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百度百科）：什麽是“大字報”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63.htm

什麽是大字報
　　大字報是張貼於牆壁的大字書寫的牆報，是50s至70s末80s初的流行於中國的輿論發表形式，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之一。
[編輯本段]第一張大字報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等人表示支持，並於1966年5月25日在校內貼大字報指控北大黨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獲毛澤東批準播發了聶元梓大字報，次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9日公布公告十六條規定：“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
[編輯本段]大字報的含義
　　大字報小字報都是宣傳工具，都具有貶義。大字報是向大眾廣泛宣傳，小字報是向某些要人揭露,就是打小報告。在六七十年代常被人用到。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這20餘年的時間裏，中華大地上共貼出了多少張大字報，恐怕是永遠無法統計出來了。遙想當年，稍微能識文斷字的人，沒寫過大字報者，或許不會很多；沒看過大字報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報成了這些年間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何謂大字報？《現代漢語詞典》上沒有條文，洋洋千萬字的《漢語大詞典》上沒有解釋，修訂後的《辭海》、《辭源》上也查不到。是這些著名辭典的編纂者們的無意疏忽，還是實在無法作出解釋而棄之不錄，不得而知。
　　大字報產生於何時？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農村推廣大字報的好處後說：“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人，如果這樣的話，大字報的曆史可謂久矣。從其形式上講，古代的揭帖與大字報頗為相似。揭帖者，就是張貼的啟事。要追根溯源，大字報真是源遠流長、曆史悠久。
　　大字報的盛行，始於1957年那場後來被稱為“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
[編輯本段]最早的一張大字報
　　最早出現大字報的高校是北京大學。
　　5月19日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內容是質問北大團委出席共青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可惜，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都沒有登錄下來，使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它的全文。接著，哲學係的龍英華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建議在牆上開辟一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協助整風。
　　隨之，一張一張的大字報相繼貼了出來。這一天，後來被北大的學子們稱為“五一九運動”。
　　大字報不僅顏色是五顏六色，有紅的、綠的，也有用舊報紙寫的；形式也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不一而足。
[編輯本段]大字報的發展
　　在1957年那個熾熱的夏天裏，有人因寫大字報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別人大字報的揭發、批判而成“右派”。大字報作為一種武器，實際上既不利於資產階級，也不利於無產階級。表麵上看來，利用大字報加上別的武器，取得了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但是，這個“勝利”付出的代價卻是十分慘重的。不要說那5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的人的悲慘遭遇，就對我們年輕的共和國而言，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他們被劃為“右派”後遭到了各種各樣的處分，使他們難以獻出自己的寶貴才智。更重要的，這場嚴重擴大化了的鬥爭，使黨對我國階級鬥爭的形勢做了嚴重脫離實際的估計，給知識分子重新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造成了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
　　在反右派鬥爭中，伴隨大字報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是大辯論；在大辯論中，大字報又常常被用來作為辯論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現的大鳴、大放，於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在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中被廣泛使用。這樣，人為地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緊張和不穩定狀態。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有多方麵的原因，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運動中的廣泛使用，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工具”的大字報，在反右派運動中卻成了反擊右派“進攻”的武器，並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讚揚為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後，在整改、“雙反”(反浪費、反保守)、“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了廣泛使用。當時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對大字報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報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個創造神話的年代製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來。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卷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裏，大字報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個別人因為寫了一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許多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所謂“文化大革命”，同“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亂局麵不斷加劇。事實證明，大字報看上去有利於揭露矛盾，實際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所利用，當做篡黨奪權的工具。以大字報為中心的“四大”，不但沒有發揚民主，反而使民主與法製都受到嚴重破壞，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動亂。當年流行一句頗為自我安慰的話，叫做“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前半句很快實現，後半句卻成了空中樓閣。當年還有一句流行語，叫做“‘文化大革命’看起來是亂了自己，其實是亂了敵人”。實際上，不論是“看起來”，還是“其實”都是地地道道地亂了自己，真正的敵人躲在旁邊，他們才高興中國大亂呢！
　　貼、看大字報的人們大字報表麵上看來誰都可以使用，但事實絕非如此，且不說那些已被劃出人民隊伍之外的所謂“牛鬼蛇神”沒有張貼大字報的權利，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對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稍有不滿，或對有些掌了權的“造反”新貴有些看不慣，但還是位列於人民內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滿用大字報表達出來，頃刻之間就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發配到了“地、富、反、壞、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選出的堂堂國家主席，在受到誣陷的時候，貼出一份答辯的大字報，不是貶眼之間被撕成了碎片麽？
　　大字報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無中生有，斷章取義，後者可以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不論哪一種功能，基本表現方式都是片麵和不實之詞，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辯與反駁。所謂用大字報的方式開展大辯論，實則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錯案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字報幾乎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語錄開篇(當然是擇其所需)，接著寫一通形勢大好，然後筆鋒一轉，抓住被征討者的隻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欲置被征討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說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導致了大字報的惡性發展，而大字報的惡性發展，又加劇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局麵。
　　大字報所產生的各種消極作用，除了其本身這種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它被用來發動政治運動，進行政治鬥爭，成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這種政治運動，又是在“左”的指導思想下發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大字報除了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人民內部的團結外，很難起到什麽好的作用。至於“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直接受命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大字報，更是他們打倒老一輩革命家，實現其篡黨奪權陰謀的工具。
　　大字報表麵上是發動群眾，發揚民主，實際上是利用群眾，壓製民主。大字報的盛行，與中國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風是密不可分的。什麽時候“左”病厲害，什麽時候大字報便行情猛漲；什麽時候“左”的東西有所收斂，什麽時候大字報便蕭條不景氣。一部大字報興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對中國的危害史。
　　誠然，在個別問題上，大字報發揮過積極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字報也曾被人們利用來作為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武器。但是，大字報作為所謂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從總體上講，其消極和破壞作用，要遠遠大過它的積極作用。
[編輯本段]大字報的反麵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報已成了強弩之末的時候，卻被寫進了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對“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報的弊端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
　　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譚震林在書麵發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報這種“大民主”的本質。他說：
　　“‘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受到大字報揭發、批判、打擊的同誌，個人任何辯論的大字報，不管寫了幾張，是貼不出去的，即使貼上了，也立即被別的大字報所覆蓋。因此，不能說它是‘大民主’，不能說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
　　“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曆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於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可謂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會依舊心有餘悸，不寒而栗。
　　在發言中，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峰，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
　　一、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二、把“四大”寫進憲法中，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四大”的旗號，製造事端，向無產階級進攻，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三、把“四大”寫上憲法，會使一些人利用來大搞派性，製造混亂，破壞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和生活秩序，不利於四化建設。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從“文化大革命”到“西單牆”，一些壞人正是利用大字報泄露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
[編輯本段]大字報的結局
　　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讚同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決定。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所謂“四大”的規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
　　大字報終於成了曆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