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我長大的空軍大院
激揚文字，略表我心
文革時的空軍大院
空軍大院的西大門大概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向南挪了
那個年代能在大機關幹印刷恐怕也是查過祖宗三代的，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過一份報道是關於國家重要機關印刷廠的職工當年私藏印刷文件，現在拿出來顯示的。有一位樸實的老職工，妻子癱瘓在床，有一男一女，我隻記得兒子叫鐵頭。鐵頭像他爸一樣從小就樸實，我們雖然愛在一起玩，由於家庭地位太懸殊，我不免喜歡拿鐵頭開心，現在想起來也怪對不住人家的。
有一段時候我發現鐵頭一天到晚懷裏老抱著個大公雞，我感到新鮮，問鐵頭你整天抱著公雞幹啥？鐵頭說是給媽打雞血用的，鐵頭還說自己的飯要讓給公雞吃一半，每天晚上還要給公雞洗個澡，一個月後抽雞血給媽打，能治好媽的癱瘓病。文革中的空軍大院除了成了大字報紅色語錄海洋外還真出現不少新鮮事兒，恐怕打雞血是我記憶中的第一件。我這個人從小不跟風，喜歡戧著幹，立刻感覺雞血往人身上打不行，我對鐵頭說那樣不行，要打死人的。鐵頭是個孝子，執意要打，並說大院門診部不給打，還得到附近農村找人打。雞血最後到底打沒打成我不得而知，但我確實知道鐵頭的父親後來成了曆史反革命，據說鐵頭的父親在印文件時把毛主席語錄印反了，後來政審又發現有曆史問題。鐵頭的父親是大院最普通職工，本來生活就不富裕，同在大院裏，人家住高樓，他住小平房，如今又成了曆史反革命，這對未成年的兒女和癱瘓在床的妻子無疑都是雪上加霜。
文革時幹什麽都是一陣風，不管是政治的，還是生活的，老百姓跟風，老幹部也跟。養海寶喝紅茶菌,好像是我印象中的第二件。記不太清了是文革中的哪一年，我家裏多了一些瓶瓶罐罐，我問父親是幹什麽用的，父親說是在養海寶呢，現在每天喝三次紅茶菌，我掀開蓋子看了看，紅紅的，拿嘴添了一下，有酸的感覺。我想那段時間，不僅我父親，可能大院和全國不少人都在養在喝。實際上當年誰要跟這個風是跟對了，堅持數年，我敢說不會死於癌症，至少我父親最後沒有死於癌症。
上世紀四十年代發明青黴素後，人類普遍認為抗菌素是最好的抗菌救命藥，凡抗菌素不能消滅的有害菌最後都容易轉化成癌症，成為不治之症。實際上還有一個好辦法對付這些滅不掉的有害菌，就是菌種平衡，用友好菌對付有害菌，是預防保健的最佳良方，這種辦法在政治上叫“以夷治夷”。一九八八年我帶著發明的計算機外語教學係統參加了北京國際發明展覽會，在張建宇的幫助下獲了銀獎，會上我認識了五筆字型發明人王永民和楊振華抗癌851的發明人楊振華。當時我怎麽看抗癌851怎麽像當年的紅茶菌，而且這事多年來在我的腦海裏一直是個懸念。如果真是這樣，851就是當年的紅茶菌，大家似乎又明白了一個道理，文革也有好東西啊。楊振華是中國生物製品的開山祖，她的851在美國現在還有賣，不少人說確實能起到防癌作用。發明都是個“巧”字，也是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關鍵道理對，楊振華發了財，其實杭州的“娃哈哈”也是一個道理。
文革時的空軍大院應該像全國一樣還有一道景，就是前後擺手，當年玉淵潭公園的運河兩岸，每天早晨數千人一起擺手，著裝不論男女全部黑綠，一起手前手後。可是這道景在大院裏從來沒有見到過，也沒見人擺過手。擺手同打雞血喝紅茶菌不一樣，是一種集體活動。文革前大院同級的幹部多是一塊上下班，在路上走著大家有說有笑，文革時可不同啦，成了老死不相往來，話都不說一句，怎麽能在一起擺手呢。再有文革初期空軍眾將鬧翻，借口討論文革，實際上在發泄對新任司令的不滿，並要求部以上機關幹部表態，一個好端端的空軍大院頓時四分五裂。又說到擺手，總不能司令派在一起擺，反司令派在一起擺，付司令派在一起擺。
大院的同級幹部從上下班路上有說有笑到文革時的老死不相往來，發展到最後人情淡如水，薄如紙。這種現象從曆史的角度看，實際上受傷最重的是他們的第二代。一個大院，千八百個孩子，父輩多數認識幾十年，孩子們又青梅竹馬一起長大，可是成婚結為親家的很少，用一句數字話說，不足百分之一。我倒是一心想找一個大院的女孩子，但一直困難重重，最後找的這個小郝，幸虧她父親是離休後才到的北京，文革時不在大院，要不然也早涼菜了。
文革時發生的這種不正常的父輩間的人際關係對我後來的身心健康影響很大，到哪都不願意直報姓名說出父親是誰，生怕碰上了整人的對立麵,像個地下工作者。我大學畢業剛到空一所報到，就被政治部陳付主任認出我的父親是潘斯福。陳付主任在大院時隻是個幹事，他不太明白司令部上層的殘鬥和用心的凶險類似當年蘇區的肅整。陳付主任說他跟我父親很早就認識，而且父親一直對他很好，他執意要請我和小郝到他家吃飯，我說那可千萬使不得，要吃也一定要把窗簾拉上。小郝看不明白，因為陳付主任家的對麵就是所長樓，當時有三個所領導在大院時做過處長，隻不過他們認不出我。
院子大了，什麽樹都長。文革那幾年大院出了不少新鮮事，恐怕傳得最快的是出現反動標語吧。好像是在文革最火的那一年，先是四號樓垃圾箱旁出現了反動標語，我跑過去觀看的時候，已有戰士站崗，標語已拿報紙蓋住。標語寫的位置很低，很可能是少兒所為。其實當年很多所謂的反動標語都是筆誤，一般是寫“打倒劉少奇”沒寫對，寫成“毛主席”了，要不然寫“毛主席萬歲”，小孩不懂事兒，在“毛主席”上打起XXX來。當時負責照像破案的是一個個子高高的姓梁的幹事，也就是後來大院開會鬥我大喊叫我低頭的那個。他采取的破案方法是對筆跡，不過那時是人工的，我在大院時是個知名人物，遇到這些事當然跑不掉了，我隱隱約約記得他讓我寫過幾個字，不過當時太小，搞不懂他是在收集筆跡。大院出現這些反動標語很明顯不是大人的字跡，就是查出來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其實最陰險的是大院當時在暗查一個三歲的孩子每天喊著“蔣介石萬歲”，領導認為出現反動標語可以是小孩的筆誤，但喊反動口號一定是大人教的。現在想來這是一例明顯的陷害栽贓案，告發的人意在陷害小孩的父親。當時有三五歲孩子的多是參謀幹事，可能還帶有外地口音，小孩說起話來又不標準，趁大人不在再逗逗孩子，遠聽近聽就像在喊“蔣介石萬歲”了。
一九六九年年底，我從陝西黃河灘農場回北京，沒想到在火車上碰到大院警衛連的老兵胡傳福。胡傳福，河北邢台邯鄲一帶人，一九六二年入伍後就在大院警衛連，一九六九年春退役，可以說我搬到大院就認識他了。這個人可是大院那個時代的活曆史，不知為什麽那天他見了我顯得十分緊張，後來又有些害怕。警衛連文革時擴充為警衛營，警衛戰士日夜站崗，擔負著大院的安全，這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但不得不指出，不少戰士成了掌權一派的馬前卒和打手，很多過火的抄家押送逼供信行為都是這些戰士幹出來的，這些沒有法製的行為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大約有十二年漫長的歲月。
在狂熱的年代，大家都狂熱是正常的，不狂熱反而就不正常了。狂熱之後是冷靜，冷靜下來就會良心有發現，這種現象在西方稱之為寬容和懺悔。同大院的孩子回恢複接觸後，不少孩子給我留言，勸我不要提太多這些揪心的往事，他們說不論父輩當年在哪一派，看到這些文章都會很傷感的。說實在的，都經過那個年代，大院哪有世外桃源，有誰能“桃花源裏可耕田”，鐵頭一家也是難逃啊！
Aug 02,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