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1966 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 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準避難。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麵，在寓所接待外 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 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 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麽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 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 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 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係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 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裏，馬思 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麵對麵的批判。 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 兩塊牌子，前麵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麵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麵走一麵 敲。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 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隻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 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 “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 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後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 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 頭，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麵。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 準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裏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 是匹馬，隻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 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麽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 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 時，1月19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道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 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麽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複發，被“造反派”批準離開“牛 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隻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裏。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 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 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 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麵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 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馬思聰一家在一個岩洞中躲了一天，當天 晚上，來到九龍的一個親友家暫住。由於香港的報紙登了丟棄在大嶼山的“002”號拖船的照片，使馬思聰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內地。
過反複思考，馬思聰選擇了到美國去投靠他的九弟馬思宏，他要到美國定居，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 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隻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係。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馬思聰一家四日登上了飛往 華盛頓的飛機，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
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
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得以嚴厲徹查，幾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嶽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馬思聰在日記中寫道：周恩來死後，世界極為注意。他跟兒女說：自己十分敬重周恩來，周恩來對他也愛護有加。他也回憶起與毛澤東相處的情景：毛澤東有非凡的聰明，眼睛出奇明亮，問一知十；他曾與毛澤東討論音樂藝術達3個小時，最終都能達成共識；毛澤東喜歡讀書，喜歡寫詩，大家都有藝術細胞，是知音。
當年10月，國內“揪出四人幫”，馬思聰寫道：報紙、TV報道江青及文革幾個頭目被捕，大快人心。對祖國，馬思聰魂牽夢繞：國內能否好起來？何日洗客袍？
鄉愁哀怨，使得馬思聰在異國的日子裏，譜就了《李白詩六首》、《唐詩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馬思聰將自己有家難歸的悲涼心情，借用古詩名句演繹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馬思聰胞弟夫婦應中國文化部邀請，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獨奏音樂會。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接見，並請轉達對馬思聰夫婦回國的邀請。當年7月，小女兒馬瑞雪準備經香港赴美國探親，馬思聰即讓夫人王慕理回電話：不要來了，國慶在北京見。王慕理轉達馬思聰的話：
國家不是房子，房子住舊了，住膩了，可以調一間，祖國隻有一個。
1982年，馬思聰在重慶時結識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領導的李淩，就馬思聰“問題”向中央寫報告，胡耀邦、鄧小平表示： 馬思聰可以歡迎他回來看看。
1984年10月，中央音樂學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報告：《關於對我院原院長馬思聰先生落實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對馬思聰“叛國投敵”案的平反結論意見》和《關於給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決定》。當年11月，當年的學生會主席，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到美國拜訪老院長。這是馬思聰在離開祖國18年後見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來拜訪的大陸來人。
馬思聰與徐遲是結識於上世紀40年代的好朋友。40年後，徐遲應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的邀請?至美國旅行。為見到馬思聰，徐遲專程訪問賓夕法尼亞州的費拉台爾菲亞城。對這次異國重逢，徐遲日後寫道：
1984年11月，當我在美國費城和他會晤之時，他給我最初印象最令我驚奇。雖然他還和過去一樣的故人情重，且神誌泰然，並相當樂觀，還在勤奮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卻有所不同。我沒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點上跟以前不同。我隻是從他的聲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時流露著一點點不易覺察的細微淒愴，卻未能體會他心靈深處，埋藏著巨大的痛苦。
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關於對於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為馬思聰“叛國投遞”案平反意見的決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發出《關於給馬思聰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書記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國的馬思聰先生發出公函。農曆臘月二十九，馬思聰收到“對馬思聰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煙花以示慶賀。馬思聰記下日記：春天逐漸又回來了，祖國也逐漸走近了。年初二，馬思聰會見平反後第一個前來采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他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19年啊！
1966 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 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準避難。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麵，在寓所接待外 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 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 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麽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 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 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 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係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 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裏，馬思 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麵對麵的批判。 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 兩塊牌子，前麵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麵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麵走一麵 敲。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 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隻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 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 “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 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後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 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 頭，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麵。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 準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裏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 是匹馬，隻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 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麽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 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 時，1月19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道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 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麽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複發，被“造反派”批準離開“牛 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隻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裏。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 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 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 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麵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 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馬思聰一家在一個岩洞中躲了一天，當天 晚上，來到九龍的一個親友家暫住。由於香港的報紙登了丟棄在大嶼山的“002”號拖船的照片，使馬思聰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內地。
過反複思考，馬思聰選擇了到美國去投靠他的九弟馬思宏，他要到美國定居，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 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隻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係。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馬思聰一家四日登上了飛往 華盛頓的飛機，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
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
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得以嚴厲徹查，幾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嶽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馬思聰在日記中寫道：周恩來死後，世界極為注意。他跟兒女說：自己十分敬重周恩來，周恩來對他也愛護有加。他也回憶起與毛澤東相處的情景：毛澤東有非凡的聰明，眼睛出奇明亮，問一知十；他曾與毛澤東討論音樂藝術達3個小時，最終都能達成共識；毛澤東喜歡讀書，喜歡寫詩，大家都有藝術細胞，是知音。
當年10月，國內“揪出四人幫”，馬思聰寫道：報紙、TV報道江青及文革幾個頭目被捕，大快人心。對祖國，馬思聰魂牽夢繞：國內能否好起來？何日洗客袍？
鄉愁哀怨，使得馬思聰在異國的日子裏，譜就了《李白詩六首》、《唐詩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馬思聰將自己有家難歸的悲涼心情，借用古詩名句演繹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馬思聰胞弟夫婦應中國文化部邀請，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獨奏音樂會。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接見，並請轉達對馬思聰夫婦回國的邀請。當年7月，小女兒馬瑞雪準備經香港赴美國探親，馬思聰即讓夫人王慕理回電話：不要來了，國慶在北京見。王慕理轉達馬思聰的話：
國家不是房子，房子住舊了，住膩了，可以調一間，祖國隻有一個。
1982年，馬思聰在重慶時結識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領導的李淩，就馬思聰“問題”向中央寫報告，胡耀邦、鄧小平表示： 馬思聰可以歡迎他回來看看。
1984年10月，中央音樂學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報告：《關於對我院原院長馬思聰先生落實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對馬思聰“叛國投敵”案的平反結論意見》和《關於給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決定》。當年11月，當年的學生會主席，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到美國拜訪老院長。這是馬思聰在離開祖國18年後見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來拜訪的大陸來人。
馬思聰與徐遲是結識於上世紀40年代的好朋友。40年後，徐遲應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的邀請?至美國旅行。為見到馬思聰，徐遲專程訪問賓夕法尼亞州的費拉台爾菲亞城。對這次異國重逢，徐遲日後寫道：
1984年11月，當我在美國費城和他會晤之時，他給我最初印象最令我驚奇。雖然他還和過去一樣的故人情重，且神誌泰然，並相當樂觀，還在勤奮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卻有所不同。我沒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點上跟以前不同。我隻是從他的聲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時流露著一點點不易覺察的細微淒愴，卻未能體會他心靈深處，埋藏著巨大的痛苦。
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關於對於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為馬思聰“叛國投遞”案平反意見的決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發出《關於給馬思聰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書記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國的馬思聰先生發出公函。農曆臘月二十九，馬思聰收到“對馬思聰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煙花以示慶賀。馬思聰記下日記：春天逐漸又回來了，祖國也逐漸走近了。年初二，馬思聰會見平反後第一個前來采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他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19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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