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與愛的求索

一

“聖約翰教堂開放日”？碩大的橫幅吸引我停住了腳步。來英國剛剛一個星期，正是對什麽都好奇的時候。我猶豫片刻，便懷著一種近乎探險的心情，邁進了天主教堂的大門。

“你從中國來嗎？”隻見右側一位身材不高但厚實健壯的中年人正衝我微笑。他胸前戴著GUIDE的標誌。“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帶你參觀。”

他叫蒂姆·迪恩，在羅馬學神學，眼下是他的暑假。領著我在教堂裏轉了一圈以後，他告訴我，作彌撒的時間到了，“不過你仍然可以在場觀看，如果你願意的話”。我說我從未參加過這類儀式，不知道幹什麽，他說他會為我解釋每一個步驟。這樣，純粹出於好奇，我有了生平第一次參加宗教禮拜的經曆。當例行的程序進行到分享聖餐聖酒時，我聽從他的建議走上前去，但不象教徒們那樣伸出手。

蒂姆友善謙恭的態度贏得了我的信任。見我頻頻發問，好像求知心切，他建議找個機會再聊，當然，“如果你願意的話”。

幾天後我如約與他會麵，他帶我來到一間很老的英式酒吧。說老實話，當時我可體會不出那種古老昏暗的環境有什麽吸引人的。顯然這地方有點兒曆史了，櫃台上還賣曆史簡介。蒂姆替我買了一份，翻了翻說，很遺憾，是個乏味的故事。

我問起了他的經曆。原來他曾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多年，還曾常駐香港。就在幾年前，他決定離開商界獻身宗教。聽上去這是一個挺奇特的轉折，但他隻是淡淡地將之歸因為一種自然的醒悟。然後他關切地詢問我來英國後的感受。交談中他送給我一包資料，是一些與我上次提的問題有關的宗教背景知識，外加一本英國地圖和一張曼城地圖。我驚喜地連連致謝。他說：“我曾經在華人圈裏生活了近十年，受到過華人的悉心款待，很高興有個機會回報一下。”

我們從酒吧裏談到街上，如同舊友相逢。分手時我由衷地說：“我的英語還沒好到足以表達我自己……不過我確實很喜歡與你交談。”蒂姆笑笑：“你這句話本身就是很好的英語了。”

二

大約一個月後的星期天，我本打算到舊貨市場（“Carboot Sale”）去看看。剛出門就聽到一陣鼓樂聲。原來是一隊穿製服的少年兒童“救世軍”。我掏出隨身帶的照相機，但他們卻拐進了路旁的PLATT教堂。我也沒猶豫就跟了過去──有了上次的體驗知道教堂不是禁區。剛進門就有人伸過手來表示歡迎，並把我引到座位上。鄰座一位女士見我象是新來的，就自我介紹一下，主動充當了講解的角色。

這是一個英格蘭國教堂，禮拜過程中要唱很多次歌。那種莊嚴而又溫暖的氣氛一下子就感染了我。同中國人喜歡卡拉ＯＫ乃至當“水房歌手”不同，在日常生活裏很少聽到英國人唱歌。但一到教堂禮拜時，你會發現這裏好像人人有一副經過訓練的歌喉。尤其聽他們唱和聲時那種聖潔完美的感覺讓人幾乎要流淚。

分享聖餐聖酒時，鄰座女士告訴我如果沒有信教可以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覺得這比天主教作彌撒時的習慣讓人更自在一些。禮拜結束後，她又引導我到旁邊的休息室用咖啡，介紹別人與我交談。很快我就發現，這裏很多人會主動過來攀談。

於是我認識了利斯先生，一位與我同校且專業相近的半退休的高級講師。他打聽了我的情況後，便邀請我到他家“喝茶”。我也不客氣。從此，到他家“喝茶”成了我周末常有的活動之一。

三

不久以後的一天晚上，已經十點多了，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迎麵走來兩個小夥子劈頭就問：“嗨，你有興趣參加我們的聚會嗎？”說著遞上來一張小紙片。我想這未免過於唐突了，但看看他們都是那種文靜羞怯的典型的英國學生，便停下來打聽個究竟。那位個子高高的小夥子叫傑米，操一口清晰標準的英語。對我這位剛出國兩個月的人來說，還是第一次從年輕人嘴裏聽到這麽好懂的英語。他們的聚會也是學聖經作禮拜一類的。但就衝他這一口英語，為什麽不去看看呢？

他們聚會時那種激昂的氣氛令我想起了當代中國人多半經曆過的那個狂熱的年代。所不同的是，這裏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一種似乎由衷的快樂和輕鬆。主持人雄辯滔滔幽默連連，全場聽眾不住地喝采鼓勵。與現代年輕人中流行的頹廢和勢利相比，這裏仿佛是另一個世界。不用說，我又被感染了。

傑米邀我去他住處去吃午飯，並征詢我願不願意一起學聖經。我知道要做我的“思想工作”了，看他比我大概小十歲，心裏有點不以為然，但還是去了。他告訴我，雖然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隻是在加入這個組織後他才真正感到自己成了基督徒。這個教會試圖把聖經的思想實施於日常生活，在街頭邀請陌生人是他們表示自己信仰的一種方式，但他們這樣做時還是感到挺難為情的。我們開始一起查聖經。但沒過幾個來回他就被我問住了，隻得建議我去和他們的“頭”饒傑談談。

“你看我這隻手表，”饒傑先從我對上帝存在的懷疑說起，“很精致對不對？……你是否認為它出自一位出色的設計師呢？”看我點頭了，他又說：“那你再看我的眼睛，”這是一雙漂亮的黑眼睛，饒傑的母親是華人。“你是否認為它們比我的表更複雜精密呢？”當然我沒法否定。“那麽，為什麽你認為我的眼睛並不需要有一位設計師呢？”

以後同這類人打交道多了，我知道了這個“手表──眼睛悖論”是他們常用的論據。雖然簡單但讓人很難辯駁。不過我也不是好對付的，自然辯證法正經學過不少哪。下一次“談心”時我準備了滿紙的答辯和問題。我強調自然進化是一個極漫長的過程，許多在有限時間裏不可能自然“碰巧”形成的東西比如人體器官，在一個近乎無限長的時間尺度裏並非不可能。如果相信上帝造人那如何解釋猿人化石？我還質疑了基督教信仰的其它根據如聖經裏記錄的神跡、現實中“聖靈”對基督徒的影響。

饒傑看了我的問題單，然後從容不迫地在紙上畫了一串符號：小昆蟲、魚、蛙、恐龍、鳥、老鼠、猴子，一串不同體態的猿人，並在最後一個站得最直的人形上寫上我的名字。有的符號旁邊還注上了年代。出乎我的意料，他對進化論一點也不陌生。在複述了進化論的要點以後，他說，化石證據已證明了所有這些階段，唯獨缺了最關鍵的一點：階段之間的聯係。我也想起在國內上科學史課時，老師在讚頌達爾文的偉大功績之餘也點了一下這個問題。談到最後，饒傑送給我一些書，說他的論點書裏都有。

這些書並不是我以為的聖經詮釋之類的東西，裏麵引證多半是科學家的觀點。湯普森的一段話我原來就聽說過：“我們很應該讓不諳科學的大眾注意到進化論者之間莫衷一是的情形。”在一本小冊子“進化還是創造？”中，作者以周密的引證和推論表明，在生命自然形成的每一個必要階段上，從氨基酸、蛋白質、細胞，到作為物種基礎的遺傳密碼的載體ＤＮＡ的形成，都有事實上和邏輯上的難以逾越的障礙。而生命即便形成了，同許多人所以為的相反，達爾文所描述的進化鏈幾乎沒有化石證據的支持！他提出的實際上是一個有待後人證實的假說。可惜在一百多年無數科學家苦苦追索之後，達爾文本人就意識到的化石“缺環”竟然無一補上。所有的物種似乎都是突然出現在化石記錄中的。各大類生物之間截然分開毫無過渡的痕跡。而被作為進化發生機製的突變現象，隻被證明能導致不一定是優化的同類變異。作為一個生物學的門外漢，我無從判定這些書中有多少謬誤。要讓進化論成立，就得駁回所有這些詰問。可要是進化論作為物種起源的解釋不靈了，我們還有什麽東西來取代基督徒相信的神創論呢？

四

利斯先生也一直沒放鬆向我傳教。利用每次我去他家喝茶的機會，他一直試圖搞清我的思想“症結”並對症下藥。他甚至反過來了解我所熟悉的意識形態。於是我有機會大談了一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作為一位科學家，他提醒我注意近代科學起源與基督教的關係。也是，我以往熟悉的都是伽利略、布魯諾受到宗教裁判的故事，對於大科學家們幾乎都是基督徒這一更普遍的現象卻很少留意。記得老師講課時對於牛頓晚年居然獻身神學是怎樣地扼腕痛惜，我自己當時對此又是怎樣地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我進一步了解到，牛頓等近代科學創始人始終把他們的工作視為尋找上帝已經製定的自然法則。這使我聯想到，我們中國古代技術那麽發達，卻連個科學體係的影子也沒有導出，會不會正是由於我們的先人們不相信有位上帝，因而也就不認為有什麽普適的法則，更談不上尋找這些法則？以宇宙之浩淼廣大，我們僅僅對視野所及的這點三維空間有了些認識，就妄言上帝不存在，看來是過於武斷了。

作為一個非教徒，我心裏的防線還不僅僅是無神論這一道。即使我無法否定上帝的存在，我也還是無法相信作為基督教核心的二千年前耶穌其人其事，尤其是他的複活在我看來隻是動人的傳說而已。利斯先生用出乎我意料的肯定口吻告訴我，基督教的核心是有曆史根據的。耶穌傳遞的信息是如此的明確直接，以致於他周圍的人以及後人必須在神的化身、騙子和瘋子三種對他的定義中選擇其一。而他周圍的人也懷疑過動搖過，但最終決定為傳播他的信息而獻身。最令人信服的例據是，那些耶穌門徒們曾表現為一群爭相避難的懦夫，但忽然全都變得信心百倍視死如歸。造成這一轉變的原因，如果不是一個親眼所見的奇跡，難道會是一個共同策劃的騙局或是一個莫須有的傳聞嗎？

利斯先生等為了做我的工作真是煞費苦心。有一次我隨口說自己感到還是有語言障礙，他就居然遠道請來了會說流利漢語的蘭傑牧師。這位蘭傑牧師顯然更有“專業水平”。與他交談另有一種樂趣。他曾動情地告訴我，他信仰基督教幾十年，從中獲得的美好體會真是難以盡述。他向我傳教完全是希望把一件美好的東西與朋友分享。我問，這種信仰是不是一種信之才有不信則無的東西。他明確地回答說，建立信仰好比過河，過河就要有橋，而這橋是客觀存在的！

有半年多時間我每個星期天上午去參加傑米他們的集會，晚上去參加那個PLATT教堂的禮拜，還一次次成為利斯先生和蘭傑牧師的座上客。也許同許多基督徒相比，我知道的道理不算少了。但信仰通常不是單純理性思維的結果，我覺得還需要更多的感性體驗和啟發。熱心的基督教朋友們為我打開了一扇心靈的窗戶，對此我心存無限的感激。

五

蒂姆·迪恩回羅馬後並未與我斷了聯係。我嫌寫英語信費勁，通常寫短信或卡片，但卻時常“賺”回一封長長的回信。第二年暑假他回到英國，正好一位他在曼城的朋友請他出席聖職授任儀式。我們又見麵了，我興奮地向他述說近一年旅英生活的體驗。對於我在基督教方麵的追求，蒂姆當然很高興。但作為天主教徒，他似乎對我的新教徒朋友們的竭力傳教有點不以為然，告誡我信仰也是一種禮物不可強求。他送給我一大堆關於聖經和天主教的書籍。還特意帶來了他在七十年代末去中國拍的幻燈片讓我欣賞。我們的話題轉到政治方麵。記不得為了什麽我開始為共產主義辯護，強調確有許多無私奉公的共產黨人，至少當初是這樣。而他的一個論點給我印象深刻：教會也有很多弊端和謬誤，但沒有秘密和私利。

天主教會自認為是耶穌開創事業的正統繼承人。他們崇拜所有的聖人，從聖母瑪麗亞和第一個教皇耶穌大弟子彼得，到當今教皇保羅二世。而在宗教改革後分化出來的各派新教包括英格蘭國教不承認羅馬教皇的權威，隻尊崇耶穌基督和聖經的權威。相對來說，新教徒們受教規束縛較少，但傳教更積極。其它還有一些更活躍的新派係，如傑米他們那個聯合型的教會。而我接觸過的表現最極端的教派當屬那些走家串戶的“耶和華見證人”，他們解釋聖經最嚴格，反對聖三位一體的概念，反對傳統教堂（他們隻有“王國會堂”），反對人體輸血，連聖誕節都不過。

後來蒂姆從羅馬畢業回到英國，成了英國最大的天主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神父。我每次去倫敦，隻要告訴他，他就安排時間與我見麵暢談，帶我遊覽城市。有一次他還替我墊付了旅館住宿費（兩年後我才知情）。在蒂姆神父過了五十歲生日以後，有一天他忽然笑著說：“我對你來說可能太老了，我給你再介紹一些年輕的朋友吧。”

六

蒂姆神父介紹的人也叫蒂姆。這位蒂姆·金是倫敦FOCOLARE運動的組織者。我當時從未聽說過這個運動，但對蒂姆神父特意介紹的人還是有興趣的。拿著神父給我的地址摸到蒂姆·金的住處。他一看就是那種爽朗熱情的人，交談中不時發出富有感染力的開懷大笑。他是位電腦工程師，實際上也年過四十了，但從外表可絕對看不出來。他和房友們都歡迎我隨時去訪問和住宿。正趕上新年前夕，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去度假了，蒂姆就把整個那棟房的鑰匙給了我。別忘了他與我隻是剛剛見麵！

當然我得搞清這FOCOLARE是幹什麽的。從蒂姆·金的介紹我了解到，這個運動起始於二次大戰末期的意大利。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姑娘Chiara Lubich目睹人類互相殺戮的慘狀，思索怎樣才能讓更多的人感受到上帝的愛，減少人間的不幸。她最終選擇了一條特殊的人生道路：象神職人員那樣不婚不嫁專事敬奉上帝，但又象世俗人那樣與社會融為一體。這本來隻是她個人的生活選擇，但很快影響了一批她的女伴，並漸漸地擴展為一個國際化的運動。Chiara和她的夥伴們相信，在家庭的天倫之愛中蘊涵著一個未來的大同社會的希望種子。他們通過向周圍的人表達愛心，通過建立和擴展友誼，一點一滴地實踐著他們的理想：一個全人類的大家庭。與許多宗教性運動相比，FOCOLARE的獨到之處在於它的寬容性：不問你是哪一派基督徒，是穆斯林，佛教徒，還是無宗教信仰者，它都向你敞開大門，向你傳遞上帝的愛。一切出於自願，自願即被接納。你可以象Chiara她們那樣不結婚，加入一個“共產”的FOCOLARE之家，也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同時積極組織活動，還可以隻是在他們組織活動時去湊湊熱鬧。FOCOLARE成員一般仍有正常的職業，在有些國家裏他們還建立了進行普通生產經營的“村莊”，以此獲得生活和活動經費。FOCOLARE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不借助新聞媒介宣傳造勢，隻通過人與人之間直接的交流擴散影響。這就是為什麽這個在五大洲有著二百萬追隨者的運動竟如此鮮為人知。

英國的FOCOLARE成員約有六百人。他們每年暑期在湖區或蘇格蘭開辦數百人的夏令營，任何人都可以參加，費用由大家自願承擔。根據各人的愛好和經濟能力分別住正規飯店、青年旅館或帳篷。我還參加過兩年一度的在倫敦舉行的聯歡大會，看過五年一度的在羅馬舉行的世界性大聯歡實況轉播。在這些活動中可以欣賞到大家自行創作表演的各種文化特色的節目以及宣傳FOCOLARE大同理想的演講、歌曲和小品，氣氛非常和諧活躍。而最難忘感人的是會場內外所有與會者表現出的那種四海之內皆兄弟姐妹的精神風貌。

七

倫敦離曼城不算近，我與蒂姆·金他們難得一聚。後來我就聯係上了附近利物浦的男女兩個FOCOLARE之家。他們每兩周有一次聚會。在八九個“家庭成員”裏，有位從澳洲來的傑姆斯，是位電工，小夥子長的很精神，到了聚會時總能捧著吉它自彈自唱一段動聽的澳大利亞民歌。逐漸混熟了以後，我就試探著詢問，為什麽他非得要獨身來實踐信仰，他有沒有動搖過？他說：“要是你還沒有入教自然會感到難以理解。可這對我來說是十分明了的。有一天我意識到這種選擇是上帝的願望，於是我就這樣做了。我們比結婚的人更容易專注於這樣一種事業。當然我們始終有重新選擇的權利。……我們也都是普通的人，有時會感到困難。因為穿著普通的衣服，生活在普通人中間，免不了會有女孩子走近。所以我們比那些神父們麻煩更多，女孩子不會去找神父的……”

FOCOLARE運動提倡所謂“給予文化（Culture of Giving）”，經常向世界上麵臨特殊困難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傑姆斯對我說，需要救濟的人太多，深感力不從心。有些第三世界國家裏的FOCOLARE之家成員自己都吃不飽飯，我們隻好先幫助這些兄弟姐妹，把別的要求拖一拖。這就好比把優先權留給自己最近的家庭成員，還算合情理吧…… 他說這些話時麵有難色，倒好像在做什麽虧心事似的。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我隻知道，我麵對的是一群純潔高尚的人。

前年在德國的一個小城發生了針對土耳其移民的縱火謀殺事件。事後城內氣氛緊張人人自危。一批在FOCOLARE運動影響下的青年在此關頭挺身走向街頭，組織大型露天音樂會。當演唱氣氛達到高潮時，他們號召在場的各族裔觀眾當場在自己周圍找一位異族人士交談並爭取交上朋友。他們的熱忱感動了全城居民。這種打破敵視氣氛的聯歡活動甚至搞到戰火紛飛的前南斯拉夫去了。FOCOLARE成員曾在克羅地亞舉行民族聯歡，使兵戎相見的各族青年在那一天停止敵對行動，為共同的心願──和平而祈禱。我接觸過的其它一些國際性運動，如“道德重整（Moral Re-Armament ）”運動，也信奉類似的宗旨。此外，那些被多數人視為異端並拒之門外的“耶和華見證人”實際上也有一些深刻的主張，他們的信心和勇氣甚至經受住了盧旺達大屠殺那樣的危難場合的考驗。

八

由於我們大陸中國人從小所受的教育，宗教被視為一種精神鴉片，科學與宗教被視為水火不相容。我們都欣賞西方的科技和民主，卻對它的源頭和內核──基督教文明不以為然。即使我們出國後有興趣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也多半把它作為一種文化風俗或是一種社會知識，很少認真地考察一下它是否真的含有什麽真理，很少去深究為什麽世界上有十六億人包括大多數科學家，會把這門來自偏僻的古代以色列地區的“學問”奉為高於一切知識的信仰。我們認為科學已經排除了任何神靈的存在；我們認為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出於一種習慣或隻是一種需要。但問題在於，曆史已經多次證明，我們的“認為”有時會是錯的。我們常常自以為比那些教徒們頭腦更開放，但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在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之後才對信教與不信教作了選擇，而我們自己倒是往往沒有經過這樣的比較就“理所當然”地排斥了基督教義的真理性。雖然我仍然不是基督徒，但我已從自己的親身體驗看到，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樣的富有頭腦富有信心。我禁不住要想──他們是不是確實擁有真理呢？

基督教最根本最有感召力的信條是愛，在愛上帝之後愛你的鄰人，“愛人如己”。一切的善和正義都是從這裏引伸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對當年打著基督教旗號的帝國主義強盜有著慘痛的記憶，對世界上許多與宗教有關的悲劇常有耳聞，因而本能地把那些宗教信條與虛偽騙人聯係在一起。在前些年學了過多的“鬥爭哲學”，如今又引入了萬能的“競爭機製”之後，就更沒有多少人還有興致去咀嚼這些“廢話”。於是在今日的中國，取代儒家道德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是最世俗的金錢拜物教，物欲橫流，“有奶便是娘”。這樣的潮流能否使中國人獲得富裕和民主實在應當打個大問號。即便僥幸在國際競爭中取勝，把國民所得翻了幾番，我們得到也許隻是個不文明不公正乃至充滿犯罪的所謂強國。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可能有更貪婪殘酷的一麵。但基督教信仰的堅實存在多少引導著整個社會風氣，使強者有所敬畏，弱者有所盼望。在其它後起的現代化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也不難看到傳統信仰的正麵影響。而今天的中國人卻在進行一項確實前無古人的大實驗：在精神信仰的沙漠上構築物質文明的大廈。

無論是否基督教徒，我們都很難否認人性中有趨於罪惡的一麵。許多負麵的心態如自私、驕傲、妒忌、仇恨往往是與生俱來“無師自通”的。在我們感歎對此無可奈何的時候，世界上確有一部份人，比如我所看到的某些基督徒，卻在用他們一點一滴實實在在持之以恒的行動，向人性中的罪惡挑戰，向別人傳播他們所感受到的神的厚愛。你可以論證他們努力的最終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你無法否認他們的努力本身就是對社會的一種改善，無法否定他們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愛心的力量。

沒有愛就沒有健全的人生。沒有愛就沒有人類的未來。FOCOLARE的成員經常唱著這樣一首歌：

不要說愛隻是感覺，

感覺總在變化；

不要說愛隻是夢幻，

夢幻終會消逝。

愛就是建設，

愛就是堅信，

愛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完稿於１９９５年聖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