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最初的記憶像一幅冷峻的畫。
穿著厚重的車把式，趕著三掛馬車爬上天橋，端坐車上的母親裹著大棉被，我縮在母親溫暖的懷抱裏，周圍的一切似乎是靜止的，除了人們口中呼出和馬匹口中噴出的陣陣白氣。
不知何故，一個非常固執的念頭在我頭腦裏產生並縈繞不去，不論人們把我丟到這個小城的何處，我都一定能走回家裏。或許，我心狂野，在那時便生根了。
我父親年輕時是小城公共浴池的經理，三教九流的，不僅混得麵熟，而且積攢起很多拜把子兄弟，所以，當我體育館看球、去電影院看電影、去理發店理發、去家跟前兒的飯店取豆漿油條、等等，找到某某，說“我爸是某某某”便小菜一碟了。
武鬥最激烈那一段，當過國民黨汽車兵的父親為“人民公社”造反兵團“賣命”，曾淩晨駕車冒著“紅色造反兵團”的槍林彈雨為被圍的公社“孤島”——電業局大樓送給養。
1969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父親反常提前下班回家，宣布明天早上全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郊縣一個偏僻的半山區小村莊。
一晚的忙碌和一天的顛簸，三輛大解放把我們一家六口拉進一個火把通明的大院——吉林省四平地區東豐縣南屯基公社團林大隊4小隊的隊部。
男女老少圍著大解放卡車，好奇地問我：“這是啥家夥啊？”
我自豪地告訴他們：“這是解放牌汽車！”
我隨父親走進隊部屋裏，見炕桌上已經擺好了大碗酒和殺豬菜，父親很快就同隊幹部們喝成一片了。
我匆匆吃了幾口，就隨我母親去我們的新家了。因為幹部下鄉的消息倉促，隊裏沒法兒分給我們新房，臨時倒出了一鋪炕的草房，來年開春才能住上三間大草房。
這偏僻的山村沒通電，屋裏屋外到處黑黢黢的，屋頂的梁柱已經被煤油燈熏得漆黑。
屋裏都是來湊熱鬧的，我媽讓我站在炕中間給大家表演樣板戲、地雷戰、地道戰、等等，這此後成了村民貓冬期間的固定節目。
天亮了，門外漫山遍野白雪皚皚，新結識的農村小夥伴們拉著我出去打雪仗、掏鳥窩、罩沙半雞和野雞等，好玩極了！
新年前後，隊裏家家送我們年貨，粘豆包兒、五花肉、大饅頭、炒玉米粒兒、炒瓜子，應有盡有。每當我“夜場演出”開始，老少觀眾拽過煙笸籮，手卷煙葉，點上火，霎時間屋裏煙霧彌漫，我在二手煙裏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濺。
開村兒，我們家分到六分自留地，喬遷進新蓋的三間大草房，很快變成了耕耘的新農民。
山村雖然貧窮，兒童們的生活確實豐富多彩，難能詳述，令人沒齒難忘。
第二年暑期，母親讓我去吉林市我姨家重溫一些城市生活，我竟然住得很不適應呢，總是催我姨買票讓我回去。
回家那天，我在縣裏下了火車，坐長途汽車到公社，下車一口氣跑了7裏地，直到跑上東岡上，喘息著，凝望著。
一輪火紅的的太陽正枕在西岡上，把滿世界披上美麗的霞光。
近處的山坡上，三三兩兩收工的生產隊員陸續消失在溝裏，田野也在歇息了，悄無聲息地散發出那山野農地才有的獨特芬芳。
溝裏家家已經在做晚飯，炊煙渺渺，輕輕升騰，在半空中漸漸漫成暮靄一片。
聽到溝裏那令我朝思暮想的人歡馬叫和狗吠聲，我馬上直起身，一溜煙似的跑下山道。
在農村兩年十個月之後的一天，我正在帶領同學們在學校的試驗田裏刨紮子（高粱、玉米等收割後留在地裏的根子），南山上開下來三輛大解放，直到近前，看到我父親站在駕駛樓的踏板上朝我大喊：“小立平，叫上倆弟弟，趕緊跟我回家！”
我還想把這一壟跑完，我父親馬上發脾氣了，嚇得我們班主任趕緊把我推向大卡車。
回家後一陣雞飛狗跳，我們一家7口人坐車回城了。
都說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還經常真是身不由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