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福利製度

中國勞動谘詢網 http://www.51Labour.com/

法國是一個高福利的國家，高福利製度為法國人民提供了保障，但也有不少弊病。它造成產品的高成本和國際競爭力的降低，從而使法國經濟陷於長期的不景氣狀態，並且出現了高失業率。同時，福利經費也赤字累累，難以為繼。但在法國現行的政治體製下，高福利製度難以進行根本的改革，消除它的弊端，這是我們必須引以為鑒的。

法國是歐式福利國家的典型。它的公民享有多方麵的福利保障，主要包括：失業救濟、疾病保險、工傷保險、養老金製度、住房補助、殘疾人補助、多子女補助等，細分起來有近40種，各種補助的領取都有嚴格的條件與規定。在這個製度的保護下，除極少數例外，每一個法國人，從出生直到死亡，在他們麵臨困難時都可以得到基本的社會幫助，不至於流離失所，即所謂“從出生到死亡的保障製度”。法國這個龐大的社會保障體係並不是在短期內形成的，它經曆了漫長的發展道路，從19世紀初開始出現，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慢慢完備，逐步達到今天的規模。


1813年，即早在第一帝國時期，法國即通過最初的保護工傷者的條例。1848年二月革命以後，製憲議會把“勞動權和享受社會救濟的權利”寫進憲法草案，到1850年正式通過了“公共救濟與預防法”，逐步建立最早的社會保障製度。1893年開始實行公費醫療，但人口覆蓋麵很窄。1898年通過“工傷保險法”，開始對因公受傷者給予補助。”1910年頒布法律，對工人和農民實行普遍性退休製度，規定退休年齡為65歲。


一次大戰以後，法國的社會保障製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19年通過對戰爭受害者給予補償的法案。1930年通過第一部“社會保障法”，初步建立了對雇傭勞動者的普遍保險製度。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執政期間，在社會黨人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法國頒布了每周40小時工作製和每年2周的帶薪休假製度的法令，使成千上萬的普通工人群眾生平第一次有機會到海濱度假。


二次大戰後，法國的社會保障製度逐步走向完善。1945年10月，法國議會通過“社會安全法”，該法的主旨就是使勞動者及其家屬免遭可能減少或喪失收入的各種風險。根據這項法律，法國又通過一係列法律，擴大社會保險範圍，使全體法國人，進而使全體在法國居住的人都成為社會保險保護的對象。


與此同時，法國雇傭勞動者的福利也在不斷增加。1956年規定帶薪假期增加為每年3周，1969年又增加為每年4周，1982年增加為每年5周。1982年1月，法國議會通過每周39小時工作製。1997年5月，法議會又通過了每周35小時工作製的法案，計劃在幾年時間內逐步實行。


另外，法國從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實行最低工資製度，以保護社會最底層的群眾的利益。最低工資根據物價上漲的幅度和其他因素逐年增加，最少每年增加一次，也有一年增加幾次的。到1998年7月，法國最低工資已調整為每小時39．43法朗，每月工資6663．67法郎。此外，法國雇員還受到《勞動法》等法律的嚴密保護，老板解雇他們要受到法律的種種限製，並不能任意行動，大批解雇員工還必須獲得政府的批準。


綜上所述，法國工薪階層是受到法律充分保護的一個階層。他們享有較多的權利，拿著豐厚的報酬，工作時間卻並不長。以目前大多數企業每周39小時工作製計算，外加每年5周帶薪休假和11天國定節假日，全年總共工作1771小時。若以即將實行的每周35小時工作製計算，每年實際工作不到1600小時。


對法國雇主而言，他們雇傭一個沒有專門技術，拿最低工資的普通勞動者，並不是每月支付最低工資6000多法郎就完事了，還必須為該雇員交納各種社會分攤金。同時，雇員也必須按比例承擔一部分費用。比較重要的交納項目有：全民社會捐助、社會疾病保險、養老基金、工傷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業基金等。在上述各種社會分攤金中，以1998年的收入計算，最低工資收入者本人要交納的部分為1626．26法朗，每月所得的純工資為5037．41法朗；雇主支付的部分為2499．54法朗。也就是說，在法國，老板雇傭一個沒有什麽技能，沒有什麽文憑，僅拿法定最低工資的一般雇員，每月必需為他支付的錢的總數為9163．21法朗。


法國工薪階層的平均收入各種說法不一，1994年平均工資約為純工資1萬法朗左右，1998年大約仍是這個數。以此推算，平均工資收入者每月毛工資約為13000法朗。雇主除支付上述工資以外，還必須為他交納各種社會分攤金總共約4800法朗，即雇主為雇一個平均工資收入的雇員每月支付的總金額為18000法朗左右。1993年，法國高級管理人員的月平均純收入已超過2萬法朗，”，加上本人和雇主交納的各種社會分攤金，雇主的負擔之重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這些工資數額到底意味著什麽?1995年，一台51厘米或55厘米的中國產金星牌彩電在法國僅售1700到1800法朗；一輛普通的法產轎車70000法朗左右；大米每千克5．5到13法朗；豬肉每千克23到24法朗；當然，法國的房租比較貴，對一個三口之家來說，每月的房租最低也要2000法朗左右，巴黎市區的房價更高達每平方米2到5萬法郎。由於人工貴，法國的服務收費昂貴，如理一次發，最低收費約100法朗左右。法國物價總的特點是，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不貴，而含有較多人工的房子和服務價格昂貴。如果把勞動力也視作一種商品的話，那麽，在法國，它就是一種最貴的商品。


昂貴的勞動力成本，深刻影響了法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法。首先是大大減少了傳統的修理行業的規模與機會。在法國，較為貴重的商品都有完善的保修製度，而保修期一過，一旦再出現毛病，法國人就不再去修理，而是一扔了之。因為修理費用太昂貴，買新的比修舊的更合算。


在生活中，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東西壞了都可以丟的。聰明的法國人采用了換工的做法，替人工作來換取別人的上門維修，以避免支付超出承受能力的昂貴工資。在商品經濟如此發達的法國，換工現象的出現實質上是一種倒退，它表明法國社會內部已出現了某種病症。


昂貴的勞動力成本，還使某些行業在法國社會大幅減少甚至基本消失，如女傭業。直到20世紀上半期，做女傭還是法國社會一個普通的職業。稍為富裕一點的家庭，都會化錢雇一個女傭，以減輕主婦的家務勞動。但到了現在，由於勞動力過於昂貴，除了極少數實力雄厚的大資本家，一般工薪階層，即使是高薪收入的工薪階層，也基本上與雇傭女傭無緣了。


昂貴的勞動力成本，還對法國的經濟活動、經濟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高福利同時意味著高稅收。法國正是一個高稅收的國家。它的稅收分為國家稅和地方稅兩個部分，國家稅主要包括增值稅、所得稅、公司所得稅、消費稅、登記稅、印花稅、工資稅、關稅等；地方稅主要包括土地稅、行業稅、居住稅、財產轉移稅、娛樂稅等。1993年，法國稅收總值17990億法朗，占法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4％左右，加上國家的社會征收，政府掌握的財力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3％左右，在西方國家中是比較高的，因而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也是比較重的。


在這種大背景下，企業要生存下去，必須遵守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即千方百計地增收節支，降低生產成本。在勞動力價格昂貴的法國，盡可能地減少雇員人數，就成為節約開支的基本方法。企業的這一行為深刻影響了法國的就業狀況及產業結構。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商業方麵的變化。


一方麵，傳統的商業銷售形式在逐步地萎縮、衰退。60年代，中小商店占法國商品零售額的83％，而到90年代，僅占43％，其餘部分都被大商場奪走。遍布法國城鄉的小商店，如麵包店、藥店、酒巴、飯店、雜貨店、肉店、書店等，大都成為家庭企業。老板既是店主又是直接經營者，高昂的勞動力價格使他們無力雇傭工人。即使是規模較大一點的飯店、藥店等，隻要可能，也總是盡量少雇人，以降低成本。這就使這一領域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大大減少。


另一方麵，大商場，特別是超級市場等能夠大大減少人工開支的銷售形式紛紛崛起，成為法國商業領域的一支新興力量。超級市場往往有以下特點：1．規模巨大，貨物齊備，顧客可以在商場中一次性購足必需品。2．在商場內不設營業員，僅在出口處設收銀員，所以大大節省了人力，降低了銷售成本。3．一些著名的超市都有全國規模的連鎖店，集中規劃，統一進貨，可以降低進貨成本。由於上述原因，超級市場的商品價格，比一般中小商店要便宜不少，這就吸引了大批顧客，促進了大型超市的發展。1972年，法國共有商業中心(大型超市的集中點)103個，1983年發展為386個，1992年為578個。目前，法國各大小城市均有商業中心，超級市場的銷售網點已遍布城鄉，基本飽和。幸虧法國的超市大多位於市郊，每次購物得開車前往。否則的話，處於市中心的那些傳統小商店真要無法生存了。因為從價格上說，它們是無法與超市競爭的。超市集團的崛起，減少了商業領域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


其次，讓我們看看工業企業的情況，先看汽車工業。


近年來，法國汽車工業的產量，仍處在逐年增長的態勢。70年代中期，法國汽車產量已突破300萬輛大關，到1989年，已接近400萬輛(392萬輛)。但汽車工業的雇員人數並沒有同步上升，反而是逐年下降。1985年，法國汽車工業的雇員總數為37．4萬人，1993年則為28．36萬人。汽車工業雇傭人數的逐年減少，其重要原因是，隨著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大批機器人代替工人，占據了流水線的主要位置。機器人在忙個不停，而工人卻無處於活，這就是今日法國的現實。


再看傳統的支柱產業，如煤炭業。在法國，這些產業由於人工昂貴，成本太高，正在日益衰退，成為夕陽產業。1965年，法國煤炭產量已達5820萬噸，1970年為4010萬噸，1980年為2072萬噸。到1993年，產量僅為1025萬噸。與此同時，煤炭工業的從業人員也在不斷也減少。1947年，法國煤炭工業的雇員高達35．8萬人，1970年已減少到11．9萬人，1993年為16210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法國煤炭工業出現巨額虧損。1988年虧損22．1億法朗，1991年虧損52.5億法朗，1993年為29．2億法朗。與此同時，國家對煤炭工業的財政補貼也在不斷地增加。1985年，每開采一噸煤給補貼250法朗，1990年115法朗，1993年200法朗。從價格上看，1993年法國產的煤每噸550法朗，進口煤才320法朗，每噸的差價達200多法朗，盡管國家給予巨額補貼，也難以叫煤炭工業起死回生。從長期看，它的衰亡是無可挽回的。


不僅是煤礦，幾乎所有的采礦業，同樣麵臨危機，包括鉀礦、鐵礦、板岩礦、金礦等。法國采礦業的從業人數從戰後的40萬人，減少到1994年的33000人。為避免遭受失業的命運，法國的礦工曾在1994年2月在巴黎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就業和社會福利。然而，由於經濟規律的嚴酷無情，他們的活動最多隻能產生一時的作用，誰也無法改變這一點。


總的說來，隨著科技的進步，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腳步的不斷逼近，法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支柱產業，如鋼鐵、煤炭等行業，由於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產品附加值又相對較低，已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新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如電子、航空等行業在加快發展。但由於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它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並不同步增加。另外，由於這些行業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很高，大量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勞動者已很難在這些領域找到工作。不少人隻得湧入第三產業，或根本找不到工作。


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和經濟競爭的壓力下，即使找到工作的人，工作壓力也很沉重。老板為降低生產成本，處處精打細算，往往把每個人的工作安排得滿滿的，甚至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致使有的人長期處於超負荷的工作狀態。特別是那些流水線上的工人，他們幾乎成了機器的附屬品，必須根據機器的快節奏來進行工作。長期從事這種單調的、折磨人的勞動，會使許多人難以忍受，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以廣大工人(包括職員)的犧牲為代價的。有人曾對此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現代工人每周39小時工作的疲勞程度(加上上下班時間)，相當於1830年工人的疲勞程度，當時工人每周工作73小時。


對那些中小企業來說，減輕企業負擔的妙法即是雇傭黑工。在法國，老板雇傭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向有關部門申報，並交納各種社會分攤金。有的老板為減輕負擔，不經申報，私下雇傭工人，稱為黑工。做黑工的，既有法國人，更有無工作權利，甚至非法居留的外國人。法國政府雖然製訂了嚴厲的懲罰措施，但利之所在，往往屢禁不絕。特別是飯店、旅館、製衣廠等小型企業，雇傭黑工更是司空見慣。它也是許多華人企業在經濟危機的環境下仍然欣欣向榮的法寶之一。


上述種種變化總體而言產生兩大後果：第一，就業機會不斷萎縮，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並且呈逐年上升之勢。1990年失業人數為219萬，1991年為229萬，1992年為290萬，1993年為306萬，到1994年7月，失業人數已達317萬，占勞動力總數的12．6％。上述數字還隻是那些到各失業介紹所登記的失業者，如果把那些未去登記的人計算在內，那麽得出的數字會更高。


1993年，巴拉杜政府剛上台時，為解決法國青年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當時法國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25％)，曾提出一個方案，稱為青年就業合約。該方案規定：任何雇主在雇傭一個年輕人時，其最低的工資標準是當時法國最低工資標準的80％。顯然，巴拉杜已看到法國人工昂貴所帶來的後果，企圖用降低人工費用的辦法來鼓勵老板雇傭年輕人，降低失業率，用心可謂良苦。然而，方案剛一出台，尚未實施，就受到年輕人的強烈反對。一時間，在法國的各大中城市，年輕人紛紛舉行示威遊行，抗議之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社會反應之強烈出乎政策製訂者的預期之外。最後，被迫取消預定方案，青年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第二個後果是對社會福利製度的巨大衝擊。大批人長期失業，隻能依靠社會保障製度維持生計，使社會福利部門收入銳減，支出驟增，造成赤字累累，難以為繼。1992年社會保險部門的赤字達420億法朗，1993年增加為660億法朗，1994年更高達1970億法朗。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福利製度已搖搖欲墜，改革勢在必行。


但在法國的現行體製下，削減福利經費，縮小福利範圍的改革行得通嗎?


眾所周知，法國現行的民主政治製度，是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步形成的。它的主旨是用法律限製當權者，防止他們濫用權力。使用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三權分立製度，即用權力製衡權力，防止當權者濫用權力；另一個是大選製度，讓廣大人民群眾用投票的方式來選舉當政者，一旦他有濫用權力的行為，同樣可以用選舉的方法讓他下台，以保證權力的正當使用。除了個別的例外，應當說，民主製度在防止執政者濫用權力方麵，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由於多數人通過選舉掌握選擇領導人的權力，因此，對多數人一致的經濟要求，盡管其不合理，甚至過分，民主製度仍是無法拒絕的。也許，西方社會實施民主製度的時間太長，這一製度已開始逐步老化了。


從根本上講，法國福利製度的建立與完善，與法國的民選製度顯然有密切的關係。競選總統和各級議員的候選人，為了爭取人心，贏得選票，必然要在競爭過程中作出若幹承諾，而增加福利的承諾又最容易吸引選民，取得競選的成功。這些人當選以後，為了取信於民，為以後的再次連任作準備，必然會全力以赴地通過增加福利的法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今日完備的保障製度。從這個角度講，任何實行真正自由的民選製度的國家，都將或遲或早地走向福利國家之路。


政治家從選民利益或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問題，而企業家必須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問題，兩者的不一致是顯而易見的。時至今日，隨著福利製度的完善，兩者的矛盾日漸尖銳，高福利製度的負麵影響日益明顯，成為法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近年法國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除了國際大氣候的因素之外，還與此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從本質上說，福利製度實際上是一種“劫富濟貧”的製度，即通過稅收等方式，用富人的錢財來救濟窮人，也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大鍋飯”製度。在一定的限度內，這種做法無可厚非，有相當的合理性。但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走向其反麵。因為過重的稅收將會損害社會中最具活力的那部分人的生產經營積極性，有礙社會的進步。現代學者早就證明，公平與效率不可兼得，經濟安全與效率也存在一定的矛盾。當然，公平與經濟安全是每一個社會都需要的，不可偏廢。但如何掌握恰當的度，在獲得適度公平與經濟安全的前提下不犧牲效率，卻是值得經濟學家深入研究的。


對法國福利製度的負麵影響，不少有識之士早有察覺。1995年5月，希拉克總統上台伊始，就準備對它開刀。然而，政府的設想尚未付諸實施，就引發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抗議浪潮，是年10月，全國500萬公務員與國有部門職工罷工示威，抗議政府的保險改革計劃。接著，萬名大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抗議政府削減教育經費。1996年2月，巴黎、馬賽等地再次爆發萬人示威活動。上述這些示威活動一度導致交通、郵政、公用事業和新聞出版機構的癱瘓。麵對如此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政府被迫暫緩執行許多改革計劃。但希拉克總統堅持改革的雄心不死，為了替改革贏得更多的時間，1997年，他毅然解散議會，將原定於1998年舉行的議會選舉提前到1997年，企圖利用總統選舉勝利的餘威，在議會選舉中再次擊敗左派，控製議會，強製推行改革。但在議會選舉前，關於總統將在選舉獲勝後大幅削減福利經費，推行強硬改革路線的消息不徑而走，引起大批福利製度受益人的恐慌，許多人轉而投左派的票，結果，法國社會黨在選舉中獲得勝利，希拉克總統擬議中的改革尚未實施，就胎死腹中。


希拉克總統改革計劃的失敗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體製方麵的原因的。因為民主製度總是保護多數人利益的，削減福利經費的改革觸犯了多數人的利益，必然遭到他們的投票否決。即使改革可能對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有好處也無濟於事，因為絕大多數人是不會為了虛無飄渺的長遠利益而放棄實實在在的眼前利益的。更何況福利製度的改革還是一種利益的再分配，那些充分享受現有福利製度好處的社會中下層人士，在福利製度改革後，未必能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獲得補償，因而他們對改革持反對態度也就理所當然的了，這就是所謂“民主的悖論”。


筆者大膽地預言，民主製度的這種內在的缺陷，正是西方文明由盛轉衰的致命弱點。這一點，目前尚不明顯，因為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正千方百計地力圖用經濟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等手段保持它們的經濟優勢。但是，隻要不糾正這個缺陷(事實上也不可能完全糾正)，再過幾十年，它的後果就將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即西方文明，至少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國家將走向衰落。如果中國和東南亞諸國能順利走出目前的經濟低穀並繼續保持以往的發展勢頭，並且不重蹈西方式福利製度的泥潭，那麽到21世紀，環太平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夢想有可能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