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巡視當今國際現實，民主和專製是被高度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兩個符號，而且非此既彼。唯一不同的是，民主在西方主導下，被完全地神聖化，成為文明和進步的代名詞，而專製則被完全的妖魔化，成為反人類和落後的象征。西方憑借所創造並主導的這種話語權把民主做為全球逐鹿的工具。而從人類的曆史看，任何製度都是適應人類發展進程而應運而生的，並由於每一個國家的獨特國情而生產不同的特點，其本身並無所謂的終極和道德價值判斷。唯一的評判標準是是否適應該國國情並推動這個國家的發展。然而，隨著地理大發現，世界開啟一體化進程，直至二十世紀地球村概念的誕生。於是在全球範圍內開始了不同國家之間以製度之爭為表麵、利益之爭為核心的較量。而為了贏得勝利，都不惜把對方妖魔化，都欲置對方於道德的審判席上，從而取得戰略的主動。這就是冷戰期間的一幕。然而，失敗的一方就隻能接受被妖魔化的命運，這就是當今世界民主與專製被高度意識形態和道德化的根源。在這種背景下，國際上就出現了許多耐人尋味甚至頗為滑稽的一麵：中國大陸出現腐敗和每年被揪出的龐大數目貪官都被歸結於體製和製度，而台灣出現以陳水扁為核心、涉及民進黨過往執政高層幾乎全部高官的貪汙事件甚至當時的調查局局長都與之通風報信的惡性案件，卻被認為是台灣民主的進步，辯護者甚至認為台灣民主不過二十年，不應太過苟責。而卻鮮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之路不過六十年，也不應太苟責。最近美國發生影響世界的“百年一遇嚴重金融危機”（格林斯潘語），華爾街五大投行已倒下三家，名列第二的摩根也正四處求援，甚至都跑到中國（中信銀行）尋求解困。然而，沒有人把事件歸結於美國的製度。相反幾年前（2004年），西方大炒“中國銀行體係崩潰論”，矛頭也直接中國的製度。然而，幾年過去了，中國的問題解決了，西方的銀行體係卻開啟了崩潰之路，甚至要尋求中國的援助。盡管有這樣的對比，卻仍然沒有人質疑美國的製度。這種事例數不勝數。2007年，中國山西發生黑磚窯事件，整個世界一片伐撻之聲，並一再質疑中國的現行製度，而今年日本發生類似的“湖北打工妹”事件，卻悄然無息。每年美國和西方發生多少起因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而開槍屠殺無辜事件，卻絲毫影響不了他們體製的正當性。而一個楊佳襲警案就再次把中國的體製推到被否定的審判席上，而無視這個體製三十年取得了人類曆史上少有的經濟增長和進步。幾乎同時曝光的“三鹿奶粉”與日本的“毒大米”事件卻完全兩種反應。即使中國把一件事情做的正確而成功如北京奧運會，也仍然會被扣上極權主義的傑作之帽子而被否定。套用中國一句流傳甚廣的順口溜：民主專製是個筐，什麽都可往裏裝。這一切都可從西方掌握話語權的現實中找到答案。
一、西方製度發展過程看專製與民主。
西方民主的誕生是從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開始的。新生的資產階級一方麵出於推翻封建貴族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麵則為了給自己提供大量的自由民，於是聯合各中下階層並打出了“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旗號。這個時候，專製的代表是封建勢力。然而，資產階級一旦獲得政權，立即通過以財產做為投票權的限製的方式壟斷了全部的政治權利，民主隻不過是調節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工具。同是出於原始積累的需要，隨即對中下階層展開殘酷的盤剝。在英國就是號稱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同時又製訂法律宣布失去土地的農民流浪於城市非法，被強迫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廉價勞動力--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八小時。而一旦人民起來抗爭和維權，迎接他們的則是血腥的武力鎮壓。這一期間，西方民主國家對外則通過戰爭、殖民掠奪、販賣黑奴等獲取巨額利潤。一個對內殘酷盤剝民眾、武力鎮壓民眾維權，對外發動戰爭、殖民掠奪的製度是民主還是專製？在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二百多年後，在民眾前赴後繼的抗爭和付出慘重的血的代價，英國於1918年實現了普選，女性獲得了投票權，法國是1944年，瑞士是1971年。而美國黑人擺脫種族隔離和獲得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則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可以說，現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也隻不過在三十年前才算成熟和完全確立。
二、民主與專製被高度政治化的過程
步英國後塵建立起第二個民主國家的是美國，而在這個過程中，支持美國的卻是仍然實行封建專製製度的法國，反對的卻是英國。顯然，在哪個時代，並沒有專製和民主妖魔化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可以毫無心理障礙積極向法國求助的原因。這件事情如果放到當代，簡直就是不可想象。就好比現在某國發生民主革命，美國武力幹涉反對，北朝鮮卻全力支持一樣。而在哪個時代，卻是非常正常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而民主的英國卻聯合歐洲的封建專製各國共同幹預和反對。顯然在哪個時候也沒有民主與專製道德化的區別。（西方有一個重複一千遍的謊言：民主國家之間從沒有發生過戰爭，隻不過這兩次是否計算在內？各民主國家為了爭奪殖民地而大打出手算不算在內？）
進入二十世紀，西方民主製度已開始在全球各地初步建立起來。但歐洲仍然有德皇、俄皇、奧匈帝國等封建專製政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沙皇俄國卻站在民主國家英法一邊。顯然，民主與專製在哪個時代也不是衡量國際事務的標準。一戰結束和1929年經濟大危機的出現，世界上再次出現新型的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的製度：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麵對納粹德國的威脅，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共同迎接納粹德國的挑戰，並最終取得勝利。這一時期，法西斯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二戰結束後，自然應該在全球鏟除法西斯主義的存在，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唯一一個殘存的法西斯主義政權而且得到過納粹德國全力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卻安然無恙，直到佛郎哥離世為止。並且與西方一直保持不錯的良好關係。原因在於，佛朗哥政權沒有參加二次世界大戰，保持中立。因此不管他是什麽製度都不在西方視野之內。相反同為盟國的蘇聯由於二戰後大力輸出革命，嚴重威脅西方，蘇聯反而成為西方的頭號敵人。顯然，在哪個時期，利益之爭仍然大於製度之爭。製度的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雖然在冷戰期間開始建立，但影響力相當微弱。
冷戰期間，美國大量扶持親美獨裁政權：印尼蘇哈托政權、韓國軍政權、實行白色恐怖的台灣國民黨政權、智利通過政變上台的皮諾切特軍政權、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阿富汗本、拉登勢力（非洲國家太多，就不一一列舉）。尤其是印尼蘇哈托政權，曾製造堪與紅色高棉一比的造成五十餘萬人死亡的種族屠殺，而在這個過程，美國提供全部協助，甚至提供上萬名單供蘇哈托追捕和殺害。澳大利亞政府九十年代曾說支持蘇哈托的行為是其戰後外交最大的成就。對於西方來說，與其說是反共，反專製，還不如說是反蘇。特別是支持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除大量經濟援助外，南斯拉夫護照在西方甚至可以免簽）以及七十年代與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建立關係，1979年建交後更成為盟友關係。在哪個曆史時期，專製與民主在西方眼裏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和不同，盡管仍然稱蘇聯為“邪惡帝國”，自己為自由世界（台灣也自稱是自由世界）。另一個例子是民主的印度卻成為蘇聯的盟國。
冷戰結束後，沒有了敵人的西方社會才開始把民主與專製高度意識形態化和道德化。在這種背景下，過去出於反蘇而扶持的政府開始被美國拋棄。韓國軍政府，印尼蘇哈托政府、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台灣國民黨政府等等。有的不得不實行西方的民主化，有的則直接被美國派兵推翻。然而，不同的是，一些在冷戰後仍然為西方所用的國家卻仍然可以保持封建君主製而安然無恙。如沙特，科威特、約旦等國家。特別是在反恐戰爭期間，與軍事政變上台的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政權結成盟友，給予10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軍事援助高達15億美元，甚至超過給以色列的比例。顯然西方在宣傳和具體做法上仍然保持相當的靈活性和務實性，雙重標準也無妨。
但不管怎麽說，冷戰結束僅僅二十年，西方已成功將民主與專製高度意識形態化、道德化，民主神聖化，專製妖魔化。憑著這個話語權，西方可以輕鬆取得道德製高點。當東西方由於西藏問題發生對抗之時，巴黎電視台曾組織與當地華人記者和學者的辯論。但在辯論開始時，首先被提出辯論的並不是西藏問題，而是中國是不是一個專製國家。他們隻要你承認中國是一個專製國家，哪麽你就是邪惡的代名詞，說什麽都是站不住腳的。這一策略國內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何以知曉？這就是為什麽出現本文開頭一幕：中國出現任何問題就是製度上的問題，西方包括實行民主製度的國家，出了再大的問題都不足於影響其製度。當然，如果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後果達到1929年的水平，這個製度就到了被質疑的臨界點了。其實，西方民主製度隻所以闖過舊勢力的多次複辟、民眾的大規模抗爭、1929年經濟大危機，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挑戰，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清醒認識態度和強大的學習能力以及自我調整能力。然而今天喪失學習能力和自我清醒認識能力的西方民主製度恐怕要再次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就來自其本身。
三、民主與專製是非此即彼嗎？
西方創造出民主與專製的話語權後，更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考模式。看來文革的遺毒也蔓延到西方。而從人類曆史發展過程和當前的實踐來看，民主與專製之間並非空白，而是有許多中間地帶。象新加坡和香港，都不是西方的民主製度，但也沒有人歸之為專製製度。伊朗是中東國家民主程度最高的伊斯蘭國家，卻也仍然不被視為民主國家。但也很少被西方以專製國家稱之。最為典型的還是中國。中國是社會主義曆史上唯一一個享有如此之多物質繁榮和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認定中國的製度西方實際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用後極權，後專製國家的術語。有的幹脆回避，直接用“北京模式”稱之。除了東西方衝突期間，大多數西方國家和領導人對中國取得的進步仍然是讚許有加。顯然，讚許一個專製國家是有違政治正確。這也說明西方在對中國認定上也是充滿矛盾和搖擺。比竟，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前無古人的，現在就下結論也為之尚早。如果從我本人的觀察來看，中國正在逐漸的類似於新加坡化；未必有西方模式的民主，但有法製和自由，包括逐步放開的新聞自由度（2008年所有的負麵消息都見諸於報端就是一例。這和2003年非典前的狀況大不一樣）。
現在是拋棄把一種製度道德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時候了，製度不過是一國發展過程中的產物，本身是有其獨特性的，適合一個國家未必適合另一個國家。檢驗的唯一標準是製度的具體實踐。至少到目前為止，冷戰後所有轉軌國家中，中國是做的最好的。而實行民主的國家，既有多民族國家隨之分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與斯洛伐克、印尼的東帝汶），經濟長期低迷不振（包括全部轉軌國家以及台灣）、貪腐嚴重（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為此都受到歐盟製裁、台灣、拉美、東南亞、非洲）、社會動蕩（今年的泰國，蒙古、拉美和非洲更不用說）。民主在這些國家豈今為止的實踐都難以令人接受和滿意。而這些國家和地區有的都搞了七十多年（泰國），短的也有二十年（台灣）。我相信，如果沒有西方為了控製世界而把民主和專製高度意識形態化和道德化，中國對民主會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製度就是製度，與國情、文化和發展階段有關，而與道德、意識形態無關。
一、西方製度發展過程看專製與民主。
西方民主的誕生是從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開始的。新生的資產階級一方麵出於推翻封建貴族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麵則為了給自己提供大量的自由民，於是聯合各中下階層並打出了“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旗號。這個時候，專製的代表是封建勢力。然而，資產階級一旦獲得政權，立即通過以財產做為投票權的限製的方式壟斷了全部的政治權利，民主隻不過是調節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工具。同是出於原始積累的需要，隨即對中下階層展開殘酷的盤剝。在英國就是號稱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同時又製訂法律宣布失去土地的農民流浪於城市非法，被強迫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廉價勞動力--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八小時。而一旦人民起來抗爭和維權，迎接他們的則是血腥的武力鎮壓。這一期間，西方民主國家對外則通過戰爭、殖民掠奪、販賣黑奴等獲取巨額利潤。一個對內殘酷盤剝民眾、武力鎮壓民眾維權，對外發動戰爭、殖民掠奪的製度是民主還是專製？在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二百多年後，在民眾前赴後繼的抗爭和付出慘重的血的代價，英國於1918年實現了普選，女性獲得了投票權，法國是1944年，瑞士是1971年。而美國黑人擺脫種族隔離和獲得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則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可以說，現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也隻不過在三十年前才算成熟和完全確立。
二、民主與專製被高度政治化的過程
步英國後塵建立起第二個民主國家的是美國，而在這個過程中，支持美國的卻是仍然實行封建專製製度的法國，反對的卻是英國。顯然，在哪個時代，並沒有專製和民主妖魔化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可以毫無心理障礙積極向法國求助的原因。這件事情如果放到當代，簡直就是不可想象。就好比現在某國發生民主革命，美國武力幹涉反對，北朝鮮卻全力支持一樣。而在哪個時代，卻是非常正常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而民主的英國卻聯合歐洲的封建專製各國共同幹預和反對。顯然在哪個時候也沒有民主與專製道德化的區別。（西方有一個重複一千遍的謊言：民主國家之間從沒有發生過戰爭，隻不過這兩次是否計算在內？各民主國家為了爭奪殖民地而大打出手算不算在內？）
進入二十世紀，西方民主製度已開始在全球各地初步建立起來。但歐洲仍然有德皇、俄皇、奧匈帝國等封建專製政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沙皇俄國卻站在民主國家英法一邊。顯然，民主與專製在哪個時代也不是衡量國際事務的標準。一戰結束和1929年經濟大危機的出現，世界上再次出現新型的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的製度：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麵對納粹德國的威脅，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共同迎接納粹德國的挑戰，並最終取得勝利。這一時期，法西斯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二戰結束後，自然應該在全球鏟除法西斯主義的存在，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唯一一個殘存的法西斯主義政權而且得到過納粹德國全力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卻安然無恙，直到佛郎哥離世為止。並且與西方一直保持不錯的良好關係。原因在於，佛朗哥政權沒有參加二次世界大戰，保持中立。因此不管他是什麽製度都不在西方視野之內。相反同為盟國的蘇聯由於二戰後大力輸出革命，嚴重威脅西方，蘇聯反而成為西方的頭號敵人。顯然，在哪個時期，利益之爭仍然大於製度之爭。製度的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雖然在冷戰期間開始建立，但影響力相當微弱。
冷戰期間，美國大量扶持親美獨裁政權：印尼蘇哈托政權、韓國軍政權、實行白色恐怖的台灣國民黨政權、智利通過政變上台的皮諾切特軍政權、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阿富汗本、拉登勢力（非洲國家太多，就不一一列舉）。尤其是印尼蘇哈托政權，曾製造堪與紅色高棉一比的造成五十餘萬人死亡的種族屠殺，而在這個過程，美國提供全部協助，甚至提供上萬名單供蘇哈托追捕和殺害。澳大利亞政府九十年代曾說支持蘇哈托的行為是其戰後外交最大的成就。對於西方來說，與其說是反共，反專製，還不如說是反蘇。特別是支持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除大量經濟援助外，南斯拉夫護照在西方甚至可以免簽）以及七十年代與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建立關係，1979年建交後更成為盟友關係。在哪個曆史時期，專製與民主在西方眼裏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和不同，盡管仍然稱蘇聯為“邪惡帝國”，自己為自由世界（台灣也自稱是自由世界）。另一個例子是民主的印度卻成為蘇聯的盟國。
冷戰結束後，沒有了敵人的西方社會才開始把民主與專製高度意識形態化和道德化。在這種背景下，過去出於反蘇而扶持的政府開始被美國拋棄。韓國軍政府，印尼蘇哈托政府、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台灣國民黨政府等等。有的不得不實行西方的民主化，有的則直接被美國派兵推翻。然而，不同的是，一些在冷戰後仍然為西方所用的國家卻仍然可以保持封建君主製而安然無恙。如沙特，科威特、約旦等國家。特別是在反恐戰爭期間，與軍事政變上台的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政權結成盟友，給予10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軍事援助高達15億美元，甚至超過給以色列的比例。顯然西方在宣傳和具體做法上仍然保持相當的靈活性和務實性，雙重標準也無妨。
但不管怎麽說，冷戰結束僅僅二十年，西方已成功將民主與專製高度意識形態化、道德化，民主神聖化，專製妖魔化。憑著這個話語權，西方可以輕鬆取得道德製高點。當東西方由於西藏問題發生對抗之時，巴黎電視台曾組織與當地華人記者和學者的辯論。但在辯論開始時，首先被提出辯論的並不是西藏問題，而是中國是不是一個專製國家。他們隻要你承認中國是一個專製國家，哪麽你就是邪惡的代名詞，說什麽都是站不住腳的。這一策略國內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何以知曉？這就是為什麽出現本文開頭一幕：中國出現任何問題就是製度上的問題，西方包括實行民主製度的國家，出了再大的問題都不足於影響其製度。當然，如果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後果達到1929年的水平，這個製度就到了被質疑的臨界點了。其實，西方民主製度隻所以闖過舊勢力的多次複辟、民眾的大規模抗爭、1929年經濟大危機，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挑戰，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清醒認識態度和強大的學習能力以及自我調整能力。然而今天喪失學習能力和自我清醒認識能力的西方民主製度恐怕要再次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就來自其本身。
三、民主與專製是非此即彼嗎？
西方創造出民主與專製的話語權後，更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考模式。看來文革的遺毒也蔓延到西方。而從人類曆史發展過程和當前的實踐來看，民主與專製之間並非空白，而是有許多中間地帶。象新加坡和香港，都不是西方的民主製度，但也沒有人歸之為專製製度。伊朗是中東國家民主程度最高的伊斯蘭國家，卻也仍然不被視為民主國家。但也很少被西方以專製國家稱之。最為典型的還是中國。中國是社會主義曆史上唯一一個享有如此之多物質繁榮和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認定中國的製度西方實際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用後極權，後專製國家的術語。有的幹脆回避，直接用“北京模式”稱之。除了東西方衝突期間，大多數西方國家和領導人對中國取得的進步仍然是讚許有加。顯然，讚許一個專製國家是有違政治正確。這也說明西方在對中國認定上也是充滿矛盾和搖擺。比竟，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前無古人的，現在就下結論也為之尚早。如果從我本人的觀察來看，中國正在逐漸的類似於新加坡化；未必有西方模式的民主，但有法製和自由，包括逐步放開的新聞自由度（2008年所有的負麵消息都見諸於報端就是一例。這和2003年非典前的狀況大不一樣）。
現在是拋棄把一種製度道德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時候了，製度不過是一國發展過程中的產物，本身是有其獨特性的，適合一個國家未必適合另一個國家。檢驗的唯一標準是製度的具體實踐。至少到目前為止，冷戰後所有轉軌國家中，中國是做的最好的。而實行民主的國家，既有多民族國家隨之分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與斯洛伐克、印尼的東帝汶），經濟長期低迷不振（包括全部轉軌國家以及台灣）、貪腐嚴重（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為此都受到歐盟製裁、台灣、拉美、東南亞、非洲）、社會動蕩（今年的泰國，蒙古、拉美和非洲更不用說）。民主在這些國家豈今為止的實踐都難以令人接受和滿意。而這些國家和地區有的都搞了七十多年（泰國），短的也有二十年（台灣）。我相信，如果沒有西方為了控製世界而把民主和專製高度意識形態化和道德化，中國對民主會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製度就是製度，與國情、文化和發展階段有關，而與道德、意識形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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