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內外博弈
編著 朱立平
一、開國第一天
1949年10月1日，星期六，農曆己醜年八月初十。北京微風，多雲轉晴。
這是中華民族開始終結百年屈辱曆史的日子，這是中國社會開始重新煥發勃勃生機的日子，這是新中國獨立自主、鬥誌昂揚、奮發有為、跌宕起伏、走向富強的開國第一天。
零點剛過，華北大學俄文大隊到達天安門廣場，師生們的任務是在金水橋一線糾察禁止帶入場內的物品。此後20多小時，他們時而執勤，時而巡視，沒有休息一分鍾，一直忙到當晚深夜。
淩晨1點，禮炮部隊的將士們，頭戴鋼盔，腰係武裝帶，乘卡車載著兩組54門禮炮，共108輛炮車，浩浩蕩蕩開進天安門廣場。這些禮炮都是用繳獲的日本山炮改造的，卡車則是繳獲的美國大卡車。受閱的炮兵部隊、裝甲部隊等，在零點前已經到達了指定地點。
淩晨2點，廣場上，北京清潔隊的工人們經過兩天忙碌，已經壘好了會場檢閱台。
清晨4點，人民印刷廠的工人準時起床，步行20多裏，向天安門趕去；受檢閱的華東海軍某部，也向天安門整裝出發了；各個陸軍受閱方隊已經提前到達，靜候著神聖的開國大典。
黎明前，周總理一行人來到金水橋畔，查驗開國大典的安全保衛工作。夜色中，他端詳著城樓正中高懸的毛主席畫像。毛澤東頭戴八角帽，臉部稍側，目光仰視，微帶笑容，盡顯高瞻遠矚的偉人氣質。
畫像是根據毛主席選定的照片繪製的。照片是中央新聞攝影局的鄭景康於1945年6月在延安拍攝的，已經為解放區廣大民眾所熟知。照片中毛主席身穿的粗呢子製服是王震的359旅戰士為毛主席製作的。
畫家是北平國立藝專實用美術係的一個30歲教師周令釗和他的助手陳若菊。周令釗接受任務以後，根據照片把毛主席的衣領畫為稍微敞開的式樣，並根據領導的要求，模仿毛主席的手書體在畫像底下寫了8個字：“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
開國大典閱兵總指揮聶榮臻看了毛主席畫像後提議，畫像中主席的衣領還是要把風紀扣係好。熟悉聶榮臻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戰爭年代，聶榮臻也十分注意軍容風紀。周令釗隨之改畫了主席的衣領，在大典前夕完成繪製，等待驗收。
當周總理看到畫像下方二尺多寬白邊上的“人民的勝利 毛澤東”，覺得在毛主席的畫像上有他本人的題詞，顯得毛主席失於自謙，指示趕快將字跡塗掉。周令釗和陳若菊等得令，發現拆畫框已經來不及了，便把空白與字跡統統塗畫成中山裝的顏色，為了看起來比例協調，還加畫了一顆中山裝紐扣。完成這幅領袖畫不久，周令釗和他的助手陳若菊結成了恩愛夫妻。
當10月1日的晨曦照進窗欞的時候，北平國營永茂實業公司職工、共產黨員宋樹信縫製的一麵長460厘米、寬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紅旗終於完工。
五星紅旗的設計者是曾聯鬆。1949年7月的一天，時年32歲，愛好美術，在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任文書的曾聯鬆看到征集國旗設計的啟示，決定應征設計。
7月的上海，夏日炎炎。曾聯鬆為設計最佳國旗圖案，幾乎到了廢寢忘食、似癡如迷的程度。 時間緊迫，頭緒紛繁。在一個清澈的午夜，他推開窗戶呼吸新鮮空氣，稍事休息，抬頭仰望窗外滿天的繁星時，忽然產生靈感。他先剪出了一個大的五角星，象征中國共產黨，並用這顆大星導引於前，再剪出了幾顆小星環繞於後，像眾星拱北鬥。小星象征廣大人民，人民緊緊地環繞在黨的周圍，團結戰鬥，走向勝利。他還把五角星設計為三原色中最亮的黃色，這不僅與象征革命的紅色旗麵相協調，也像在早晨彩霞一片中金光燦燦，色調簡練而莊嚴大氣，還表達了中華兒女的黃皮膚。但是，這組金星圖案應放在紅旗的什麽位置呢？曾聯鬆反覆推敲，終於把五星挪向旗麵的左上方，五個金黃色星居高臨下，光彩閃耀，彷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紅色大地，燦爛而輝煌。五顆金星的結合圖形，形成了一個橢圓形，像一張海棠的葉子，恰恰和我國疆域的幾何圖形類似，表現了中國地理特征。這樣，整個圖案莊嚴而顯華麗，簡潔而不單調，雍容而具氣勢，明朗而不蕭疏。此時，曾聯鬆終於感覺有了一個最佳的構圖方案，高興得手舞足蹈，興奮不已。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確定，采用曾聯鬆設計的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同是10月1日大清早，台北士林蔣介石官邸，電話聲三番五次響起。
電話鈴聲又響了，還是空軍司令周至柔的急切請求：“校長，再不起飛，就不能按時到達了。"
蔣介石對著話筒回應:"任務取消。"
清晨6點，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前一天剛剛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年56歲的毛澤東伏案批閱文件一整夜，剛剛擱下了筆。早已習慣夜晚工作的他，本應早些休息，此時趕緊洗漱、著裝，準備參加開國典禮前的就職儀式，接著主掌開國大典。
晨光裏，蘇聯彩色影片攝製組的年輕男女專家們，正在中國助手的協助下，已經四處選定了最佳攝影位置。開國大典尚未正式開始，蘇聯攝影家們扛著的攝影機已經不時傳出一陣均勻和連貫的嗒嗒聲。
前不久，劉少奇率團秘密訪蘇，斯大林主動提出派蘇聯彩色影片攝製組，拍攝新中國的開國大典。政協會議開幕以後，蘇聯彩色影片攝製組抵達北京。這個攝製組陣容強大，由蘇聯高爾基電影製片廠著名導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編導瓦爾拉莫夫領銜，成員包括攝影、製片、錄音、照明共30多人。
經商定，中蘇決定合作拍攝兩部大型彩色紀錄片：一部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側重從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角度來反映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功；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國》，側重從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角度來反映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開國大典是兩部影片的高潮。
10月1日這天，天安門東華表前專門為蘇聯攝影師搭設了高腳台，天安門城樓上麵特準蘇聯攝影師自由拍攝。中方攝影師徐肖冰、吳本立陪同蘇聯導演和攝影師在城樓上選擇角度，進行拍攝。
這些麻黃頭發、藍灰眼睛的蘇聯攝影師可以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所有的人，連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都讓他們隨意拍攝，甚至隨他們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麵，一部敞篷吉普在協助他們的拍攝。總之，斯大林派來的攝影師們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種拍攝方便條件。
早上10時，30萬參加開國大典的民眾從四麵八方湧進了天安門廣場。
上午10點過後，蘇聯文學藝術代表團乘火車到達北京。
周總理和中蘇友協會長宋慶齡、副會長劉少奇到前門車站熱情歡迎。
時任蘇聯駐華最高長官的謝爾蓋·齊赫文斯基院士，意外地見到了周恩來。據他回憶，“周恩來站在那裏，臉色蒼白，雙目緊閉，身邊兩個警衛攙扶著他。周恩來的秘書趕忙走過來，請我不要打攪總理，他已四天四夜沒合眼，一直忙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當火車出現在站台，周恩來被喚醒，和我們打過招呼後就去迎接蘇聯代表團。”
蘇聯文學藝術代表團的團長是蘇聯著名作家、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代表團中還有著名作家西蒙諾夫與其他一些著名的藝術家及高級幹部，全團約有40多人。這批蘇聯客人成為開國大典後毛主席首次接見的外國來賓。據毛主席的俄文翻譯師哲回憶，毛澤東在兩個多小時的接見過程中，講話生動活潑，有聲有色，使代表團中許多成員聽到動情之處，激動地流出了眼淚，出現了罕見的動人場麵。
法捷耶夫率團來訪，明裏是受斯大林之托前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暗裏還有另一個使命，也是代表團隨後訪問濟南的目的。丁群撰寫的《劉順元傳》，詳細介紹了個中背景、因由和過程。
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戰勝關東軍，報了日俄戰爭慘敗之仇，以勝利者的姿態占領了旅順、大連，接手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諸多利益。劉順元當時是中共遼東省委副書記，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先後出任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副主任、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任職期間，劉順元在與頤指氣使的蘇軍梅尼茲柯夫元帥、留德尼科夫上將等人打交道時，不卑不亢，堅守底線，惹惱了蘇方。蘇方堅持要把劉順元逐出旅大，並報告到斯大林那裏，使得斯大林記住了劉順元的名字。斯大林得到報告，被逐出旅大的劉順元在1949年擔任著濟南市委書記。
法捷耶夫一行反映的劉順元問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據夏衍回憶：“開國大典後第三天，毛主席召開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陳毅同誌要我去列席。會議開到深夜才散，這時劉少奇叫我留下，交給我一個任務：與蕭三一起負責陪同以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到南方去訪問。他非常著重地交代，現在帝國主義國家都反對我們，國際上隻有蘇聯是我們的朋友，所以我們接待這個代表團的工作，隻準搞好，不準出一點差錯。要記住，搞好一個黨員和一個黨員的關係，也許還容易；搞好一個黨和另一個黨的關係，就很不容易了。一定要搞好我們和蘇聯的關係，這是當前的國策，千萬不要粗心大意。他並且告訴我們：我們在大連的一個領導幹部，和蘇聯人的關係搞得很緊張，蘇方提了意見，這個幹部受了處分。”夏衍說：“少奇同誌當時沒有點這個領導幹部的名，後來才知道這個受處分的幹部就是以後和我一起共事的劉順元同誌。我後來知道了他在大連敢於抵製蘇軍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擾民行徑，就對順元同誌產生了敬佩之情。”
中國方麵知道斯大林派法捷耶夫一行來華的深層用意後，劉少奇迅速撤銷了他的職務，還讓劉順元就旅大事件寫出書麵檢查，交給蘇聯代表團。劉順元內心不服，對身為中央委員的老友鄭位三說：“一個共產黨把自己的幹部寫的檢查，交給另一個共產黨，這樣的關係也是很不正常的吧。”當然，劉順元還是寫了一份申明書，一方麵承認自己“在處理與蘇聯同誌的關係上，犯了頭等的政治錯誤”，一方麵對事實進行了申辯。
劉少奇看到劉順元這份無法讓蘇方滿意的申明書，在上麵批示：“毛、周、朱、師哲閱，退安子文存。請子文告山東分局，在劉順元對濟南工作交代後來中央一談，再分配工作。”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都在劉少奇的批語上劃了圈，以示同意。1949年12月，毛主席首訪蘇聯之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通知劉順元去北京。劉少奇把劉順元召進中南海，對他說：“作為一個政治家，應該堅持真理，但是也要善於作必要的妥協。……我知道你這個人，優點是耿直，廉潔，很有原則性，缺點是太耿直，不會繞彎子。有的時候還顯得有點固執。你想想，現在新中國剛成立，帝國主義都在反對我們，我們現在能不同蘇聯搞好關係嗎？據我的了解，有些共產黨的領導人，曆史並不很光彩，我們現在還不是照樣稱他同誌，與他握手言歡嗎？旅大的事，關係到中蘇兩個大黨、兩個大國的關係，而搞好中蘇關係，是我國目前最大的利益所在，是頭等的政治問題。所以我要你來，不是勸說你，而是命令你，從搞好中蘇兩大黨、兩大國關係的高度，認真地寫一份檢查。至於旅大的主權，我們遲早都要收回的嘛！”
劉順元隻好按中央的要求重新寫了檢查。他意識到：為了照顧與蘇聯的關係，自己以後不能受黨重用了。果然，他被連降三級，安排到華東局機關下屬部門擔任副職，再不出頭露麵。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劉少奇開始打聽劉順元的下落，說：可以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了。次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劉順元出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兼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成為江蘇省的第二把手。
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嚴厲批判了斯大林。5月13日，對斯大林忠心耿耿的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住所自殺，時年55歲。
無論後來如何，蘇聯文學藝術代表團，加上已經在京的朝鮮人民代表團和一個到解放區訪問歸來的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斯巴諾，這幾十人成為有幸受邀出席新中國開國大典的國際友人。
正午剛過，丁一嵐和齊越早早來到天安門城樓的播音位置，像兩個待命投入戰鬥的士兵。丁一嵐和齊越在解放戰爭中播出了黨中央的許多重要文告和戰場新聞，他們激越的聲音響遍了四麵八方，鼓舞了軍民士氣，瓦解了敵人鬥誌，配合著解放戰爭從勝利走向了更大的勝利。
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梅益坐鎮城樓指揮播音。李伍、李誌海負責城樓上的技術設施，特別是要照看主席台正中的話筒和播音話筒；傅英豪、黃雲負責機房和廣場的音響設備；胡若木、楊兆麟則負責現場的播音稿。大部分播音稿是電台特派記者在預有準備的情況下寫就的。梅益坐鎮播音台的一側看稿，適合播出的立即以手指或點頭示意交播音員，最後由丁一嵐和齊越認真地交替朗讀廣播稿，準備把開國大典的盛況和動人情景恰如其時地、一幕一幕地告知海內外的億萬聽眾。
下午2點，毛澤東穿著綠色將校呢中山裝，步行到中南海勤政殿，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照片）毛澤東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副主席和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等56位委員，在會上宣布就職。
全會結束，全體領導人乘車出中南海東門，到太安門內的一塊開闊地下車，聚合後，談笑間，集體走向天安門城樓。
據載，享有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典禮"資格"的新中國領導人、政協代表和候補代表共622人。
這622人共分為五類：一、黨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別為16人；中國民主建國會、元黨派民主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區域代表l02人。其中，西北、華北、華東、東北、華中等解放區代表各15人；華南解放區代表8人；內蒙古自治區代表6人；北平、天津兩直屬市代表6人；解放區民主人士7人。
三、軍隊代表60人。其中，解放軍總部及海、空軍代表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戰軍代表各10人；華南人民解放軍代表8人。
四、團體代表206人。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各解放區農民團體代表各16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工商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中華全國科學會議籌備委員會、全國教育界、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海外華僑民主人士等單位代表各15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代表各12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各界人民團體代表各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類共45個單位，產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規定，凡參加新政協的各單位，其代表名額滿10人的，推選候補代表2人；不滿10人的，推選候補代表1人。因此，共產生候補代表77人。
五、特別邀請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慶齡；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張元濟；中國近代海軍耆宿薩鎮冰；老同盟會會員張難先；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擔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曾任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張治中、邵力子等；國民黨重要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老解放區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誌韋等；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工農方麵的勞動模範、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賽福鼎·艾則孜，曾任新疆三區革命聯合政府教育廳長、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來北平參加政協第一屆會議期間，向毛澤東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新疆剛剛和平解放，還沒有共產黨組織。開國大典後的10月23日，毛澤東親自做他的入黨介紹人，使他實現了這個神聖的願望。
陳嘉庚是南洋華僑領袖，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他早年僑居新加坡，從事橡膠業。1910年就在新加坡參加同盟會。曾募捐資助孫中山領導的革命。1921年在廈門創辦廈門大學。"九·一八"事變後，組織僑胞出錢出力，抵製日貨，進行抗日救國活動。1938年在新加坡創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當選為主席。他於194O年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數次晤談，從而改變了對中國前途的悲觀情緒。參加開國大典前，周恩來親自接他到香山雙清別墅與毛澤東會晤。他向毛澤東介紹了南洋華僑的情況，對人民解放軍取得橫渡長江勝利，並相繼占領南京、上海等一係列輝煌戰果表示祝賀，同時對自己家鄉福建的前途十分關心。他問毛主席："我的故鄉福建何時能夠解放？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將去治理福建。"當毛澤東告訴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央決定派張鼎丞、葉飛到福建工作，並征詢他意見時，他高興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歲高齡的沈鈞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國會主席。他是清光緒進士。1905年入東京私立政法大學學習。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開國大典前，他也是毛澤東雙清別墅的座上客。毛澤東對他說："沈老先生，我們要向你這個法律專家請教。咱們打敗了蔣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國，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這方麵，還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應允。在剛剛結束的會議上，他當選為新中國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柳亞子是國民黨元老、著名愛國詩人。他與毛澤東是老朋友，相交很深，無論政治還是詩詞方麵都有共同語言。1926年，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與他就結識了。他積極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為國民黨左派。初次會麵，他便認定毛澤東是中華英才，並多次在以後的詩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見。l945年，他對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大智大勇十分欽佩，稱此行為"彌天大勇"，當時毛澤東應他請求，把自己的詞舊作《沁園春·雪》抄給他，他推崇備至，即撰詞次韻和之，倆人的詞在重慶《新華日報》等報刊發表，在國統區產生很大影響。後來，他因不滿自己的處境，曾產生過回江南故鄉隱居的想法。1949年春夏，經毛澤東工作後，他放棄了自己消極退隱的念頭，決定要為新中國作貢獻。建國後，他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
楊傑早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過北伐，1938年出任駐蘇聯大使，解放戰爭時期積極參加愛國活動。他早已被國民黨反動當局列入黑名單。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被蔣介石密令國民黨特務殺害於香港。所以，在所有第一屆政協代表中，楊傑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謀殺而未能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惟一代表。
為了方便代表門上城樓，會場布置科在天安門城樓東側已經架設了一個土電梯，因為搖搖晃晃，難保安全，最後決定棄用，毛主席等都到城樓東側攀登那100個台階，年歲大的（如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等）用擔架抬上去。
毛主席正欲拾級而上，秘書葉子龍忽然發現，主席胸前的紅綢條不見了。今天有蘇聯攝影師們拍彩色影片，6位副主席胸前都有特製的紅綢條，主席的將校呢衣服上卻沒有，會很紮眼的。他立刻讓鍾靈火速趕製。
鍾靈1921年8月出生於山東濟南，193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投奔革命聖地延安那年隻是一個年僅17歲的電話接線員，到延安後進入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係學習，畢業後留在陝甘寧邊區做文化教育工作，在延安各報刊發表木刻、漫畫作品多幅，並設計了“寶塔山”郵票。在延安，鍾靈寫字漂亮，家喻戶曉，當時延安城牆上的標語幾乎都是他的手筆。鍾靈進京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總務處辦公室主任兼會場布置科科長，大會會標和天安門城樓上兩條大標語的書寫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在他身上。
天安門城樓的紅牆那麽長，標語上的每個字都要有房子這麽大，鍾靈可從來沒有寫過這麽大的字。兩幅標語是寫繁體還是簡體字呢？雖說解放區開始流行簡化字，但北平剛解放，大多數人還是習慣繁體字。經請示批準，鍾靈用繁體字書寫這兩幅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很快，葉子龍跑回，追上已經走完過半台階的毛主席，把紅綢帶別在毛主席胸前。
周總理麵不改色地走近前來，笑道：“疲勞戰啊。”
毛主席風趣地接過話頭：“好嘛，疲勞戰反正是一個接一個。我們打了幾年的疲勞戰，打出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是建國第一天，又是一個疲勞戰。到天安門上還要連續站幾個小時。看來，咱們的命運就是打疲勞戰嘛。”
下午2點55分左右，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聯合軍樂團奏響《東方紅》。30萬軍民齊聚的廣場，人群與彩綢、旗幟、鮮花、燈籠，已經匯成了喜慶的歡樂海洋。
聯合軍樂團的指揮羅浪一個多月前接到上級通知，擔負組織開國大典的演奏任務。時任華北軍區軍樂隊隊長的羅浪在華北軍區軍樂隊的基礎上，聯合了20兵團各部隊的軍樂隊成員，收編了原北平警察局軍樂隊，組成了200人的聯合軍樂團。聯合軍樂團來自“五湖四海”，使用的180件樂器則是“八仙過海”的戰利品。
關於開國大典上演奏的樂曲，原有兩種方式：一是參照歐美模式，二是照搬蘇聯模式。羅浪提出了第三種意見，即是否改編我們自己的革命歌曲用於開國大典。上報中央後，毛主席批示：“以我為主，以我國為主”。
下午3點整，開國大典在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主持下正式開始。
開國大典選定10月1日下午3點舉行，是聶榮臻最先向中央軍委提出的建議。下午舉行的主要目的是防備蔣介石孤注一擲，空襲開國大典。3點這個時點來自縝密推算。鑒於國民黨可能采用美製B－24轟炸機，這種飛機的時速是488公裏，最大航程為3380公裏，按轟炸機起飛的最近地點浙江舟山群島算起，與北京航距1230公裏，如果上午起飛，B－24轟炸機可以在3個小時左右抵達北京，執行完轟炸任務後可能安全返回；如果下午起飛，轟炸任務雖可執行，夜航能力相當差的B-24卻很難安全地飛回去了。所以，新中國於10月1日下午舉行開國大典的消息一直是絕密，直到典禮開始前5小時，才由當時的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向全世界發出公告。
開國大典開始，毛主席高聲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莊嚴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澤東宣讀完《公告》，聯合軍樂隊高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聶耳作詞、冼星海作曲），象征54個民族的54門禮炮齊鳴28響（代表從建黨到建國的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光輝曆程）。這隆隆的28響，54門禮炮每一響都像一門炮響，又凝聚著54門禮炮齊射的力量和磅礴雲天的轟鳴。在衝天的軍樂和禮炮聲中，毛主席親手按下升旗電鈕，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廣場上30多萬軍民發出了暴風雨般的歡呼聲，同慶新中國誕生。
這時，保衛部門發現了一個異常情況：一個外國軍官正站在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門口，頻頻拍攝開國大典的場麵。那位外國軍官雖說離天安門城樓的主會場較遠，但離受閱部隊很近，很容易拍攝到一字兒擺開的受閱解放軍部隊的戰車師、騎兵師、炮兵師、步兵師等。
天安門城樓下黃房子裏的指揮中心很快得到報告：該外國軍人是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武官戴維·包瑞德上校，一個中國通，抗戰後期曾率領美軍觀察組到過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有過交往，當時對我黨我軍態度友好，曾經是力主美國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將軍的部下。指揮中心立即用緊急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總指揮聶榮臻。
聶榮臻接到電話，覺得涉外事宜，需請示毛澤東，就走到城樓前側欄杆旁的毛澤東麵前，小聲地報告了情況。
毛澤東聽罷，應道：“哦，是包上校呀，我認識他。”
聶榮臻低聲問：“閱兵能讓他隨便照嗎？沒收他的膠卷吧。”
毛澤東仍然望著廣場上歡呼的人海，想了片刻，回答道：“那樣不好吧。讓他照，不管他。我們這是公開的嘛，讓他給我們當個義務宣傳員吧。”
其實，開國大典的前一天，包瑞德已經到天安門廣場上拍攝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張是從天安門正麵拍攝的毛澤東巨幅畫像。這張照片後來在美國報刊上發表了。細心的包瑞德發覺，這張照片與10月1日開國大典及其後的毛澤東畫像已經有些不同，但不明就裏，於是，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張照片成了難得的絕版。一年後，包瑞德在境外策動在新中國建國一周年時“炮擊天安門”的驚天大案，被公安部門及時偵知，並迅速破獲，參與破壞計劃的執行者、意大利人李安東和日本人山口隆一被新中國依法判處和執行死刑，其他十餘人判處有期徒刑等。
28響禮炮鳴放完畢，閱兵司令員朱德身穿呢料軍裝，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走下天安門城樓，乘敞篷汽車通過金水橋。
迎候在橋南的閱兵總指揮聶榮臻鄭重敬禮並報告：“受檢閱的陸海空代表部隊均已準備完畢，請總司令檢閱！”
受閱部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199師、炮兵第4師、戰車第3師、騎兵第3師、中國人民中央公安縱隊第1師第1團、空軍1個飛行中隊以及海軍部隊代表等1.64萬餘名官兵組成，共動用飛機17架、火炮119門、坦克和裝甲車152輛、汽車222台、軍馬2344匹。
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隊和老百姓》、《保衛勝利果實》等軍樂的奏鳴中，朱總司令由聶司令陪同，乘一輛車，出車三座門，沿著東長安街、東單廣場直到東交民巷，順序檢閱肅立嚴整的三軍部隊。當朱總司令向指戰員問好時，指戰員齊聲響亮地回答：“祝總司令健康！”
檢閱完畢，朱總司令重登天安門城樓，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然後，聲勢浩大的分列式開始。
一麵火紅的“八一”軍旗在護旗兵的護衛下，伴著《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雄壯節奏，引導受閱方隊由東向西而來。
走在最前麵的是年輕的人民海軍方隊，由155人組成的方隊，每個海軍戰士都戴白色水兵帽，腦後飄動著黑色緞帶，身著藍白相間的海魂服，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濤聲，這些沿海島嶼的解放者從此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衛者。
接著是由多兵種8000餘名指戰員組成的12個方陣的陸軍代表部隊。衝鋒槍營全是清一色的美製斯登式、湯姆式衝鋒槍。隨後是輕機槍營、重機槍營、步兵團、通信營、戰防槍營、輕迫擊炮營、重迫擊炮營等。
受閱方陣行進到天安門主席台的東側時，方陣成員在指揮口令下向主席台轉頭並行注目禮，同時將槍支上舉，行持槍禮。
城樓上，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舉手回禮，軍人以軍禮回敬。
在《軍隊進行曲》和《坦克進行曲》的伴奏聲中，炮兵師、戰車師的隊伍也相繼隆隆地開了過去。戰車師包括摩托化步兵團，輕、中型坦克團各一個，這支鋼鐵的隊伍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反攻”中建立起來的。所有的炮車、戰車都油漆上了“八一”紅星和白色的輪圈，戰士們挺胸站立在車上，注目城樓，莊嚴敬禮。
當戰車師行進在長安街中段時，人民空軍的飛機分別以三機和雙機編隊，一批又一批地飛經天安門廣場的上空。在天安門前，天上地下，渾然一體，形成雄偉的立體武裝陣容。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仰頭關注，目不暇接。
周總理對毛主席耳語道：“有些是帶彈飛行，防備老蔣，飛機少，飛兩遍。”
飛機還未飛遠，在激越的《騎兵進行曲》引導下，來自察哈爾草原的三個騎兵團，隨後一個挽拽野炮的炮兵營，共計1920匹軍馬，以六路縱隊前進。各梯隊裝備整齊劃一，有“紅馬連”“白馬連”“黑馬連”，騎手們身著草綠色軍服，握槍挎刀，威風凜凜穿過天安門。
兩個半小時的閱兵式，濃縮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經曆的輝煌戰鬥曆程，也預示了未來更艱巨的戰爭考驗。
看到一輛裝甲車拋錨，周總理對毛主席耳語：“這也是一個萬國武器大匯展，所有槍械來自20多個國家110多家兵工廠。”
毛主席的神情鬱悶地道：“今天很愉快，也很不愉快。愉快的是我們勝利了，不愉快的是我們還很落後。”
開國大典的高潮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在廣場上聲浪震天，此起彼伏，經久不息，城樓上的毛主席反複高聲應答：“同誌們萬歲！”、“人民萬歲！”
麵對此情此景，陳毅感慨地道：“能夠活到看見這一天，這輩子值了！”
下午6點，閱兵結束，群眾遊行開始。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麵的是首都工人，京郊農民緊隨其後，接著是機關幹部、青年學生的遊行隊伍。一批批群眾隊伍，無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樓前，看到衷心敬愛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來，天安門樓上的燈光突然照亮，上麵是一串紅橙色的燈，下麵是三道霓虹燈，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燈光射向全場，燈光閃閃，好似波浪。焰火在天安門附近三處施放，五彩繽紛，此起彼落。群眾手裏舉的紙燈、紗燈也都點亮了，廣場上變成了燈的海洋。
晚上7點，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招待會。
宴會開始，樂隊奏起歡樂莊嚴的迎賓樂曲，毛主席、朱總司令、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步入了宴會廳，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和各界代表共600多人也走進了會場。
在今天的宴會上，餐廳的服務員們有著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覺。過去，他們是為洋人服務，為達官顯貴服務，為豪商巨賈服務。他們不知看過多少法國女郎、英國紳士、美國大亨、日本軍人，也不知看過多少身著長袍馬褂的老爺和西裝革履的假洋鬼子。
今天卻完全不同，來參加宴會的有樸實的農民代表，有勇敢的士兵代表、有能幹的工人代表，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勞動者、平凡不過的老百姓，這使北京飯店的員工有了一種親切感，更體會到了新中國是勞動人民開始當家做主的新國家。
參加完開國大典的飛行員們，他們之中有最早駕機起義，投奔光明的劉善本，還有為人民空軍建設做出過寶貴貢獻的邢海帆等，來不及脫下飛行服，就應朱總司令的邀請來到北京飯店，參加宴會。
開國第一宴是淮揚菜，菜譜如下：
冷菜：醬牛腱子、蘭花幹、四寶菠菜、硝肉、熗黃瓜條、桶子筍雞、油吃冬菇、醉冬筍、五香肉幹；熱菜：扒黃肉翅、燒四寶、幹大蝦、紅燒雞塊、冬菜扒鴨、大煮幹絲、紅燒黃河大鯉魚、燒獅子頭、冬筍太古菜、小排骨、羅漢齋；湯菜是：清湯官燕；甜品是：冰糖銀耳；主食是：大米飯；點心是：淮揚湯包、炸春卷、黃橋燒餅等；水果是大鴨梨；酒是紹興黃酒、山西汾酒、竹葉青酒。
晚上八點多鍾，華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遊行隊伍走近金水橋，聽見城樓上擴音器傳出“萬歲”、“萬歲”的聲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應前麵華北大學同學們的歡呼。他們緊跟著華北大學的隊伍走過金水橋，大聲高呼“毛主席萬歲”，這時見到城樓上大紅宮燈前毛主席魁梧的身軀。毛主席沒戴帽子，揮動著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人民萬歲”，有時還喊“同誌們萬歲”。
晚上9時25分，無數彩色的禮花向廣場四周發射出來。首都軍民載歌載舞，盡情地歡度這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第一個夜晚。
夜深之後，天安門廣場上群眾遊行歡慶結束，絢爛的焰火和燈火隨著人群散去而消逝，忙碌了一整天的蘇聯攝影師們收拾好攝影器材和幾十盒沉甸甸的電影膠片，驅車返回位於東華門的翠明莊駐地。
幾天後，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發生了！蘇聯攝影組存放膠片的房間發生火災，幾十盒膠片幾乎燒光，好不容易搶出來幾盒也破碎不堪，無法再用。幾個年輕的蘇聯攝影師在賓館前失聲跺腳痛哭。據說，他們回國後受到了斯大林嚴厲的斥責與處分。
美國上校包瑞德聽說他極為羨慕的那些膠片全燒了，吃驚地聳了聳肩膀。
周恩來聽說底片都給火燒光了，“啊”了一聲後，難受得好幾分鍾說不出話來。
萬幸的是，新中國自己的一些經曆過戰火考驗的攝影師們拍攝了一部黑白紀錄片，保存了開國大典的珍貴場麵。
1949年10月1日，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而言，不過是平平淡淡的又一天，其中，美國當天的頭等大事兒有兩件，一是有位化學家藥物新改進，二是海盜隊一位棒球手的全壘打新紀錄。至於蘇聯當日發生了什麽，於今已無足輕重，叱吒風雲於一時的蘇聯已經成為過眼煙雲。
對新中國世世代代越來越多的民眾而言，1949年10月1日，從此成為永遠共同銘記、永遠共同感念、永遠共同歡慶的一天。這一天的偉大曆史意義，正如開國前毛主席在政協會議開幕詞中指出的那樣：“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