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1)
2017 (117)
我的長篇小說土樓情人出版之後,很多讀者問我,文章中的人物有沒有你的原型,張永峰是誰的原型?我想說的是,如果你看過我的土樓歲月回憶錄,就知道我和張永峰的形象差多了,我沒有他那樣高大帥。
但是,不可否認,土樓情人中的很多故事都是我的土樓歲月的真實的故事,比如插秧我是一把手,把我插秧的故事寫到張永峰身上。比如比土樓歲月我在生產隊當保管員,土樓情人中就有回鄉知青後當上公社幹部的陳東勇和保管員一起在風雨之夜搶救稻穀的故事。土樓情人的田園生活描寫都是以土樓歲月為素材的,就不一一到來。
至於土樓情人中的知青之間的愛情故事,是不是真實的?我隻能說,青春與愛情是密切相關的,關鍵是作品描繪的愛情是不是脫離了時代,如果不是的話,就是真實的,至於是不是達到高於生活的藝術的真實?隻能各自評說了,也許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這就是虛構的文學作品的特點。那種似真似假的神秘感,就是很多讀者的最愛。
在我的回憶錄中,對當時的階級鬥爭有真實的描繪,比如,為了表示對雙搶大忙的高度重視,各大隊要批鬥一批‘階級敵人’,比如,‘四類分子’有沒有散布反動言論?有沒有違法行為?有沒有消極怠工?有沒有管教好自己的子女?有一回,某大隊的一個四類分子的孩子在田邊放牛,不小心吃了幾叢水稻,,父親被抓去審問,掛上‘破壞生產’的罪名。四類分子平時就經常集中開會學習,參加大隊和公社的各種義務勞動,農忙又成為活靶子,想打就打。這種情況司空見慣,但在土樓卻有其特殊的現象:四類分子管鴨子的丫頭和看牛的孩子,出門都提心吊膽,否則鴨子和牛吃了田裏的水稻,爹娘會被抓去批鬥。有一位四類分子,因為他的輩分高,宗族人數多,不服從領導的安排,馬上被重點批鬥。
在“電影與人生”一節中,我寫到:“在土樓山區,四類分子幾乎都是文化人……遺憾的是,這些土樓的文化居民遇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成為被踩在腳下的四類分子,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的家境,比一般貧下中農還慘。”
根據以上的真實的故事,在我土樓情人中間都有很多文學的描述。
我再舉一個例子,1969年2月我們下鄉之後,我們田中生產隊的後田村有一個五十年代的造紙廠,幾層樓高的煙囪一直成為田中村的地理標誌。當時這個造紙廠早已沒有造紙了,就留下這隻煙囪和一個籃球場大的廠房。
不久書洋公社辦學習班,很多公社幹部參加“學習”,其實就是要對你鬥批改,老實交代問題,這個造紙廠就成為學習班的地方。在學習班裏有多少幹部被批判,我不知道。但是,我根據當時對社會的了解,並在網絡上搜索了很多資料,寫出了《寒春三月》這一章節。
我今天要介紹的故事是:苦難與依托,以下就是故事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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