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北京的延安記憶: 滿載知青的火車 呆不住(組圖) 南方周末
北京知青林達和當地青年路遙結識並戀愛。因為“出身問題”當年在少管所被管教的習近平，成為大隊書記，他帶領隊員建成了陝北第一個沼氣池。
1969年，被評為延安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
子的北京知識青年，歡聚在寶塔山下。 （CFP/圖）
時已寒冬，記者經由西安去延安拜訪一個叫北京知青林的地方。
過八百裏秦川，崎嶇往北，一道道溝梁之後，大河套裏，就是延安。在原來的延安縣，現在的寶塔區一百裏外的金盆鄉，“北京知青林”的標示牌在一棵大樹後赫然出現，那是一個舉世皆知的地方——南泥灣。
記者在那裏見到四個人：周福生、付和平、劉二順、林樹彬。
他們是一場運動後留在了這裏的北京知青。
“這樣的北京知青，在延安的角落裏，”來自延安市勞動局北京知青處處長童剛說，“整個延安市還有346個。”
不過，就在記者即將離開的前一天，又過世了一個。
他們有家不可歸，或如當事人所言，“不願歸”。
滿載知青的火車
當1969年他們踏上西去的火車時，所有與生俱來的界限，諸如身份、地位、等級等等，都被抹滅幹淨。
那一刻，他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帶記者前往的，是素昧平生的在西安的三個北京老知青：邵華、劉靜、連方正。
我們走的路，已經不是當年的老路了。同樣是出西安，過銅川，我們曆時隻有五小時。
而四十一年前，北京知青們則要用整整三四天的時間。大規模的遷移始自1968年12月，以每天三趟“知青專列”的速度，在隨後的一個月裏，27211個北京 “老三屆”（1966、1967、19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合稱老三屆）（有一部分社會人員），帶著行李箱、鋪蓋卷，落戶插隊到延安1600個生產大隊（相當於現在的行政村）。
起點，是1968年紅旗漫卷的北京。紅衛兵小將們已經將整個北京鬧得不可開交。這年12月22日，毛主席發出號召，“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響應號召，一種運動式的“上山下鄉”就此開始。
北京火車站頃刻間擠滿了前往全國各地插隊的老三屆學生。“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青年郭路生以他的時間記錄下，年輕人們“最後的北京”。
這首詩後來被廣泛傳唱，年輕人們仿佛從詩句裏“終於抓住了什麽東西”。
不過，青年郭路生去的是山西杏花村。
當時，在火車站，數萬知青中有個叫史鐵生的，則去了延安，插隊於延川縣關家莊大隊。他後來以一篇寫當時生活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而一舉成名。
清平灣，就是關家莊。
在延安，他還遇到了一個叫王衛國的當地人。這個人後來以筆名“路遙”而廣為人知。
當然，文學隻是一種情懷。
史鐵生後來也回憶說，他當時是完全沒有想當作家的。
在那西去的火車上，血統的成分要複雜得多。有眾多高幹子弟，或正掌權，或已經是黑五類。比如鄧小平之女鄧榕、羅瑞卿之女羅朵朵和羅點點。有剛從少管所出來的習近平（習15歲因其父問題成為“反動學生”，被關進少管所。毛的號召一下來，他就報名參加了赴延安的知青大軍）。有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有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王岐山，也有周福生、劉二順這樣的普通工人子弟。
在並不具備多少選擇空間的大潮下，自願還是被迫已經沒有那麽涇渭分明。
當1969年他們踏上西去的火車時，所有與生俱來的界限，諸如身份、地位、等級等等，都被抹滅幹淨。
那一刻，他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置身漫無邊際的荒原”
載滿知青的火車從北京途經西安，停車幾十分鍾，民眾夾路相迎。到了銅川，住了一夜，綁著防滑鏈的軍用大卡車把知青們送到延安。在延安師範，各公社前來迎接的幹部叫著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們坐上驢車，各自奔向新的起點。
年輕人總是充滿著好奇，精力無限。
何況，去的是聖地延安。一個中國革命的神話就是在那裏變成現實的。
雖然，這群北京來的見過世麵的年輕人，在進延安時，對咯吱作響的防滑鏈、滿眼枯黃的高原，甚或傳說中已經圖騰化的寶塔山、延河水，有著些許的失望，但相較於之後心理的落差，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首先是一場大火，提醒著關於生命與死亡的問題。
1969年1月14日晚，宜川縣壽峰公社薛家坪大隊，趕來插隊的北京知青彭維克，誤把藏在窯洞一角的火藥當作取暖用的煤渣扔進爐中，引起大火，包括彭維克在內的三名知青被嚴重燒傷。
一時嘩然。鬧騰的結果是1月16日，周恩來總理批示，中央派來直升飛機，將三名受傷的知青接到西安搶救。
這種偶然事故對大多數人來講還並不構成威脅。
年輕狂躁的心被放置到漫無邊際的黃土高原後，那種陡然間的手足無措，正如魯迅所言，“置身漫無邊際的荒原”。
11月初，在南泥灣北京知青林，帶我前來的連方正，酒後躺在床上，一直絮語到淩晨兩點，仿佛是一場噩夢的再次重溫：“把你一下子就扔在那裏了，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沒人管你死活。”
自由固然，任由你自生自滅的拋棄感卻更為強盛。
農村生活的單調，以至於前去插隊的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在《紅色家族檔案》中回憶說：“有一陣兒我悲哀地認為我們已經變成了愚公，永遠不能停止揮舞手中的老钁了。”
當然不隻是心理。煎熬的還有身體。
在宜君縣堯生公社郭寨大隊，北京知青王晨始終住在一孔做“磨房”的窯洞裏。“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麵，有時也借給別人用，磨盤、磨道設在窯裏邊，我睡的土炕在窯門附近。每天早起，我趕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牽著小驢來磨麵，等到我晚上回來，地上、炕上都是磨麵留下的塵埃，窯裏散出驢尿的臭味。”“1969 年冬，因為上級撥下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隊支書開始帶著大家在村子為知青打窯洞。眼看五孔氣派的大窯洞快打成，突然天降暴雨。大家趕緊收工，我也回到磨房。不到半小時，這時，突然傳來悶雷一般的響聲。五孔新窯全部塌方。原來刀削一樣平整的窯麵，現在成了一麵斜坡。”
僥幸逃過一劫的王晨，現在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住並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吃。
邵華回憶說，1971年一招進工廠，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去食堂打飯。而不用一天疲累之後，還要死拖著去弄吃的。
就吃而言，對當時知青心理威脅最大的，恐怕是分灶。因為不和而導致的分灶，並由此而引發的孤立感，是很多被孤立的知青後來找了當地人結婚而不再回京的重要原因。
當時的一份材料說，在北京知青到延安吃完國家供應糧一年後，40％的人實現不了糧食自給。
習近平後來總結自己插隊時“過四關”：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
這樣的苦，對於從北京來的知青，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適應。
有半路溜號的。1969年1月到延安縣馮莊公社郭莊大隊插隊的任誌強，第二年開春，因為胳膊不慎骨折，隻好回京養傷，兩月後他就自作主張跑到內蒙古，在妹妹插隊的那個村莊安家落戶。
當然，還是有很多不幸的人。在大隊做赤腳醫生的張大力，出診的時候跌下了山崖身亡。
據後來的一份統計資料表明，插隊十年間，延安地區死亡知青70多人，“在勞動中犧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餘人。”
這樣的環境，在當時對每個知青都是一樣的。
究竟是天將降大任，還是“紮根一輩子”，對於大多數知青來說，這已經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填飽肚子。因為，饑荒是那些年揮之不去的夢魘。
一位知青後來寫道，“被颶風裹挾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還有什麽功名利祿，隻渴望享受一頓飽飯……”
知青們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慢慢被農村人效仿。比如年輕
人開始刷牙，婦女也開始用上了衛生紙。 （CFP/圖）
戀愛談得太早
知青們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慢慢被農村人效仿。比如年輕人開始刷牙，婦女也開始用上了衛生紙。
這些15－20歲的中學生，進入社會後總會鼓搗些事情出來。
在史鐵生到延安後不久，就有一個人前來學習針灸。再不久，這個叫孫立哲的知青聲名大噪。
在赤腳醫生被大力推廣的情況下，他後來成為當時青年人中最具光彩的典型。他在窯洞裏成功做成了許多現在都讓人驚訝的手術，作為學習毛澤東思想活學活用積極分子，他獲得四處做報告的機會。
赤腳醫生之外，知青們在勞動之外多承擔的另一項工作是教師。
在延安縣河莊坪公社石窯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邵華就是在勞作七八個月後當上村裏的小學教師的。一個人，教四個年級，六十多人。
知青們也自然而然地擔起了發展農村科技的任務。
1975年，各大隊紛紛派人前往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在這裏，因為出身問題當年在少管所被管教的習近平，已經成為大隊書記，他帶領隊員建成了陝北第一個沼氣池。
此舉引起普遍關注。
逐漸融於農村的這些知識分子，農民化的同時也在收獲屬於他們的成熟。
羅點點曾經專門在《紅色家族檔案》中講述自己性啟蒙的過程。
北京知青王岐山在這裏和一個女知青結識並戀愛。北京知青林達和當地青年路遙結識並戀愛。1978年元月25日，他們在延川縣結婚。
但在那個年代談戀愛有時是要付出代價的。
到延長縣黑家堡村插隊落戶的林嵐，因為剛到村裏不久就和一名女知青談戀愛，為此被打成了破壞上山下鄉的反革命分子，並被捕判刑10年。1990年代的時候，他在攝影家黑明拜訪時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戀愛談得太早，浪費了10年的青春，要不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那個時候，他幾經周折，終於在延長油礦管理局找到一個管鍋爐的工作。
這裏也有關於讀書的記憶。
之後成為解放軍總參謀部兵種部大校的王曉建曾專門寫有回憶文章，講述當時跑幾百裏互相借書看的往事。
現在已經廣為人知的是關於習近平當年讀書的故事。他的房東的兒子呂侯生當年就經常陪著在煤油燈下讀書的習近平。
讀書，求知，這是那時許多知青的想法。隻是，有人堅持，有人則在勞作中忘卻了。
作為延安曆史上的第二次“鬧紅”，知青插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延安。
按老規矩，延安農村把女人叫“窯裏人”，“窯裏人”是不下地幹活兒的。周總理在1970年3月26日接見“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代表時的講話中就問：“現在的陝北女同誌都下地勞動嗎？”延安縣河莊坪大隊的北京女知青帶頭打破了舊風俗，與當地姑娘一起組建了延河畔上第一支女石匠隊，在短短10個月時間裏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條1200米長的水渠，當時有音樂家創作一首歌，歌名就叫“延河畔的女石匠”，流傳了好一陣子。
知青們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慢慢被農村人效仿。比如年輕人開始刷牙，婦女也開始用上了衛生紙。
呆不住
呆不住成為一種必然。
當年，偉人的一句話，一個月的時間，兩萬餘人進入了延安鄉村。然後，他們又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返回。
不過，革命的激情似乎從未真正解決過事實上的不平等。
而就在插隊後不久，有消息傳來，留京的68級初高中學生都分配工作了。
然後便是1971年副統帥林彪逃亡的消息。
呆不住成為一種必然。
當年，偉人的一句話，一個月的時間，兩萬餘人進入了延安鄉村。然後，他們又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返回。
但在當時苛刻的戶籍製度下，已經落戶的知青們進城，和當時農民一樣，困難重重。
招工是一種最為普遍的方式。
1970年年初，周總理的侄子周秉和向總理反映延安的生活情況。隨後，北京召開了“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之後，北京決定對口延安援建一批“五小”工業，鋼鐵廠、水泥廠、化肥廠等相繼開工。
這成為招工的一個重要來源。來自寶雞、西安等地的招工信息也源源不斷。
王岐山就是在1971年被招進陝西省博物館的，從那裏被送到西北大學曆史係曆史專業學習，畢業後又回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
在那裏，他成為頗有影響的人物。據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葛岩的記錄，“西安有兩個有名的中學生領袖，都是西北大學的子弟。但由於文革中政見互異，兩人不相往來，但卻都視王岐山為要好的朋友。據說，王曾做東將兩人約在一起，希望能化幹戈為玉帛，不幸未能如願。”
在招工之外，還有征兵和推薦上大學的機會。但名額太少。這個時候，出身和家庭背景開始起到一些作用。
周秉和插隊不久曾經被征兵，但是周恩來知道後又指示他退回延安插隊。這使得周秉和被退回到河莊坪公社石窯大隊，在那裏，他成了邵華的隊友。
幾年以後，他才又被推薦上大學離開。大學畢業後的他不願再回延安，再也不敢去見總理。
類似上大學的還有習近平。他的父親習仲勳，曾是西北革命的著名領導人，也是習近平當時所在公社黨委書記白廣興親娘舅的老領導。但是，因為涉及習仲勳當時的政治問題，推薦書最後一直送到縣委書記的案上。縣委書記最後拍板，“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習近平才進入清華大學。
插隊時，習近平做過赤腳醫生、記工員、農技員。
當然，有膽量者也可以選擇任誌強這樣的逃亡。1970年冬季征兵開始了，任誌強跑到山東某部找到了他父親的一個老戰友，通過後門關係，以黑人黑戶的身份穿上了軍裝。
再後來，任成為著名的地產大亨。
但是，對一般知青來講，能招工，將農民身份轉成工人身份，就是一種極大的夢想。
屬於延安地區的安塞縣資料表明，安塞縣1969年接受的1857名知青，當年因病因事離開的有191人。1970－1971年間調遷、招工招幹、升學、參軍等原因離開518人。1973年，實際在冊的北京知青為207人。
甩不掉的印記
如今，他還是改不了吃飯放白糖的習慣。在電視裏，習近平或者王岐山出鏡，他會抬頭看很久。
1976年，就在這場下鄉大幕即將拉上的時候，延安又來了一撥知青。
他們有102人，有11人到了之前因為條件更為艱苦就沒安排人去的吳旗縣。
大院裏長大的劉小南就是到吳旗縣插隊的一分子。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由到延安插隊的北京知青典型丁愛迪、孫立哲組成的宣講隊到了學校，號召大家繼承總理遺誌。
當時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劉曉南，正在考慮擺脫家庭的影響，像水滸中的好漢一樣去重建自己的一片天地。於是毅然報名到延安插隊。這一去就三十多年，在北京知青紛紛把戶口遷回北京之後，他仍把一家的戶口留在了延安，如今已經是延安市國家安全局的副局長。
曆史在重複發生。
不過，這已經是一場運動的強弩之末。“四人幫”被打倒，上山下鄉被停止。
孫立哲一度受到牽連。在1983年時他選擇了出國留學，後棄醫從商，成為美籍華人，成為美國萬國數據通訊公司總裁、美國萬國國際出版公司董事長、中國美迪亞公司、華章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長。
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
對留下來的人來說，機會也是有的。
工人出身的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長油礦。在這裏他曾經救過當時的礦長，這個礦長後來到延安市，把周福生也帶了過去。再後來，這個礦長作了一個縣的縣委書記，直做到陝西省政協副主席。在做縣委書記的時候，也曾叫周福生同去，周福生卻拒絕了。他解釋說，“我生性不願意往官場走。”他就一直在延安市煉油廠，做保衛科科長。
工人出身的劉二順也曾經可以發一筆財。
1980年代，他所在磚廠倒閉時，他在下麵發現了石油。那正是鼓勵有水快流的年代，但是因為缺乏資金，他最終與財富擦肩而過。
後來得了大骨節、克山病的劉二順，一度孤苦無依，退休金每月300元。在和人說話時，仍然風箱般的喘氣，“肺氣腫”，他解釋說。
不過，這都是後來的事。
劉曉南說，後來看到一本書，題目就是《性格決定命運》，不禁淚流滿麵。
除了一口北京話依然能夠很地道，他們和當地人已經看不出任何差別。
不過，北京知青的意識依然存在。
2001年，周福生從煉油廠樓上摔下來，昏迷十幾天。一些延安的北京知青紛紛前往看望。原本不關心北京知青這個群體的周福生大受感動。愈後，花了6萬元錢，買成麵粉、大米和油，分別送到了在延安各地的近300名貧困知青的手裏。
陝西電視台的報道引起一些當年延安插隊的北京知青的注意，他們包括：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王曉安、延安市市委書記李希。
2003年，在周福生的牽頭下，延安的北京知青，通過政府無償使用4座山頭近千畝地營造了“延安風華北京知青林”。後來，這裏成為了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南泥灣綜合教學基地。
知青林由此而來。“我的夢想是建一個地方，所有的知青都可以去重溫舊夢。”周福生說。
周福生還曾經設想過在北京也找一塊地，建一個知青點，讓所有無法回去的知青能夠在那裏有一個落腳的地方，他甚至為此去找過時任北京市市長的王岐山。不過進了市府，見到王岐山的秘書，他卻又說不出口。最終沒有提。
11月的冬天，天氣寒冷，我們去北京知青林看他的時候，他開著獵豹轎車，在山路上艱難行駛半天之後，帶我們去看長滿草的樺樹林。
他伸開雙臂，讚歎樹林的美麗，並且坐在一個樹墩上表示這就是自己的生活理想。
如今，他還是改不了吃飯放白糖的習慣。在電視裏，習近平或者王岐山出鏡，他會抬頭看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