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社會集體主義在新中國新階段發端的曆史必然性（續四）

中國王朝興亡律與西方霸業興替律

大道至簡。

中西文明，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由兩個人（秦始皇和亞曆山大）起始的兩個律（中國王朝興亡律與西方霸業興替律）分別演進、相互碰撞、相互促動、同步終結的曆史結晶。

在具體詳述中西文明的曆史發展之前，提綱挈領地簡釋中國王朝興亡律和西方霸業興替律，作為隨後為文的基本線索和指針，也為具體明確習近平社會集體主義拓清思路。

1、中國王朝的家國體與西方霸業的邦國體

秦始皇把偏遠的蠻邦秦國做大、做強，首創了中華文明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亞曆山大把偏遠的蠻邦馬其頓做強、做盛，首創了西方文明第一個地跨三大洲的帝國霸業。秦始皇與亞曆山大的起點相似，但目標、手段、道路和結果顯然大不相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中西文明的分野。

國家，從秦始皇開始，是把國當成家一樣來創立、來經管、來承繼。國家，就是一個囊括一國之內所有家庭的大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習近平社會集體主義的根就是從這裏生發開來的。

國，在西方文明中最初就是散立的一個個城邦，可以稱之為城邦之國，但城邦絕非中華文明中的國家。因為西方文明中的城邦幾乎都是資源有限的一個個小國，國歸國，家歸家，即便城邦裏的“國王”也不可能占有份額差距過大的財富，所以，小邦寡民若欲發財致富，除了經商，外擴、外征、外掠，就成為一條便捷無比的路子。亞曆山大在成就霸業的過程中曾試圖朝大一統的方向過渡，但時不待人，天不作美，終成曇花。時至當今，即便美國也是由13個小邦（states）在聯合基礎上累加起來的，是名副其實的合眾國，而非家國一體的國家。美國開國者們的高明之處是，因地製宜，巧妙變通，為一個小邦合眾之國能夠運作成一個大架構世俗國度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是美國霸業的始點和支點，也是認識美國社會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基點和要點。

2、人的社會與叢林文明

因為秦始皇傾力打造了中華文明牢固的家國體社會模式，所以，生存於這個社會模式中的任何人，都難以突破家國體模式的“窠臼”，都隻能在這個家國體社會模式中尋找適合自己的社會位置，發揮自己的社會作用，故謂天生我材必有用。

如同天無二日一樣，在家國體社會模式中，民無二主。有二主或多主，國家便會分化為多個社會模式與“母國家”完全相同的國家，這就是合久必分的肇因，其結果是，人的社會屈從於叢林文明；分久必合，則是某一分立國家出現秦始皇一樣的明主，成功複建秦始皇滅六國、大一統的偉業。

即便異族成功入主中國社會，其統治若欲天長地久，就必須盡快脫離叢林狀態，重建人的社會，於是，家國體就成為把國變成家天下的坦途，其最終結果必然是，異族家天下隨著家國體的周期崩解而一再消失在中華文明的曆史長河中。

相比之下，在西方文明的邦國體社會模式中，整個文明體係如同一個大的叢林，在一個個邦國體內，勝者稱王，論功行賞，以利再戰；在所有邦國體中間，強者爭霸，各領一方；勝者稱霸，號令四方。由於叢林生態在不停地演變著，所以西方霸業在興替過程中，不斷帶動西方文明的中心和重心沿著一個順時針的方向，從古希臘向古羅馬、西班牙和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美國依次挪移。

因為西方文明的叢林心態根深蒂固，積習難改，不由自主，所以當新中國繁榮富強起來的時候，西方世界便有了一係列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言行來，如”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論“、進而千方百計地圍堵中國。

3、”二律“的內在動力

中國王朝興亡律與西方霸業興替律的內在動力本質上是相同的，即同為私有製，盡管私有製在內容上大不相同。

在中華文明的家國體社會模式中，私有製對臣與民而言，本質上隻是使用權和經營權的私有、私用。無論何臣、何民，隻要其言行有違家天下的旨意或有損家國體的穩定，輕則失財，重則丟命，極致滅九族。

為了穩固地宰製家國體，曆朝曆代，不約而同，文化上尊崇孔孟，政治上以吏為師，經濟上重農抑商，外交上親善為上，軍事上輕攻重守。

盡管中華文明發展的主流是重農抑商，休養生息，勤勞致富，是曆朝曆代繁榮昌盛的共同途徑，但是，家天下畢竟是通過吏治實現的。隻要以權謀私有機可乘，則家天下就會出現愈演愈烈的貧富不均，吏治敗家的最終後果就是，家國體由治轉亂，由亂變衰，衰而終亡。正是這種家天下的周期覆亡和家國體的周期重建，使得中華文明形成了一個“不患寡，患不均”的社會人文傳統。

在西方文明的邦國體社會模式中，因為社會並非家天下，上至皇家貴胄，下至販夫走卒，私有製是所有權意義上的所有。所以，在西方文明邦國體社會中，經濟領域也是叢林，整個社會經濟的兩大增長點是：（1）經商致富；（2）內外劫掠。

對西方文明而言，無論是經商致富，還是內外劫掠，通過不斷創新，確立爭戰優勢，越來越成為其經商的利器，劫掠的利器，爭霸、稱霸和保霸的利器。

值得預先強調的是，在西方文明中，世俗社會從來就沒有真正擺脫過宗教勢力的操弄，所以，宗教勢力在西方霸業興替律的作用過程中是相當顯著的推動力量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的宗教勢力是引領中西文明交會和碰撞的最初推手，因而也是本文隨後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

總之，無論中西文明，也無論家國體，還是邦國體，隻要社會框架建立在私有製的基石上，社會發展的必然情形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唯有徹底解決私有製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打破和去除中國王朝興亡律和西方霸業興替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