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是過客《十》老魏

                                我們大家都是過客《十》老魏

 

“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兩句詩威武壯麗氣勢如虹，當年不知多少國民黨將士嚇破了膽。美中不足的是毛澤東一不小心，把解放戰爭寫成了劉邦項羽之爭，天機不可泄露，毛澤東心裏真實所想與大眾總會有些不同。我那個時代特有的環境，讀過抄過背過不少毛澤東的詩，也不知為什麽，每讀到這兩句心裏總是冷颼颼的，還有那首寫滿帝王的《沁園春·雪》。隻是感覺，實在說不出為什麽。

 

我是個見血就怕的人，小時候見人殺雞殺豬一定要閉上眼。記得我第一次見到自己流血還暈了過去。記憶沒錯的話是在蚌埠機場衛生隊，那時沒有創口貼，無論哪個部位破了口，一定要去衛生隊包紮，也借口看看那裏的女醫生。那天沒有女醫生，也隻是左手小指破了個口，是位廣東吳老軍醫包紮的。他先用鑷子夾起酒精棉球，然後在傷口上下周圍反複用力擦洗，嘴裏還安慰著不疼不疼，一點小破口如此小題大作，我疼得叫了起來。接著他用紅藥水在傷口上再次畫起了圈，我還提示，怎麽不用龍膽紫呢，他說，紅藥水比紫藥水殺菌效果好。其實，我早已把頭擰向別處，還是忍不住回過頭來看了一眼，頓時兩眼發紫，連說，吳醫生，不好，我要暈過去了。吳醫生很有經驗，也連說沒關係，這叫“血暈”，在床上躺一會兒就好。

 

這一冷一熱（血）的內心獨白構成了我的世界觀。國家沸騰群情激昂，我觀景，每課都不落兒，但真看到使槍弄棒最後下手的那一霎那，又會覺得人心都是肉長的，那隻手怎麽能下得去啊。我當翻譯的時候，最怕的是武器翻譯，記得有一次在信托大廈聽意大利武器商介紹他們的空空導彈，說他們的導彈爆破的時候在空中成鏈條狀，別說人啦，就是飛機也會給拉成兩段，我曾設想過，假設我是飛行員，敢按那個發射按鈕嗎。我從軍隊轉業的時候，國家最後一個分配方案是進北京市安全局，說我政治可靠，我忙說，還是讓我幹個體吧，不再吃那碗閑飯了。

 

兄弟間爭奪王位皇權互相殘殺你死我活，曆史上還可以記錄一筆，因為凶殘心狠得皇位，如果是為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最後玩出人命，實在不值一提。更多的情況下，中國人是什麽都不爭的，連一口飯都不爭。文革後期國家最危難的時候，遼寧的一個老工人對毛遠新說，毛主任，您吃什麽我們不問，我們隻要有大蔥蘸醬就行。中共建政以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讓人最不舒心的是上級利用權力整下級，幹部整群眾，而被整的人一直沒有正當的渠道敘述化解。這種不用刀槍整人之風延安時期在中央上層萌芽，建國以後通過各級幹部吹到全國每個角落。實際例子像海邊的細沙，一抓一把。問問每個退休離休的老幹部，問問稍有知識頭腦的一般群眾，有點像男女都要理發洗澡一樣，誰也跑不掉。我幹過多年英語翻譯，唯獨這件事一直無法翻成英文，讓外國人看明白聽明白。

 

一些人忍了。相對來說這方麵黨內的老幹部比一般群眾要做得好些，我解讀他們的心理，估計他們一直在同犧牲的成千上萬烈士做比較，到目前為止，發展到與國家政黨相對抗的人區區可數。在小酒莊裏，我見過一對武漢來的夫婦，女兒在耶魯做博士研究。我問他們，你們的女兒那麽優秀，你們一定是大學畢業吧。女的說，這事兒別提了，六五年高中畢業的時候，遇到長江管理局黨委書記整人，借口老爸出身不好不讓考大學，後來支邊到新疆，女兒生在那裏，改革開放後才回來，還是沒有回到武漢。現在看到女兒女婿都是博士，他們也有機會來美國看看，又看到那位黨委書記的後代成了混混，這段往事也算擺平了。

 

一些人不能忍。這些整人事件最後演繹成多種多樣，我一紙無法寫清，一般的穿雙小鞋，嚴重的找到借口成了政治刑事問題進了大獄。我在紐黑文認識兩個中國人，都是教授級的知識分子，我認識他們的時候已經五六十歲。這倆人的共同特點是脾氣火爆非常能說，遇事愛爭論，在公共場合與我這樣的人交談也是一句話說不順溜馬上火冒三丈。我說你們倆人都這麽一把年紀了，說話還這樣，可以推測年青時候會是一個什麽樣子。這倆人不在一地，但事件性質一樣，都是在大學做學生的時候被黨支部書記抓了典型，越鬧越僵，一個被找到借口信耶穌，一個被查到出身不好有反黨言論，一進監獄，幾年十幾年，青春就這樣沒了。到了美國可以開心罵使勁罵，我想最初的火花不會是太大的政治刑事問題，不信，翻開老檔案看看，或找到知情人談談最初的情況。

 

中共建政以後在幹部使用問題上犯了一個至今沒有意識到也沒有見有人寫過的曆史錯誤。中共的幹部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軍事業務型，一類是政治工作型。中共使用過的大量精英不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絕大多數都匯集在軍事業務領域，檢索一下當年的軍長部長校長廠長，都是一個個行業響當當的領軍人物，而把大量的沒有業務專長能說又會道資格老素質又不高的安排幹起了政工。特別要提一筆的是，毛澤東可能要解當年北大圖書館一氣，曾把大量的工農幹部派到學校科研單位管理知識分子，自己的氣是解了，外行也領導了內行，後果是帶來了新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些當年受壓製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又全部把氣撒在政體國體上。

 

中共的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工作性質相當於美國的牧師職業，在美國，教會牧師是家庭社會學校穩定的基石，牧師是崇高的職業，他們不僅經過嚴格培訓，而且在稅收子女教育上都有相當的優惠。不同的是，中共的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直接掌握著下屬的生殺大權，調動升職評定職稱評語鑒定畢業分配一一握在手中。這些人物水平參差不一，碰上好的還真不錯，就看命了。我這人從小到大毛病很多，先後與幾十名政工幹部打過交道，總的感覺不夠寬容，當年挑的盡是些現在感到可笑的毛病：接個長途電話說你搞特殊化，學個英語說你想叛國投敵，進門沒喊報告說你驕傲自大，學個數學說你不安心本職工作，評語寫成有時對自己估計過高。我的感覺尚此，其他人呢。

 

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政工幹部是安大負責學生工作的黃青龍老師。我想我的毛病這位老師不會看不見，而是他能做到遇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著看不見，何必為一點點小事較真計較起來留下疤痕。中國的政工幹部過去忘記了一個重要的職責，是通過自己的工作給人最好的人生指點。美國除了教會牧師外，還有這方麵的專業人員，需要碩士學位方可工作，稱呼是輔導員（councillor）或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在學校裏，根據每個學生個人情況提出選課學習建議，幫助就業；社會上，處理家庭糾紛子女撫養特種教育，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責。一個成熟的政府十分明白，這些人的問題不妥善解決，一旦發展到社會會引起天災人怨。

 

我經過的那個時代是沒有政府概念的時代，一切都是黨的領導，這也沒有什麽大驚小怪的，重要的是不看名稱而是看內容，再看成熟不成熟，不成熟三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社會不公個人私怨，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心字上插把刀，忍了，成了個人家庭的人生哲學。中國一些地區有許多不忍的人，搞起了農民起義，農民暴動，兩把菜刀就把鄉間收稅的給砍了。最近我思考了一些早期紅軍的問題，感覺不少人是先殺先砍無路可逃正好找到了共產黨，這些又有別於正式報考黃埔軍校的那些職業軍人。中國這塊富土上滋生著一代又一代鬧將，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倫理也很簡單，不成功，則成仁。我個人觀察統計，文革期間北京軍隊幹部子弟打砸搶，領頭的絕大多數都是紅軍將領的孩子。如果他們年齡太小，不算鬧將，那麽看看各城區的工人造反總司令，多少人文化水平不高，但講起話來又極蠱惑人心。我的好朋友魏京生，不知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在加入他們的行列，隻不過不用槍和炮，改糊大字報了。

 

鄧小平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代君王，又是美國華盛頓式的中國改革開放之父。作為美國華盛頓式的開明領袖，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活著的時候，把國家的最高權力主動移交給與自己沒有任何血統關係的人；作為君王，鄧小平又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欽定了最低平民刑期的君王，而且明確說明了這種人捉住了就不放。早些年毛澤東欽定了胡風的刑期，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就階層而言，胡風是著名作家，魏京生是動物園電工，倆人差距較大，就存在而言，倆人都是過客，沒有太大的差別。還需要有老魏當時不是知識分子的前提，因為中國皇帝欽定了數不清的文字獄，老魏後來在獄中自修了全部大學課程，畢業於“獄中大學”，成為知識分子，這也是公認的事實。

 

我不是不想折騰，而是曆史實在不給機會。文革初，歲數太小，紅衛兵不收，還是一個勁兒地往裏擠。六八年早早地被空軍大院管理機關收押鬥爭一通，送到黃河灘農場勞動了事。七一年林彪事件前後隻趕上一個旁觀的份兒，林立果早已規定，小艦隊及下屬的空四軍別動隊不使用任何一個知情的幹部子弟。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事件前後，我在浙江二十九師，那幾天我每天偷聽海外廣播，最激動的時刻，真想買張火車票立馬衝到北京。七七年底，中央廣播電台播出全國恢複高考的消息，作為軍人雖不知能不能參加，還是暗暗開始做準備了。

 

七九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傳來最高法院開庭審判魏京生的消息。我先要斷定是哪個魏京生，解放後北京出生的孩子叫京生的很多。仔細辨認照片，那天京生穿的是兩個口袋的戰士上衣，陸軍軍褲，個頭比我高，清瘦，應該是我小時候的好朋友。

 

我的另外一個好朋友高景鬆在庭內旁聽了整個審判過程。後來景鬆對我說，魏京生能說極了，沒人比得過，比法官還話多。魏京生回憶文章說，吳法憲在法庭上表現不好，沒有骨氣。老魏不知道的是，審判吳法憲的庭長是空軍黃玉昆將軍，黃玉昆的兒子黃友林文革初期被警衛戰士用電線做的鞭子打得遍體鱗傷，萬一黃將軍紅軍脾氣上來，忘記了上麵的交代，一怒之下把吳法憲判了死刑立即執行怎麽辦。我後來見過黃友林，他一直不提這件事。

 

關於“鬧”，李敖掏了心窩子。他說，先要判斷死不死，死了白鬧，不死可勁兒鬧，以後是榮華富貴。

 

李敖說的事，不可能發生在極端專製國家，一般是一槍崩了了事，沒人敢鬧；也不可能發生在成熟的民主國家，收審開庭關押釋放供養豎碑立像頒獎法定節假日，全壽命費用財政支出太大，納稅人不幹。隻會發生在由專製向民主國家過渡的初期，殺還是關猶豫不決。

 

後來出現了許多人東施效顰，可惜啊，沒有機會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隻有一次機遇。以後的處理方法有點像我小時候偷陳熙將軍家的梨子，抓起來，教育教育，罰款放了算了。

 

當時我在安大有點坐不住了，這曆史的機遇還是沒輪到我。

 

 

                                                            08/13/2009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