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天主教在中國(上)
拓展階段
羅馬天主教在歐洲被關進“籠子“的過程,就是歐洲世俗社會現代化興起的過程。
依托歐洲現代化發展的初步成果,羅馬天主教如虎添翼,大力向外洲拓展,又成為操弄其他文明的新玩主。
結果早已揭曉,“成果”眾所周知。
在南美,土著玩主被外來玩主—羅馬天主教勢力玩殘文明,玩走財富,玩少人口,幸存的土著和混血民眾被玩成虔誠的羅馬天主教教徒。
在中國,從明朝起被羅馬天主教等勢力戮力玩弄,社會動蕩難安,戰亂不斷,文明失色,民眾愚化,疆土分裂,直到相當一部分中國人被教化成上帝的子民,直到獨夫民賊蔣介石變成基督徒,直到中國人民整體變成了西方列強的肥豬兼綿羊,直到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公元1494年6月7日,“教皇子午線“把中國劃歸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葡萄牙天主教勢力”當仁不讓“地開始為實現其對中國的實際占有而奮鬥。
來自巴掌大葡萄牙的一小撮信奉羅馬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是怎樣作為西方列強的先驅,非常成功地玩弄了我們泱泱中國的呢?
公元150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人的船隊抵達廣東屯門,試圖把屯門一帶變成前進中國本土的基地,同時派使節去北京,與明朝建立政商關係。
正德十二年(公元1507年),葡萄牙特使皮雷斯隨葡萄牙船隊駛抵廣州,亦商亦軍的葡萄牙船隊進港時“放銃聲如雷”,震驚全廣州。因為當時外國朝貢入港船隻均無鳴炮禮儀,且葡萄牙又不屬於明朝規定的朝貢國家,地方官員拒絕葡人登岸。
後來,葡萄牙人通過中國翻譯火者亞三,先重禮結好皇帝的寵臣江濱,然後結交上正德皇帝本人。正德皇帝收到葡人贈送的各種西洋玩意,龍顏大悅,不但慷慨賞賜大筆金銀,更發給葡萄牙人“貿易斟合”。
葡萄牙人又用蕃貨賄賂了地方官員,得以滯留廣東沿海。一些葡人走黑道,與沿海倭寇狼狽為奸,殺人越貨,販賣人口,甚至掠奪兒童賣到海外為奴;一些葡人走白道,與廣東當地富商貿易,包括走私鴉片。
1518年,載皮雷斯來華的葡萄牙船隊司令的弟弟西蒙接替了司令職位。西蒙與表麵謙恭有禮的哥哥截然不同,與中國各方麵打交道時粗暴無禮,恣意妄為,盡顯海盜與殖民者本性,帶動中國東南沿海的海盜行徑很快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明朝地方官員紛紛要求驅逐葡萄牙人,但因為火者亞三有正德皇帝寵幸,葡萄牙使者有後台支持,故仍得以在屯門立足腳跟。
正德皇帝死後,他的堂弟嘉靖皇帝即位,處死火者亞三,逮捕葡萄牙使者,下令禁止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活動。
葡萄牙人自恃裝備優良,幹脆與大明硬碰硬。
於是,公元1521年,明軍發起屯門海戰,拉鋸之後,擊敗葡萄牙船隊。
次年,葡萄牙派一千多精兵強將進攻廣東新會,又被明軍打敗,總司令被活捉,活著逃走的隻有四十餘人,幾十個葡萄牙俘虜全被明軍砍了頭。
在屢戰屢敗、軟硬皆失的背景下,葡萄牙人改變策略,一方麵,找“中方合夥人”,另一方麵,冒充他國“貢使”,伺機滲透。
公元1553年,一個葡萄牙船隊停泊在廣東香山沿海,謊稱自己是東南亞國家入京的“貢使”,請求借地曝曬船上的貨物。他們用大筆白銀賄賂了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等人,得以立腳澳門。
明朝時,澳門隻是葡萄牙人借居地,每年要繳納高額租金和商稅,沒有司法權和審判權。
當羅馬天主教派了一個足智多謀的“高僧”到達中國後,情況開始大為改觀。
公元1582年,先前在印度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其助手到了澳門,開始研習漢語中的官話和儒家文化。二人自稱來自天竺,穿佛袍,自取中文名,令人誤以為兩人是佛教徒。很快,利瑪竇以見識廣博、善於溝通,贏得當地士人信任。
公元1601年,利瑪竇獲邀進京。同年,得萬曆帝(明神宗)準許他長住北京。利瑪竇此前並未表露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傳教目的,而是先向周圍的人傳播世俗天文地理和科學知識,很快深得皇帝和一眾士大夫敬重,然後才開始結合中國官場的具體情況和中國社會的儒家傳統向周圍的達官貴人傳教。
利瑪竇傳教的策略是“合儒超儒”,即先附和中國社會的儒家主流價值觀,爭取到立足和傳教的機會,然後在傳播知識、演示技術、歸功上帝的同時,逐步達到借助儒家,超越儒家,取代儒家,主宰世俗的目的。為此,他將中國傳統的祭天、祭祖等視作非宗教儀式,從而既獲得了中國官方一定程度的認可,暫時避免了天主教唯我獨尊與中華文明包容互鑒之間的根本性衝突。利瑪竇“合儒超儒”的傳教方式被認可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去世後,意大利西西裏人龍華民接掌中國的羅馬天主教教務。他不認同“利瑪竇規矩”中用“天”和“上帝”指代天主,對於利瑪竇認為無關緊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儀式,都視為迷信,禁止天主教教徒參加。
龍華民的一係列做法引起了廣泛反感,反教風潮也隨之而起。
1616年5月、8月和12月,南京禮部侍郎三次向明神宗上疏,認為西方傳教士散居中國,時有窺伺之舉;勸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習曆法,有乖律例私習天文之禁;聚男女於一室,抹聖油,灑聖水,易敗壞風俗,淆亂綱紀。南京諸大臣,如晏文輝、徐如珂等,都應聲附和。士大夫也紛紛著書,指責天主教“暗傷王化”,“誣妄先師”,“左道惑人”,從而掀起非教風潮。
7月,昄依天主教的徐光啟在北京上《辨學章疏》,竭力為傳教士辯護: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陪臣(西方傳教士)最真最確。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裏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
1616年12月28日,因有證據指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涉及白蓮教起義,促使皇帝頒布禁教令,逮捕了一些沒有來得及隱匿民間的天主教教士,史稱“南京教案”。
此後,去教風潮仍連綿不絕。
明末,關外滿族崛起,邊防危急,以及曆法失修,推驗多誤,朝廷需要借助西方傳教士製造火炮和修訂曆法,被驅逐的教士複又召回。
在徐光啟的推薦下,鄧玉函、龍華民、陽瑪諾、艾儒略、畢方濟、湯若望、羅雅穀等先後來京供職,取得合法身分,有了傳教的便利。
崇禎初年,龍華民、湯若望、羅雅穀三人甚至可以出入宮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宮廷。據傳,明思宗崇奉天主教,曾下令將宮中佛像用麻繩鐵索拖曳而出。此說雖無確證,但宗室內臣,皇親眷屬,信教者不乏其人。當時的傳教士“出入宮廷,頗形利便,與太監等往來,常乘機言聖教道理”。
1630年,禦馬太監龐天壽首先由龍華民領洗奉教。
不久,由湯若望陸續領洗40人。宮中為湯若望特設聖堂一所,幾年內受洗者竟有540名之多。
1613年,羅馬天主教為了擴大在華傳教規模,派遣金尼閣回羅馬,要求增派教士。金尼閣請求教廷批準中國自成一個省區。當時在華教士不滿20人,會所不過五處(北京、南京、肇慶、韶州、南昌),教徒不足一萬,因此隻改劃為副省區,和日本同屬一個省區。雖獲準用漢語舉行彌撒和念經,但未實行。
龍華民以後,羅如望(1623年)、陽瑪諾(1625年)、傅泛際(1636年)相繼擔任在華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後又分華北、華南二大教區傅泛際任華北會長,管理北京、山東、陝西、山西、河南教務,共有教士五人。其中山東濟南開教,龍華民出力最多。陝西西安開教始自湯若望。山西絳州開教,始自高一誌。河南開封開教,始自畢方濟。艾儒略駐福州,任華南會長,管理南京、江西、湖廣、四川、浙江、福建教務,共有教士15人。杭州開教,始自郭居靜、金尼閣。揚州、福州開教,均始自艾儒略。武昌開教,始自何大化。此外,南雄、上海、嘉定、常熟等地,都建有教會。廣東、廣西自1575年起由澳門主教區兼管。1632年天主教傳入海南島1641年利類思在四川開教。至崇禎末年,全國已有13省傳入天主教。
清兵入關後,南明政權於危急之中曾通過傳教士赴澳門向葡萄牙政府借兵。
1628年,明神宗第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在開封多次召見意大利傳教士畢方濟(畢方濟在南京教案後被迫離開北京,至嘉定、上海、開封等地傳教)。
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權後,派畢方濟赴澳門求援。
1645年3月,畢方濟自南京啟程,及抵澳門,南京已經失陷。
唐王朱聿鍵繼而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
畢方濟於1628年在南陽曾與唐王結識,這時赴福州進《修齊治平頌》,表示願為南明政權效勞。唐王賦詩讚美他為“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命他同內監龐天壽去澳門商借兵械。
1646年8月,唐王被清兵所俘,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登基,建立永曆政權。畢方濟又跟從永曆帝,在廣州建立教堂,1647年他曾引領葡萄牙士兵300人守桂林。
在南明宮廷,司禮監掌印太監龐天壽10多年前就已領洗,教名亞基樓·契利斯當。在他勸導下,宮中設有小堂,供奉耶穌。一年後,即1648年,皇太後、皇後由德意誌人瞿紗微付洗入教。永曆謫母王太後,教名烈納,永曆生母馬太後,教名馬利亞,皇後教名亞納。永曆帝因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新生的太子慈煊,患重病後也受洗入教,教名康斯坦丁,意欲模仿康斯坦丁大帝奉教創業。宮中先後受洗的妃嬪有50人,宦官更多,大臣也有40人。皇太後派使臣赴澳門要求司鐸為明室祈福,受到葡萄牙總督的款待,澳門官員以火銃100個贈予龐天壽,並派兵相助,充當侍衛。
據羅馬教廷宣教部檔案,永曆政權中掌握軍政大權的龐天壽,在耶穌會教士的慫恿下,首先表示願意遣使進謁教皇,並向耶穌會會長致意。於是,烈納太後有了向教皇英諾森十世和耶穌會會長通書之舉。擔任使者的是匈牙利籍波蘭人卜彌格。漢文國書兩件由瞿紗微、卜彌格譯成拉丁文,用黃絹金邊卷軸書寫,一件首題“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後致諭於”“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一件“敕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龐天壽另有上羅馬教皇書。龐天壽致耶穌會會長書,用朱書紅印,並有銀牌一麵,上刻漢文和拉丁文,獻給羅馬聖伊納爵墓。龐天壽還有紅色長方形帖子一件,由卜彌格遞交威尼斯共和國,原件今存威尼斯市檔案館。
1651年1月,卜彌格齎書由肇慶出發,隨行的中國教徒秦安德年僅19歲。在澳門和果阿,葡萄牙當局因不願招致清朝不滿而加以阻撓。卜彌格一行至1652年12月才抵達威尼斯。卜彌格以華服華禮向威尼斯政府呈遞文件。隨即赴羅馬,但羅馬教廷對他的使者身分極表懷疑,耶穌會總會長也指責他獨斷獨行,私來羅馬。直到新教皇亞曆山大七世繼位後,接獲澳門、印度等地主教來函,才確認其使者身分。1655年12月18日,卜彌格蒙教皇召見,呈上烈納太後及龐天壽書信。教皇複信措詞空泛,交由卜彌格攜回中國。
1658年,卜彌格抵達暹羅(泰國)。這時兩廣已陷入清軍手中,永曆帝由雲南逃亡緬甸,皇太後和龐天壽也早已病故。卜彌格無法複命,次年病死於百色。在此期間,另一位耶穌會教士瞿紗微也曾為永曆政權求援於澳門,遭到拒絕。1651年永曆帝從南寧出走時,瞿紗微隨同乘舟西行,中途被清兵追殺。
1630年,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獲授登萊巡撫。他起用諸多篤信天主教的官員或將領,裝備大量西洋火器,還聘請了以葡萄牙軍官科雷亞為首的顧問團,組建了一支受西式訓練、采用西方武器的中國軍隊。
1631年8月(崇禎四年),皇太極率清軍進攻大淩河城(今遼寧錦縣)。
孫元化急令部下孔有德領800騎前往增援,沿途竟得不到官府的給養。兵至吳橋,風雪交加,百姓懼兵,閉門歇市。一兵士不耐饑寒,偷了當地望族王象春家一隻雞被逮。王家要求孔有德將此兵士“穿箭遊街”,引發軍隊不滿,遂擁戴孔有德為主,發動吳橋兵變。
次年,孔有德率部攻占登州。葡萄牙顧問團和炮手除三人幸存,其餘全部戰死。巡撫孫元化被叛軍放還,終被朝廷斬首棄市。徐光啟多年篤信天主教的人生與事業就此毀於一旦,一年後鬱鬱辭世。
1633年,孔有德等投降後金,皇太極在沈陽親自歡迎。
吳橋兵變使得滿清軍隊獲得了大量西洋火炮、先進的造炮技術和受過葡萄牙銃師訓練過的炮兵部隊,搭配八旗步兵騎兵後,當即形成一支幾乎無堅不摧的勁旅,這是滿清入主中原及後來平定三藩之亂、統一整個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隻雞和一個小小葡萄牙對中國的作用已經如此之大了,大英帝國等一大串西方列強正在後麵摩拳擦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