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我長大的空軍大院
激揚文字，略表我心
小豆子
我一直主張稱朋友同事同學直稱名字,不要叫外號或隨意起名,時間長了要不叫習慣了倒把人家真名給忘了,現在即使有最先進的搜索工具,記不住真名也很難找到。安大有個同學叫小江西，恐怕他的真實姓名沒有多少人能記得了。小豆子也是一樣，要不是我當年留個心眼，問了一下他的名和姓，他告我叫竇小賓，可能越熟越不好意思問了。
一九七八年我父母親雖然人到西安，但他們仍希望我們五個子女繼續生活在北京，互相就近有個照應。我是長子，在母親的眼中顯得無比重要，是她的精神支柱。事實上也是這樣，後來我用下海後掙的第一筆錢為父母在北京大興黃村買了個兩居室，我們家終於在北京團圓了；再後來我抓住機會走出幾步妙棋讓空軍解決了父親在北京的住房；再再後來我用那個兩居室倒騰下地安門帽兒胡同一處臨街房產，與婉容為鄰了。母親希望我在北京找個女朋友，將來把家安在北京，我說我們家在北京連個像樣的房子也沒有，那六平米的房子哪個大戶人家的閨女見了都會搖頭的，母親堅持說找找看，總比呆在家裏強。在大學第三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就這樣我認識了小豆子。
我認識小豆子的時候，他已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地安門派出所的一位不知名的片警。之前他參加過上海空四軍林立果組織的別動隊，也許為此事他複員回了北京。那時北京地安門大街西街歸西城區，東街歸東城區，小豆子的活動範圍多在西街。小豆子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活動能力極強，上世紀七十年代就諳熟托關係走後門。他看準了胡同裏的一個垃圾站說通了房管局給他蓋了一棟小房，我一回京他就招呼我到他那住，不但住而且包吃包喝，從這點來看他很有投資眼光。我在他那住著有點樂不思蜀，他常提醒我今後發達了可別忘了他。他見我想找個大戶人家結親，他說行，你條件不錯，不過多是年齡大長得醜，這你可得忍著。
地安門一帶住著數不清的將軍部長達官貴人，鄧小平也在附近住著。那時這些將軍部長們大多閑居在家，小豆子就以給他們的子女辦回京戶口為名，成了這些大戶人家的座上賓。多在晚上等小豆子執勤回來後，我倆騎著自行車他帶我一家家串。記得我們去過上將陳士渠家，一位公安部付部長家，還有不少叫不上名字的，我們常常是一推門就進，老爺子們親自敬煙敬茶。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倆闖進一家獨門獨院，看見正屋裏一大群子女正圍著老爺子看電視，那時彩電還不普及，可能子女家還沒有。十點半電視節目結束後，子女們前後腳散去，剩下老爺子，小豆子圍著他神侃，我在旁邊看得出老爺子對小豆子並不感興趣，隻是無奈而已。
串得多了聽得多了慢慢我發現，由於中國長期重男輕女，久而久之在當時的幹部子女群中就出現了女多於男的局麵。這些大戶人家的千斤小姐或因文革或因相貌又常常高不成低不就，時間久了婚姻就成了大問題。小豆子對這些人家的女兒了如指掌，他同我吹過，鄧小平還未複出的時候，他曾為鄧的小女兒毛毛張羅過對象。小豆子雖
說白了我對那門親實在不感興趣，感興趣兒的是讓小豆子帶我下飯館，每次去小豆子總是不給錢或少給錢。我們最愛去的是馬凱，合義齋，有時侯也去去烤肉季，如今這些老字號可能還在。那年頭下飯館對普通市民還是件稀罕事兒，有時侯小豆子挺會來事兒點一個小盤，裏麵的廚師一看是小豆子點的，馬上給換一個大盤。有一次在合義齋，我們和另外一個顧客同點一個魚香肉絲，端出來一大一小，而且還上在同一個桌子上，那個顧客挺愣，隨口甩出一句：什麽國營餐館。去副食店買肉也是一樣，稱一斤瘦肉，小豆子才給人家兩毛錢。好在那時都是國營的，虧錢虧不到自己身上。小豆子常對我說別看他這四十塊錢工資，待遇高過局長。
沒多久與小豆子越混越熟，有時坐在地安門派出所等小豆子下班。一天軍民聯防抓了一個身帶手雷的嫌疑人送到派出所來，我催小豆子快下班我們好去飯館吃飯，小豆子簡單審了審就把那人給放了。那個嫌疑人不久又被聯防抓住送到派出所來，這次所領導可抓住小豆子的把柄了。你想想，這十幾天我們一家家飯館進，一家家四合院串，樹大準招風，當年鬼子還沒這樣，不折才怪呢。
第二天下午我正一個人坐在小豆子家裏，突然進來了兩個警察，看樣子是奔我而來。先問我有沒有暫住證，我說沒有，原來家在北京，現在西安。你跟戶主什麽關係？一個警察問，我回答是親戚，我稱他媽大姨。他媽叫什麽名？另一個警察又問，我實在答不上來。是親戚還不知道叫什麽名！你是幹什麽的？我一看不好趕快亮出我的王牌，我說我是空軍軍官，現在安大讀書，快畢業了，回北京找工作。這下氣氛緩和下來了，要不然稍微叫點兒勁，非給我帶到派出所去不可。接著兩個警察四處看了看，沒說什麽就走了。
我一下慌了神，北京是不能呆了，也顧不上台長的女兒了，決定馬上去火車站離開北京。我一算日子，正好小豆子的哥哥當天當班，他是北京至廣州特快軟席車廂乘務員。我買了張站台票進站後找到了他說趕快把我送上北京去合肥的快車，他二話不說帶我去找了車長，一切都很順利。
到校一個月後我曾收到小豆子的一封來信：潘湧：你不辭而別，害得我連個證人也沒有，我這回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現正召開人大，端正警風，分局決定對我加重處罰，給我記大過處分，調出幹警隊伍，現在分局食堂幫助工作。···。
轉眼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同父親聊天，父親說當年我們困難的時候，小豆子對我們幫助很大，不能忘了他。我到西城分局四處打聽，終於在張漢成那找到了小豆子，他還在分局食堂幹，我說趕快把他約來，在我妹妹開的大學生酒家請他吃飯。
小豆子一見我第一句話就說：潘湧，當年要不是你，我現在早當局長了。我說：瞧你那出息勁兒，我還以為你早辭職下海蹬車賣菜，現在早發大方了。他還是老樣子，不停地胡掄亂侃，對人生一點兒也沒有抱怨。
實際上那年我無意中為小豆子創造了一次人生難得的創業機會，但小豆子沒有看到，這個機會倒是被潘雅看到了。潘雅在當選東城區人民代表後接受《東方時空》節目主持人采訪時說，早期國家鼓勵辦個體企業，實際上是想卸包袱，讓那些單位不喜歡的人，勞改釋放犯，社會渣子自謀出路，國家不管了，我認為是個難得的機遇，就毫不猶豫參與了。過來人都知道當年最受社會鄙視的莫過於幹個體的了。
01/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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