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我長大的空軍大院
激揚文字，略表我心
空軍大院的鐵絲網
山西人省吃簡用俗稱“摳門”，不知現在年青的山西人還是不是這樣？山西的窮人省吃簡用圖過個舒心日子，山西的富人也省吃簡用，把錢省下來壘高牆，蓋大院用來防賊圖平安，因為家家戶戶地窖裏都藏著不少銀子。當年紅軍東渡想炸開這些高牆還真廢了不少功夫。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空軍大院沒有圍牆，是用鬆鬆散散的鐵絲網圍起來的。那時院內的人很自覺，進出都走門崗，外麵人也老實，很少有扒鐵絲網進來偷東西的。
大院的西南角靠著鐵絲網的是十四號樓，那裏曾經住著空政保衛部副部長趙國銳一家。趙國銳，河北深縣人，抗日前期幹部，妻子南京人，這優美的組合使他們的三個孩子格外聰穎，思維比一般孩子靠前。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歲的趙小妹幹出了別的同齡孩子不敢幹的事，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大院服務社的宣傳欄上，也就是這張大字報給趙家引來了無可挽回的家難。趙家被趕出大院後，幸虧那些鬆鬆散散的鐵絲網，趙小妹得以爬進爬出，喊冤叫屈，求人同情。
最近，小妹給我發來長Email,含著淚水，向我訴說了當年那段往事：
在我的記憶裏，爸爸是一個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人，是一個老老實實做人的人，是一個對子女既愛，管教又非常嚴格的人。
記得一九六七年三月，育鴻小學紅衛兵在院子裏到處批鬥老幹部，當時我非常有想法。我想伯伯們都是跟著黨，跟著毛主席經曆了槍林彈雨，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他們有什麽錯。於是，我和鄰居李小先，還有她哥哥姐姐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內容說紅衛兵有錯。由我把這張大字報貼到了服務社門口的宣傳欄上。
沒想到第二天，我一出家門就遭到育鴻小學紅衛兵的圍追堵截。我就玩命地跑，當快跑到學校北門口時，被一個頭頭給抓住了。他高舉著手中的皮帶，讓我說誰指使我們寫大字報的。我說，你們做得就是不對，你們不該對伯伯們那樣，不該給伯伯們剃那麽難看的頭（當時還不知道那叫陰陽頭）。他說，你要再不說是誰讓你們幹的，我就要打人了。這時跑在後麵的紅衛兵也跟上來了。在這緊要關頭，沙永恒校長來了，他對頭頭說，你們不要亂打人，就上來拉開他的手，讓我快跑。我是跑了，但是給沙校長，給我親愛的父親帶來了我當時無法想象的災難！
當天，他們就把沙校長拉到學校的操場進行批鬥，說沙校長包庇壞人。那天晚上，我爸回來得特別晚，問我為什麽要寫大字報，我就說了我的觀點。第二天一早，就看到他坐在沙發上在等我，對我說中午吃完飯回來，要和我好好談談，還說了一句：“沒關係，頂不及棄甲歸田，回家種地。”中午吃完飯，怕爸爸打我沒敢回家，就在耿燕婷家西屋的窗前趴著，想等爸爸走了再回去。因為耿燕婷家的西屋的窗前剛好能看到我家，還有我爸放自行車的地方。快一點的時候，我看到保衛部的一個叔叔急促往我們這個門口走來。
我們家有一個習慣，就是進門後隨手要將門鎖上，再回來的人，自己用鑰匙開門。可是這天，保衛部的這個叔叔上樓後，不一會兒就下來了，還大聲說出事了。我一想不對，立刻往家跑，門是大開的，我爸躺在大屋的地上，看上去好像是在睡覺，因為當年也就十三歲不到，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並不認為爸爸不在了，隻是認為有病送醫院了。前後也就幾分鍾，門診部的大夫們趕來了，說人不行了。讓我奇怪的是那個叔叔從此我再沒見過！
那天，我們家來了好多好多人，我站在那兒不知所措。我隻記得林琳的媽媽，劉秀琴阿姨把我領到她家，讓我把當天的事說一說。當我說到棄甲歸田時，阿姨說：“孩子這四個字你一定要記住，有朝一日，有人提起這事時，你一定要說出來。”還說：“能說出這樣話的人還能去死？我不信！”
爸爸就這樣消失了，我們幸福的家也隨著沒有了。出事後，空軍就不讓我們住在大院，讓我們搬走。我媽單位給了一間筒子樓近二十平米。出事前，家裏是三間一個單元的房子，家裏的東西很多，為此媽媽賣了許多的東西。沒過多久，我哥去了內蒙建設兵團，我媽去了大興天堂河農場的57幹校，家裏就剩比我還小兩歲的弟弟。我和弟弟沒有一分錢，為了生存，我一次次地去空軍大院政治部找領導要生活費，他們就一次次地推說事情難辦，並且還通知門崗不讓我進去。我就站在鐵絲網外哭，許多大人孩子都認識我可沒有人出來為我做主。在我絕望的時候，又碰到劉阿姨下班回家，她怕人看見就向我做手式，意思是讓我在鐵絲網外麵跟著她走。她帶著我往將軍樓走，走到車隊時看看四周沒人，她一腳踩著一根鐵絲網，兩手用力將上麵的一根鐵絲網拉起，這樣成了一個洞，我鑽了進去。她告訴我，讓我去找任學耀，也就是任小青的爸爸。並且告訴我小青的奶奶是山西人特別小氣，讓我利用她達到目的，讓任伯伯給我寫領生活費的單子，說如果不給薟字，你就不走，就在他們家住著，吃了上頓吃下頓，要不了兩頓飯這事一定能解決。
我就這樣進了任伯伯家，奶奶說伯伯中午回不來，讓我下次再來，我說沒關係，我可以等。等到十二點多了，他家的飲事員問奶奶開不開飯，奶奶說等我走了再開。我就對那個叔叔說我餓，想吃飯，那個叔叔就去給我盛了一大碗飯，上麵還堆著好多菜。奶奶見了直心痛，我又故意說不夠吃，讓叔叔再給添一碗。這時奶奶坐不住了，立刻給任伯伯打電話用方言和伯伯說讓他快回來。不一會任伯伯就回來了，奶奶說快給這孩子辦事吧，不然她在咱家這個吃法，非把咱家吃窮了。任伯伯給我寫了條子，並且打電話給什麽人，讓他們下午一上班就給我發錢。我和我弟弟每人十二元錢，一共二十四元！當我把錢拿到手時，我哭了，為了這點錢，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不知走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才得到了這來之不易的錢！每當我想起這段心酸屈辱的往事，每當想到劉阿姨當年的恩情，我都會淚流滿麵。
家裏沒出事之前，我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從沒管過錢，也不知錢的重要。當我拿著這二十四元錢就立刻想到，一個月是三十天，也就是我和弟弟一天的生活費不能超過九毛錢，一頓飯兩人隻能吃三毛錢，不然就不夠了。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學做飯，學著怎麽能吃得飽又能吃得好！記著弟弟因為太小不懂事，拿了五分錢買了一個手電裏的反光瓦，我認為這個東西沒有用，是在亂花錢，為此足足說了他三天。媽媽的幹校就在北京，可從來不讓她回家，我和弟弟為了看媽媽，特意省吃簡用做了一小奶鍋的紅燒肉，求車隊的司機帶我倆去看媽媽。數九寒天，我和弟弟坐在卡車上倆人凍得縮在一起，到了團河，人家就是不讓我們見媽媽。我和弟弟隻好又端著鍋回來了。
爸爸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不少家長就告訴他們的孩子不要再和我們玩，有的調皮孩子就成心找碴兒欺負我們。從那時起，我一個瘦弱的小女孩就學會了打架！但是，我弟弟太小，又特別膽小，別人打他，他也不敢還手。有一次，放學回來我看到他的腿讓人給打了一個大血口子，就逼他說出那個孩子長什麽樣，他怕人繼續打他不敢說。我就放學後等他，讓他躲在大樹後指給我看，然後我上去就把那個小孩子打得鼻青臉腫。以後，沒人再敢欺負我們了。
在筒子樓住得時間長了，發現鄰居裏有許多好人，他們都在暗地裏保護幫助我們。
我應該是七零年初中畢業，這屆一般根紅苗壯的都分到工廠，學校，商店。隻要有招工的來，老師首先推薦我，因為我在班裏學習成績是數一數二的。可用人單位不敢要，因為我是黑五類子女！最後讓我去西山農場，我去了一個星期就不去了。我覺得自己太倒黴，所以再次去空軍找任伯伯幫忙，想讓他把我送到部隊去，他說不好辦，讓我等等，還說讓我去空軍的工廠，就這樣我在家等消息。直到七一年底，我看還沒消息就又一次去找，這次任伯伯告訴我讓我某天去空軍後勤部找工廠管理部的部長，讓他給想想辦法。我騎著自行車找到那裏，直闖會議室。那時正在開全空軍工廠廠長會，我當場說了我的情況，問誰能帶我走。記著當時在場的人沉默了有十多分鍾，之後二十八廠的廠長站起來說，孩子，我帶你走，你這就去轉戶口，明天晚上到北京站找我，帶你去湖北。
就這樣，沒等過元旦，我帶了兩件換洗衣服跟著廠長去了湖北穀城二十八廠。
轉眼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媽把我從湖北弄回北京。各單位開始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我們家也開始積極為爸的事整理材料。空軍政治部的一些叔叔伯伯們連名寫材料要求給我爸平反，在這裏我要感謝這些叔叔伯伯們。他們給我出主意讓我去找不僅官複原職而且升為司令的張廷發。我帶著材料去找他，他連門都不讓進，我隻好從別人家與他家通著的小門進去。但他還是不下樓，正好碰到他女兒，因為小時都在育鴻上小學，她把她爸叫了下來，張下來後再三解釋說這事不好辦，問題複雜。我心裏挺有氣，說道，您當年受批挨鬥，我們就坐在台下，看到文工團的人上台用磚把您的頭打破，鮮血直流，這事您還記著吧？您有什麽問題，他們為什麽整您？說到這兒，老頭兒眼淚都流出來了，說孩子別說了，把材料放下，伯伯一定給你爸做主。
小妹的這幾段描寫真實而又動人。那個摳門的山西奶奶我見過，七十年代我到幸福村找任書明，任學耀的大兒子，那個奶奶給我倒了杯開水，不過那時已經沒有炊事員了，兒媳婦回來看著實在過意不去，給我拿了幾塊糖吃。那時的人多有黨性，沒有人性，要沒碰上這個摳門奶奶，小妹兄妹還不得餓死。這段述說也活靈活現地展現了在職在位的高級幹部對他人的愁苦漠不關心的神態，但一觸到自己的傷疤，“老頭眼淚都流出來了”。文革怎麽把人心都整成這樣？！以至後來大院扒了鐵絲網，壘起了圍牆，從此，被趕出大院的人想再回到大院，可不那麽容易了。
一晃四十年過去了，趙家兄妹三人一直在疾風裏成長，如今個個都事業有成。大哥趙百合現在是兵器工業部第五設計院高級工程監理，小妹是首都師範大學老師，小弟是北京鋼鐵學院正教授。我想，要沒有文革那段風雨，他們會發展得更好。
08/28/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