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的說,中西媒體區別的區別在這一段時間被人有意無意的忘記了。媒體實際上有兩個作用,一個是樹立榜樣,引導社會的走向;另一個是吹毛求疵,監督政府和民間機構的運作。要讓媒體同時“公正”地承擔這兩項功能,是不可能的。直接地看 ,國內的媒體是因為政府控製做不到,西方的媒體是因為經濟利益的驅使而做不到。間接地看,現在的中西媒體模式,也符合相關國家的政治體製的需要。
公司的管理大致也可以分為人性化(相當於民主)的和權威化(相當於獨裁)的管理,兩種方法的管理都不乏成功的例子。關鍵在於管理者能否確認自己和自己的公司適合哪種方式,還有就是管理者如何把其管理意念貫穿整體事務,係統地實行管理。國家製度的好壞不在於它是民主的還是獨裁的,關鍵在於它能否適應社會的發展。過去幾十年,資本主義的發展比社會主義的發展好,其原因不在製度本身,而是在執政者的管理。資本主義吸取了社會主義的優點,不斷完善自身,所以才能發展到現在的地步。同時這也是競爭的結果。現在,這種競爭不存在了,資本主義不可能再有類似的發展。
國家對媒體的控製,是和它的製度相適應的。媒體國內的媒體報喜不報憂,壓製不同政見,絕大部分的人覺得是大逆不道,他們卻沒有從整體需要去考慮。一個獨裁的製度,可以通過自身的機製,對政府的運作進行監督,所以輿論監督並不是最重要的(當然不是說不需要的)。就拿貪汙腐敗來說吧,八十年代前的“輿論自由”比現在更少,但貪汙腐敗的現象顯然不比現在多,這就是最好的例證。如果國內的輿論也象西方媒體一樣,太多地報道負麵的新聞,怎麽能起到引道的作用呢?國內社會風氣的不斷下降,“輿論自由”卻是難辭其咎的。
相反,西方的民主政府表麵上有很多相互監督,但實際上這種監督是很難生效以致是無效的。沒有輿論的監督,民主國家就會失去控製。就拿前一陣德國的議員加薪的事來說吧,由於要“民主”,本身不同意加薪的議員也投了讚成票,結果議案獲得了通過。後來還是“輿論”一片反對聲討,才迫使政府停止加薪的措施。再看西方社會風氣之所以難以改善,可以說缺乏國內媒體那樣的“榜樣”性報道是重要的原因。君不見,殺人狂的“事跡”無處不見,處世不深的很多年輕人錯把它當“榜樣”了。
所以,“輿論自由”是一把雙刃劍,用不好很容易傷了自己。就像我們無法要求西方媒體多報道正麵的東西一樣,也不要太強求國內的媒體來個徹底改變。如何采其精華,靈活運用才是應該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