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獨行
我是一個孤獨的流亡者，我以最質樸的筆記錄我的一段過去，或許正如我的作品名一樣，我將在孤獨中死去。
我擅長策劃，但不喜實際操作。我策劃好《新時代》的主要欄目及組稿要求後，將組稿和聯係印刷等具體的事務交給江楚瑜和楊聯星打理。楊聯星是我校夜大班中文係的學生，西安電纜廠工人。他在運動中一直站在鬥爭的前列，“六四”慘案後組織電纜廠工人罷工，並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江楚瑜是西工大學生領袖，是個實幹家。江楚瑜負責組稿，他很快就組織了十幾篇很有份量的稿件。楊聯星負責聯係印刷，他隻花半天時間就找到一家願意承印的個體印刷廠。隻要言震他們送來必要的資金，我們的《新時代》就可以開機印刷了。
言震等9月初離開西安去廣州，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新時代》將於國慶節前與讀者見麵。但是國慶節一天天臨近了，南下的朋友卻音信全無。
“亞明，你看怎麽辦？”早已按捺不住的徐偉問我。
“等呀！沒有錢我們什麽都幹不成。”我無可奈何地說。
“亞明，我不想對言震他們搞的這個‘高自聯’作過多的評論。但是經商搞錢的路顯然走不通，他們都沒有這方麵的經驗。再說宣傳群眾就能推廣民主理念了？我看靠不住。根據台灣等新興民主國家的經驗，在推動民主理念的過程中，真正起作用是一批精英分子，我們應該改變目前采取的策略。”我知道徐偉對我們目前采取的保守做法一直不是很滿意，他顯然在暗示我什麽。
“徐偉，這裏沒有外人，你有話就直講。”
“明說罷，我想另起爐灶，搞一個更加嚴密的政治組織。你看看這個。”徐偉遞給我幾張信紙。
“關於籌建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的幾點建議。”我接過信紙，輕聲念道，“中國民主青年聯盟，這個題目太大了罷？”
“不，這才體現了我們的追求。我想請你搞一個宣言，沒什麽困難罷？”
“困難倒沒有，但我是‘高自聯’的常務理事，搞這樣大一個題目，總得與大家商量一下罷？”我直覺徐偉的提議太危險，但是我不好直接拒絕，想先拖一拖。
“不用商量了，交大會議上不是規定各校自行組建自己的基層組織麽？我們可以將‘中青聯’限製在本校範圍內，等培養出批骨幹後，再將她擴大到校外，並最終建設成一個全國性的青年政治組織。至於你，仍然留在‘高自聯’內，機會成熟後就將其收編過來。”徐偉是個理想主義者，剛剛奪得政權的波蘭團結工會給予他極大的鼓舞，當然波蘭團結工會對我也有一定的鼓舞，否則我根本不會出現在交大會議上。與我不同的是，徐偉馬上就想建立自己的“團結工會”，他說“準備經受十年、二十年的壓製，爭取合法地位，最終與執政黨分庭抗爭。”說這話時，他兩眼放光，一定以為自己就是中國的瓦文薩。事實上他的設想很不現實，注定會失敗的。他不了解波蘭，更不了解中國。波蘭是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民主和自由的觀念深深紮根在民眾的意識裏。統治波蘭四十多年的統一工人黨，是二戰即將結束時，在蘇軍刺刀保護下才奪得政權的，民眾從來就沒有完全認可它。中國則不同，中國民眾的素質很低，既不知民主為物，也沒有這方麵的要求。執政的共產黨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和三年的國共內戰才奪得政權的，不管他們推行的主義有多麽荒誕不經，但他們是勝利者。反正都是做奴才，誰做主子又不一樣呢？這就是大多數中國人內心裏的想法。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流氓出身的朱元璋，趕走元韃子，太祖高皇帝牌子照樣掛出，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悲哀。當然，我當時並沒有如此清醒的認識，隻是覺得徐偉的做法不妥，否則我也不會有後麵的事情了。
我不喜歡的徐偉的作法，但是卻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反駁。更重要的是，我卷入新成立的“高自聯”的活動後，也沒有遇到什麽麻煩，並且還逐步從失去之蕾的痛苦中走了出來，因此警惕性也不像當初那麽強烈了。我自我安慰說，既然我能參加“高自聯”的活動，幫徐偉起草一份宣言，應該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僅止一次，下不為例。事實上，一旦口子被打開，再想關上就難了。
“好！我就替你起草一份宣言，但是我不想參與你的具體事情。”
下麵是我起草的宣言草稿：
中國民主青年聯盟宣言（征求意見稿）
“六四”槍聲未寂，東歐風雲又起，共產政權在這場革命大潮中，搖搖欲墜。從烈士倒下的地方，我們重新站起來，我們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向集權主義政權發起最後一次衝擊。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試驗是曆史的悲劇，中共政權更是李自成流寇主義和洪秀全洋奴哲學結合產生的怪胎。二千年封建專政，至此到了頂峰。水滿則溢，月盈則虧。這也是集權主義走向沒落的開始。我們堅信，封建的法西斯集權統治在中國的滅亡，已經指日可待。我們以良心和熱血呼籲：
1、追查“六四”真相，嚴懲肇事元凶。
2、召開製憲會議，製定一部真正代表人民意誌的憲法。
3、廢除共產黨一黨專政，實行全民大選。
4、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自願、平等地、互惠互利、共同進步等原則基礎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5、結束國共有關海峽事務的談判，實行全民共決，台灣的未來和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
6、廢除公有製，實行私有製。
7、結束黨軍體製，軍隊完全國家化。
我雖然宣稱不插手徐偉組建的“中青聯”的具體事務，但是我起草那份“宣言”後，事實上已經卷入很深，再想置身事外就很難了。與此同時，我頻繁來往於交大、陝機院之間。“六四”運動雖然被中國政府慘酷鎮壓了，但民主運動卻在各社會主義國家更加高漲，“團結工會”首先在波蘭取得政權，接著匈牙利共產黨宣布解散，年底，統治羅馬尼亞多年的暴君尼奧塞斯庫與其妻被人民送上斷頭台。當時，很多人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沉寂已久的校園大字報又悄悄張貼出來了。我錯誤估計了當時的形勢，認為一場新的民主運動將很快爆發。這了迎接下一場鬥爭的到來，1989年12月中旬，我、徐偉、楊聯星等人在興慶宮公園聚會，由於徐偉的堅持，並經楊聯星提議，擬議中的“中國民主青年聯盟”改名為“中國民主救國委員會”。我在會上起草了一份《共同宣言》，我們麵向“三色旗”宣布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這次會議後來被當局定性為“反革命組織”的成立大會。
事實上，“民救會”很大程度上是一場鬧劇的產物。我們那天本來隻是到興慶宮公園聚會，徐偉突然提出成立一個政治組織的要求，大家沒有絲毫思想上和行動上的的準備，奇怪的是包括我在內，卻沒有對徐偉的提議強烈反對。隻有那麵三色旗是徐偉提前準備好的，其他的如《共同宣言》都是在現場起草的。這個後來導致數十人被捕，6人被判處超過30年總刑期的“反革命組織”就這樣粉墨登場了。由於那天與會的每個人都抱著一種逢場作戲的玩笑心態，“民救會”成立後，從來沒有開展過任何具體的活動。作為這場鬧劇的主角的我，是一個並不相信民主，甚至時時嘲弄、蔑視民主的人。在那場已被坦克鎮壓的民主運動中，我一度表現很積極，但隻是為了滿足一種虛榮心而已。這一次再度選擇一條自己並不喜歡的路，說穿了，一是為了投機，二是為了逃避。前麵我已經講了投機的動機。說逃避是因為我一度陷入失去之蕾的巨大痛苦中，我整天借酒澆愁，所謂酒入愁腸愁更愁，結果我陷入更大的痛苦中，甚至一度有強烈的自殺衝動。徐偉將我拉入到他們的圈子後，我感到自己選擇了一條了一條正義之路，我認為這樣做將會推動殺害之蕾的那個政權倒台，這樣對之蕾的在天之靈也算有了一個交待。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隻要目標正確，即使內心世界很卑鄙，也會找到一點高尚的感覺。
我如一隻沒有風帆的小船，漂浮在風波險惡的海上，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時常想退縮，但我甚至不知道該退到哪裏。我也時常感到自己很可笑，我口裏高唱民主，內心卻蔑視民主，民眾在我眼裏隻是一群無知的盲從之徒，他們不懂得民主，事實上他們也不需要民主。中國人滿足於“老婆、孩子、熱炕頭”式的所謂小康生活，因此中國政府才敢於公開嘲笑西方式的人權觀，他們說中國人民有自己的人權觀，那就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對於一隻豬或者狗，它們首先需要的也是生存權，我搞不靖中國的人權與豬權、狗權有多大的區別。我要的不是這種與豬權、狗權毫無二至的人權，但真正意義上的人權不是靠恩賜，也不是靠祈求。我不要爭取人權，我隻要我的之蕾，但是之蕾卻倒在號稱擁有最大人權的無恥政府的槍口下。你們不是說最大的人權是生存權嗎？為什麽要剝奪一個弱女子的生存權呢？我時時被內心這種巨大的痛苦折磨著，但是有誰能懂我的痛苦呢？之蕾，你懂我的心嗎？
之蕾：我懂的，亞明。
亞明：可是我內心的負荷太沉重，我身上背負著重重的殼。
之蕾：你為什麽要折磨自己呢？你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嘛！
亞明：誰都有無可奈何的時候，你那麽留戀生命，不也是匆匆忙忙地走了？
之蕾：你就愛爭論，同小時候一樣。我留在塵世有什麽用呢？我已經一無所有了。
亞明：你怎麽一無所有呢？你不可憐你的亞明嗎？
之蕾：你不是還有可愛的小甜心嗎？
亞明：那是一方愛的影子，我的愛已隨六月的風暴而去。
小佳：所以你才故意折磨自己？
亞明：佳佳，怎麽是你？之蕾呢？
小佳：她在你的心裏，可憐的亞明，你的負擔太沉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