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原《紅旗》雜誌總編輯熊複

晚年傾心出文集,不揚善,不隱惡,實事求是

1988年3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熊複再次當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和全國人大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一天,他在家中對我說:“我已經從《紅旗》這個崗位退下來了,這對我來說既是一種解脫,也是一個壓力。說解脫是因為我已經73歲了,在總編輯這個崗位上對我這種年紀的老人來講,已經力不從心,應該放擔子了。說壓力是因為退居二線並不是退出工作,我還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安排下搞些調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另外,還要請你協助我整理舊作,爭取在有限的時間內出版我的文集。長達50多年的文字工作,記錄了我的思想發展過程。把文集搞出來,我就心滿意足了。”

熊複邊說邊望著我,像是等待我的回答。作為他的秘書,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但我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份工作的分量。經過幾年緊張的搜集、編輯和校對,1992年11月,文集第一卷出版。1993年,文集第二卷出版。然而,就在這年8月,熊複那始終緊繃的弦終於不堪重負,因心髒小麵積梗塞住進了北京醫院。

病房中的熊複絲毫沒有減弱他對出版文集的熱切關注。盡管醫生要求他完全靜養,他也能遵從醫生的要求,可每當我去病房探望,他總要反複詢問文集編輯工作的進展情況,如“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有什麽困難”等等。可以說,每一卷文集的每個篇目,他都認真審查過;每一集目錄出來,他都反反複複斟酌。照他的話說,就是要做到不揚善,也不隱惡,隻求真實、準確、客觀地反映自己的思想曆程。

熊複在病房中一麵頑強地與疾病抗爭,一麵不斷地指導文稿的搜集和編輯工作。1994年,文集第三卷出版。年底,文集第四卷的清樣也印了出來。我還記得這年12月中旬和他的最後一次見麵。他對我談起第四卷的思路,希望我把1978年至1992年他在各種不同場合的講話編輯成第五卷。可誰也沒想到,半個月後,即1995年1月3日淩晨3時3分,熊複離開了他無限愛戀並為之奮鬥了半個世紀的偉大事業。

1995年1月中旬,當印刷廠把第四卷樣書送來時,比熊複逝世僅晚了10天。我多麽希望他能夠親眼看見自己的又一卷文集的麵世。他這樣快馬加鞭地工作,還是沒能趕在死神的前麵。

同年晚些時候,文集第五卷出版。至此,《熊複文集》一至五卷全部出齊。這套文集約300萬字,收錄了1936年至1992年熊複的主要文稿及講話內容,真實反映了他56年間工作、戰鬥的風雨曆程。

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在編輯文集的過程中,熊複始終表現出光明磊落、不揚善也不隱惡的坦蕩胸懷。他說:“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完全正確。包括毛澤東他老人家,也在晚年犯了錯誤。但是,要敢於正視自己的人生,要敢於修正自己的錯誤和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這是一名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品德。那種文過飾非、居功推過的事決不能效仿。”

熊複曾對我談過關於“兩個凡是”的問題。他說:“兩個凡是”的提法,“我也是1977年2月7日從‘兩報一刊’社論中得知的。這個社論我沒有參加起草,也沒有參加討論,甚至事先也不知道。當年3月在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同誌在他的講話中講了‘兩個凡是’。這次講話稿是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起草的,我雖沒有參加起草,但是參加了送審稿的討論。早在這年3月,兩個中央文字班子已合並成為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我已被安排為‘毛辦’副主任。這時,原來的文件起草小組改稱理論研究室,仍然負責起草文件和文章。所以,講話稿是怎樣起草的,我並不清楚。隻是在提交‘毛辦’副主任以上負責人討論送審稿時,我參加了討論。我對內容沒有提任何不同意見。自然,思想上是接受了這個講話稿的內容的。”

1980年11月,在中直機關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小組會上,有的同誌指責熊複應對起草華國鋒講話、報告和文章負完全責任。熊複說:“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公道。”

勇於承擔《紅旗》雜誌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上“不介入”的責任

1978年5月,熊複調到紅旗雜誌社任總編輯。後來,他曾就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對一些同誌坦誠地作過這樣的介紹:“1978年5月,我剛剛調到紅旗雜誌社任總編輯。當時,理論界正在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我的錯誤就在於從1978年7月到11月期間,共5期《紅旗》沒有參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就是實際上執行了當時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同誌對黨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這個問題上,《紅旗》雜誌的錯誤就是我的錯誤。”

熊複語氣沉重地說:“當時,自己為什麽會忠實地執行這種‘禁令’呢?自己的思想根源在哪裏呢? 究其因,第一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帶有個人迷信性質,也就是有所謂‘凡是’思想。盡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到很大衝擊,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還是相信毛主席的話,對‘文化大革命”叫作‘三七開’、‘三個正確對待’。這些都是從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個人迷信中來的。第二是自己長期脫離實際。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接受審查,整整9年靠邊站,又是住‘牛棚’,又是下放‘五七幹校’,邊受勞動改造,邊受群眾專政,同一切社會關係都斷絕了往來。1975年7月,經鄧小平同誌向毛主席推薦,讓我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自己又一頭埋進了這項工作。第五卷出版後,又整天埋頭於第六卷、第七卷的準備工作。在這幾年裏可以說是不問世事。第三是有奴隸主義思想。幾十年裏,在中央機關做文字工作,寫什麽和怎樣寫,總是執行領導意圖,按領導要求去做。盡管也愛提意見,愛出主意,有時還愛爭論,最終還是執行,這已成為習慣。

“說老實話,我那時候心裏是矛盾的、苦惱的、彷徨不安的。一麵執行著主管領導的指示,一麵因為受到黨內外同誌的責難,心裏很不好受,也想有所作為。比如,1978年7月間,我就提出並組織社內同誌寫重溫《實踐論》的文章,但後來還是未被獲準發表。又比如當年9月,為了配合在《紅旗》上發表周恩來那篇《學習毛澤東》的文章,我們寫了一篇評論,並且寫進了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內容。結果在送審後,電話通知我們‘不要發表’。那段時間,自己感到思想壓力很大。自己有思想,有看法,但又不得不執行組織紀律,很苦惱。於是,我向耀邦同誌求教。他啟發我能否設法發一些從其他角度談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之後,我產生了兩種想法。一是在一些文章中寫進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提法。我在編輯部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文章,我自己可以作主,不必送審。另一想法,就是照耀邦同誌的主意辦事,寫以實事求是為內容、講述思想解放的文章,可惜沒有寫成。我們還收到一篇來稿,講地質學中的兩種真理觀問題,我讚成發表。不料作者一稿兩投,隻好放棄。”

熊複還說:“在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我受到嚴厲批評,也受到很大教育。會後,我向中央作了書麵檢討,也在《紅旗》社內作了檢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把全部責任承擔了下來。”

在《紅旗》雜誌“不介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件事情上,熊複自己承擔著由於外界不了解內情而加在他身上的壓力,又不便公開作出解釋,可以想見他心裏會有多深的苦衷。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熊複把全部經過都告訴了胡耀邦。胡耀邦對熊複說,他已把全部經過轉告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幾位老同誌。

1979年3月,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些同誌還就“毛辦”一位年輕工作人員寫的文章對熊複提出指責,說那篇文章是熊複出題目約寫的,文章的內容是“影射鄧小平同誌”、“同中央工作會議唱反調”,是他搞的一個“理論陰謀”,是他“有計劃地針對中央工作會議和小平同誌的一個政治大陰謀”。這一指責為熊複所始料不及。一時間,會上部分人的發言在社會上流傳,《紅旗》社內極為震驚,熊複再次受到衝擊。

其實,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位青年寫的文章,“毛辦”的幾位同誌曾幫助修改過。熊複沒有主動約寫,沒有出題目、出主意,也沒有參與寫作和修改,隻是文章送來後由他交給哲史組審閱。哲史組並沒有把他們的意見上報領導小組,熊複也沒有作最後審定,也就是說還沒有決定是否發表。

熊複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如實地說明了這一經過,作者本人也給會議寫了說明情況的信,可是一些同誌仍然堅持他們對熊複的指責。鑒於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熊複隻有要求黨組織進行審查。1979年5月,“毛辦”黨委常委會向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馮文彬報送了長篇調查報告。報告說明了寫作這篇文章的全部經過,指出文章的內容和觀點有錯誤,同時作出結論:根據作者情況、寫作經過、寫作背景、寫作意圖等等方麵看,我們認為這篇文章並不是影射什麽,也不是同中央工作會議唱反調,不能說寫這篇文章是一個政治陰謀。在有關熊複的責任問題上,報告說:這篇文章不是《紅旗》雜誌總編輯熊複同誌主動約的稿。……熊複同誌除了去年9月底10月初看了稿子提過意見外,11月初又提出可否改寫批判姚文元的“論社會基礎”。改文章的同誌覺得改寫有困難,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報告說明熊複看過初稿後提的意見是:理論性不強,太單薄,不成熟。

鄧力群看了這個報告,批道:我看情況屬實可信。

胡耀邦看了報告,批寫了四句話:

“務虛會上悶雷幾聲(也就是被打了幾個悶棍),紅旗社內一場虛驚(指社內簽名上書中央,要求罷免熊複總編輯職務),毛著編委排難解紛(指“毛辦”進行了徹底調查),文壇老將息事寧人。”

胡耀邦1979年12月對熊複解釋說:批這幾句話,就是要鄧力群把報告的結論通知所有參加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同誌,以澄清這件事。這個結論慢慢傳開,事情就會平息了。

然而,這個報告和胡耀邦的批語並沒有轉發各地,而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對熊複的一些指責仍在繼續擴散。真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好在中央了解事情的真相並有一個明確的答複。後來,《紅旗》編委會向胡耀邦匯報工作時,胡耀邦說他當時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守住了兩條防線。一是隻承認我們黨內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認有“凡是派”。他說:“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誰都有一點,隻是多少的問題,但是不能說誰誰是什麽‘凡是派’。”一是不批評《紅旗》雜誌。他說,“不介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錯誤,不是《紅旗》自己的責任。應該說,胡耀邦的這個結論是恰當的,符合實際的。

不過,即使如此,熊複並未避諱自己在“不介入”問題上的責任,並且從中嚴肅地接受了教訓。這可以從他在《紅旗》總編輯崗位的全部工作中充分地得到證明。

在整理《熊複文集》的過程中,我把了解到的情況都如實的記錄了下來,一是想告訴那些對熊複長期持有疑問和異議的同誌,希望溝通實情、消除誤解;二是希望讀者客觀、準確、真實地認識熊複。

為改革開放鼓與呼

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 ,經過短暫的遲疑後,在熊複主持下,《紅旗》雜誌一方麵迅速糾正了以前的“不介入”的錯誤,一方麵著力清理陳伯達、姚文元直接控製《紅旗》時期遺留下來的種種極“左”遺毒。與此同時,重新明確提出了刊物的任務,即根據理論聯係實際的編輯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從理論上解釋和論證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進行理論上的闡述和解答,探討政治、經濟、哲學、曆史、文藝、教育、自然科學、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的重大理論問題,特別是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熊複對全社編輯人員說:“我們《紅旗》的責任,就是要把全黨和全國人民吸引到四化建設上來,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從理論上了解我們四化建設的意義。”

翌年,在他的領導下,紅旗雜誌社在管理體製上作出重大改革。經中央批準,雜誌社從1980年1月實行企業化管理。也就是說,在原來的財務體製下,將根據改革情況逐步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這些步驟,體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精神。同時,也逐步結束了紅旗雜誌社經費由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曆史。

這一時期,熊複把很大的精力傾注於對改革開放問題的思考並使之成為刊物的基本主題之一。在很多場合,他曾反複講過自己的看法:中國客觀的曆史進程是兩個“不可逆轉”。一個是社會主義不可逆轉,一個是改革開放不可逆轉。1980年,熊複帶著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的若幹問題,對四川省部分國營企業進行考察。他看到了四川擴大企業自主權後經濟生活發生的顯著變化,在文章中擲地有聲地寫道:“改革勢在必行。要把經濟搞活,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解放思想,徹底擺脫那些陳舊觀念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