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仔是我母親的小弟弟，排行第九，我們也叫他九舅父，我母親說不清楚他到底多少歲，他也從來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 我母親常常和我說起這個弟弟吃外婆的奶直到她快病逝，那一年，他大概是5歲。 外婆生了11個孩子，活下來的隻有6個，舅父仔是外婆最後的一個孩子，也是和我母親同父同母的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 或許是這個原因，我母親對這個弟弟特別疼愛。
外婆死的時候，幾個大的孩子都已經自立了，隻有我母親和舅父仔這兩個最小的孩子未成年，外公的小老婆自己也生了幾個孩子，對這兩個孩子不管不問； 外公雖然有產業，但是怕得罪小老婆， 也不管他們，我母親不久也離家求學，剩下舅父仔一個沒娘的孩子天生天養， 像孤兒一樣和別的野孩子一起混，有一頓沒有一頓的。9歲那一年，一群跑江湖的買藥人經過他們家，舅父仔就跟著他們一起跑起了江湖，一去就是幾年，家裏人不知道他的死活， 他回來後，很少和家裏人提起那幾年是怎麽過的。
49年後外公被評為地主成份，家產都被分光了，舅父仔也跑到了廣州謀生，我母親給他在教育廳裏傳達室找了份臨時工，當起傳達。 那時候他很年輕，雖然個子不高，但是遺傳了我母親家的優點，高鼻梁，大雙眼皮，眉清目秀，人也很機靈，很討人喜歡。 在傳達室裏無聊的時候，常常自己練書法。五十年代的時候，很多出名的文人經常出入教育廳，舅父仔於是認識了不少那時候知名的文人，商承祚就是其中一位，他不知道為什麽看上舅父仔的靈氣，閑下來時常指點舅父仔的如何練習書法，於是，舅父仔就成了他不拜師的徒弟，和他學書法和考古，練就了一手好字，大篆小篆金文篆刻都不含糊， 從此，他迷上了書法字畫和考古，那一段日子，也許是他最開心的時光。
可惜好景不長，兩年後，四清運動開始了，他因出生成份不好，被辭退了，母親當時不過是教育廳裏的小職員，沒有能力保住他的工作，於是，他就搬到大姨媽家，和他們一家子擠在萬福路那一間13平米的房間裏，晚上住在閣樓上， 白天出去打散工，幫助大姨媽一些家用。他的年紀和大姨媽的孩子相仿，一幫年輕人混在一起，窮日子窮過窮開心， 樓上樓下鄰居左右都一起叫他舅父仔，於是他成了眾人的舅父仔。後來不知道怎麽回事，從來沒上過高中的他又變成了知識青年，成了第一批上山下鄉的知青，跟大姨媽的女兒珍表姐一起到了東莞道滘插隊落戶，那時候的東莞可是個窮鄉僻壤，他們兩個收工回來，掙的工分還不夠吃飯，日子過得很苦。有一天，舅父仔收工回來，才發現米缸裏沒有一粒米，於是他摸黑到了珍表姐那裏，看看有什麽吃的，屋子裏沒有電燈，隻有一盞油燈，黑地裏，珍表姐端出來一盆青菜湯和幾個番薯，招呼舅父仔一起吃，他拿起筷子在湯盆裏撈了一下說：“阿珍，這麽好，請舅父仔喝蛋花湯！”阿珍一頭霧水，她根本沒有雞蛋，哪裏來的蛋花湯？近視眼的她低頭仔細看看了湯盆，起來端起湯盆把一盆青菜湯潑出門外，回頭和舅父仔說，“那裏是什麽蛋花湯，我挑水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沒有看清楚，連水裏麵的糞便挑回來了，這鬼地方哪裏找雞蛋？”舅父仔哈哈大笑：“你就這麽孝順舅父仔，請我喝屎花湯！”很多年後他在吃完晚飯後坐在飯桌旁和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惡心地幾乎把剛吃完的飯都吐出來。也隻有他，才那麽樂天派，能夠苦中作樂， 把過去吃的苦當作笑料說。
可是，我記得小時候，舅父仔不是那麽愛開玩笑的人，每次舅父仔來我們家，總是穿這一件藏青色的豎條紋的布紐扣的唐裝， 我母親每次把平時省下來的糧票和花生油給他帶回去， 那時候，我們都不會說粵語，舅父仔又不會說普通話，於是，很少和我們說話，不過，他和我母親總是很多話說；每次他來，都是吃完中午飯就匆匆地走了，我母親說，他要趕車回東莞，那時候交通不發達，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從東莞到廣州的。
記得1972年的春天的一個陰雨天，我母親帶我上街，在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交界的地方，那時候有一家江南土特產商店，裏麵有些土特產和小玩意我很喜歡，我母親於是帶我進去逛商店，出來的時候，意外的看見舅父仔在門口，買了一柱衛生香，正好要離開，我母親一把抓住他把他帶回了在越秀北路我們剛剛搬的家， 一路上我母親都在責怪他為什麽到了家門口了都來看看我們， 舅父仔一路上不吱聲，一個勁兒的憨笑。到家後，我母親忙進忙出的張羅中午飯，把家裏最好吃的東西都拿了出來，舅父仔坐在客廳裏，不說話，拿著一張報紙看，我悄悄地在一旁看他，覺得他臉色很不好，好像很憂鬱。奇怪的是， 那天吃完飯後，他一直坐在那裏，並不像以往那樣急著要走，我母親又翻箱倒櫃地翻出一些過年存下來的臘腸和臘肉，外加一桶花生油交給他。天快黑了，他才離開，臨走的時候，問我母親可不可以把家裏的舊鬧鍾給他，這個鬧鍾從來都不準時，我母親問他要來幹啥，他說有好過沒有，他沒有鍾表，能參考一個時間就行了。他走之後，我母親和爸爸嘀咕：如果不是在路上遇見他，他或許不會來，來了，不問他就不說話，好像有什麽心事。
半年後， 我母親才知道，舅父仔在離開我們家不久，就遊水偷渡到了香港。我母親這才恍然大悟，難怪他那一天那樣沉默，心事重重地，原來他已經準備拚死偷渡去香港了。那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偷渡的路上，又有多少人被抓回來進了拘留所。很多年後，他才告訴我們，那一次，是他第三次偷渡，以前有兩次都被抓了回來， 在拘留所裏蹲幾個月才被放出來。
從此我們失去了聯係，直到1982年的春節，舅父仔才第一次從香港回來探親， 記得他進門，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留著大背頭，紅光滿麵，看上去很年輕， 很有些衣錦還鄉的味道，那一年的春節，我們家裏特別熱鬧，大姨媽，三姨媽， 五舅父這幾個我母親家裏活下來的兄弟姐妹都來了，我母親這一家子留在廣東的，十幾年後，第一次那麽齊全。我記得那一天，他們喝了很多酒，這才發現原來個個都是海量。 至今，我還記得三姨媽喝了純正的茅台酒之後不停地說“連牙齒縫裏都是茅台酒的香味！”她還高興地唱起了粵劇。 之後，每一年的春節，我母親都一定要舅父仔回來過, 頭兩年，每次他回來還很講究，還給我們帶禮物，時間久了，他也就隨便了很多。 我們都很喜歡他回來，有一次他本來說不回來了，但是耐不住我母親反複的要求，於是突然決定回來，我母親好高興，立即打電話給所有的孩子，家裏人陸續回來，每個人進門，都不約而同的問他：“什麽時候回來的？”他每次都很認真地回答：“下午三點鍾到家。”七八個孩子陸陸續續到家，每個人都那麽問他，他每次都那麽回答，到最後一個回家的二姐夫問他同樣的問題的時候，他噗嗤一聲笑了：“我應該在我的胸前掛個牌子：‘我今天下午3點鍾到家’，這樣我省了很多口水來回答同樣的問題了。”經他這麽一說，我們都樂了。不管什麽時候，他總是能找到很多幽默的話題，每年的春節有他在，我們都很開心， 他給我的印象是個永遠長不大的老頑童， 我那時候在上大學，學校裏的夥食不太好，因此每個星期六回家，我都在家裏翻箱倒櫃找好吃的，有一天，舅父仔正好在家，晚上九點鍾了，他突然問我：你們學校是不是像監獄一樣？我愣了，怎麽他會怎麽問。他接著說：我從下午4點你進門的的時候就看到你拿著一個調羹周圍挖東西吃，現在已經九點了，調羹還在你手上，你們學校如果不是監獄，你怎麽會餓成這樣？一家人聽了哄堂大笑， 我才意思到我的饞相。
後來，爸爸有機會去香港公幹，我母親要他一定要去看舅父仔，爸爸回來和我母親說，舅父仔住的地方很小，和幾個人一起住在一個很小的出租單元裏，他隻有一個雙層架子床和一些日用品加一個17英寸的電視機，沒有別的什麽家當了，就是這樣，他還拿出來幾千元港幣，給爸爸在香港購物。我母親一聽很傷心，覺得這個小弟弟沒有成家，過得太苦了， 於是張羅著想給他找一個媳婦， 可是他每一次都打哈哈把我母親糊弄過去。
1984年的夏天，舅父仔突然間回來了，我母親覺得有些奇怪，不逢年過節，他怎麽突然跑回來了，反複審問他，才知道他在香港裕華國貨公司的工作丟了，失業後跑回來散心。沒有了工作，他不用急著回香港了，我母親又開始幫他找媳婦了，給他物色了一個她在鄉下中學同學的女兒，人長得不好看，但是很老實，大約30歲，那一天，她來相親的時候，舅父仔還不知道，直到那個女孩和她父親在敲門時，我母親才告訴舅父仔真相，舅父仔哭笑不得地和我說：“救命啊，夠義氣地就幫我想法子過關。”我一不敢違抗我母親，二者人家都已經進門了，我哪裏還有折？隻好和他做鬼臉：“舅父仔，自己執生了，人家大姑娘送上門給你， 不要白不要!”他氣得給了我一巴掌：“你個小東西，真是沒有義氣。”出於禮貌，他不得不去應酬，客客氣氣地把人家送走之後，我母親幾次問他如何，他都笑我母親“漆線”。 背地裏和我說：“你媽媽老懵懂了，找這個鄉下妹給我，我現在沒有工作，怎麽養活人家？”
我原來以為他不願意是因為沒有工作，不想耽誤人家，兩個月後的一天，我下班後，我母親很神秘地和我說：“你舅舅今天約了一個女人來我們家， 那個女人還帶著一個6、7歲大的孩子。”我說：“有什麽大驚小怪的，可能是他的朋友。”“不像是一般的朋友，看他們那神情，不是那麽簡單的。難怪我給他張羅對象，他十萬個不願意，原來他以前有相好。”“媽媽，你就別瞎操心了， 舅父仔不是小孩子了，他知道自己在幹啥！”從此，我母親再也不為舅父仔找媳婦了。很多年後，我母親去世了，舅父仔在葬禮之後喝了很多的酒，才和我們說出了真相：那個女人確實是他在東莞下鄉時候的相好，那時候，她曾經和舅父仔一起偷渡，頭一次兩個人就被抓了回來，一同在拘留所裏蹲了三個月，出來後，她怕連累了本來就在被批鬥的父親，就再也不敢偷渡了，不過，她一直很支持舅父仔出逃，希望他能有一條活路。當舅父仔第三次從拘留所裏出來時準備再次冒險之前和她道別，她把屋裏所有能夠找出來吃的東西，都煮了給他吃，並且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了出來，交給舅父仔，舅父仔和她說，此行不知道是凶是吉，叫她不要等他了。她淚眼汪汪地說，她一定會等他。舅父仔到了香港之後，頭幾年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和身份，等到他有了工作和身份之後，聽說她那一年剛剛結婚了。 得知這個消息的那個晚上，他和一同逃到香港的朋友們一起喝醉了，長歎一口氣：“她應該嫁人了，我沒有本事把她帶到香港來……”然後站起來舉杯麵對廣州的方向，遙祝她幸福。從此，他立誌不娶， 沒有任何一個女人打動過他的心。我問他為何如此癡情，他搖搖頭，感慨地說：“一個女人，在我和她都是最困難的時候，傾其所有來幫我，這份真情是何等的無私，很難得，而我卻無以報答，讓她空等了我這麽些年，我覺得一輩子都有愧於她，怎麽還能接受別的女人？你媽哪裏知道這些，不過我猜她後來明白了，從那時起，她再也不為我找媳婦了。”
自從他失業後，他再也沒有幹過固定的工作，每次他回來過節，我母親總是問他為啥不再去找工作，他卻說，厭倦了每天早九晚五的上班模式，難得現在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反正自己沒有家沒負擔，一人吃飽全家飽。那些年，在香港，他的字和篆刻小有名氣，不少店鋪都會找他題字刻印，付給他不錯的潤筆費； 他也認識不少香港的書畫家，每逢書畫展覽，一定會要他去幫忙，給他一些報酬。一晃十多年過去了，原來和他交往書畫家，一個個的謝世，在香港，懂得和會欣賞書法篆刻的人越來越少，他的日子開始艱難了； 年紀大了，很難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不過，每次他回來，依然和以往一樣樂嗬嗬的和我們沒大沒小地混在一，我母親總是說他為老不尊，帶壞子孫，他不管，還是和我們一起嘻嘻哈哈，從他的笑臉上，一點兒也看不出他麵臨著生活的困境。
96年夏天，我到香港參加國際書展，舅父仔一連三天，每天下午都到展館裏我們的攤位裏幫忙，我知道他是個愛書的人，和他說如果有他喜歡的書，告訴我，我可以做主送給他，他搖搖頭：你帶隊出來，不可假公濟私。同行的出版社的人都和他熟悉了，也和我一樣叫他舅父仔，紛紛和他說沒問題的，他們可以做主，隻要是他喜歡的書，盡管拿去， 可是他還是沒有拿走一本書。展覽最後一天，他也和我們一起忙進忙出，幫助我們把沒有賣出去的書裝箱子，打包，一直忙到晚上八點多，離開展館的時候，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一幫出版社的同事，不由分說，就拉著舅父仔和我們一起吃飯，感謝他這幾天的幫忙。過後，他們和我說，你舅舅是個好心人， 這樣的人，會有好報的。
我知道他是個好心人，心腸軟，從來不敢動刀殺雞； 他不拜佛，但是卻相信佛家不殺生以求善， 自己的日子過的艱難，卻從來不訴苦，相反， 總是別的人親戚朋友在他麵前和他訴苦，每次，他總是默默地聽，因為他明白，他沒有能力幫助他們，但是，傾聽他們的訴苦，也可以從心靈上給他們一些安慰。在香港的時候，他和我一起在維多利亞港看香港的夜景，麵對璀璨的燈光，突然間，他歎了一口氣：“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這是有錢人的夜景！”這是唯一的一次我隱約感覺到他生活的不易。我和他說：等我有本事，有房子，接你回來廣州過晚年。他笑了：“你有這份心就行了， 你一個單身女孩子，我一個孤男人，兩舅甥住在一起不方便。”我笑他迂腐，我一個女孩子都不怕，他怕啥？
可惜，在他有生之年， 我沒有實現我的諾言。
96年底我出國了，當中回國途經香港，和他匆匆在香港的舊機場見了一麵，之後，就在沒有他的消息，他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消失了。99年我回國，再次經過香港，沒法找到他。2000年春天，二舅舅的孫子娶媳婦，我們一家子倒佛山喝喜酒，才在他們家再次見到舅父仔，我一個勁兒地埋怨他為什麽玩失蹤，當晚，不由分說把他拉上地鐵，和我們一起回廣州， 他才告訴我，他的電話功能不好，天氣不好就斷線，這次他能夠回來，正好那天天氣好，才接到了喝喜酒的邀請。 我特意請幾天假陪他，他和我說想去看看就廣州的街道，萬福路，長壽路這些他年輕的時候常去的地方。長壽路已經完全變了樣，隻有萬福路他曾經和大姨媽一起住過的舊騎樓還在，但是已經人去樓空，回家的路上，他拍著我的肩膀說：“一切都變了，舅父仔也老了。” 那天正好是情人節，路上有很多小販在賣玫瑰花，我們便買了一把紅玫瑰花回家，一路上還嘻嘻哈哈地開玩笑：“一個老姑娘，一個老光棍，沒有情人送花，自己買花插。”
那一把紅玫瑰在他走後還盛開了很長時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麽燦爛和開得這麽長久的紅玫瑰。
四月底，我們突然接到電話，舅父仔因為心髒病突發，倒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那一天，他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回到香港，大家高興，在酒樓裏吃飯，他多喝了一點酒，出電梯的時候就倒下了。
我在辦公室裏接到電話就哭了，一霎那間，恍然明白了為什麽兩個月前他要我帶他去看萬福路，長壽路，或許冥冥之中，他已經知道了什麽。
沒有孩子給他送終，我們這些和他親近的幾個外甥一起湊錢托人帶到香港，給他辦了後事，骨灰由他的朋友送回大陸，我們把它安放在南華寺。
我至今還常常想起在維多利亞港和他說的話，可惜，永遠沒法實現了。結婚後，我常常和老公提起這個他從沒見過麵的舅父仔，如今我有房子了，可是，舅父仔卻走了……或許他的一個朋友說得對，最後那幾年，他過得很艱難，早走，對他是個解脫；他走得很快很突然，卻沒有痛苦，上天有眼，好人終歸有好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