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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拍板定案：絕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七千人大會”後，許多人都平了反。彭德懷認為平反時機已到，便積極給中央領導寫信。為表明態度，他連那些“算曆史賬”也做了詳細說明，信中彭德懷“泣伏呈辭”，訴說委屈。他苦苦等來的隻是舊賬、新賬一起算。信越寫越多，審查也水漲船高。據說，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彭德懷不再給毛澤東寫信。
直到給彭德懷的悼詞，中共黨中央還有人“要求寫入右傾錯誤”，當時的悼文起草者十分為難，因為，從來沒聽說要在悼詞中寫“缺點”的。
中共黨中央1960年冬開始了糾正“左”的錯誤，彭德懷誤認為是非已經判明，過火的批判可以過去。第二年9月19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請求“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彭德懷的請求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10月30日，他與秘書金石、警衛參謀景希珍、司機趙鳳池、衛生員呂少俊一行5人從北京出發去長沙。11月3日，他回到了出生地烏石鄉彭家圍子。一個多月中，彭德懷踏遍了故鄉的山山水水，給群眾留下了許多終生難忘的會見。他還寫下了五個實地調查報告。
災難又升級了
1961年12月，彭德懷從當時的地委書記華國鋒口中得知中央將召開大會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彭德懷認為，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已經不存在了，誤會一定能夠消除，他對這次會議滿懷信心和希望。
於是，彭德懷立即從故鄉帶回五份情況確鑿的調查報告，趕回北京。這些報告反映了落實農村政策、農村形勢好轉和尚未解決的問題。
然而，這次大會給彭德懷帶來的卻是有喜又有憂。
喜的是，這次大會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缺點錯誤的總結，是正確的。憂的是，這次大會提出了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彭德懷請假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從所發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看到了關於廬山會議的評價。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講到廬山會議時說，彭德懷在廬山寫信“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聽到和看到這些，彭德懷大為震動。
三年來，他一直等待著毛澤東轉變看法，同他消除誤會。然而，“七千人大會”使在廬山會議上也沒有聽到的新罪名突然降臨到彭德懷頭上，這使他難以接受。
於是，1962年春天，他伏案數月，於6月中旬完成了長達8萬2千字的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信，並於16日呈送中央辦公廳。
為了便於中央同誌審閱，彭德懷在把信送給楊尚昆的同時，還附送一封給楊尚昆的短信：
尚昆同誌：
我閱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後，實事求是的作了檢討，不符合事實的我也作了說明。惟時間長，問題多，加以寫得潦草，不便於中央同誌審閱，請飭鉛印多份送給中央領導同誌為感。謹祝健康！
彭德懷
1962年6月16日午
楊尚昆接到信後，打印了多份，分送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員。彭德懷這封信共分為5個部分：
關於廬山會議問題；
關於高饒聯盟問題；
我同外國人的一些接觸過程；
我的曆史過程及其幾個問題；
關於軍事路線問題。
在這封信中，彭德懷回顧了自己走過的曆史道路和涉及的對他“算曆史賬”的事件，在從嚴作自我檢查的同時，澄清了曆史真相，批駁了不公正的指責。
他向中央陳述：“我不是什麽‘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野心家’、‘陰謀家’、‘蓄謀已久的篡黨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錯誤。我從廬山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快近三年來，未作任何工作。當我提出這些問題來煩擾中央同誌時，內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慚愧的！不提出來吧，又難抑製自己那種委屈和苦惱心情。懇希諒察。”
對於“裏通外國”問題，彭德懷在詳細敘述他9次與外國人接觸的情況後說：“為了便於查對事實，我首先申明，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外國語言和不識外國文字的人，這就給查對事實的工作帶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同外國人的每次接觸或談話，都有翻譯同誌跟隨著。”
“誠懇地要求黨中央派專人徹底清查。如發現事實確鑿，按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
對於“高饒聯盟問題”，彭德懷詳細敘述了他與高崗的往來，“我並不否認我在高崗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高崗在散布攻擊少奇同誌的言論時，我不應該品評少奇同誌‘有時有點偏’。”
“七千人大會”後，許多人都平了反。然而，彭德懷的信卻使毛澤東大為不快。8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同華東、中南兩大區負責人談話時，又點了彭德懷，並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到了8月22日，彭德懷又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
“我寫那封信的目的，隻是為了想把對我所犯錯誤的性質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其他企圖。”
“我在中國長期（革命）鬥爭中是犯過一些錯誤的。”“我過去所犯錯誤是根據自己當時對客觀情況的認識而見之於言論和行動的，沒有做過明知不對而有意地去維持所謂‘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為此，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審查，處理我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確實證據，願受黨紀和國家法律製裁，哪怕是處以死刑和開除黨籍，都是不會有怨恨的。……我帶著苦悶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請求對我所犯的錯誤進行全麵的審查，作出正確的處理，泣伏呈辭，懇希鑒察。”
這些信反而成了他“翻案”的新罪證。9月24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並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著名論斷，指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個著名論斷和“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口號的提出，對於彭德懷的平反是個不祥的預兆。
這次全會批判了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新的進攻”，會後成立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彭德懷的審查主要開列下列問題：
曆史上的問題；
篡黨篡軍問題；
裏通外國問題；
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
大國主義問題。
隨著專案組的成立，對彭德懷的審查也逐步升級。“舊賬”和“新賬”一起算。專案組還派人到湘潭彭德懷1961年底回去調查的地方進行反調查，並給彭德懷又戴上許多新的罪名。對於他的住處吳家花園，也被高度“保衛”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不得不於這年年底又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對強加給他的所謂篡軍問題、篡改軍史問題、關於領袖人物的評價問題、不同意軍事博物館塑毛澤東像問題等，全都作了說明。
從此以後，一直到彭德懷去西南三線擔任副總指揮前，他再也沒有給毛澤東寫過信。
平反悼詞一波三折
中共黨中央醞釀為彭德懷平反之時，為彭德懷寫悼詞的起草者，便是當時有“軍內一支筆”之稱的《解放軍報》副社長姚遠方。姚遠方後來回憶說，他參加起草過許多軍內領導人的悼詞，改來改去改得最多的，便是彭德懷的悼詞。
姚遠方說，彭德懷的悼詞很難寫，因為一開始就有人提出，應該把彭德懷的“缺點”寫進悼詞。因為這些人總覺得毛澤東當年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是對的，批判《海瑞罷官》是對的，所以應該在悼詞中寫寫彭德懷的“缺點”才行。
這使姚遠方感到很為難。姚遠方說，他寫過那麽多悼詞，從來沒聽說要在悼詞中寫“缺點”的。姚遠方拒絕了在彭德懷的悼詞中寫“缺點”。接著，遇到的麻煩是關於彭德懷的評價。當時有人總以為不能給彭德懷以很高的評價。
關於彭德懷的評價，改來改去，評價都比較低。後來說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寫上彭德懷是紅三軍團的創立者。把稿子送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說，思想還要解放。於是有了後來悼詞中“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的評價。
胡耀邦巧借“毛澤東”
為彭德懷平反，也經曆了千辛萬苦，因為為彭德懷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矛頭直指彭德懷！
毛澤東曾就《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說了一段“名言”：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為彭德懷平反，也就意味著文革的“開場鑼鼓”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意味著文革必須徹底否定。
正因為這樣，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在陳雲呼籲為彭德懷平反之後，依然阻力重重。
令人震驚的是，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紅旗》雜誌編輯部居然還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成員寫了一篇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文章，題為《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
胡耀邦麵對“兩個凡是”派們，曾引用了毛澤東在1965年對彭德懷的三句話，加以反駁。
那是彭德懷在1965年即將去四川擔任“三線”副總指揮時，毛澤東約見彭德懷時，曾對他說了這麽三句話：
“你要向前看”
“你的問題由曆史做結論吧”
“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
胡耀邦說，這三句話是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回憶的，是彭德懷生前對浦安修講的。我相信毛澤東同誌當時是這樣講的，他老人家在經過一個時期後總要回過頭來想一些問題。
胡耀邦借毛澤東此言，說道：“現在，是該由曆史給彭德懷同誌做結論了——曆史已經證明，真理在彭德懷同誌這一邊！”
彭德懷背了15年“黑鍋”
彭德懷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鍋”，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
十五年中，他時時期盼春天，渴望自由，然而，春天來了，他的冤案也將要平反昭雪了，人們卻驚奇地發現：他的骨灰杳無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飄到了何方。
1976年10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了。中共黨中央拔亂反正，決定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誌平反，也將為彭德懷昭雪。
籌備工作一開始，便遇到了一大難題：彭德懷的骨灰存放在哪裏？他於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況下，骨灰盒應存放在北京，而實際上，彭德懷的骨灰卻下落不明。
這一消息又把人們從悲痛之後的懷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中共黨中央、中央軍委立即發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懷的骨灰，並安全運到北京。
彭德懷被監禁的後期，病情日益嚴重，被指令送到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這是301醫院外科樓的一間病房，光線本來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層紙，一點光線也照不進來，使這間名義上的病房顯得更像一所牢房。
身患直腸癌的彭德懷雖名曰治病，實際上仍然過著囚犯般的艱難生活。病房門口有戰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嚴格的限製。
1974年10月以後，他已經陷入昏迷狀態，奄奄一息了。
這一年的冬日，這位為解放事業曾出生入死、屢建奇功的將軍、元帥，11月29日終於走完了生命的全部曆程。逝世時，沒有一個親人、朋友在場。
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遺體作最後的一別，並且規定不許哭出聲。遺體很快便被偷偷運走並秘密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