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企業捐款的社會責任

談談企業捐款的社會道義責任(歡迎討論批評）
                                                  

                                                                                                                                 
先說一個小故事．
     
王公與其子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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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辛勞一生，善為鄰裏。公育有三子， 王大，王望，王石。三子秉性各異，然皆有成。及公年邁力衰，遂見證鄉鄰，與三子有約，各出錢若幹，以慰公翁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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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公外出，不慎摔到，腿骨折損。郎中固其骨，囑其子百日內不可令其父擅動，每日需有人侍公左右。

王大，王望常至，或負公入廁，或候公之喚招，或烹美味以奉公。唯王石十日一至，視公而不侍公。公忿而問之，何不常至。石答曰：“唯有約出錢若幹，無載它事，如約則孝兒也”。公怒斥之：“出錢若幹為汝之責，今我有疾，不便行，何不侍奉於我如汝兄呼？” 石再答曰：“恐誤工期”。　　　

王公忿而無奈，又感於大，望二子不允，遂再約鄉鄰族長，改前約，增疾症侍奉之條款。

鄉鄰歎：“孝若用契約束之，豈不悲乎！”
 族長曰：“善哉，大，望二人更無怨言！”
石亦歎：“一念之差，未少一文，未省片時， 又負不孝名唉！”

眾所周知，納稅是企業和公民的法律義務和責任，捐款是社會或道義責任。前者是強製性的，後者是意願性的。

為什麽要納稅，是因為你賺錢得利，要消耗社會成本，包括軍隊保護免於侵略，國家正常運行，社會生產便利等。

社會或道義責任是什麽呢？簡單些說，就是維護良好的社會公德，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人文環境等等的社會成本。

總的社會成本是二者之和。所以一個企業的利潤（或稅前所得）是企業的貢獻（或個人的努力）加上消耗的社會總成本。

為進一步討論社會或道義責任的社會成本是什麽。讓我們假定大家都不承擔社會責任，結果會怎麽樣呢。大家都見死不救，偷工減料，假貨充斥，社會道德敗壞，盜賊遍地。這樣的社會人文環境你還可以生產出同樣的利潤嗎？有人說納稅給國家，就是要保證良好的社會人文環境。豈不知國家機器的能力是有限的。老蔣在到台灣前，稅沒少納（事實上是超征的多），社會生產環境差到不能再差。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稅收和社會人文環境不相關的例子。所以，社會公德，人文環境的維持，教化，改善是每個企業或個人的共同責任（當然也是國家政府的責任）.

在國際社會中，情形也是這樣的，如果富國不幫助窮國，那麽投資環境，販毒，海盜，偷渡各種犯罪活動甚至戰爭都會使得富國的日子更不好過。所以，沒人能（或敢於）否認富國的國際責任，特別是大的富國。 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中國也在積極地承擔國際責任。理由是，中國在不斷發展，尤其是近年發展更為迅速。一個大國、強國，就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理論上，如果企業（或個人）能恰當把他消耗的社會總成本交給社會使用，國家可以不課稅。但是，實際上很難辦到，一是企業（或個人）不一定有這麽好的覺悟和境界，二是企業（或個人）也不知道什麽是恰當的社會成本，不了解自己消耗了多少社會總成本。簡單的辦法是，一刀切：由國家征收最低的社會成本。換句話說，課稅隻征收最低的社會成本。這最低的社會成本是強製性的。　

這次四川地震，假如國家和民間為省錢都不管，那麽多少年以後全國犯罪率要大幅度升高，道德敗壞更嚴重，種種社會問題，將會最終反饋到每一個企業和個人身上。假如全由國家來管（沒有民間的力量），總化銷最終通過稅收還會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麽赤字，要麽加稅。如果由國家和民間共同負擔，既解決了問題，又提升了民眾的道德水準。所以，全民救災，不僅僅是人悲我悲的同情心，而且是人溺我溺的連帶責任（和結果）。當然“溺”的程度會有差別。

就好比幾個人同舟共濟（各人的行李有輕有輕有重），某位“聰明人” 少出些力，要麽大家最終一塊沉溺，要麽要其他人多出些力。 別人有沒怨言隻憑良心了。是不能把該聰明人的少出力，簡單地歸類為所謂的“道德自覺”。

如果企業不捐款，法律上是可以無事的，就象上麵那個小兒子，按契約付給老爸撫養費，是沒有法律或信用問題的。但是，在老爸骨折後僅來探視，還按契約辦事，美其名曰“為了不誤工期”，是不是孝兒就難說了。況且，如果老爸被耽誤，病情更嚴重時還得大家再多分攤些。

再舉個例子，在中國，撫養子女成人是父母的法律責任（強製性的）；教育子女是父母的社會責任。 你不讓你孩子上學，別人也隻能說說而已。為什麽父母要教育孩子呢，除了親情外，父母有責任把子女教育成對社會有用的人，況且父母本身也是花了社會成本接受教育的。在美國，讓孩子上學是父母的法律責任。社會上，法律責任(納稅)和社會責任是因時因地而異。理論上是沒有嚴格的界限的。

因為法律是一刀切，對許多人來說會是法律上的公平，和事實上的不公平。捐贈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事實上的不公平（注意：不是說所有的捐贈都是為了彌補）。

慈善捐贈目前雖然沒有法律約束，但是道德約束和社會約束是存在的，並不像有些人說的僅僅是一種道德自覺。而且道德約束和社會約束在必要的條件下會轉化為法律約束的。如果有了強大的民意支持和社會道德的進步，立法約束捐贈（有人叫“攤派”也可以）是非常可能的，例如戰爭，大型自然災害，人道援助等。中國曆史上許多朝庭在大災時，都會強要大戶豪門捐獻以賑災，實際上是強攤。漢武帝還把那些捐的少的豪強下令遷徒去守墳。該類立法的關鍵是要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和大部分人的自覺，以及和現實社會的需要， 例如戰爭。

有些人，借口企業為社會創造財富而可以不捐獻。 既然是為社會創造財富， 當社會需要時社會又不能取用，這財富對社會有意義嗎，是社會的財富嗎？社會道德的進步，人們（包括企業）的覺悟的提高不會是自然而然形成和產生 的， 所以社會批評那些不自覺的人對於社會道德的進步是必要的。那些對捐贈有所限製（例如在人命關天時，限為十元）是對社會進步，道德提升沒有任何積極作用的。

總之，納稅和捐獻是社會法人（企業）的法律和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