但絕對不會少於3000萬。
沒有真實的數據，很多以此來否認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數的荒唐可笑甚至是毫無人性的。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是什麽導致了這個世紀最慘痛的悲劇？我們現在的官方說法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但事實上是這樣嗎？老天爺或許要大聲喊冤了。根據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這三年的受災麵積的確比其他年份高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糧食產量的急劇下降，這才是最要命的。但對比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來看，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幹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三年裏一項也沒有，基本算是正常年份。相反，真正1954年、1965年和1972年的糧食產量卻沒有受到大的影響。盡管我們籠統的說三年自然災害是旱災水災，但氣象資料卻拿不出證據。資料記載恰恰相反，這三年中國大地上旱澇態勢相當正常，基本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何況在中國如此大的麵積，部分地區遭災是正常的，但怎麽可能會有連續三年全國大麵積的災害？所以現在官方改叫“三年困難時期”也很是說明了問題。
人們會問，到底是什麽導致這個災難？關鍵因素是糧食產量的減產，這是餓死人的核心因素。事實上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而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災難，比如基層幹部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甚至把農民的口糧也上繳，而上麵領導脫離實際的反科學作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偉人居然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麽辦，有了某著名科學家聲稱的畝產十萬斤，也就有了某總理拿糧食出口去換硬通貨，正因為這種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的折騰，加劇了災難的後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辦食堂導致農民失去了自救能力，因為他們按口糧吃飯，不能有自己的糧食；而農民的公社化管理和糧票製度限製他們外逃的可能性，很多人因此而餓死在家中。在一個網格化管理的社會裏，一個人出縣如果沒有合法的證明和足夠的糧票是難以活過三天，他很快會把機警的人民抓回或者因為糧票用盡而買不到食物而餓死。這種社會管理製度的可怕竟然使得農民以往可以通過逃荒形式自救也失效。而大量弱勢群體的餓死家中也為到底死了多少人造成了統計困難，有的甚至是全家死光，當然沒有人來為他們喊冤！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倒沒聽說哪個小隊長什麽的給餓死了，而我們的領袖也說不吃紅燒肉了----他改吃海鮮了。而其中責任，又有誰來發布罪己詔？
中國曆史上也有過長期戰亂和連年饑荒使總人口銳減上千萬的記載，但其時間跨度是十幾年、幾十年。日本侵華戰爭使2100萬中國人喪生。然而，在風調雨順的三年和平安定時期消失了數千萬人。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如此草菅人命，當是20世紀中國之最慘劇。但總有一天，人們會有權知道真相。(王朝網絡 wangcha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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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三年 人數 死亡 真相 自然災害 解密
繼1957年反右就是大躍進，大躍進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這裏有兩個問題必須厘清的就是到底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和到底死了多少人的問題，這都需要重新判定。 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了三千萬人是通常的說法，但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始終是個謎。由於沒有確切的數據，國內外對此也是議論紛紛，加上當局對此諱莫如深，看來完全弄清楚已經是不可能了。國內老百姓對此都是感性認識，隻知道各地都死了人，有的地方對如四川、安徽信陽等是重災區，而如江南地區相對又比較好，但在全國大麵積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也是罕見。隻可惜當時並沒有認真去統計死亡人數，現在想統計也做不到了。 國內也已經有學者對死亡人數做出了推測，如金輝在1993年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上登載了長文《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明確提出大概非正常死亡了4060萬人。而當局對此沒有發表意見，或許也說明了一些問題，外國學者也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其數字也在兩千萬到四千萬間，民間說法三千萬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 從金輝的推測來看，他是以198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增長統計出發，從1949年到1965年的人口變化做這個研究的。盡管這個統計數字裏麵是矛盾百出，但其數字裏卻隱藏了很多真相，經過破譯得出的結論。從統計來看，1960年總人口淨減1000萬，1961年又淨減348萬，兩年累計1348萬。也就是說，在三年災難時期，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但事實上在1959年前，中國人口一直是增長的，在出生率較高的情況下，隻有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才會導致總人口的負增長。用一個公式來說，就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取1960年和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1960年出生了1381萬人（66 207萬×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萬人（65 859萬×0.01802），兩年中共出生了2568萬人。1960年正常死亡數為699萬（66 207×0.01057），1961年為696萬（65 859×0.01057），兩年累計為1395萬。套用公式，2568萬（出生人口）－1395萬（正常死亡數）＋1348萬（淨減總人口）＝2521萬（非正常死亡） 可見，1960 —1961年兩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達2521萬。加上1959年，我們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與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為4.02，即使這樣，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亦達270萬（67 207×0.00402）。也就是說，1959 —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於2791萬（2521萬＋270萬）。 從各地受災嚴重的地區統計來看，根據《中國人口年鑒?1985》，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 —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人口達6 218 349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據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將軍的一位秘書回憶，文化大革命中，張先生的一位老戰友問:你們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到底多少人?張先生伸手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8萬？”張先生搖搖頭。“80萬？”張先生又搖搖頭。“?……”對方駭然了。張國華先生低聲道:“800萬。”） 安徽省1959 —1961年間總人口淨減439萬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 —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餘萬人。當年整頓時安徽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 河南省1960—1961年總人口淨減2，385，073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 —1959年，河南年均增長106萬人。山東省1959 —1960年總人口淨減234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5.10‰，該省1950 —1958年間年均增加98萬人。 湖南省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183.97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50.39‰，該省1954 —1959年間平均增長65萬人。 廣西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約100萬，而1952 —1958年間年均增加42萬人。在1958 —1962年期間，總人口出現年度負增長的省區還有：甘肅、貴州、青海、江蘇、湖北、寧夏、雲南、河北和遼寧。從公布數字統計，這15個省區的淨減人口之和超過了2100萬。 也就是說，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而金輝通過對比三年自然災害前三年和後三年的人口總數，通過排除誤差得出1961年有可能抹掉了人口1270萬，三者相加，2521萬＋270萬+1270=4061萬。（以上數據和推論主要來自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由於研究依據的這個官方統計數據本身就是已經做過手腳，這個4061萬的數字未必是完全符合事實，也許真實的數字會多一點，也許會少一點，但絕對不會少於3000萬。 沒有真實的數據，很多以此來否認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數的荒唐可笑甚至是毫無人性的。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是什麽導致了這個世紀最慘痛的悲劇？我們現在的官方說法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但事實上是這樣嗎？老天爺或許要大聲喊冤了。根據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這三年的受災麵積的確比其他年份高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糧食產量的急劇下降，這才是最要命的。但對比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來看，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幹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三年裏一項也沒有，基本算是正常年份。相反，真正1954年、1965年和1972年的糧食產量卻沒有受到大的影響。盡管我們籠統的說三年自然災害是旱災水災，但氣象資料卻拿不出證據。資料記載恰恰相反，這三年中國大地上旱澇態勢相當正常，基本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何況在中國如此大的麵積，部分地區遭災是正常的，但怎麽可能會有連續三年全國大麵積的災害？所以現在官方改叫“三年困難時期”也很是說明了問題。 人們會問，到底是什麽導致這個災難？關鍵因素是糧食產量的減產，這是餓死人的核心因素。事實上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而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災難，比如基層幹部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甚至把農民的口糧也上繳，而上麵領導脫離實際的反科學作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偉人居然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麽辦，有了某著名科學家聲稱的畝產十萬斤，也就有了某總理拿糧食出口去換硬通貨，正因為這種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的折騰，加劇了災難的後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辦食堂導致農民失去了自救能力，因為他們按口糧吃飯，不能有自己的糧食；而農民的公社化管理和糧票製度限製他們外逃的可能性，很多人因此而餓死在家中。在一個網格化管理的社會裏，一個人出縣如果沒有合法的證明和足夠的糧票是難以活過三天，他很快會把機警的人民抓回或者因為糧票用盡而買不到食物而餓死。這種社會管理製度的可怕竟然使得農民以往可以通過逃荒形式自救也失效。而大量弱勢群體的餓死家中也為到底死了多少人造成了統計困難，有的甚至是全家死光，當然沒有人來為他們喊冤！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倒沒聽說哪個小隊長什麽的給餓死了，而我們的領袖也說不吃紅燒肉了----他改吃海鮮了。而其中責任，又有誰來發布罪己詔？ 中國曆史上也有過長期戰亂和連年饑荒使總人口銳減上千萬的記載，但其時間跨度是十幾年、幾十年。日本侵華戰爭使2100萬中國人喪生。然而，在風調雨順的三年和平安定時期消失了數千萬人。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如此草菅人命，當是20世紀中國之最慘劇。但總有一天，人們會有權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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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1957年反右就是大躍進，大躍進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這裏有兩個問題必須厘清的就是到底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和到底死了多少人的問題，這都需要重新判定。
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了三千萬人是通常的說法，但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始終是個謎。由於沒有確切的數據，國內外對此也是議論紛紛，加上當局對此諱莫如深，看來完全弄清楚已經是不可能了。國內老百姓對此都是感性認識，隻知道各地都死了人，有的地方對如四川、安徽信陽等是重災區，而如江南地區相對又比較好，但在全國大麵積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也是罕見。隻可惜當時並沒有認真去統計死亡人數，現在想統計也做不到了。
國內也已經有學者對死亡人數做出了推測，如金輝在1993年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上登載了長文《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明確提出大概非正常死亡了4060萬人。而當局對此沒有發表意見，或許也說明了一些問題，外國學者也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其數字也在兩千萬到四千萬間，民間說法三千萬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
從金輝的推測來看，他是以198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增長統計出發，從1949年到1965年的人口變化做這個研究的。盡管這個統計數字裏麵是矛盾百出，但其數字裏卻隱藏了很多真相，經過破譯得出的結論。從統計來看，1960年總人口淨減1000萬，1961年又淨減348萬，兩年累計1348萬。也就是說，在三年災難時期，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但事實上在1959年前，中國人口一直是增長的，在出生率較高的情況下，隻有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才會導致總人口的負增長。用一個公式來說，就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取1960年和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1960年出生了1381萬人（66 207萬×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萬人（65 859萬×0.01802），兩年中共出生了2568萬人。1960年正常死亡數為699萬（66 207×0.01057），1961年為696萬（65 859×0.01057），兩年累計為1395萬。套用公式，2568萬（出生人口）－1395萬（正常死亡數）＋1348萬（淨減總人口）＝2521萬（非正常死亡） 可見，1960 —1961年兩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達2521萬。加上1959年，我們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與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為4.02，即使這樣，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亦達270萬（67 207×0.00402）。也就是說，1959 —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於2791萬（2521萬＋270萬）。
從各地受災嚴重的地區統計來看，根據《中國人口年鑒?1985》，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 —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人口達6 218 349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據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將軍的一位秘書回憶，文化大革命中，張先生的一位老戰友問:你們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到底多少人?張先生伸手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8萬？”張先生搖搖頭。“80萬？”張先生又搖搖頭。“?……”對方駭然了。張國華先生低聲道:“800萬。”）
安徽省1959 —1961年間總人口淨減439萬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 —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餘萬人。當年整頓時安徽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
河南省1960—1961年總人口淨減2，385，073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 —1959年，河南年均增長106萬人。山東省1959 —1960年總人口淨減234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5.10‰，該省1950 —1958年間年均增加98萬人。 湖南省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183.97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50.39‰，該省1954 —1959年間平均增長65萬人。 廣西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約100萬，而1952 —1958年間年均增加42萬人。在1958 —1962年期間，總人口出現年度負增長的省區還有：甘肅、貴州、青海、江蘇、湖北、寧夏、雲南、河北和遼寧。從公布數字統計，這15個省區的淨減人口之和超過了2100萬。
也就是說，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而金輝通過對比三年自然災害前三年和後三年的人口總數，通過排除誤差得出1961年有可能抹掉了人口1270萬，三者相加，2521萬＋270萬+1270=4061萬。（以上數據和推論主要來自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由於研究依據的這個官方統計數據本身就是已經做過手腳，這個4061萬的數字未必是完全符合事實，也許真實的數字會多一點，也許會少一點，但絕對不會少於3000萬。
沒有真實的數據，很多以此來否認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數的荒唐可笑甚至是毫無人性的。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是什麽導致了這個世紀最慘痛的悲劇？我們現在的官方說法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但事實上是這樣嗎？老天爺或許要大聲喊冤了。根據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這三年的受災麵積的確比其他年份高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糧食產量的急劇下降，這才是最要命的。但對比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來看，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幹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三年裏一項也沒有，基本算是正常年份。相反，真正1954年、1965年和1972年的糧食產量卻沒有受到大的影響。盡管我們籠統的說三年自然災害是旱災水災，但氣象資料卻拿不出證據。資料記載恰恰相反，這三年中國大地上旱澇態勢相當正常，基本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何況在中國如此大的麵積，部分地區遭災是正常的，但怎麽可能會有連續三年全國大麵積的災害？所以現在官方改叫“三年困難時期”也很是說明了問題。
人們會問，到底是什麽導致這個災難？關鍵因素是糧食產量的減產，這是餓死人的核心因素。事實上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而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災難，比如基層幹部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甚至把農民的口糧也上繳，而上麵領導脫離實際的反科學作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偉人居然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麽辦，有了某著名科學家聲稱的畝產十萬斤，也就有了某總理拿糧食出口去換硬通貨，正因為這種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的折騰，加劇了災難的後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辦食堂導致農民失去了自救能力，因為他們按口糧吃飯，不能有自己的糧食；而農民的公社化管理和糧票製度限製他們外逃的可能性，很多人因此而餓死在家中。在一個網格化管理的社會裏，一個人出縣如果沒有合法的證明和足夠的糧票是難以活過三天，他很快會把機警的人民抓回或者因為糧票用盡而買不到食物而餓死。這種社會管理製度的可怕竟然使得農民以往可以通過逃荒形式自救也失效。而大量弱勢群體的餓死家中也為到底死了多少人造成了統計困難，有的甚至是全家死光，當然沒有人來為他們喊冤！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倒沒聽說哪個小隊長什麽的給餓死了，而我們的領袖也說不吃紅燒肉了----他改吃海鮮了。而其中責任，又有誰來發布罪己詔？
中國曆史上也有過長期戰亂和連年饑荒使總人口銳減上千萬的記載，但其時間跨度是十幾年、幾十年。日本侵華戰爭使2100萬中國人喪生。然而，在風調雨順的三年和平安定時期消失了數千萬人。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如此草菅人命，當是20世紀中國之最慘劇。但總有一天，人們會有權知道真相。(王朝網絡 wangcha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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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三年 人數 死亡 真相 自然災害 解密
繼1957年反右就是大躍進，大躍進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這裏有兩個問題必須厘清的就是到底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和到底死了多少人的問題，這都需要重新判定。 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了三千萬人是通常的說法，但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始終是個謎。由於沒有確切的數據，國內外對此也是議論紛紛，加上當局對此諱莫如深，看來完全弄清楚已經是不可能了。國內老百姓對此都是感性認識，隻知道各地都死了人，有的地方對如四川、安徽信陽等是重災區，而如江南地區相對又比較好，但在全國大麵積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也是罕見。隻可惜當時並沒有認真去統計死亡人數，現在想統計也做不到了。 國內也已經有學者對死亡人數做出了推測，如金輝在1993年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上登載了長文《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明確提出大概非正常死亡了4060萬人。而當局對此沒有發表意見，或許也說明了一些問題，外國學者也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其數字也在兩千萬到四千萬間，民間說法三千萬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 從金輝的推測來看，他是以198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增長統計出發，從1949年到1965年的人口變化做這個研究的。盡管這個統計數字裏麵是矛盾百出，但其數字裏卻隱藏了很多真相，經過破譯得出的結論。從統計來看，1960年總人口淨減1000萬，1961年又淨減348萬，兩年累計1348萬。也就是說，在三年災難時期，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但事實上在1959年前，中國人口一直是增長的，在出生率較高的情況下，隻有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才會導致總人口的負增長。用一個公式來說，就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取1960年和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1960年出生了1381萬人（66 207萬×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萬人（65 859萬×0.01802），兩年中共出生了2568萬人。1960年正常死亡數為699萬（66 207×0.01057），1961年為696萬（65 859×0.01057），兩年累計為1395萬。套用公式，2568萬（出生人口）－1395萬（正常死亡數）＋1348萬（淨減總人口）＝2521萬（非正常死亡） 可見，1960 —1961年兩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達2521萬。加上1959年，我們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與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為4.02，即使這樣，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亦達270萬（67 207×0.00402）。也就是說，1959 —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於2791萬（2521萬＋270萬）。 從各地受災嚴重的地區統計來看，根據《中國人口年鑒?1985》，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 —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人口達6 218 349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據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將軍的一位秘書回憶，文化大革命中，張先生的一位老戰友問:你們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到底多少人?張先生伸手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8萬？”張先生搖搖頭。“80萬？”張先生又搖搖頭。“?……”對方駭然了。張國華先生低聲道:“800萬。”） 安徽省1959 —1961年間總人口淨減439萬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 —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餘萬人。當年整頓時安徽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 河南省1960—1961年總人口淨減2，385，073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 —1959年，河南年均增長106萬人。山東省1959 —1960年總人口淨減234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45.10‰，該省1950 —1958年間年均增加98萬人。 湖南省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183.97萬人，相當於1960年人口的50.39‰，該省1954 —1959年間平均增長65萬人。 廣西1960 —1961年總人口淨減約100萬，而1952 —1958年間年均增加42萬人。在1958 —1962年期間，總人口出現年度負增長的省區還有：甘肅、貴州、青海、江蘇、湖北、寧夏、雲南、河北和遼寧。從公布數字統計，這15個省區的淨減人口之和超過了2100萬。 也就是說，僅1960 —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而金輝通過對比三年自然災害前三年和後三年的人口總數，通過排除誤差得出1961年有可能抹掉了人口1270萬，三者相加，2521萬＋270萬+1270=4061萬。（以上數據和推論主要來自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社會》雜誌四五合期）由於研究依據的這個官方統計數據本身就是已經做過手腳，這個4061萬的數字未必是完全符合事實，也許真實的數字會多一點，也許會少一點，但絕對不會少於3000萬。 沒有真實的數據，很多以此來否認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數的荒唐可笑甚至是毫無人性的。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是什麽導致了這個世紀最慘痛的悲劇？我們現在的官方說法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但事實上是這樣嗎？老天爺或許要大聲喊冤了。根據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這三年的受災麵積的確比其他年份高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糧食產量的急劇下降，這才是最要命的。但對比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來看，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幹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三年裏一項也沒有，基本算是正常年份。相反，真正1954年、1965年和1972年的糧食產量卻沒有受到大的影響。盡管我們籠統的說三年自然災害是旱災水災，但氣象資料卻拿不出證據。資料記載恰恰相反，這三年中國大地上旱澇態勢相當正常，基本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何況在中國如此大的麵積，部分地區遭災是正常的，但怎麽可能會有連續三年全國大麵積的災害？所以現在官方改叫“三年困難時期”也很是說明了問題。 人們會問，到底是什麽導致這個災難？關鍵因素是糧食產量的減產，這是餓死人的核心因素。事實上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而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災難，比如基層幹部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甚至把農民的口糧也上繳，而上麵領導脫離實際的反科學作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偉人居然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麽辦，有了某著名科學家聲稱的畝產十萬斤，也就有了某總理拿糧食出口去換硬通貨，正因為這種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的折騰，加劇了災難的後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辦食堂導致農民失去了自救能力，因為他們按口糧吃飯，不能有自己的糧食；而農民的公社化管理和糧票製度限製他們外逃的可能性，很多人因此而餓死在家中。在一個網格化管理的社會裏，一個人出縣如果沒有合法的證明和足夠的糧票是難以活過三天，他很快會把機警的人民抓回或者因為糧票用盡而買不到食物而餓死。這種社會管理製度的可怕竟然使得農民以往可以通過逃荒形式自救也失效。而大量弱勢群體的餓死家中也為到底死了多少人造成了統計困難，有的甚至是全家死光，當然沒有人來為他們喊冤！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倒沒聽說哪個小隊長什麽的給餓死了，而我們的領袖也說不吃紅燒肉了----他改吃海鮮了。而其中責任，又有誰來發布罪己詔？ 中國曆史上也有過長期戰亂和連年饑荒使總人口銳減上千萬的記載，但其時間跨度是十幾年、幾十年。日本侵華戰爭使2100萬中國人喪生。然而，在風調雨順的三年和平安定時期消失了數千萬人。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如此草菅人命，當是20世紀中國之最慘劇。但總有一天，人們會有權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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