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梭倫改革
梭倫的父親是個商人，經常旅行於周邊各國。梭倫因為常隨父親到處參訪遊曆的緣故而見多識廣。當梭倫40歲時，他已經因擅長寫詩和富於智慧而聞名古雅典，是古雅典“七賢之一”，更因智勇雙全，率兵收複古雅典城邦的一處重要失地而聲名大振。
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首席執政官，被賦予很大權力來解決一係列棘手的社會問題。
麵對當時古雅典窮人要暴動和富人怕造反的社會情勢，梭倫宣告：“我製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據此，梭倫采取了下述改革措施：（1）廢除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債務，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債，由古雅典城邦出錢把因無力還債而被賣到異邦為奴的人贖回，包括將流放在外的A家族請回古雅典。這一措施史稱“解負令”。它使古雅典公民社會中的中、小財產所有者的力量得到發展壯大，更增強了古雅典公民整體的榮譽感；（2）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不再以出身而以財產的數量多寡將所有男性公民劃分四個等級，並分別規定與其等級相應的政治權利。第一、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國家高級官職；第三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中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官職，但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和公民法庭。古雅典貧民沒有任何發言權，但也無需繳稅。此舉從根本上將貴族寡頭統治轉變為商人集團統治；（3）將原有的401人議事會改為400人，由每個等級各出100人組成，同時擴大民眾法庭和作為最高行政和司法機關的公民大會權力，準許每個公民就自身利益攸關的問題向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提出申訴；（4）除了保留卓拉肯舊法中有關蓄意殺人罪仍判死刑部分，取消了對輕罪重罰的做法，使得新法比較人道，也奠定了西方文明驅逐政敵而非直接從肉體上消滅政敵的傳統。梭倫還獎勵公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禁止輸出穀物，改革度量衡，鑄造新幣,還製定了一係列針對具體問題的法令。
梭倫在改革中雖然幫助窮人脫困，但並不偏袒和討好窮人或富人任何一方，因為他認為富人固然常常“為富不仁”，但窮人自身也有各種必須矯正的各種問題。他在自己的詩中寫道：“自由不可太多，禁製也不應過分；如果沒有教養的人們暴富，仇富現象就會滋生。”“我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優勢。”
梭倫一度權力大到窮人和富人兩方都曾力勸他大權獨攬，但被他拒絕了，因為他不僅考慮己身進退，更將城邦的福祉看得比自身更重要。
毫無疑問，梭倫從才幹到品德都不同凡響，梭倫改革不僅開啟了古雅典邁向直接民主製度的進程，而且奠定了古雅典城邦民主製度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奠定了整個西方文明公民自治傳統的基礎，所以西方有人說他是一位品德和曆史功績都大於華盛頓和林肯之和的偉人。
梭倫完成改革和立法之後，離開古雅典10年，周遊列國。待10年後返國時，已經時過境遷，梭倫的信念影響力今非昔比，隻能轉而著述立說，並再行出遊，直到客死他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