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山上砍樹,被倒下的大樹壓傷雙腿,後來被送到醫院,雙腿被鋸掉。
他是誰?是一個下鄉知青,我的同齡人,至今為止我都不知道他受傷的細節。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他坐在一隻隻有幾寸高的小輪椅上,兩手搖著輪子一步步前行。他這樣艱難地行走,到底是為了什麽?
這是八十年代發生在我們故鄉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他要到縣文化館參加文化學講座,從他家裏到文化館有幾百米,他就坐在小輪椅上一步步地在水泥街麵上搖啊搖,臉上還帶著和常人無異的微笑。
在石碼小街上走過,他走得最艱難。石碼人舒婷筆下的石碼的小街,是穿木屐的大腳沉實有力地踩過的步伐。小時候我們在石碼,就是喜歡在晚上穿著有釘子的木屐滑過水泥路麵的小街,背後劃出閃閃發光的小火星。
也許,這個殘疾青年也和我一樣,曾經穿過木屐滑行在小街的水泥路麵上,但是那已經是成為他最奢侈的回憶了。也許,很多美好的感覺在他的心中已經消失,但是他對文學的感覺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更加強烈。所以,不管怎麽艱難怎麽搖,他也要搖到文學這座橋。這就是我們八十年代的學習風氣。
有一次文化館舉辦女作家唐敏的文學講座,我才看到他是多麽艱難地搖著輪椅來聽課,因為輪椅太低,他有時幾乎是挪著前行的。
看到他,我就想起張海迪,張海迪也是要搖著輪椅走路,但是她還有雙腿。他沒有,好像是生來就沒有長出雙腿一樣。我非常感動,他這樣的執著到底是為了什麽?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走得比張海迪更加艱難,比起我們這些常人就更不用說了。
原來這個殘疾青年是文化館作家海迪的小學同學,這海迪不是張海迪,是福建知名的作家,八十年代一些大型文學刊物經常發表他的中短篇小說,被譽為當時福建作家的”三座大山”之一。海迪是八十年代初從土樓山區回到石碼工作的,被安排在文化館。看來也真是人盡其才了。他是大作家還是簽約的,應該在文化館工作。我不是作家,但我是“寫手”(請看我我在中國當“寫手”的故事),我在公社文化站工作過,回城之後在印刷廠工作,印刷和文字文學息息相關的,我已經很滿足了。
那時,街道上兩側有很多帶玻璃窗的文化專欄,裏麵都是文化書畫藝術品,記憶最深的是鋼筆書法和娟秀的小楷。這些星星點點的藝術小火星,一年又一年地在我們的滄桑歲月中閃閃發光。
記得每個單位都有豎立的報架,報紙嵌在裏麵,人人都可以分享看報,不過隻能是站著看報,一張報紙成為人們學習和求知的寶貴。如果有一篇豆腐幹短文是你寫的,你會開心好幾天,會寫小說的作家刊登征婚廣告,一定是最美的姑娘慕名而來。
當年抱得美人歸的作家,現在還在寫作。當年穿著木屐滑行在小街上的人們,大都還在微信群裏呼吸,但是有的已經在大地的懷抱裏安眠。五十年代出生到八十年代才找到心靈歸屬的知青們,已經是到了古稀之年了。人可以走,歲月可以走,但是文學的情懷不能走。
忘了告訴大家,那位失去雙腿的殘疾青年,他經常寫散文詩歌,當時漳州唯一文學刊物《水仙花》就刊登過他的詩作。我到過他的家裏看望他,他對我說,他在創作一部小說,寫市長關心一個在下鄉中受傷的殘疾知青,細節我還是忘了,應該是幫助他解決看病問題和生活問題。不知他的小說發表了沒有?當年的知青們,今天的古稀老人,還有那位市長能真正關心你們的看病和生活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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