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談高崗、饒漱石事件
摘自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高崗、饒漱石事件是建國初期中共黨內的一件大事，從五十年代至今，中共對這一事件的說法基本沒有變化。對此事件，陳伯達有自己的看法。
在曆史上，陳伯達與高崗曾經有過幾次接觸。在延安時期，兩人都曾是陝甘寧邊區國民參政會的常務參政員；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回國途中，讓陳在東北稍事停留，在此期間，高崗曾讓陳幫助修改他的一篇文章《榮譽屬於誰》，此事在陳倒後被說成是陳參與高崗的反黨活動的罪行。陳迫達說：“讓我在東北停留，幫助高崗處理一些問題，修改一些文件，本來是毛主席的意思，我又怎麽能拒絕幫助高崗修改文章呢?”
還有一次接觸：是1952年2月，受毛澤東的派遣，陳伯達曾去東北了解五反情況。為此，毛澤東給高崗專門寫了一封信（此信已收錄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227頁）：
高崗同誌：
為了解東北五反鬥爭情況，派陳伯達同誌到沈陽看一看，有時間的話
去長春哈爾濱兩處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來再去上海一帶。陳到後
請你給他以指示。
毛澤東
二月十七日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陳伯達與高崗的來往，都是在毛澤東指示下進行的工作性質的來往。
陳伯達這樣述及高崗饒漱石事件：
“高饒事件是解放以後第一次黨中央內部的鬥爭，這件事處理得並不好。因為高崗隻是反對劉少奇同誌個人，並不反對毛主席。這件事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不應該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不應當把反對某一個領導同誌當成反黨。實際上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從此以後動不動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
“高崗反對少奇同誌：在中央內部實際上是公開的，他跟很多同誌都談過他對少奇同誌的意見，特別是對少奇的天津講話有意見。他隨身帶著那份油印的天津講話，也曾拿給我看過，都已經皺皺巴巴不成樣子了，他卻當成寶貝一樣存著。
“高崗這個蠢家夥，他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反對少奇同誌，一看他的意見行不通，大家都不讚成，他回家後就拔出手槍要自殺。當時中央負責同誌就派人把他看管起來了，不許他出來。他看自己已經被關起來，不久就服安眠藥自殺了。
“高崗曆史上就有過一次自殺的企圖。他在延安時曾跟我談到過。1935年中央代表朱理治打擊他時，他很沮喪，一次他跑到蘇區邊界。四顧茫茫，感到自己處境狠狽而又無力擺脫，曾想自殺。
“高崗和劉誌丹是陝北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對革命是有功勞的。高崗過去打過仗，但他文化不高，實際上隻是個草包，不值得把他的問題搞得那樣嚴重。高崗倒了以後，西北的一些同誌是有意見的。如何團結西北的同誌是一個問題。我在一次和毛主席談話時談到：‘我曾看到鄧小平同誌講群眾路線的一篇文章，寫得不錯。講功勞麽，大家都有一點。高崗有，鄧小平也有。鄧小平過去也在西北工作過，可以團結西北的同誌。’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做過政治工作，西北有些幹部是從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出來的。我和毛主席談話以後不久，中央就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實際就是總書記，隻是那時還沒有用這個名稱。鄧小平同誌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與我和毛主席的談話，是有些關係的。但是小平同誌到中央以後，經過一段接觸，我又有些後悔，覺得他架子大，很不容易商量問題。
“高崗、饒漱石的事情出來以後，一些過去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的同誌，對他們的家屬給予了照顧。高崗的孩子得到習仲勳的照顧。饒漱石的一個孩子由張鼎丞同誌接到家裏一起往。
“高饒事件也錯誤地牽連了一些幹部。潘漢年同誌的案子就是揭發饒漱石時：把事情擴大化搞出來的。潘漢年同誌曆史上曾受饒漱石的領導，他任華中局情報部長時，饒漱石是華中局的書記，有些秘密工作方麵的事，他向饒漱石報告過，但沒有向陳毅同誌報告過。陳毅同誌和饒漱石曆史上就不和。饒漱石倒了以後，潘漢年在華東局的會議上檢討了過去秘密工作中的一件事，陳毅同誌聽後馬上說：‘你的問題很嚴重，要立刻報告中央’。中央接到陳毅同誌的報告後，很重視，決定立案調查，就把潘漢年同誌關起來了。
“把高饒的問題作為敵我問題來處理，其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總之，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頭。當時如果把高饒的問題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就會比較妥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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