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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社會集體主義在新中國新階段發端的曆史必然性(續二)

(2014-07-20 07:35:23) 下一個


 古希臘兩大陣營之爭


                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文明骨子裏是政教合體的小結構城邦文明,從始至終都沒有產生過“國”的概念,甭提更高級的世俗“國家”概念了。


由於古希臘眾城邦的“教”皆各擇所需地選自古希臘神話,可謂同源不同神;因為眾城邦“教”的不盡相同,所以眾城邦“政”的發展也相應地各具特色。其中,最具特色和最具影響力的是古雅典城邦的民主與斯巴達城邦的共和。


                風行全球已久的民主與共和,最初不僅是古希臘的“政”孕生的,而且在古希臘就已經直接引領了民主與共和兩大陣營之爭。


一、古雅典城邦的民主


1、古雅典城邦的來曆


根據古希臘神話,雅典之名來自戰爭和智慧女神雅典娜與海神波塞冬競爭城邦保護神的比賽。在比賽中,力大無比的波塞冬將一把三叉魚叉擲向衛城的一塊巨石,巨石裂開處,不僅有可口的泉水湧出,而且還走出古希臘第一匹俊馬,恭順地準備為人們效勞;雅典娜獻出的則是象征和平的橄欖樹。因為在場定奪的女人比男人多一位,民主抉擇的結果是城邦名隨雅典娜,叫雅典。


不論古雅典的來曆如何,古雅典城邦無疑是現代民主製度的源頭。


2、古雅典民主的孕生


公元前1500年左右,傳說的人首獸身勇士賽休斯將古雅典所在的阿提卡的12個小邦聯合起來,組成古雅典城邦,並將城邦的男性公民分為三個階級:(1)富人、受過教育的人、官員、將軍、教士;(2)務農人員;(3)藝術工作者。三個階級享有同等政治權利,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盡管有私有財產多寡之別。


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之間,古雅典城邦貿易興旺,商品經濟大發展,主宰長老議事會的成員們成為迅速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他們不但把持了那些投入大、利潤高的橄欖和葡萄種植業與橄欖油和葡萄酒的加工業,而且仗恃經濟實力開始消解王者的政治權力。


最初,貴族議事會選出三位王家出身、等同王者的執政官代替國王。後來,就任執政官的職位取決於生辰和財富,實行職務終身製。


公元前752年,貴族議事會將三位執政官的職位改為10年一個任期。


公元前683年,貴族議事會將執政官增選為9人,任期均改為1年。


公元前620年,天龍星座的卓拉肯被貴族議事會選為首席執政官,製定成文法,解決古雅典城邦公民間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的問題。盡管新法極其嚴苛,以致有人謂之“鮮血擬就”,仍未解決兩極分化和貧富對立危機。


公元前594年,梭倫被貴族議事會選為唯一的執政官,被賦予全權解決社會問題,於是就有了著名的“梭倫改革”(具體內容,網上大把)。


梭倫改革的原則是,既不偏袒富人,也不討好窮人。他在自己寫的詩中道:“自由不可太多,禁製也不應過分;如果沒有教養的人們暴富,仇富現象就會滋生。”“我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優勢。”結果,梭倫從最初受到窮富兩方麵的共同擁戴演變為怨聲載道,心灰意冷之餘,離開古雅典,周遊列國10年。


梭倫離開的頭四年,窮富雙方勢均力敵,隻有接受梭倫改革的事實,社會相對平和。


從第四年底開始,古雅典出現平原地帶、山地地帶和臨海地帶三夥人之間的紛爭,先是幾年選不出執政官,後來選執政官也是斷斷續續,為時勢造英雄醞釀了社會條件。很快,梭倫的一個生活在山地地帶的表兄弟皮斯卓圖斯(戰爭英雄和奧運冠軍)成功地奪取了城邦領導權,變成了城邦僭主,相當於大權在握的人民領袖。


皮斯卓圖斯一改梭倫在窮富之間不偏不倚的做法,旗幟鮮明地為平民做主,具體做法是:(1)“打土豪、分田地”,將沒收的各大富貴家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平均分給務農公民,從而變大地主貴族操弄社會為由統治者主導社會;(2)開征產品銷售稅,收入由城邦再分配;(3)取消梭倫頒行的所有貿易保護措施,推動商品經濟良性發展;(4)擬定外交政策,大力發展海軍;(5)通過聯姻等方式與斯巴達等強大城邦保持良好關係,為古雅典城邦的繁榮提供了外部環境的保障。


梭倫周遊列國歸來,影響力今非昔比,隻有著書立說,再行出遊,客死他鄉。


皮斯卓圖斯在位30年,終老任上。他死後,兩個兒子共同統治古雅典,統治初期也受到了民眾的擁戴。當他們把被父親驅逐的富貴家族請回來之後,情況變了。


公元前514年,兩兄弟之一被暗殺,另一個兄弟西皮亞斯大舉報複社會。再次走避斯巴達的富貴家族宣稱得到了神諭:“雅典人必須被解放。”
4年後,在斯巴達人的相助下,富貴家族打回雅典,西皮亞斯被迫逃離古雅典,去波斯帝國尋求幫助。


西皮亞斯逃往波斯之後,古雅典出現爭奪建政主導權的兩個派別。一派由斯巴達的傀儡領導,青睞斯巴達的寡頭共和政體,一派由科雷森尼斯領導,主張實行公民民主政體。兩派經過爭鬥,“民主派”勝出,並於公元前508年到公元前502年成功地進行了旨在推行民主政體的改革。


3、古雅典民主的運作


古雅典民主政體的具體運作如下:(1)授予古雅典及其周圍的所有自由人以公民身份;(2)將古雅典及其周邊的約25萬人口分為10個部落,10個部落各自每年通過抽簽或抓鬮的辦法選出50位3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作代表(共500位)參加公民大會的常務議事會。500位常務議事會成員每天聚首(節日除外),為大會提出的議案做準備;(3)由法定足數男性公民(6000名以上)構成的古雅典公民大會不僅有廣泛的決策權,而且是唯一可以對外宣戰的政府機構。公民大會每月召開數次。公民大會召開時沒有達到法定最低人數(6000人),300個經過特殊訓練的奴隸會手拿沾顏料的繩索走遍全城,將在公共場所閑蕩的男公民趕往會場,任何被顏料擊中的公民必須因為沒有履行公民義務而支付罰金;(4)除了一位城市建築設計師和10個部落各一位軍事指揮官經選舉產生並可連任以外,其他所有公職人員都用抽簽或抓鬮的辦法隨機選任,這使得絕大多數古雅典男性公民在一生的某個時期都有親身從政的機會,同時也限製了個別人或團體獲取太多權力的能力;(5)用“陶片選舉”的辦法驅逐可能損害民主的公民。該辦法的大致內容是:由公民大會舉手表決是否有必要驅逐可能有損民主的公民。如果符合規定的人數舉手表決同意,則下次大會召開時,與會公民就將被驅逐的候選人的名字刻寫在陶器碎片上,進行選舉,“勝選者”被驅逐出雅典城邦10年,期間照舊保有公民權和財產權。


科雷森尼斯民主改革的目的是,通過采行民主的手段,增強全體古雅典男性公民的集體使命感和集體榮譽感。他的改革甫告完成,逃到波斯的西皮亞斯引領波斯軍隊殺上門來,於是就有了馬拉鬆長跑的故事。


二、斯巴達城邦的共和


根據古希臘神話,斯巴達城邦因宙斯的兒媳婦斯巴達而得名。


據說,約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來曆不明的多利安人占據了斯巴達,農耕立國,整軍尚武。


公元前776年,周遊和考察過埃及、印度、西班牙等地的裏克古斯成為斯巴達城邦的王,為斯巴達製定了新法,主要內容是:(1)建立一個由28位60歲以上長者組成的終身製元老院;(2)由28位長老選出兩位權力完全相等的兄弟或表兄弟擔當雙執政官;(3)定期召開由30歲以上公民參加的公民大會,公民大會隻有表決權,沒有選舉權和商議權;(4)為了避免因為財富不均而產生內訌或內鬥,將土地分成等量地塊給斯巴達公民;(5)用相對廉價的鐵代替金銀作貨幣,借以降低民眾對金錢的欲求;(6)規定斯巴達人在建房子時隻能用斧子和鋸,不能用其它工具。這些做法的目的是培育斯巴達人生活的簡樸、勤懇、團結、進取等品性。


裏克古斯完成立法之後,囑咐斯巴達人在他回來之前不要做任何改變,然後離開了斯巴達,在外邦死前囑咐人將自己的骨灰揚到風裏,以期斯巴達人能永葆他的立法。


100年後,斯巴達人對裏克古斯立法做了些微改變,用5位監察官取代28個60歲以上的老頭兒。


采行寡頭共和政體的斯巴達城邦長期踐行高度集中的軍國體製。7歲以上男童均帶離家庭,集中軍訓。所有斯巴達男人的任務不是學習文化,而是習武備戰,即便達到30歲的法定結婚年齡而結婚後,男人也一直餐餐與袍澤在軍營裏吃大鍋飯,兩位執政官也不能免俗和例外。


斯巴達女子的法定結婚年齡是18歲,結婚前也以鍛煉身體為要務,因為斯巴達人相信隻有健康的女人才能生養健康的孩子。嬰兒出生後一旦被驗證不健康,會馬上被處死。


斯巴達已婚婦女平時操持家務,丈夫外出打仗期間掌管家庭財產權,幫助看管斯巴達的奴隸們。斯巴達母親教育兒子們常說的一句話是:“要麽攜帶盾牌歸來,要麽躺在盾牌上回來。”


仗恃強悍的陸軍,斯巴達城邦成為古希臘的霸主之一。


三、古希臘兩大陣營之爭及其啟示


1、古希臘兩大陣營之爭的起因


當古希臘眾城邦競相發展時,東方的波斯帝國已經擴張到包括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及島嶼、地中海沿岸的廣大區域。波斯帝國統治“占領區”的基本手段是通過在當地扶植代理人來實施的。


公元前499年,由米勒圖斯城邦領導的反抗波斯占領的阿歐撚暴動發生。暴動者們請求古希臘各城邦援助。斯巴達城邦以正值宗教節日為理由拒絕援手。古雅典城邦和小島城邦幽伯易派出了小股海陸支援。波斯大軍粉碎阿歐撚暴動之後決定對幽伯易和古雅典進行懲罰。很快,波斯大軍拿下幽伯易,然後在離古雅典26英裏處的馬拉鬆登陸。古雅典城邦派善跑者跑到各個古希臘城邦求援。結果,9000波斯大軍被古雅典城邦軍隊和聞訊趕來的其它古希臘城邦的軍隊合力打敗,損兵折將6400餘人,餘者狼狽逃回波斯,而古希臘城邦軍隊的損失僅192人。為了慶祝古希臘眾城邦的共同勝利,古希臘奧林匹克活動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馬拉鬆長跑。


10年後,古雅典聯手古希臘眾城邦粉碎了波斯大軍更大規模的進犯。為了防備對抗波斯帝國,古希臘眾城邦逐漸結成了“提連同盟”,並把提連同盟的“金庫”設在眾望所歸的古雅典。


然而,波斯帝國後來改變了直接進犯的策略,開始通過暗中操弄(如後來幫助斯巴達發展海軍)來分化提連同盟。


隨著眾城邦上繳給提連同盟金庫的“份子錢”規模越來越大,經管金庫的古雅典僅使用經管手續費一項便足以大興土木,大搞建設。尤其當古雅典城邦仗恃強大海軍一邊在眾城邦間強行推廣民主政體,一邊強征眾城邦應繳給提連同盟金庫的“份子錢”時,提連同盟開始分解,最終演變成以古雅典為首的民主陣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共和陣營之間的爭鬥。


時值古雅典著名民主領袖伯裏克利主政,他認為與斯巴達的戰爭不可避免,所以積極準備推翻斯巴達的寡頭共和,並以攻擊斯巴達同盟城邦的方式發動了先發製人的戰爭,於是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了。


2、古希臘兩大陣營之爭的過程


伯羅奔尼撒戰爭大致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十年,兩大陣營互有勝負,雅典略占上風。期間,古雅典爆發了一場大瘟疫,伯裏克利染病而亡;第二個十年,古雅典遠征軍在西西裏之戰全軍覆沒,令古雅典大傷元氣。結果,斯巴達的盟友越來越多,古雅典的盟友越來越少;最後八年,戰爭勝利的天平傾向斯巴達一邊。古雅典海軍被徹底消滅,斯巴達海軍統帥呂山德斯率兵耀武揚威地進駐雅典衛城,宣布廢除古雅典城邦的民主製,為古雅典製定了新法律,扶植了一個“三十人委員會”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機構,同時四處推翻古雅典在眾城邦間扶植的民主製政府。


“三十人委員會“統治沒幾年,古雅典人發動起義,恢複了民主製,但隨著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今非昔比,民主製不僅無助於古雅典重現輝煌,反而加速了古雅典民主製的消亡。


3、古希臘兩大陣營之爭的啟示


古雅典民主陣營與斯巴達共和陣營之爭,啟示是發人深省的,是很能啟迪今人的。


第一, 民主與共和是有明確區別的。最根本的一點區別是:實行民主,民主主體(公民集團)應該對一係列民主程序有廣泛認知、廣泛共識、廣泛踐行的共同基礎;實行共和,是建立在公民集團對集團領導層確定法規的共同理解、共同遵守、共同執行的基礎之上的。


 


第二, 民主製中的選舉隻是手段,共和製中的法規也是手段,公民集團的共識才是兩種體製能否順暢運作的關鍵。在後來的古羅馬共和國,共和製下也采行了一些民主手段,前期成就了古羅馬共和國的偉業,後期將古羅馬共和國引向了裂亡,其關鍵點是公民集團的共識變了、亂了、沒了。


 


第三, 無論古雅典的民主,還是斯巴達的共和,公民集團(1)排除婦女;(2)排除奴隸;(3)排除外邦人。二者都有顯著的曆史局限性。當公民集團內部因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分化到難以調和之時,無論民主,還是共和,正能量必然逐漸被負能量所代替。


 


美國建國時效法的楷模是古羅馬,美國的發展迄今也一直在蹈循著古羅馬興衰的老路。美國的興盛與美國開國者們因地製宜,巧立新製有直接關係。美國開國者,一幫“美始皇”,(1)創新型確立了共和為本、民主為用的二元混合國家政體;(2)創造性建立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權相結合的二元混合社會架構;(3)永久性區隔了有組織宗教對世俗社會的直接操弄。這是美國成為西方文明新霸主的社會性勝因。


無須諱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國社會的公民集團越來越像八旗子弟,正身不由己地走在西方帝國霸業興替律的最後一段路上。


明確共和與民主,對美國應該很重要,對人類必然很重要,對中國今人則是重中之重的頭等大事之一。掰扯明白民主與共和在古今中外的具體作用,在中國形成民主與共和的新共識,是確立習近平社會集體主義的先決性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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