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風箏》 捕個“影子”
朱立平
看過《風箏》，回顧《潛伏》，感慨之餘，捕個“影子”。
演繹國共之爭的諜戰劇，如過江之鯽，雖然史實背景大同小異，但具體演繹八仙過海，曆史真實往往模糊不清。
如果看官對國共之爭的曆史有所了解，還是能夠從那一大票劇中依稀看出，主角們大都有史上原型的，盡管是片段的或截麵的。
顯然，劇中軍統六哥的原型有沈之嶽的影子，後者可以說是中共打入國民黨內部最成功的一位，沒有之一。
那麽，劇中女主角“影子”有沒有曆史原型呢？顯然有，例如“影子”在劇末的生存狀態與一位善終大陸的女軍統很神似。
本文試圖從曆史背景、曆史資料和曆史作用，跟風捕個“影”，請看官明鑒。
一、“影子”們的來曆
眾所周知，國共之爭，諜報先行，雙方均千方百計往對方營壘裏插“楔子“、派”影子“。
中共黨員成功打入敵人內部的人數不勝數，著名的有“龍潭三傑“、傅作義身邊的閻又文和傅冬菊、陳布雷身邊的女兒、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速記員沈安娜、汪精衛身邊的秘書、汪偽76號的顧問，岩井公館裏的中共五重間諜袁殊、陳公博的親信李時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國民黨國防部的劉斐和郭汝瑰、吳化文的小舅子、兒子和副官、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的兒子，共產黨一大代表、大漢奸周佛海的兒子、張克俠的弟弟張樹棣和張克俠自己、國民黨南京軍話總站十幾號人、北平鐵路局調度室的十幾號人、北平聯勤總部的少校參謀、傅作義司令部中負責刻蠟板的甘霖、蔣介石精挑細選的侍從室裏的段家兄弟、白崇禧的秘書、衛立煌的秘書、李宗仁的參議、宋美齡的親信閻寶航、宋美齡的舞伴張默堅、等等、等等人
很搞笑的是，一個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要真變節，向上司坦白，也是臥底上司聽完直接動手鋤奸了。
國民黨特務機關也不是省油的燈，不僅不遑多讓，而且在訓練和派遣特務的方麵有更雄厚的物質力量。
戴笠在抗日戰爭期間已經開始布局，訓練了無數批男女特務，尤其是為了向延安滲透，特別招收了很多家境富裕、厭惡共匪、天資聰穎的女學生，簽生死狀，嚴加培訓，單線掌握，派往延安等根據地。戴笠專門開辦的一個培訓滲透延安人員訓練班是漢中特別訓練班，簡稱漢訓班。
這是“影子“產出的曆史背景。
二、“影子”們的作為
不同的“影子”有不同的使命，但無論何種使命，無法完成任務，或者一旦暴露，“影子”們隻有自我了結，獻出生命。
一個典型事例發生在金門炮戰期間的上海。
1958年9月10日，上海人薛鍾銘向上海市公安局反映情況：當天上午11時，其妻在裏弄傳呼電話間接到一個差點使她昏過去的電話：他們9年前隨國民黨特務機構撤往台灣的女兒薛鳴琴打電話給說：“女兒已經走上不歸路，今生今世已經沒有再在父母麵前出現的可能，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體；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實學謀生。”
薛鳴琴是薛鍾銘夫婦婚後的第一個孩子，1925年出生於上海，自幼聰穎。薛家祖上以經商為業，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鳴琴培養到高中畢業，那年正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年。薛鍾銘夫婦的意願是把這個在薛氏家族中出類拔萃的女兒送進大學，但薛鳴琴本人不願意。她經人介紹，進入了當時剛剛由軍統局改名的“國防部保密局”，當了一名特務。1949年5月中旬的一個深夜，薛鳴琴突然返回家中，向父母和弟妹道別，說她奉命撤往台北。
跟父母道別以後，薛鳴琴再也沒有跟家裏通過音信，時隔9年後，她竟然會以電話方式跟家人聯係。公安局聽了薛鍾銘的反映，極為重視。時任市公安局長的黃赤波當即下令：立即進行調查！
偵查員找到管傳呼電話間的女工解接到這個電話時的情況。這位女工說那是個嗓音有點沙啞的女人，要求叫薛鍾銘家人聽電話，她說好像還聽到耳機裏傳來了一個上海男子的叫聲：“阿三頭，快！15路來了！”偵查員分析，薛鳴琴這個電話應該是在上海打的。上海市公安局立刻決定組建專案小組，對薛鳴琴進行專案偵查。
第三天，有人在位於上海市區西南側與浙江省交界處的一條小河裏，發現一具無名女屍，死者約30多歲；身上沒有任何表明其身份的物品。女屍被打撈起來後放在岸邊不遠處的草棚裏，由警察看守。中午時分，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趕到現場。經解剖認定：死者年齡在32歲到37歲之間；沒有生育史，生前營養良好，非體力勞動者；死因係溺水；死亡時間大約在36小時前，無搏鬥痕跡。縣公安局判斷，該女是投水自殺。當地有關機構臨時製了一口木棺，將屍體入殮，並在附近挖個深坑埋掉了。
同一天中午，在薛家周圍執行秘密監視任務的偵查員發現薛家收到了一張郵包通知單，這份包裹單很快轉到了專案組。包裹從閘北區一家郵局寄出，寄件地址寫的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廠的代號，寄件人姓名是“薛芙蓉”（“芙蓉”是薛鍾銘給薛鳴琴起的小名），寄出時間是兩天前的上午。
偵查員前往郵局取包裹，在確認包裹裏沒有爆炸物後打開。包裹內有以下物品：男女式外套5件、兩塊高級毛料、兩盒巧克力、兩盒餅幹和10瓶魚肝油丸。一件男式外套口袋裏裝有一個沒有封口的信封，裏麵有100公斤全國糧票、500元人民幣和一封信。
信是薛鳴琴寫給薛鍾銘夫婦的，用的是繁體字，隻有短短幾十字，且是一份絕命書。信中說，她奉命從台灣赴大陸執行“極端機密的重要任務”，因無法完成“難以返回台北”，不得不自盡，希望父母保重。
經鑒定，包裹裏的所有衣服、食品、藥品都是上海產品，人民幣和全國糧票也是真品。但專案組還難以確定薛鳴琴是否自殺，於是聯想到郊區發現的那具無名女屍。當地公安局布置民兵將剛下葬的棺材重新挖了出來。經薛鍾銘夫婦辨認，確認死者就是他們的女兒。
專案組再次召開案情分析會。大家分析後認為，薛鳴琴是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務，潛入上海後，肯定時時處處注意言談舉止，不大可能拿著偌大體積的一個包裹招搖過市，應該住在該郵局附近。專案組立即組織人力對該郵局附近所有飯店、賓館、旅社旅客登記資料進行調查，但均未發現線索。警方一籌莫展時，一名叫宋寄萍的人自稱接待過與薛嗚琴相似的婦女。
宋寄萍，女，35歲，已婚，軍人家屬，其夫係解放軍營級軍官，她本人是上海新躍進化工試劑廠技術員，與一女一子及婆婆生活。1958年9月上旬，宋家來了個說上海話的青年婦女，在她家住了8天後不知去向。
根據當時的治安管理規定，市民家裏來客人過夜或居住3天以上必須去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宋寄萍拿了客人出示的戶口簿、工作證到派出所申報了臨時戶口。客人的名字叫薛倚倩，是上海有色金屬研究所工程師，住在本市長寧區延安西路。申報理由是家裏修理住房，到老同學家來寄住一周左右。
警方查閱申報臨時戶口登記資料後向長寧區和上海有色金屬研究所打了電話，兩頭均稱沒有“薛倚倩”其人。隨即，專案組立刻傳訊了宋寄萍。
宋寄萍一頭霧水地進了公安局，偵查員向她講明了薛鳴琴的情況後，她才大驚失色，哭了起來。
稍微平靜以後，宋寄萍陳述道：薛鳴琴原是宋寄萍小學、初中的同班同學。初中畢業後，兩人分別考取了兩所不同的高中，但每年還是要碰頭一兩次。在此之前，她倆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49年初春，那是幾個老同學聚會，薛鳴琴那天是穿旗袍，還說自己在銀行工作。之後，兩人就斷了聯係。
1958年9月2日傍晚，宋寄萍下班剛剛回到家，薛鳴琴突然登門。薛鳴琴先向宋寄萍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又講了這次找上門來的緣由。考慮到是自己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宋寄萍同意她暫住在自己家裏。薛鳴琴當時就主動提出要去報臨時戶口，但時間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才由宋寄萍陪著去了派出所。
報了臨時戶口之後，宋寄萍就上班去了。宋寄萍下班回家時，薛鳴琴一般都在家裏。每天晚上，薛鳴琴總喜歡拿著一張上海市地圖，邊看邊作長時間的沉思。宋寄萍雖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沒有問。9月11日上午，薛鳴琴向她告辭。臨走時還留下50元，說是作為她的房錢和飯錢。錢是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的，當時宋寄萍上班不在家。
隨即，偵查員去宋家進行搜查，但隻找到了那張上海市地圖。地圖上留下了一些用鉛筆勾畫過，又被橡皮擦掉的痕跡。經仔細辨認，這些地方大都靠近鐵路和港口。
專案組聯想到最近正在進行的金門炮戰，初步判定薛鳴琴潛入上海與此事有關。當時，金門炮戰所需的物資、器械，許多都是從上海或者經上海中轉再由海路和鐵路向福建方麵輸送的。由於上海方麵防範森嚴，薛鳴琴沒有下手的機會，而她又奉了特務機關的死命令，完不成任務，無法回台灣交差，所以在萬般無奈之際，隻得選擇了自殺。
如果上述推斷屬實，那麽薛鳴琴就不可能是空著雙手潛入上海的，她肯定攜帶了特工器材。據宋寄萍回憶，薛鳴琴去她家時，的確帶了一個中型旅行箱。現在她自殺了，那個箱子到哪裏去了呢？偵查員們分析認為，很有可能被薛鳴琴攜至自殺地點，沉入河底了。
專案組隨即二赴郊區，會同縣公安局一起在事發地點進行深入調查。果然，在距薛鳴琴浮屍大約一裏半的地方，打撈人員撈起一個旅行箱。箱子裏，有兩台美國製造的間諜相機，一台隻要稍加改裝就可以用於收發報的小型收音機，兩瓶密寫藥水，幾個經過偽裝的用於測定軍用飛機和艦艇型號、速度等性能的儀器。
至此，這一案件的偵破工作終於結束。
三、“18號案”
1954年3月下旬，在杭州休假的江青收到一封從上海發出的匿名信，信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收。
第二天，江青找到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的王芳，讓他看匿名信。
王瞄了一眼，就不敢再往下看了。
江青嚴肅地說：“你不看誰看？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廳長看清楚了，要給我破案。有人編造謊言誣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針對主席的。”
王芳一看，匿名信主要寫的是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曆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寫信人肯定對江青過去的曆史十分清楚，因寫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曆史及黨內上層情況。因為信是用華東文聯的稿紙手寫的，江青推斷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
顯然，江青心裏已經有懷疑對象了，故問王：“你熟悉揚帆嗎？”
王隨口答：“他在上海當公安局局長，我們來往比較多，關係較密切。”
江青接著道：“你知道他過去叫什麽名字？他過去不叫揚帆，叫殷楊。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
30年代，揚帆按照黨的指示，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在上海“左聯”從事文化救亡運動。因此，他對江青在上海曾經被國民黨逮捕自首變節，和生活上的風流醜聞、複雜的社會關係了如指掌。
時任新四軍政委的項英同誌，聽說毛主席要和江青結婚，出於對黨的忠誠和負責，要揚帆整理一份有關江青在上海那段曆史問題的材料，用密電向延安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最後直言不諱地寫道：“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報告按照行文常規，注明材料來源——揚帆同誌提供。不幸的是這份報告落入了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裏。善於投機的康生把這份報告交給了江青。
所以，江青此時接到匿名信，第一懷疑對象就是揚帆。
江青又問王：“你認識覃曉晴嗎？”
覃曉晴是浙江省婦聯福利部副部長，20世紀30年代上海地下黨員。
王答：“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
後來，王芳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覃和江同住一個牢房。覃回憶，自己被捕原因是因為江青首先被捕，在敵人麵前供出了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將匿名信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公安機關應立即組織偵破。
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確定，這封18號接到的匿名信定為“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麵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麵由王芳負責，把重點對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
偵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專案組先後暗暗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一一進行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這些偵查對象，包括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傭人桂貞，她了解江青20世紀30年代的曆史；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她曾說過對江青不滿的話。
當時受偵查時間最長、被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妻子、在華東文聯工作過的曾菲，因為她字跡與匿名信的字跡很相似。然而，經過長時間追蹤，始終未發現任何直接證據，整個案件幾乎變成了死案。
華東黨政一把手柯慶施是中國政壇可以與軍隊林總比肩的毛澤東接班人，在此案中枉費了大把心血，乃至成為積勞成疾、突然病亡的原因之一。
因為“18號案”遲遲未破，逐漸禍人眾多，其中，頭號懷疑對象揚帆，兩次下獄，一直到20多年後“四人幫”垮台才得以平反，但人已經被逼瘋了。
一直到1961年，“18號案”專案組偶然查對一封信的筆跡，終於發現了寫匿名信的“真凶”。
4、革命女青年王鈞壁
王鈞璧是安徽定遠縣人，生於1919年，她家在太平天國時即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過給皇家管庫的官。王鈞璧幼時聽父親說過，家裏大廳的柱子上曾被“長毛”砍過幾刀，至今還有傷痕。到了民國初年，家境漸衰，但隨著鐵路的初興，父親又投資做大生意，結果破產更速。
王鈞璧在母親家長大，那是一個耕讀傳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學者，舅父們多學農工醫等實科，母親和姨母接受過良好的藝術訓練，每日晨起臨摹《靈飛經》等法帖，平日裏要撫琴吹簫，演習《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一類曲子。所謂三歲念唐詩，十二讀“紅樓”。
大戶人家的女眷幾乎不出門，王鈞璧的母親她們也很少看戲和旅遊，購物多是讓傭人到鋪子裏去把東西拿回來先看，選好了再買。王鈞壁回憶，“記得我幾歲的時候母親她們都很喜歡寶石藍的綢緞衣裳，後來因為藍色的陰丹士林布到處流行，她們就說寶石藍不好看了，以後不再穿了。”
言不露齒，行不露裙。王鈞璧從小接受淑女的訓練：吃飯要慢且不帶聲音。說話要輕聲鶯語，淺笑含蓄。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筆直。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要風骨凜然，儀態萬方。聽到的啟蒙故事，外國的如安徒生的童話，多是講公主、王子的奇遇，飛行船、玻璃鞋等幻想；中國的總不離帝王偉業、忠孝節義、英雄美人等等。王鈞璧的家長口中，霸王虞姬是中國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遊玩南京胭脂井時，家長們說，梁武帝當初投井時，嬪妃也跟他下去，井水都變成紅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是說女孩子應當盡忠其夫。玩點將台，他們也大發感慨，說做人當如此英雄，至今還會不斷有人憑吊……
家裏屬意王鈞璧多懂女學，多讀一些文藝。而她從小就心有靈犀，喜歡風格婉約的唐詩宋詞，喜歡印象派的風花雪月，諸如月亮怎麽亮、花怎麽香，戴望舒的一句詩為其最愛：“月亮裝飾著她的窗子，她點綴著別人的夢。”
抗戰爆發後，王鈞壁隨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鈞璧準備動身到延安，路上沒有護照，雖說是以去西北聯大讀書為借口，可路上關口設禁盤查，說這條路隻要是青年，必須要有軍政機關護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隻好回四川等待機會。
抗戰之初，國共合作，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一度在四川廣元設立八路軍聯絡處。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慶召開的國民政府一屆二次參政會。王鈞璧通過上層關係，近距離接觸到這些過去被醜化的“共匪”頭子。她聽人議論，林伯渠這種人是有遠見的，說這話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黨內，毛澤東也稱讚林伯渠“是知識淵博的大知識分子”；就連國民黨人也說林伯渠是社會中的卓絕人物。於是王鈞璧相信了：“國民黨人說壞我倒不一定相信，因為向來就認為黨派有成見，彼此說壞都是誇大，說好大概是真的。”
長話短說，女青年王鈞壁釣上了林伯渠，去了延安。
1945年，改名為朱明的26歲王鈞壁嫁給了時年59歲的邊區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像江青嫁給毛主席、王光美嫁給劉少奇那樣。
1960年，林伯渠去世。走在送葬隊伍前麵的未亡人朱明哭得無比淒慘，看得隨後走著的宋慶齡感佩不已，還是人家兩口子感情深啊。
不久，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申請幫林伯渠整理文稿等。
“18號案”專案組一查對，兩封信的筆跡一模一樣。
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當天自殺身亡。
5、王芳等人的回憶
王芳是一位傳奇式人物：早年，他擔任鋤奸科長、保衛部長、敵工部長。解放後，王芳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肩負毛主席在杭州時的保衛工作重擔，成了毛主席的“大警衛員”。
那年，就在江青收到匿名信前，林伯渠和夫人朱明曾來杭州住了五六天，也是王芳負責接待的。
王芳考慮到當時江青身邊缺少一個人陪她，於是讓朱明的女兒去陪江青。
“18號案”偵破後，江青懷疑朱明的匿名信很可能就是那次住在杭州期間寫成，到了上海後發出的。不僅如此，江青還以為王芳是朱明寫匿名信的知情者，所以後來也因之遭到迫害，曾被壓解北京、武裝看管審查達7年之久，後經毛主席親自批示才獲得自由。
“四人幫”倒台之後，王芳擔任預審組長，後又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檢察員，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查工作。“兩案”結束後，出任浙江省委書記。1987年重履公安，擔任公安部部長兼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第一政委。
以下是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曾任總特灶夥食組組長張寶昌回憶。
我初次見到朱明，是1957年春天，第二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節目，在中南海懷仁堂會演期間。有時，在西樓大廳看電影也能見到她。當時，我在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服務科工作，主要工作任務是現場招待服務，所以沒有說過話。真正因工作與她交談並對其情況有所了解，是在林伯渠逝世前後的兩三年。
從1958年起，林伯渠的健康問題就比較突出，配餐方麵變化較大。為保證林老臨時需要，朱明常會親自打電話，要總特灶去人商量安排。那次主管人員正好去玉泉山參加幹部定期勞動，領導便派我代替前往，還叮囑我帶上筆和記事本。
林家離西樓很近，就在懷仁堂後花園北邊，一幢庭院略大，建築嚴整的四合院，名叫“福祿居”，（林伯渠去世後，經過大修，又成為劉少奇、王光美的住地。劉少奇家在中南海裏搬了3次，直到這次搬進“福祿居。）。
一見麵，她就直截了當地指出，近來首長哪些食品吃得比較好，哪些吃得不對口，並根據保健醫生建議，讓我們多寫些菜單出來，供她挑選。因我是代人去的，又是第一次當麵受示，故必須恭恭敬敬邊聽邊記。諸如：首長年紀大，腸胃功能差，加上時有心痛感覺，又得過痔瘡。因此要避免吃油大的，質地偏硬的菜肴，也不能吃容易引起便秘的東西；對於魚或豬肉，最好請廚師剁成泥醬，打成丸子，用砂鍋燉透；素菜可多用些木耳菜、南油菜、菜苔、苦瓜，禁用辣椒；至於藥用參湯，則一定要兌水適量，加蓋，大火蒸足兩小時以上等等。她見我一條一條寫得很認真、清楚，滿意地點點頭，說“好”。
沒過兩天，一個包括食譜在內的，備什麽、做什麽，如何派廚師到林家協助做菜或在總特灶定人為林家烹飪的具體方案出來了。朱明讚同新方案，也很欣賞我們說做就做，辦事認真的作風。不過她似乎還覺得對年輕人，仍有多講幾句的必要。她笑著問我：“你們除了業餘時間上文化課外，還有政治課嗎”？我回答：“文化課每周6—8小時，政治課每周三下午，就是讀報或聽傳達文件”。她又問：“學過黨史嗎”？我答“沒有專門學過”。“那你知道多少林老和毛主席的關係呢？”我搖搖頭：“不知道”。
於是她提起精神一口氣給我談了五點：“第一、上世紀20年代初，各地產生的共產主義小組，湖南有毛澤東，上海有林伯渠。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共合作並擔任要職的，有林伯渠、毛澤東。至1926年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委員有林伯渠，候補委員有毛澤東；第二、1933年，在江西瑞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大學校長，林伯渠任委員；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任財政部長；第三、1934年，快到50歲的林伯渠又同毛澤東一起參加了長征，他們同吃苦、共患難，為了革命，奮勇向前。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取得了全黨的領導地位，林伯渠繼續擔任後勤保障的負責人；第四、延安時期毛主席是全黨全軍的主席，林伯渠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第五、新中國成立時，毛主席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總之從20年代開始到40年代末，整整三十年，林老總是同毛主席在一起，又在毛主席領導下艱苦奮鬥，終於取得了勝利”。 朱明頓了頓，接著講：“林老常對我說‘毛主席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人聰明才智的集中體現者；是駕馭革命航船正確前進的高明舵手’。而毛主席也在成都會議期間，與林老交談時，頗為動情地說：‘林老，不老。你的思想和行動總是像年輕人一樣，有朝氣、有活力，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再到社會主義革命，你哪一次落後過？你能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這就是我們之間幾十年在一起不變的老同誌、老戰友的思想政治基礎’”。
聽完朱明這一席話，我十分感動，不禁想到1956年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時，97名正式委員裏，按得票多少排列，林伯渠的名次僅在毛澤東、劉少奇之後，位居第三。連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陳雲這些重要人物，都在林老之後，可見他在黨內是多麽的德高望重，受到擁戴。
朱明身材高挑，五官端秀，言談舉止，自然大氣，雖貴為首長夫人，卻不以首長夫人的身份自居。她話語中的用意極為明顯：一、平等待人，關心下級。二、為擁有林老這樣的丈夫而自豪，並且用行動證明，她是一位深愛林老，又能讓林老非常滿意的好妻子。事實的確如此，接下來的兩年，由於朱明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林老的胃口有所好轉，體力也得到一定恢複。
1960年5月，身體逐步好轉的林伯渠因心髒病突發逝世，噩耗傳來，全黨悲慟。朱明更是痛上加痛。因為林老在住院的20餘天裏，開始十來天並無病危症狀，頭腦清醒，思維正常。朱明以為像過去一樣，再治療幾天就能回家調養了。可緊跟而來的嚴酷現實幾乎將她擊倒。接連數天，她常常一人呆坐在林老生前的書房兼辦公室裏，一待就是兩、三個小時，誰勸也不管用，整個人完全變樣了。尤其在對丈夫遺體的火化問題上，一再明確請求不要火化，變換為棺木土葬。她強調，林老雖是共產黨員，但早年也當過同盟會員，國民黨員，是有過幾種身份的老人，可以變通對待。
顯然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問題。總書記鄧小平在西樓大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討論如何勸她理智對待林老的後事，並正確支持中央辦好林伯渠的治喪事宜。前去做說服開導工作的楊尚昆回來在餐廳向劉少奇、朱德匯報時說：“朱明聽不進去，我隻好鄭重告訴她，實行遺體火化是組織決定，不是家庭問題。這個規定是在毛主席倡導下，全體中央委員開會一致同意通過並都自己簽名的，包括林老在內。文件尚在，你要冷靜思考，不能違反。”其實，中央領導也清楚，朱明要比林老小得多，痛失丈夫，態度激動，語言出格，可以諒解。後來朱明自己也承認：“當時我確實有些失態了，是不應該的”。
雖然她口頭上認了錯，但心裏仍有難言之苦。有一件事讓工作人員議論紛紛。在會客室裏，陳設了一幅非常顯眼的林老生前標準像，是用彩色油墨畫成的，約有二米多高，一米多寬。見過的人有的公開說：“太大了”。有的私下議論：“有點鎮人”。而朱明則理直氣壯地回應：“大有大的好處，不容易拿走，我天天都能看到他、想念他”。
三個月後，在經曆過林老逝世的悲痛，請求土葬及油畫像種種波折之後，朱明的情緒漸漸平複。警衛局領導得到上級指示：林老去世了，對於他的夫人還是要照顧好的，畢竟她也是一位從延安過來的老同誌、老幹部。同時，朱明自己為了改變眼前冷清哀傷的處境，提出要去南方休養一段時間。
在等待答複的日子裏，領導指派我第二次到林家。朱明見到我來，神情淒淡地說：“林老一走，我個人也吃不了什麽，還是你們提供給我菜單，我選好以後，叫人打電話或是派人送去。每天按照菜單做就是了，如果有特別需要，我會通知讓廚師來的”。
這一次除了談夥食問題外，沒想到還跟我講了些“題外話”。她說：“現在來我家的人少了，有些人也得離開這裏，你們能和以前一樣照顧我十分感謝，看來我也要有吃苦的思想準備了”！她說著說著，徑自回憶起過去和林老一起生活的美好時光。
給我看了一些照片後，朱明隨手挑選了幾張對我說：“你看這些照片好不好？送給你幾張作為紀念吧，這段時間你也幫助我們做了不少事，拿去吧。”我接過照片說：“謝謝朱明同誌。”她平靜地看了我一眼說：“以後不要叫同誌，稱大姐好了。你們對蔡暢、鄧穎超、康克清，不是都叫大姐嗎？我比他們都小，不要那麽嚴肅。”我回答：“我們稱呼江青，也叫江青同誌”。她一聽先是一愣，接著就說：“我同她不一樣，她是過去上海有點名氣的人，現在地位又這麽高，不能跟她比”。
這次見麵，直覺告訴我，朱明似乎處在一種看不到光明與希望的狀態之中。同一個普通工作人員說這些平常不說的話，看這些平常不看的照片，超出常理，必定事出有因，但因在何處？當時我是無法知道的。
1961年，朱明從南方休養回來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談的還是夥食問題。而朱明講的，已不是單一的夥食問題了，她說：“這次我去南方，時間較長，吃、睡不錯，身體好多了。最近，想著手整理林老的詩稿、書信、文章、講話等資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話，最好。如不同意，也沒關係，先整理再說。做這件事，可能要請幫手，也會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過去好些。錢的問題，我有，不用操心。”
她這出人意料的反映，與去南方前悲哀淒苦的狀態截然不同，這種爽朗、輕鬆、無所謂的態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傷情緒的範圍。根據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員及有關地方部門反映，她在南方休養期間，愛看一些內部電影、精美畫報；經常參加舞會、聚餐；商店逛得也較頻繁……各種跡象表明：她又變了，變得有些驚人。
歇了一段時間，忽然有一日傳來朱明去世的消息，開始時界定為“錯服安眠藥過多”，幾天後又說是“自殺”。
自殺！太不可思議了。林老夫人出這樣大的事，那時上麵不明說，下麵當然不敢問。時間一長，大家也就把她忘了。而我卻是異常納悶。好端端的為何要走上自盡之路？懷著疑問並埋藏著有關三次談話和相贈照片的秘密，四年的時間就這樣一晃而過。
文化大革命中，一天康生、陳伯達、江青等開會，我在現場服務，斷斷續續聽到談朱明的事。自殺已數年的她此時被叫作反革命，而由她引起牽涉到林老的話也出來了，什麽“林伯渠骨子裏的舊東西太多”，“直到他去世時，還想著國民黨內的右派朋友”，“表麵上他擁護毛主席，實際上是支持同情彭德懷、習仲勳和陝甘寧邊區的一批老家夥的”，“朱明的反動行為，林是有責任的”等等。我聽到這種沒有公開的議論，半信半疑，畢竟還不知道朱明曾寫匿名信痛戳江青不光彩的曆史問題。
直到浙江省公安廳原廳長王芳的回憶錄出版之後，才真相大白，原來她是解放後敢於讓江青難受的第一人。“三中全會”後，中央組織部為朱明平反，恢複名譽。並指出“匿名信”裏寫關於江青的事，沒有錯誤。
朱明這一生喜在參加了革命，選擇了正確的道路，與林老恩愛有加地度過了15年的美好生活；悲在她與林老的年齡差距過大，終不能白頭偕老，並且在已經變化了的特殊環境下說錯話、辦錯事、不知自我保護，過早地告別了她亦喜亦悲的人生。
綜上而言，在諜戰劇泛濫的今天，回頭看朱明引發的“18號案”，其曆史作用多像亞馬遜雨林中一隻蜻蜓的翅膀，從一個點逐漸禍及一大片，至於朱明算不算一個“影子”，我沒法兒斷定，誰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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