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魯迅後人，我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界前輩們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雖然父親曾經跟他們中間一些人有過這樣那樣的事，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至於有人後來為此而遭受不公正的對待乃至迫害，那應該不是父親的責任。沒想到個別前輩不作如是想，不但舊恨未消，竟在全國聲討“四人幫”之際，將自己受迫害的責任加在已故母親身上。
事情起因於“四人幫”粉碎後，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近代組的一次分組會。這次會議參加者中有歐陽山、林淡秋諸位前輩。會議主持者是孟繁和、王寶生兩同誌。就在這次分組會上，前輩李初梨說：“魯迅算什麽！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學的時候，他還在喊虛無主義呢！”還說：“許廣平不是什麽因魯迅書信被拿走氣死的，而是因為她與王關戚關係密切，王關戚一揪出來，就嚇死了。”
對於父親魯迅的評價，各人看法不同，這原是正常的。但是對於母親的無端指斥，我覺得這位前輩不僅太傷人，失之於厚道，簡直是在信口汙蔑人。關於母親亡故的原因，我將在後文述及。這裏先說明幾點情況。
江青召見許廣平
不錯，母親早就認識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書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讀了母親的《魯迅回憶錄》，有一些感想，打算寫一篇《魯迅與群眾》的文章，因為“毛主席說過，魯迅是最平等待人的”。為此希望母親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訪您一次，請您給我一些指示”。母親對人一向是熱情的，她答應與之交談。戚來訪的那天，我正在廣播事業局上班。但事後知道，他就有關魯迅研究提了幾個問題，母親一一作了答複，僅此而已。就這樣，她與戚本禹算是認識了。戚的這封信至今還留存著，很簡短，日期是1月14日。此後便再沒有什麽聯係。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來電話，說有要事來麵談。來到我家後，他隻簡單地傳遞一個訊息：江青要母親立即到上海去。至於去上海幹什麽，他沒有明說，隻講“到了那裏就會知道”。並說此去逗留的日子不會長。他知道母親有心髒病，讓我陪侍同去，以便有個照應。我插問一句：如何請假，向哪一級請假？他回答說，請假的事，我們會替你辦的。他回去不久，便送來兩張當日上午的飛機票，我們就立即動身出發。
從上海機場出來，便有上海市委交際處的人來接，汽車一路開到了錦江飯店。房間似乎早就定妥，是遠離旅客的第10層。客房為單間，放有兩架單人床。接待的幹部交待：不要下樓、外出、打電話。吃飯自會有人按時送到房間來，每餐都在房間裏吃。臨走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說有事可以打電話給他。
打從接到通知，我們母子倆就一直處在滿心狐疑之中，因此到了飯店，母親就和我猜測，到底召我們來做什麽？為什麽那麽急迫？又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竟連房門都不讓我們邁出一步？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來通知，讓我們到樓下的錦江小禮堂去。他把我們領入落座後，便即告退，這時忽見這空曠的窗簾密封著的大房間裏端坐著一個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開口先道了辛苦，隨後突然問我母親：你要不要給魯迅伸冤？我聽後吃了一驚，並從母親表情中看到，她也對這句話大為震驚。江青接著說：你們把筆收起來，不要記錄，這次請你來，是讓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本來想想算了，由你去了(我當時想，這大概是你們雖然無可救藥，但是還給個機會之意吧——海嬰注)。你回房間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麽冤屈都寫下來。什麽時候寫好，交給工作人員。接著籠統地講了幾句形勢。還說我們這次被召來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們一頭霧水，絲毫也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心裏又緊張，也不敢提問什麽。末了她說，今天就談到這裏。你不要出這個樓，不要找這裏的朋友，外邊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電話，這件事對誰也不要說。交待過這幾句，便起身送我們走了。
母親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間，晚餐送來了，但我們自始至終不知在吃些什麽。飯後，母親跟我說：父親在三十年代是有氣的，這些都在他的文章裏表達出來了。他的病和死，我們是有疑問的，連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懷疑。隻是講到“冤屈”這層意思卻又從何而來？不知道江青所說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麽？又是怎樣程度的冤屈？真是難以捉摸！這天晚上，我見母親一直在床上輾轉反側，沒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腸吧。我理解母親的苦衷，雖然她內心不願意，但是既已應召而來，看來不交出點什麽，是斷乎過不了關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員送來四份中央文件，說是隻準看不許摘抄。文件之中記得有：《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母親和我急匆匆地讀了一遍，除了覺得江青所講的形勢原來都是文件裏的內容，還仍然如在雲霧裏弄不清底細。隻覺得這是毛主席的號召，要緊學緊跟。但這些都不及細細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憶和寫出材料來交卷。母親經過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鋪開紙，由她口述我記錄，就這樣邊憶邊寫邊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親疲憊地擦拭著額上的虛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麽“冤屈”來了。我又不能幫她什麽，隻能暫停休息。隨後，母親將我記錄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謄抄，成稿10頁。材料前附了半頁給江青的信(短信括號裏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親的認可)：“感謝您借給我閱讀的(四份重要)文件，現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覺得必須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特此奉還。這幾天有關三十年代的前後回憶了一番，搜索枯腸，隻記得了這麽一些(沒保留寫下)，不知能供您參考與否？若有不妥處，希望把意見指出，以便修改。”
母親把這份材料封好交給工作人員，同時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離錦江飯店僅幾百米的霞飛坊，是我們曾經住過十幾年的地方，而且至今我妻子的父母兄妹仍舊住在那裏，怎能到了上海而不去看望呢！說到不安全，我們想不通會發生什麽事。中午有了回音，隻允許到友誼商店去購物。無奈，我們在一位交際處管接待的女同誌陪伴下，也可以說監視下在友誼商店二樓逛了一圈。裏邊冷清清的，隻有幾個“外賓”在購物。這大概就是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吧。母親買了一塊廣東香雲紗衣料，我給妻子挑了一件雨衣，不敢多逛，便匆匆打道回旅館。
隔了一天，又通知見“首長”。仍是這個地方、這個陣勢，邊上仍然沒有旁人，空空蕩蕩，隻有江青在座，她開門見山講：“材料看了，時間嘛已經過去很久了，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也許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買飛機票。這次來上海不要告訴別人。”
對成仿吾談話的看法
在這風平浪靜的1966年5月，我們母子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對即將發生的一切毫無預感的情況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領受這樣一個特殊的任務。對於母親奉命寫的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說什麽，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結論。而對於我來說，重讀舊文，感慨萬千，不禁又憶起當年母親苦思冥想時的煩難和無奈。
從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後，我發現母親有些變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覺到政治形勢逐漸變得不可捉摸，卻又什麽都不知道。她雖是黨員，又有人大常委、中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等顯赫頭銜，但能讓她接觸的中央文件卻不多，平時隻能通過報紙和大參考來了解形勢，有時還靠“馬路新聞”來補充。她內心隻有一條：雖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學到老”，要時時事事緊跟黨中央毛主席。因此，盡管那時她的心髒病已很嚴重，但隻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絞痛和緩，便要拿起報紙來看，重要的段落還要親自加以抄錄。她常常獨自默默地在想著什麽，說話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許出於一種特殊的心理，她還重抄了《風子是我的愛》等兩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親才向我們透露，這篇《風子是我的愛》，是她向父親的定情之作，她解釋說：風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親魯迅——海嬰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國婦聯接待室來電話說，山東大學四年級的學生王永升等幾人，要求麵見母親，了解她對成仿吾的看法。他們提了這樣兩個問題：一、對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魯迅回憶錄》裏和現在有性質的不同，為什麽？二、1958年你與成仿吾的談話內容。
事情的起因是1959年蘇聯漢學家彼德羅夫訪問山東大學時，有一份成仿吾校長的講話記錄稿。當時彼德羅夫問他：革命文學爭論時期，杜荃(即李初梨——海嬰注)等人為什麽要猛烈批評魯迅？成仿吾回答說：魯迅是老一輩，創造社是後一輩，彼此有些矛盾。我們對魯迅不滿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們皆拋離廣東，而魯迅卻前往廣東，他是被朱家驊利用，做了廣東大學的教務長，這是他落後處。直到他後來發覺，才回上海。太陽社“左”得厲害，創造社態度比較中間，李初梨批評魯迅針對的僅是魯迅留在廣州這件事。
“當時與魯迅進行理論鬥爭是有的，但與魯迅對立的是太陽社，魯迅把我們和太陽社混為一起了。一九三一年魯迅說我們是流氓(我們皆已入黨)，這是錯誤的。但從那以後，魯迅轉變了，對我們很好了，一九三一年底，我從蘇區(湖北打遊擊)到上海找黨中央，魯迅幫助我們找到黨中央，見麵很高興。去年我見許廣平，向她感謝魯迅的幫助，許廣平說：‘魯迅的錯誤很多’。”
對於成仿吾的這次談話，尤其是向外國人士這樣講，引起了學生的疑惑，為此，希望從母親那裏得到澄清。
對於這種事關曆史真實和父親名譽的大事，母親理所當然有權予以說明。
她的答複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魯迅從廈門寫信給我(當時我在廣州)說：其實，我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成一條聯合戰線，更向舊的社會進攻。當時，魯迅因為‘三·一八’運動，被北洋軍閥追捕，離開北京不久，他急於尋找戰機，聯合戰友，才想到廣州去參加戰鬥。因此一九二七年一月，魯迅從廈門到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務長。但到四月十五日，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開始大屠殺。魯迅當日不避危險，參加緊急校務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他就堅決辭職，表示抗議。成仿吾說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後才就任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務長，是篡改曆史，有意誣蔑魯迅。我在北京見到成仿吾時，的確提到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聽：他是否秘密地到過上海？他證實了這件事情，並且說明他是通過魯迅才和黨接上關係的。當時我並沒有說過什麽‘魯迅也有錯誤’這一類的話。”
可以看出，母親的回答仍舊心平氣和，僅是據實說明真相而已。後來山東大學的學生將之作為批鬥成仿吾的炮彈，那是母親始料不及，也是她不願看到的。
“文革”中的波瀾
事實上，在“文革”中，母親一直關注和同情李初梨的遭遇。當時我們住的景山前街7號與李初梨隔壁相鄰，得知李家遭到抄、砸，破壞嚴重，她思想上怎麽也想不通，同時也開始為自身的安全擔心，和我商量怎樣避免紅衛兵闖進我家來造反。按當時的風氣，惟一的辦法就是高掛、多掛毛主席像和語錄。因此一時間，我們家裏的鏡框都覆蓋了毛主席語錄，家裏的“四舊”屬於我的不少，為了避免講不清惹來禍害，遂將我日常擺弄的那些無線電零件、電子管、外國古典音樂唱片統統交給我的大孩子去砸。叮叮當當敲了半天，統統砸成碎片才罷休。還有孩子們喜愛的小人書、連環畫冊和外國童話故事書，全賣給了廢品站，為此他們傷心了好幾天。院子裏原來種著好些耐寒花木也統統挖掉，改種向日葵、玉米和蓖麻。每逢母親要外出，我們怕她年老遺忘，總要檢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是否佩戴端正，“紅寶書”是否放在隨身小拎包裏。這是家裏人誰都有責任做的檢驗工序。我們臨街的大牆原來光禿禿的一色青磚，沒有大標語，我們怕革命警惕性特高的紅衛兵產生懷疑，衝進來責問，就趕緊去買紅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萬歲”大標語，心裏才踏實下來。
在這惶惶不安的日子裏，母親的身體愈加衰弱，經常心率過緩，心絞痛頻頻發作。不想就在此時，被造反派奪了權的北京醫院，竟將她的醫療關係，跟領導幹部和所謂“資反分子”一道驅逐了。她被轉到設備較差藥品供應又不多的北大醫院去就醫，以致後來造成令我悲痛終生的後果。
注：文中的“我”指作者周海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