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蔣廷黻版 《中國近代史》

[ 墨按 ] 感謝 guojianguo 兄，為我們辛勤輸入了本書。我略略排了一下版，並增加了

陳旭麓先生的《重版前言》和文正義先生的《重版後記》作為導讀。《中國近代史》

寫於六十多年前，僅五萬多字，現在看來，似比當下一些所謂“史家”，還要高上

那麽半籌、一籌、幾籌。再次感謝 guojianguo 兄的辛勤勞動！

[ 輸入： guojianguo]

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 著

嶽麓書社印行

1987 年 4 月第一版

ISBN ： 7-80520-029-7/K · 5

（以上為舊版信息，列出方便大家到圖書館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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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 7-80520-952-9/K · 189

定價： 9.50 元

（以上為再版信息，現仍可在一些書店找到，唯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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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一八九六年——一九六五年），湖南邵陽人。先後肄業於美國奧柏林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獲文學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後執教於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從事中

國近代史的研究。重要著述有《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中國近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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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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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麓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到長沙參加左宗棠逝世百周年紀念的學術討論，訪問了

嶽麓書社，鍾叔河同誌談起他們“舊籍新刊”的計劃。這裏的“舊籍”一詞，大體

指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刊行的一些書，是介於古籍與新籍之間的著述。我順便

提到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嗣後，鍾叔河同誌來信要我為“新刊”此書寫幾句

話。

　　蔣廷黻 ( 一八九五——一九六五 ) ，湖南寶慶 ( 今邵東 ) 人。以研究外交史馳名，

編過《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著有《最近三百年東北外交史》等，原為清華

大學教授，後以書生從政，任民國政府高級外交官。所著《中國近代史》，原為

《藝文叢書》之一，初版於一九三八年。這是一本薄薄的才五萬餘字的書，論述卻

頗能融匯貫通，以作者自己的認識，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點帶線，寫了從鴉片

戰爭到抗日戰爭前的曆史，為近代中國劃了個輪廓。它曾在知識界中流行，後因其

政治傾向及論述上的偏頗，遭到非議，然而識者仍以這本小書不無可取之處。

　　這本近代史用對比的方法入手，一開頭就抓住中國社會的差距說話，指出“到

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明，而東方的世界仍滯留於中古”。

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因為：“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

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說那時的軍隊、政

府是“中古”的，人們不會有異議；中華民族誠然是勤勞勇敢的，但就那時的生產

關係及其社會狀態來說，也是“中古的人民”，並非失言。我們對近代社會的各種

關係，既要進行具體的研究，也應有全局的探索。

　　中國如何從“中古”的狀態解脫出來，蔣廷黻繼而在書中作了這樣的論證：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嘩人嗎？

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

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

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強，不能者必遭致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

好，日本就是好例子。”要向西洋人學習，改變中國過時了的事物，這是從林則徐

以來逐步認識的道理，開始從科學技術著眼，然後是政治製度，然後是社會改革，

由此而有“近代化”的總體上的要求和呼喚。蔣廷黻說洋務派“起初隻知道國防近

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道路上的進一步之後，就發現必須更進一步；再進一

步，又必須再進一步”。洋務派雖然由軍事工業而民用工業以至教育文化上的設施，

其實遠沒有這樣的完整認識，這個認識過程是在洋務運動後數十年才達到的。但是，

要以“近代化”來改變“中古”的麵貌，這是曆史的邏輯。蔣廷黻在曆史的推進中

感知了這個邏輯，所以也就能觸到近代中國的這個總要求。

　　近代化對中國是一個非常迫切的課題，它在中國近代曆史的進程中卻又是一個

緩慢和曲折的曆程。蔣廷黻不可能找出為何如此緩慢和曲折的社會根源，但他卻看

到了我們民族的惰性。他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

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這個話頗有分量。為什麽中國人不

能在鴉片戰爭震撼的當初迅速走上維新之路呢？蔣廷黻的回答說：

　　“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曆史，根深蒂固，要國

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

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階級飯碗的搖動。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

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 ( 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 ) 是缺乏獨

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少數看得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

的指摘而不言。”這些情況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充分暴露了出來，上推至鴉片戰後的

五十年代即已呈現，剛萌芽的維新思想一開始就受到窒息。不過蔣廷黻說的雖有少

數人看得較遠較清卻怕清議指摘而不言，這不是全部。事實上也曾有過敢言的士大

夫知識分子如馮桂芬、郭嵩燾者，洋務運動中有，維新運動中多了些，如果戊戌的

激蕩發之於鴉片戰爭結束的歲月，則後來的曆史或有所不同。

　　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蔣廷敝在近代史中論述的這些環節，不是無的

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國的某些實況及其方向的。但是，他沒有找到中國走向近

代化的正確道路，也沒有從這些認識引出正確的結論。這並不足怪。值得重視的是，

他在書中慎重地考慮了應該考慮的問題，表述了“複興民族”的願望。

　　書中也有“全盤西化”的話，這種不顧中國實際、抹殺民族傳統的主張，顯然

是錯誤的。但如果不從字麵上推求，所謂“西化”實際即指近代化，“全盤西化”

是更大程度地要求近代化。同時，也是對那種“半新半舊”的折衷言論而發。其他

如“撚匪”一類不當用語，則是蔣廷黻一輩學人的慣性表現，不一一列舉。

　　蔣廷黻專長外交史，有較豐富的國際知識，對近代許多事變的國際背景作了明

確的交代，如甲午戰爭、三國幹涉還遼引出的一幕幕險惡交涉，都能以簡明的文字

指出其中的錯綜關係，了解這些關係，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條件。書中引用不太多

的史料和掌故，也給人以形象感，不難看出作者的識力和撰述手法。

　　我想，重印這本書，對我們考察近代中國社會和了解前此一些代表性論著對近

代中國的認識，不會沒有幫助。

　　因為《舊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

立場而抹殺其學術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塗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時除

個別詞句外，於其述事論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隻有原書最後一節，講的是“抗

戰建國”的現實，不免囿於成見，就把它節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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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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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中國近代史大綱》是民國二十七年五、六兩月起草的。那時我已辭去駐

蘇大使的任務，還未恢複行政院政務處的職掌，在漢口有幾個月的安逸，於是趁機

寫這本小書。

　　我在清華教學的時侯，原想費十年功夫寫部近代史。抗戰以後，這種計劃實現

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機

把我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這是這書的性質，望讀者隻把它

作個初步報告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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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台灣啟明書局印行《中國近代史大綱》（一九四九年七月台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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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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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已與外族久已

有了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

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為

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滿清可比。

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雖然

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

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

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打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

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

我們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

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

的物產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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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據“藝文叢書”《中國近代史》（民國二十七年藝文研究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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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俄、美兩國的完備，然總在一般國家水平線之上。第三，我國秦始皇的廢封建

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

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我們

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

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比汽車與洋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

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

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年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

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麵很象中國的春秋時代，

文藝複興以後的局麵很象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

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

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

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

方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

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

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

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

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過

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餘年以來，日

本居然能在國際上作一個頭等的國家，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也可

以把俄國作個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家，

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正當我們

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製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

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維新。

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

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濱海的尼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

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

所以今日的斯塔林還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

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卻是在十九世紀

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裏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

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

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我國的滿清

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

了，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已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家

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象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

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至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

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

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

來，擁護民族領袖基馬爾，於是始得複興。基馬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

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

業，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

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麵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

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複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

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

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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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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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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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

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原故是很複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

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彝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

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

外絲茶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

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原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的，我們總把

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

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

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

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麽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

作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

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

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侯，西

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

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

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

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作買賣的。十三行的行

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

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

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遊，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

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

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

中文。第一個耶蘇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

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

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

滿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

貨價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

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我國官

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的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一個法國人在

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

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

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

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

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

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對於我們的通商製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

到了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人的態度就慢慢的變了。這時中國

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人之中，英國已占領了領

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製造。海

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製，英國認為最不利

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

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作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

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作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

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一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

那就能得著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

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候（ Lord Macartney ）為全權特使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

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

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

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

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

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她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

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麵，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

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

答應，後來有條件的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

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

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

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回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

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

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來華，其目的大致與

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

對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

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

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白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

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的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的

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

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我

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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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人作鴉片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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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麽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

來的東西隻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

的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加增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品。在中

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

度乃獎勵種植統製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

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

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加增。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

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輸入尚隻五千箱，

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值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

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般紳士，覺得禁煙絕不能

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

一麵加重關稅，一麵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

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

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上了一封奏

摺，大聲疾呼的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

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

　　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

　　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

　　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

　　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

　　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

　　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

　　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

　　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

　　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折上了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的反對黃爵滋，總

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尚隻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

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裏，要禁煙應從廣州下

手。惟獨兩湖總督林則徐完全讚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

吸食與販賣都要加嚴禁止，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酌廣州杏辦煙禁。林文忠公

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

他雖然以先沒有辦過“夷務”，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

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

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

為，是我國士大夫階級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複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

有外國的幹涉，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間英國人絕不願意我們實行禁煙呢？

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

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

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兩方麵都有理由。關

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

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

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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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西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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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一個星期的考慮和布置，他就

動手了。他諭告外國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

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出賣的鴉片，

“盡數繳官”；第二，出具甘結，聲明以後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出，

甘願“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官

僚，到任之初，總要出個告示，大講什麽禮義廉恥，實在還不是要價？價錢講好了，

買賣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的人：

“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

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

圍起來，把行裏的中國人都撤出，然後禁止一切的出入。換句話說，林則徐把十三

行作了外國人的監牢，並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當時在十三行裏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 Captain

Charles Elliot ）在內。他們在裏麵當然要受相當的苦，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

己動手。但是糧食還是有的，外人預貯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濟。義律原想妥協，

但是林則徐堅持他的兩種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麵隻有兩隻小兵船，船上的水兵

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隻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不是

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由他以商業監督的資

格給各商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為大英帝國的鴉片。

　　義律共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箱，共計二百數十萬斤，實一網打盡。這是林文忠

的勝利，道光帝也高興極了。他批林的奏摺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

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煙，他們想林這一次發大財了。林在虎門海灘

挑成兩個池子，“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撤鹽其中，次投箱中

煙土，再拋石灰煮之，煙灰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可嗅。潮退，啟放涵

洞，隨浪入海，然後刷滌池底，不留涓滴。共曆二十三日，全數殆盡銷毀，逐日皆

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讚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

　　義律當時把繳煙的經過詳細報告英國政府以後，靜待政府的訓令。林文忠的大

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並且朝廷調他去做兩江總督，他可是不去。他說：已到

的鴉片，既已銷毀，但是以後還可以來。他要澈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結，

以後不作鴉片買賣。這個義律不答應，於是雙方又起衝突了。林自覺極有把握，他

說，英國的戰鬥力亦不過如此，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門的

炮台都重修過，虎門口他又拿很大的鐵鏈封鎖起來。他又想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

黃，他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間，廣東水師與英

國二隻小兵船有好幾次的衝突，林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是樂觀的。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以後，就派全權代表懿律（ Admiral George Elliot ）

率領海陸軍隊來華。這時英國的外相是巴麥尊（ Lord Palmerston ），有名的好大

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並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的通商

限製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於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夏天到廣東洋麵。

倘若英國深知中國的國情，懿律應該在廣州與林則徐決勝負，因為林是主戰派的領

袖。但英國人的策略並不在此，懿律在廣東，並不進攻，僅宣布封鎖海口。中國人

的解釋是英國怕林則徐。封鎖以後，懿律北上，派兵占領定海。定海並無軍備，中

國人覺得這是不武之勝。以後義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艦隊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後，清廷憤懣極了。道光下令調陝、甘、雲、貴、

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國腳慌手忙。上麵要調兵，下麵就請餉。道光帝最

怕花錢，於是對林則徐的信任就減少了。 7 月 22 日他的上諭罵林則徐道：“不但終

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是時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隸總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

到英國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調查英國軍備，覺得英人的船堅炮利遠在中國之上。他國

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

中具機軸，隻須移轉磨盤，炮即隨其所向”。回想中國的設備，他覺得可笑極了。

山海關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強蒸洗備用”。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為外人

所據，“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他決計撫夷。

　　英國外相致中國宰相書，很使琦善覺得他的扶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書的

前半都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殘暴武斷，後半提出英國的要求。琦善拿中國

人的眼光來判斷那封書，覺得它是個狀紙。林則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

要大皇帝替他們伸冤。他就將計就計，告訴英國人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

土，未能體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

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差大臣

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至於賠款一層，中國多少會給一點，使英

代表可以有麵子回國。至於變更通商製度，他告訴英國人，事情解決以後，英人可

照舊通商，用不著變更。懿律和義律原不願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應了琦善回到廣

州去交涉，並表示願撤退在定海的軍隊。道光帝高興極了，覺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

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林則徐的孟浪多事。於是下令教內地各省的軍隊概歸原防，

“以節糜費”。同時革林則徐的職，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廣東以後，他發現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國人堅持賠款和割香

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為與其割地，不如加開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應，所

以隻好慢慢講價，稽延時日，英人不耐煩，遂於 12 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

後，琦善遂和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六百萬元．割香港與英國，以後給予英國平等待

遇。道光不答應，罵琦善是執迷不悟，革職鎖拿，家產查抄入官，同時調大兵赴粵

剿辦。英國政府也不滿意義律，另派代表及軍隊來華。從這時起中、英雙方皆一意

主戰，彼此絕不交涉。英國的態度很簡單：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戰。道

光也是很倔強的：一軍敗了，再調一軍。中國兵士有未出戰而先逃者，也有戰敗而

寧死不降不逃者。將帥有戰前妄自誇大而臨戰即後退者，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

如關天培、裕謙、海齡諸人。軍器不如人，自不待說；紀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

亦不可諱言。人民有些甘作漢奸，有些為饑寒所迫，投入英軍作苦力。到了二十二

年的夏天，英軍快要攻南京的時候，清廷知道沒有辦法，不能再抵抗，於是接受英

國要求，成立《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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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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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

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

雖拚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曆史看，鴉片戰爭的軍

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

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鹹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

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麵目。可惜道光、鹹豐年間的人沒有領

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鹹豐末年，

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

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為什麽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起始維新呢？此中原故雖極複雜，

但是值得我們研究。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曆史，

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

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

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

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

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

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

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

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

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

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

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

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

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誌》。這部書提倡以夷

製夷，並且以夷器製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

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

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炮遠及十裏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

　　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

　　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

　　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隻供

　　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

　　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曆戎行之人，而皆睹麵

　　接仗。似此之相距十裏八裏，彼此不見麵而接仗者，未之前

　　聞。徐嚐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

　　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嶽、韓束手，奈何奈

　　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

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作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

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

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

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

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

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隻聽其自然，不

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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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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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後新邦交及

新通商製度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定細則。我們知道戰後的整個局麵應

該把兩個條約合並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的有下列幾點：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

兩。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第四，

海關稅則詳細載明於條約，非經商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定關稅。第五，英

國人在中國隻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第六，中、英官

吏平等往來。

　　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

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

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後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為最重要，

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

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的或國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

道香港在那裏。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

　　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

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

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

應該納多少銳都明白的裁於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負責交涉條約的人如伊裏布、

耆英、黃恩彤諸人，知道戰前廣東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起戰爭原因之一，現在把關

稅明文規定，豈不是一個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辦法？而且新的稅則平均到 5 ％，

比舊日的自主關稅還要略微高一點。負交涉責任者計算以後海關的收入比以前還要

多，所以他們洋洋得意，以為他們的外交成功。其實他們犧牲了國家的主權，遺害

不少。總而言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

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因為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樣的權利，

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爭的時候．國內分兩派，剿夷派和撫夷派。前者以林

則徐為領袖，後者以琦善為領袖。戰爭失敗以後，撫夷派當然得勢了。這一派在朝

者是軍機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裏布和耆英。中、英訂了條約以後，美、法兩國

就派代表來華，要求與我國訂約。撫夷派的人當然不願意與美國、法國又打仗，所

以他們自始就決定給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

大可以假冒英人來作買賣，我們也沒有法子查出。這樣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

國人，勢必與英國入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美國、

法國必將感激中國。我們或者還可聯絡美、法來對付英國。並且伊裏布、耆英諸人

以為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占，讓美、法分去一部分，與

中國並無妨礙，中國何不作個順水人情？英國為避免別國的妒嫉，早已聲明她歡迎

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與中國訂約。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製未達到近

代文明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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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剿夷派又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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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的多知

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

後．惟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壞，衝突最多。此中原因複雜，第一，英國在廣州受

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

不能平心靜氣的原諒中國人因受了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的

仇視。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在鴉片戰

爭以前，因為中外通商集中於廣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發大財的機會。《南

京條約》以後，他們的意外財源都禁絕了，難怪他們要恨外國人。商人方麵也是如

此。在戰前，江、浙的絲茶都由陸路經江西，過梅嶺、而由廣州的十三行賣給外國

人。據外人的估計，伍家的怡和行在戰前有財產八千多萬，恐怕是當時世界上最富

的資本家。《南京條約》以後，江、浙的絲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並不經過

廣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響，就是勞

工直接間接受影響的都不少，難怪民間也恨外國人。

　　仇外心理的表現之一就是殺外國人。他們到郊外去玩的時候，鄉民出其不意，

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知道這種仇殺一定要引起大禍，所以竭力防禦，絕不寬容。他

嚴厲的執行國法，殺人者處死。這樣一來，士大夫罵他是洋奴。他們說：官民應該

一致對外，那可以壓迫國民以順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廣東的地位一天困難－天。

　　在廣東還有外人進廣州城的問題。照常識來看，許外因人到廣州城裏去似乎是

無關宏旨的。在外人方麵，不到廣州城裏去似乎也沒任何損失。可是這個入城問題

競成了和戰問題。在上海就全無這種糾紛。《南京條約》以後，外人初到上海的時

候，他們在上海城內租借民房，後來他們感覺城內街道狹小，衛生情形也不好，於

是請求在城外劃－段地作為外人居留地區。上海道台也感覺華洋雜處，不便管理．

乃劃洋涇浜以北的小塊地作為外人住宅區。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廣州十三行原在

城外，鴉片戰爭以前，外人是不許入城的。廣州人簡直把城內作為神聖之地，外人

倘進去．就好像與尊嚴有損。外人也是爭意氣，他們以為不許他們入城，就是看不

起他們。耆英費盡苦心調停外人與廣州人民之間，不料雙方愈演愈起勁。道光二十

七年，英人竟兵臨城下，要求人城。耆英不得已，許於二年後準外人入城。希望在

兩年之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問題。但當時人民攻擊耆英者多，

於是道光調他入京，而升廣東巡撫徐廣縉為兩廣總督。道光給徐的上諭，很清楚的

表示他的態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

　　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在該

　　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

　　務，方為不負委任。

　　徐廣縉升任總督以後，就寫信問林則徐馭夷之法。林回答說：“民心可用。”

道光的上諭和林則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階級傳統的高調和空談。僅以民心對外人的

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麽國際關係？主政者應該負

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就是政治家的失敗。徐廣縉也是怕清儀

的指責，也是把自己的名譽看的重，國家事看的輕。當時廣東巡撫葉名琛比徐廣縉

更頑固。他們繼承了林則徐的衣缽，他們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頭。

　　道光二十六年，兩年後許入城的約到了期。英人根據條約提出要求，廣州的士

大夫和民眾一致反對。徐廣縉最初猶疑，後亦無可奈何．隻好順從民意。葉名琛自

始即堅決反對履行條約。他們的辦法分兩層：第一、不與英人交易。第二，組織民

眾。英人這時不願為意氣之爭與中國決裂，所以除聲明保存條約權利以外，沒有別

的舉動。徐、葉認為這是他們的大勝利，事後他們報告北京說：

　　　　計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則以工人，鋪戶

　　則以夥計，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注冊，不得在外雇

　　募，公開籌備經費，製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

　　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執

　　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

　　此妙用。）眾誌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警猾夷。

　　為紀念勝利，道光帝賞了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

道光又特降諭旨，嘉勉廣州民眾：

　　　　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

　　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

　　動於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鹹豐即位。在鹹豐年間，國內有太

平天國的內戰，對外則剿夷派的勢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個禦史曹履泰上奏說：

　　　　查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為英夷所敬畏。去

　　歲林則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養疾，使此日英夷頑梗不

　　化，應請旨飭江西撫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侯陛見後，令

　　其協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複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尚未複

　　原，亦可養屙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風而靡，伎倆

　　悉無可施，可永無宵旰之慮矣。

　　鹹豐也很佩服林則徐，當即下令教林來京。林的運氣真好：他病大重，以後不

久就死了，他的名譽藉此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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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剿夷派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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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則徐死了，徐廣縉離開廣東去打太平天國去了。在廣東負外交重任的是葉名

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在外人方麵，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他

們希望加開通商口岸。舊有的五口隻包括江、浙、閩、粵四省海岸，現在他們要深

入長江，要到華北。其次他們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他們希望中國地方官吏不拒絕

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他們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

並沒有什麽嚴重的性質。但是鹹豐年間的中國人反而覺得稅收一項倒可通融，至於

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

對不可妥協的。

　　鹹豐四年（ 1854 年），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

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見他，他也

不肯接見。英、美兩國的代表跑到江蘇去找兩江總督，他勸他們回廣州去找葉名琛。

他們後來到天津，地方當局隻允奏請皇帝施恩，稍為減免各種稅收，其餘一概拒絕。

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隻有戰爭一條路。

　　鹹豐六年（ 1856 年），葉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冊之亞羅船上去搜海盜，這一舉給

了英國人開戰的口實。不久，法國傳教士馬神父在廣西西林被殺，葉名琛不好好處

理，又得罪了法國。於是英、法聯軍來和我們算總帳。

　　七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

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葉後來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

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民眾不但不抵抗，且幫助英國人把藩

台衙門的庫銀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於是進攻，我們迫不得已與訂《天津

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於是英、法撤退軍隊。

　　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始終不甘心，總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

納到上海，名為交涉海關細則，實則想取消《天津條約》。為達到這個目的，清廷

準備出很大的代價。隻要英、法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開通商口岸，清廷願意以後全

不收海關稅。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對這個辦法，所以《天津條約》末得挽回。清廷

另一方麵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當時著名勇將之一，辦

事極認真。

　　九年，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口，預備進京去交換《天津條約》的批準證書。

他們事先略聞中國要修改《天津條約》，並在大沽設防，所以他們北上的時候．隨

帶相當海軍。到了大潔口，看見海河已堵塞，他們嘖嘖不平，責中國失信，並派船

拔取防禦設備，僧格林沁就令兩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時開炮。英、法的船隻竟無法

抵抗，陸戰隊陷於海灘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們隻有宣告失敗，等國內增派軍隊。

　　鹹豐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

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

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

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遊局勢之險急。清廷雖不許

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

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的戰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

法各國代表的真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

設防的權，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井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

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陸路進北京。我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之

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複，要雪恥。他們隻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

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鹹豐十年英、法聯軍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軍隊由側麵進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

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麵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

英、法代表要求率衛隊進京，二則因為他們以為桂良的全權的證書不合格式，疑他

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

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

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麵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

但那時中國人認為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測，中國絕不能容忍。載垣乃令軍隊

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來的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鹹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通州決裂以

後，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奕（訁斤）留守北京。奕（訁斤）是鹹豐的親弟，這

時隻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八年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

捕拿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於剿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

的人，且真心為國圖謀，他是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鹹時代，一般士大

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剿夷派，

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

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為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樣作他的助手。文樣雖

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

可以作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黨、不願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

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

　　奕（訁斤）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最初因

無外交經驗，不免舉棋不定。後來把情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

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以後，英、法退軍，中國並沒喪失一寸

土地。鹹豐六年的《天津條約》和十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

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曆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

關係更要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訁斤）

與文樣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巳去不複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

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

戰爭以後，而出現於二十年後的鹹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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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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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舊社會走循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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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鹹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

免的，因為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

們很可以轉禍為福，隻要我們大膽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

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

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

主戰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

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沒有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的研究道、鹹年間

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

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丁，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為德國的

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複她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 19 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前清政

府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約有二千萬；到了嘉慶五

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萬萬。百年之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

然而我國人口在 18 世紀有很大的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 17 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

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滿清有計劃的屠殺漢人，如揚州十

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來中央研究院發表了很多

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

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隻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

正、乾隆王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

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脫逃。

　　那時的人一方麵不知利用科學節製生育，另一方麵又不知利用科學增加生產。

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略為提

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

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人耕地的麵積減少，生活程度

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隻好燒香拜佛，磋歎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縱使

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隻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

能生產，於是小亂變為大亂。

　　中國曆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

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

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欲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

因此官吏的貪汙亦大大的長進。並且舊社會裏，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

代文化社會裏，有誌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

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

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為官吏都是科

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前清一代的翰林，那

一個在未得誌以前曾經下過苫力？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

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前清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初考他們

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

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那一種沒有官吏作後盾，仗官勢發財？總而言

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裏，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裏。

結果是每個衙門裏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

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汙

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循環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臣和坤，據

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檔案，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

曆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

叛亂，後有西北回教徒之亂，西南苗、瑤之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亦甚猖獗。這

還是明目張膽與國家對抗者，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匪徒幾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禦

史常大淳上奏說：“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匪，輾轉傳習惑眾斂錢。遇歲歉，白

晝夥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拿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

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群，動成巨案。”

　　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

們的法製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維係力。我們一

麵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麵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著的難關是雙

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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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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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上一節所講的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即西曆 1813 年，傳說他的父親是個農

民，家境窮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到十六歲才輟學，作鄉村教師。這樣似乎

他不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下層，他自己並不是個勞力者。他兩次到廣州去考秀才，

兩次都失敗了，於是心懷怨恨。這是舊社會常有的事，並不出奇。洪秀全經驗的特

別是他在廣州應試的時候，得著耶蘇教傳教士的宣傳品。後來大病四十多天，病中

夢見各種幻象，自說與耶蘇教義符合，於是信仰上帝，創立上帝會。最早的同誌是

馮雲山．也是一位因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他們因為在廣州傳教不順利，所以遷

移其活動於廣西桂平縣。

　　中國自古以來的民間運動都帶點宗教性質，西洋中古的時候也是如此。可是洪

秀全與基督教發生關係，不過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穌教也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

稱耶和華為天父，耶酥為天兄，自稱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救世，他的命令就

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華上帝者，“無災無難”；不崇拜者，“蛇虎傷人”。

他的兵士如死在戰場，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術，孔廟及寺觀都必須

破壞。

　　洪秀全的上帝會吸收了許多三合會的分子。這個三合會是排滿的秘密團體，大

概是明末清初時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種族革命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收了

三合會的會員以後，他的運動以推倒滿清為第一目的。他罵滿人為妖人，滿人之改

變中國衣冠，和淫亂中國女子（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汙；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

寢。）是洪秀全的宣傳品斥責的最好的對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以外，他有社會革命的思想沒有？他提倡男

女平權，但他的宮廷充滿了妃妾，太平天國的王侯將帥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詔書中

有田畝製度，其根本思想類似共產主義：“有田共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

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義雖有詳細的規定，並未實行。是他不願實行呢？還是感

覺實行的困難而不願試呢？就現在我們所有的史料判斷，我們可以說洪秀全對於宗

教革命及種族繭命是十分積極的，對於社會革命則甚消極。他的黨徒除馮雲山以外，

尚有燒炭的楊秀清。後封東王；耕種山地的蕭朝貴，後封西王；曾捐監生與衙門胥

吏為伍的韋昌輝，後封北王；及富豪石達開，後稱翼王。他的運動當然是個民間運

動，反映當時的民間痛苦和迷信，以及潛伏於民間的種族觀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縣（舊名永安），

於是定國號為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清兵進圍永安。洪秀全於鹹豐二年春突圍，進

攻桂林，未得，改圍湖南。他在長沙遇著很堅強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攻。他在

嶽州得著吳三桂留下來的軍械，並搶奪了不少的帆船。實力補充了以後，他直退武

漢。他雖打下了漢陽、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一直向長江下遊進攻．

沿途攻破了九江、安慶、蕪湖。鹹豐三年春打進南京，就定都於此，名叫天京。在

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動類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後，他才開始他的建國工作。

　　從道光三十年（一幹八百五十年）到鹹豐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可說是

太平天國的順利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對洪秀全的運動是怎樣應付呢？一般安分

守已的國民不分貧富，是守中立的。太平軍到了，他們順從太平軍，貢獻金錢；官

軍到了，他們又順從官軍，又貢獻金錢。他們是順民，其實他們是左右為難的。他

們對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絕無好感，因為他們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夠了。並且官軍的紀

律不好，在這期內，太平軍的紀律還比較好一點。同時老百姓感覺太平軍是造亂分

子，使他們不能繼續過他們的平安日子。太平軍到處破壞廟宇，毀滅偶像，迷信的

老百姓看不慣，心中不以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就

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他們幹他們的事，對於官軍及太平軍無所偏倚。有組織的

秘密會社則附和太平軍，如湖南的哥老會及上海的小刀會。大多數士大夫階級積極

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於排滿一層，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但是他們

一則因為洪秀全雖為漢人，雖提倡種族革命，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滿

人雖是外族，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二則他們覺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隨便作亂，

亂是容易的，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所以士大夫階級這時對於種族革命並不熱心。

　　太平軍的軍事何以在這時期內這樣順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軍本身的優點。

論組織訓練，太平軍很平常；論軍器，太平軍尚不及官軍；論將才，太平軍始終沒

有出過大將。太平軍在此時期內所以能得勝，全因為她是一種新興的勢力，富有朝

氣，能拚命，能犧牲。官軍不但暮氣很重，簡直腐化不成軍了。當時的官軍有兩種，

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

嘉慶年間，清朝用綠營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了道光、

鹹豐年間，綠營已經成了清廷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

餉額甚低，又為官長剝削，所以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

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

但是綠營在製度上也有一種好處，這種軍隊雖極端腐化，然是統一的國家的軍隊，

不是個人的私有武力。在道、鹹以前，地方大吏沒有人敢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

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國內亂的意外副產品，以後我們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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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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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他生在嘉慶十六年（ 1811

年），比洪秀全大兩歲。他是湖南湘鄉人，家世業農。他雖沒有下過苦力，他的教

育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成翰林的時候，正是鴉片戰爭將要開始的時候。

他的日記雖提及鴉片戰爭，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戰爭的曆史意義。他仍埋

首於古籍中，他是一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

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他和小農民

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都隻有汗血才能換得來，

正如小農民知道要得一粒－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

　　在鹹豐初年曾國藩官作到侍郎，等於現在的各部次長。他的知己固然承認他的

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數知已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

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業起始的時候，他的聲望並不高，他也沒有

政治勢力作他的後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階級確承認他的領袖地位，他對洪

秀全的態度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態度，不過比別人更加積極而已。

　　那時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所以人民為自衛計，都

辦團練。這種團練就是民間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遊民土匪。

這種武力，因為沒有官場化，又因為與農民有切身利害關係，保存了我國鄉民固有

的勇敢和誠實。曾國藩的事業就是利用這種鄉勇，而加以組織訓練，使它成為一個

軍隊。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並不是曾國藩獨創的，但

是為什麽惟獨湘軍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於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

是我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

敵人。他的“討賊檄文”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此：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

　　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

　　所痛哭於九泉，凡瀆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

　　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誌，他是軍隊的主帥，同

時也是兵士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

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

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未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

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

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

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裏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持別濃

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曆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

體條件。在西洋社會裏，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

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

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層資格。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並不忽略作事。這是他的特別

的第三點。當時綠營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

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

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權利。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內

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所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工軍器，曾氏雖

常說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對軍器的製造，尤其對於大炮的製造，是很費苦心的。

他用盡心力去羅致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於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

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的部下。

　　曾國藩的事業如同他的學問，也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要救舊社會、

舊文化，而那個舊社會、舊文化所產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搗亂。他要維持滿清，但滿

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勇的時候，舊時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標準，

幾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亂。他最初－戰是個敗仗，他投水自盡，幸而被

部下救起來。他練兵打仗，同時他自己去籌餉。以後他成了大業，並不是因為滿清

和官僚自動的把政權交給他，是因為他們的失敗迫著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著

他們給他一個作事的機會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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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洪秀全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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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後，我們更能看出他的真實心誌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

而在建設新朝代。他深居宮中，務求享作皇帝的福，對於政事則不放在心上。宮廷

的建築，宮女的征選，金銀的聚斂，官製宮製的規定，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

意的。他的宗教後來簡直變為瘋狂的迷信。楊秀清向他報告國事的困難，他回答說：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

　　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住，欲在

　　京住，由於爾。聯鐵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

　　膚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

快要滅亡的時候，南京絕糧，洪秀全令人民飲露充饑，說露是天食。

　　這樣的領袖不但不能複興民族，且不能作為部下團結的中心。在鹹豐六年，洪

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內訌。東王楊秀清個人獨掌大權，其他各王都須受東王的節

製。照太平天國的儀式，天王稱萬歲，東王稱九千歲，西王稱八千歲，餘遞減。別

的王都須到東王府請安議事，並須跪呼千歲。在上奏天王的時候，東王立在陛下，

其餘則跪在陛下。因此楊秀清就為其同輩所憤恨，同時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

年九月，北王韋昌輝設計誘殺楊秀清和他的親屬黨羽。冀王石達開心懷不平，北王

又把冀王家屬殺了。天王為聯絡冀王起見，下令殺北王，但冀王以後還是獨樹一幟，

與天王脫離關係。經過此次的內訌，太平天國打倒滿清的希望完全消滅。以後洪秀

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則因為北方有大股撚匪作他的聲援，二則因為他得了兩個後起

的良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

　　在滿清方麵，等到別人都失敗了，然後重用曾國藩，任他為兩江總督，節製江、

浙、皖、贛四省軍事。湖北巡撫胡林翼是與他誌同道合的，竭力與他合作。他的親

弟曾國荃是個打硬仗的前線指揮。以後曾國藩舉薦他的門生李鴻章作江蘇巡撫，他

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撫。長江的中遊合下遊部是他的勢力範圍，他於是得通盤籌

劃。他對於洪秀全采取大包圍的戰略。同時英、美、法三國也給了曾、左、李三人

不少的幫助。同治三年（ 1864 年），湘軍在曾國荃領導之下打進南京，洪秀全自殺，

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滿清，恢複漢族的自由，這當然是我們應該佩服的。他想平均地

權，雖未實行，也足表現他有相當政治家的眼光。他的運動無疑是起自民間，連他

的宗教也是迎合民眾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

他成了功，他也不能為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

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

　　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的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滿清，這是毫無疑

問的。但是滿清並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的誠實的研究滿清在嘉慶、道光、鹹豐

三代的施政，他應該知道滿清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嚐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

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

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

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

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及文祥二入主攻，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道、鹹

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興的氣象。第三，他怕滿清的滅亡要

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曆史的，我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

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幹涉的時代，內

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 19 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繞環著，長期

的內亂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滿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滿清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麵進行。一方麵

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麵他要守舊，那就是說，

恢複我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

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徒然恢複我國的舊禮教而

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

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他的不健全的地方，

不應完全恢複，也不能完全恢複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比而不恢複我國固有的美

德，我們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

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曾國藩的革新事業我們留在下一章討論。他的守舊事業我們在前一節裏已經說

過，現在我們要指出他的守舊事業的流弊。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

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複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

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證我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

軍既充滿了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隻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

更不知道有國家。某回，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

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國藩沒有法子，隻好催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

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

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

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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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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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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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親王及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三種教訓：第一，他們確切的認識西洋

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鹹豐十年，擔任京、津防禦者是僧格林沁和勝

保，這兩人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將。他們慘敗了以後，時人隻好承認西洋軍隊的優勝。

第二，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

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自強的

機會。第三，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先所想象那樣，“狼子野心，

不守信義”。英、法的軍隊雖然占了北京，並且實力充足，能為所欲為，但《北京

條約》訂了以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撤退軍隊，交還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了不得

的事情，足證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人並不是全無辦法的。

　　從這三種教訓，恭親王及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第一，他們決定以夷器

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換句話說．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分。他們

於是買外國軍器．請外國教官。他們說，這是中國的自強之道。第二，他們知道自

強不是短期內所能成立的。在自強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中國應該謹守條約以

免戰爭。恭親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推行他們的新政。在國

家危急的時候，他們膽敢出來與外人周旋，並且專靠外交的運用，他們居然收複了

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奇功。並且恭親王是鹹豐的親弟，同治的親叔。他們的

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

　　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最初

使他們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遊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據說胡林

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馳至江賓，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

　　風。文忠（即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

　　馬。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則

　　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日：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可見輪船給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慶找了幾位明數理的舊

學者和鐵匠木匠去試造輪船，造成了以後不能行動。左在杭州作了同樣的試驗，得

同樣的結果。足證這般人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

　　在長江下遊作戰的時候，太平軍和湘軍、淮軍都競買洋槍。李鴻章設大本營於

上海，與外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的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

（ Gordon ）統帶的長勝軍。他到了上海不滿一年，就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嚐往英、法提督兵權，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

　　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

　　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慮心忍辱，學得西人一

　　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

　　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 1864 年），他又寫給恭親王和文祥說：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

　　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

　　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

　　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

　　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

　　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

　　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

　　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

　　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

　　年英人虛聲恫揭，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

　　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

　　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

　　則將附麗於我，窺視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

　　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

　　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權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

　　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

　　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恒苦於不

　　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

　　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

　　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

　　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

　　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這封信是中國 19 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曆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

第一，李鴻章認定我國到了 19 世紀，惟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

鴻章在同治三年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的快。日本明治維

新運動的世界的，曆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的要當時的人猛醒

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

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舉製度。不但此也，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

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為終身富貴的鵠的。因為李鴻章認

識時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作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

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

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末，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

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

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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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步步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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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強的事業頗多，我先擇其要者列表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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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十一年　恭親王及文祥聘請外國軍官訓練新軍於天律。

同年　恭親王和文祥設立同文館於北京。是為中國新學的起始。

同年　恭親王和文祥托總稅司赫德（ Robert Hart ）購買炮艦，聘請英國

　　　海軍人員來華創設新水師。

同治二年　李鴻章設外國語文學校於上海。

同治四年　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校。

同治九年　李鴻章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國藩、李鴻章挑選學生赴美國留學。

同年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　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二年　李鴻章派下級軍官赴德學陸軍，船政學生赴英學習造船和駕船。

光緒六年　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道。

光緒七年　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光緒八年　李鴻章築旅順軍港，創辦上海機器製布廠。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光緒十三年　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　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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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全盤建設事業的動機是國防，故軍事建設最多。但我們如仔細研究就知道

國防的近代化牽連甚多。近代化的軍隊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

兩個機械製造廠的設立，那兩個廠實際大部分是兵工廠。第二，新式軍器必須有技

術人材去駕使，所以設武備學堂，和派遣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

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及鐵路的建築。第四，新式的國

防比舊式的費用要高幾倍。以中古的生產來負擔近代的國防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

李鴻章要辦招商局來經營沿江沿海的運輸，創立製布廠來挽回權利，開煤礦金礦來

增加收入。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定－個建設計劃，他們

起初隻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

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生效。近代化

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

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曾國藩諸人雖向近代化方麵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徹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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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進遇著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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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

其故何在？在於他們的不徹底。他們為什麽不徹底呢？一部分因為他們自己不要徹

底，大部分因為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我們試先研究領袖們的短處。

　　恭親王奕（訁斤）、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

社會，受的是舊教育。他們沒有一個人能讀外國書，除李鴻章以外，沒有一個人到

過外國。就是李鴻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戰敗以後，他的建設事業已經過去了。這種人

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

的。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

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

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製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

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了舊的製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我們可以拿李鴻章的事

業作例子。

　　李鴻章於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為當時

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對付外人，又因為他比較勇於任事，而且他的淮軍是全國最近代

化最得力的軍隊。所以從同治九年到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李鴻章是那個時代

的中心人物，國防的建設全在他手裏。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

國能戰勝日本海軍，無論日本陸軍如何強，不能進攻高麗，更不能為害中國。那末，

李鴻章辦海軍第一個困難是經費。經費所以困難就是因為中國當時的財政製度，如

同一般的政治製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沒有辦海軍的經費，隻好靠各省協濟。

各省都成見很深，不願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協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

後，又不能按期十足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室用錢漫無限製，而且公

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後，沒有繼嗣，於是西太後選了一個小孩子作皇帝，年號光緒，

而實權還不是在西太後手裏？等到光緒快要成年親政的時候，光緒和他的父親醇親

王奕譞怕西太後不願意把政權交出來，醇親王定計重修頤和園，一則表示光緒對西

太後的孝敬，一則使西太後沉於遊樂就不幹政了。重修頤和園的經費很大，無法籌

備，醇親王乃請李鴻章設法。李氏不敢得罪醇親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後，隻好把建

築海軍的款子移作重修頤和園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戰以前的七年，中國海軍沒有添

訂過一隻新船。在近代政治製度之下，這種事情是不能發生的。

　　在李鴻章所主持之機關中並沒有新式的文官製度和審計製度。就是在極廉潔極

嚴謹的領袖之下，沒有良好的製度，貪汙尚且無法杜絕，何況李氏本人就不廉潔呢？

在海軍辦軍需的人經手的款項既多，發財的機會就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

們船上的炮雖比日本的大，但炮彈不夠，並且子彈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外商與官吏

狼狽為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

　　李鴻章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幼稚也是他的事業失敗的原故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

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驗的軍官作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海

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李

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陸軍騎兵的軍官來作海軍的總教官，

以後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並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

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帶馬隊的，他作海軍的領袖當然隻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

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占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

不是因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為戰略戰術不如人。

　　北洋海軍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強事業莫不如此。總之，同治、光緒年間的自

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為路線錯了，是因為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

底。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

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

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鴻章、

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隻建築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為什麽呢？因為一

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 1866 年）恭親王在同文館添

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作學生。他的理想是很充足的。

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炮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於自己製造。但是要自己製

造，非有科學的人才不可，所以他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生科學。他又說：

　　　　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

　　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其焉？今不

　　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

　　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的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

呼的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

　　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

　　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

　　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

　　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

　　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回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

　　策，可以製外人而不為外人所製，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

　　後，竭其搗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胃，

　　禮義為幹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製敵之命，臣等實未

　　敢信。

倭仁不過是守舊的糊塗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

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

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樣，並無持別。但是鹹豐末年英、

法聯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

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

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立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

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為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

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

責沈氏頑固。郭氏作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先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

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為

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秘密在雲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

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

歐的時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

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製度和－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

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

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

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

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

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

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作事，隻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

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作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外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

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為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回伊犁，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回

國的時候抱定誌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卻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著機會作

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眾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眾和士

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由下而上，

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的奮鬥出來的。在甲午

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的轉到在野

的人的手裏，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

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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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士大夫輕舉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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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治、光緒年間，民眾的守舊雖在士大夫階級之上，但是民眾是被動的，領

袖權統治權是在士大夫階級手裏。不幸，那個時代的土大夫階級，除極少數外，完

全不了解當時的世界大勢。

　　同治共十三年，從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這時期內，德意

誌統一了，意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複而又加

強美國的統一了。那個時期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期。這些國家統一了以後，

隨著就是國內的建設和經濟的大發展。在同治以前，列強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僅

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後，加了美、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厲害。

並且在同治以前，英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界都銷英國的製造品。同

治以後，德、美、法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的競爭以外，

又有了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我國在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鹹豐年間之

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人。同治、光緒年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要救國的誌

士應該人人了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

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國內的資本多了，利息就低。

譬如：英、美兩國資本很多，資本家能得 4 ％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

的資本家能把資本投在中國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達到 7 ％或更高些。所以

英、美資本家競向未開發的國家投資。但是接受外國來的資本不一定有害，英、美

的資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國在 19 世紀的下半期的建設大部分是利用英國資

本舉辦的。結果英國的資本家固然得了好處，但是美國開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

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鐵路原是借比國資本建築的，後來我們按期還本付息，那條

鐵路就變為我們的了。比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孫中山先

生雖反對帝國主義，他讚成中國利用外債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

力去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凡是國際投資有政

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

者與受資者兩方均能收益。所以我們對於外國的資本應采的態度如同對水一樣，有

的時候，有的地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掘井取水，或開河引水；在別的時

候、地方和條件之下，我們則必須築堤防水。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係是商業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

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難在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

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在 19 世紀末年，國際

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

來，商業的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

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然，國際貿易大部分還是平等國家間之貿易，不

是帝國與屬地之間的貿易。英國與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大於英國與其

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屬地最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必說了。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完全不靠外

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的外來原料更

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窮的。棉、煤、鐵、油四種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國

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末，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

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雖然。資本主義不一

定要行帝國主義而後始能得到原料。同時，出賣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壓迫者。譬如：

美國的出口貨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國、意大利從美國輸入石油和棉

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國主義，因為美國不僅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

銷。

　　總之，資本主義可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

受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及利

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可以

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為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

主義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還在遊牧時代，無資本也無工業，但是他們對我的侵

略，還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滿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麵，中

古的亞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 18 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

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曆史上

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製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

好，其他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隻知道破

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

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北方有撚匪，陝、甘、新疆有回亂。清廷令

左宗棠帶湘軍去收複西北。俄國趁我回亂的機會就占領了伊犁，這是俄國趁火打劫

的慣技。在 19 世紀，俄國占領我們的土地最多。鹹豐末年，俄國趁太平天國之亂及

英、法聯軍，強占我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裏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方英裏。現在俄

國的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包括海參崴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國

占領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議的時候，俄國又假仁假義的說，他全無領土野心，他

隻代表我們保守伊犁，等到我們平定回亂的時候，他一定把土地退還給我們。其實

俄國預料中國絕不能平定回亂，中國勢力絕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國不但可以並

吞伊犁，還可以蠶食全新疆。中國一時沒有辦法，隻好把伊犁作為中、俄間的懸案。

　　左宗棠軍事的順利不但出於俄國意料之外，還出於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

第把陝西、甘肅收複了。到了光緒元年．他準備進攻新疆，軍費就成了大問題。從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緒元年，二十五年之間，中國無時不在內亂內戰之中，

實已兵疲力盡，何能再經營新疆呢？並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複雜，麵積浩大，成

敗似乎毫無把握。於是發生大辯論，左宗棠頗好大喜功，他一意主進攻。他說祖宗

所遺留的土地，子孫沒有放棄的道理。他又說倘若新疆不保，陝、甘就不能保；陝、

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論十分

激昂。李鴻章的看法正與左的相反。李說自從乾隆年間中國占領新疆以後，中國沒

有得著絲毫的好處，徒費駐防的兵費。這是實在的情形。他又說中國之大禍不在西

北，而在東邊沿海的各省，因為沿海的省份是中國的精華，而且帝國主義者的壓迫

在東方的過於在西方的。自從日本維新以後，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

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至於

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製，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李鴻

章因此主張不進攻新疆，而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於沿海的國防及腹地各省的開發。邊

省雖然要緊．但是腹地倘有損失，國家大勢就去了。反過來說，倘若腹地強盛起來，

邊省及藩屬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論比較動聽，李的比較合理；左是高調，

李是低調。士大夫階級一貫的尚感情，唱高調，當然擁護左宗棠。於是借外債，移

用各省的建設費，以供左宗棠進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運氣真好，因為新疆發生了內訌，並沒有遇著堅強的抵抗。光緒二十

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國乃派崇厚為特使，到俄國去交涉伊犁的退還。祟厚所

訂的條約雖收複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幾全割讓與俄國，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險要

區亦割讓。此外，崇厚還許了很重要的通商權利，如新疆加設俄國領事館，經甘肅、

陝西到漢口的通商路線，及吉林、鬆花江的航行權。士大夫階級主張殺祟厚，廢約，

並備戰。這正是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初露頭角的時候。清廷竟為

所動。於是腳慌手忙、調兵遣將，等到實際備戰的時候，政府就感覺困難了。第一，

從伊犁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防，那裏有這多軍

隊呢？首當其衝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隊就太疲倦，不願打仗。第二，俄國遠東艦隊

故作聲勢，從海參崴開到日本洋麵，中國因此又必須於沿海沿長江設防。清廷乃起

用彭玉麟督長江水師來對付俄國的海軍，彭玉麟想滿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麵去施行

火攻。兩江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統帥非孔明，火攻之計恐怕不

行呢！李鴻章看見書生誤國，當然極為憤慨。可是抗戰的情緒很高，他不敢公開講

和。他隻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國有名的軍官戈登將軍請來作軍事顧問。戈登是個老

實人，好說實話。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曾帶所謂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

般士大夫頗信任他。他的意見怎樣呢？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必須作三件事：

一，遷都於西安；二，長期抗戰至少十年；三，滿人預備放棄政權。因為在長期戰

爭之中，滿清政權一定不能維持。清廷聽了戈登的意見以後，乃決心求和。我國近

代史的一幕滑稽劇才因此沒有開演。

　　幸而俄國在光緒三四年的時候，正與土耳其打仗，與英國的關係也很緊張，所

以不願多事。又幸而中國當時有青年外交家曾紀澤，以極冷靜的頭腦和極堅強的意

誌，去貫徹他的主張。原來祟厚所訂的條約並沒有奉政府的批準，尚未正式成立，

曾紀澤運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權利及土地，但償價加倍，共九百萬盧

布。英國駐俄大使稱讚曾紀澤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她已占領的土地，曾侯要算

第一人。”

　　中、俄關於伊犁的衝突告一段落的時候，中、法關於越南的衝突就起了。

　　中國原來自已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邏、越

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

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

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策封。此外我們並不

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幹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麵，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

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

此中也有原故。光緒七年（ 1881 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

　　　　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

　　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

　　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辟，龍沙

　　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

　　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山河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

換句話說，在曆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守門戶的。在古代，這種言論

有相當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勢就大不同了。英國在道光年間直攻了廣東、福建、

浙江、江蘇，英、法聯軍直打進了北京，所謂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使在這種

時代我們還要保存外線，我們也應該變更方案。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

因為獨立的高麗、琉球、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他們獨立，是怕

他們作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無論如何，外人既直攻我們的腹地，我們無暇去顧外線

了。協助這些弱小國家去獨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蘇聯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強的壓

迫，內有反革命的抗戰，列寧（ Lenin ）於是毅然決然放棄帝俄的屬國。

　　法國進攻越南的時候，士大夫階級大半主張以武力援助越南，張佩綸、陳寶琛、

張之洞諸人特別激昂。李鴻章則反對，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籌備腹地的國

防事業。清廷一方麵怕清議的批評，一方麵又怕援勁越南引起中、法戰爭，所以舉

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濟越南軍費和軍器，後來果然引起中、法戰爭。那個時候官

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談兵。北京乃派主戰派的激烈分子張佩綸去守福州船廠，陳

寶琛去幫辦兩江的防務。用不著說，紙上談兵的先生們是不濟事的。法國海軍進攻

船廠的時候，張佩綸逃得頂快了。陳寶琛在兩江不但無補實際，連議論也不發了。

打了不久就講和，和議剛成又打，再後還是接受法國的條件。越南沒有保存。我們

的國防力量反大受了損失。左宗棠苦心創辦的福州船廠就在此時被法國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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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中日初次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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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

日的勝負要看那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

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複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

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

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鴻章既注重中、日關係，不能不特別注意高麗。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

要，因為高麗可以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

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緊。高麗在我們手裏，

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占，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

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在光緒初年，高麗的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大院君是個

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傳教士，他堅決不與外人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韓

關係在日本方麵由幕府主持，由對馬島之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

日、韓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新的

日本往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這種征韓運動，除了高麗不與

日本往來外，還有三個動機：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

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征韓能為一般不得誌的武士謀出路。光緒

元年（即日本明治 3 年）發生高麗炮擊日本船的案子，所謂江華島事件，主張征韓

者更有所藉口。

　　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

新事業末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

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製輿論，不能不有所主動。於是他們一麵派黑田青隆及

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麵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

避免中國的阻抗。

　　森有禮與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們始終堅持高麗是我們的屬國，如日本

侵略高麗，那就是對中國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

是有名無實的，因為中國在高麗不負任何責任，就沒有權利。

　　黑田與井上在高麗的交涉成功，他們所訂的條約承認高麗是獨立自主的國家。

這就是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而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高麗雖都把

條文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高麗不守本分。中國實為傳

統觀念所誤，照中國傳統觀念，隻要高麗承認中國為宗主，那就夠了，第三國的承

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高麗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

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高麗與日本訂約的問題過了以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琉球自明朝洪武

十五年（ 1372 年）起隸屬於中國，曆五百餘年，琉球按期進貢，曾未中斷。但在明

萬曆三十年（ 1502 年），琉球又向日本薩末諸侯稱藩，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

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曾未遇麵，所以這種奇怪現象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

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末的藩屬，

也在應廢之列。日本初則阻止琉球入貢中國，終則改琉球為日本一縣。中國當然反

對，也有人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但日本實在時候選的好。因為這正是中、俄爭伊犁

的時候。中國無法，隻好把琉球作為一個懸案。

　　可是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

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高麗。琉球或可不爭，高麗則勢在必爭，所以

他們專意籌劃如何保存高麗。光緒五六年的時候，中國可以說初次有個高麗政策。

李鴻章認定日本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高麗則隻圖通商和傳教。在這種形

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高麗的權利愈多，他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

年，李鴻章寫給高麗要人李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製敵之策，乘機次第與

　　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製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

　　食為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日

　　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製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

　　與泰西通商製日本則綽乎有餘。

經過三年的勸勉與運動，高麗才接受這種新政。光緒八年春，由中國介紹，高麗與

英、美、德、法訂通商條約。

　　高麗不幸忽於此時發生內亂。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一麵反對新政，一麵忌

王後閔氏家族當權。他於光緒八年六月忽然鼓動兵變，圍攻日本使館，誅戮閔氏要

人。李鴻章的謀士薛福成建議中國火速派兵進高麗，平定內亂，一則以表示中國的

宗主權，一則以防日本。中國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高麗京城。吳長慶的部下有

兩位青年，張謇和袁世凱，他們膽子很大。高麗的兵也沒有抵抗的能力，於是他們

把大院君首先執送天津，然後派兵占領漢城險要，幾點鍾的功夫，就把李昰應的軍

隊打散了，吳長慶這時實際作高麗的主人翁了。後高麗許給日本賠款，並許日本使

館保留衛隊。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在高麗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八年夏初之季，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起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滅高麗，

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台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預備向日本宣戰。張佩

綸說：

　　　　日本自改法以來，民惡其上，始則欲複封建，繼則欲改

　　民政。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以紙為幣。雖兵製

　　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問其師船則

　　以扶桑一艦為冠，固已鐵蝕木窳，不耐風濤，餘皆小炮小舟

　　而已，去中國鐵船定遠、超勇、揚威遠甚。問其兵數，則陸

　　軍四五萬人，水軍三四千人，猶且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近

　　始雜募遊惰，用充行伍，未經戰陣，大半恇怯，又去中國

　　準、湘各軍遠甚。

鄧承修也是這樣說：

　　　　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總核內府現銀不滿五百

　　萬兩，窘迫如此，何以為國？水師不滿八千，船艦半皆朽

　　敗，陸軍內分六鎮，統計水陸不盈四萬，而又舉非精銳。然

　　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

　　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

這兩位自命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鴻章看的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一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為

　　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複遣有棲

　　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

　　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

　　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

　　急，西人為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

　　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

　　海數千裏與角勝負，製其死命，至未敢謂確有把握。

　　　　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誌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

　　實不容一日稍緩。昔年戶部指撥南北洋海訪經費，每歲共四

　　百萬兩。無如指撥之財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

　　洋經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敕下戶部總理衙

　　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

　　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

這次大辯論終了之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

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事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高麗的黨政軍正

成對壘之陣，一麵有開化黨，其領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樸泳孝諸人，其後盾即日

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麵有事上黨，

領袖即金允植、閔泳翊、尹泰駿諸人，後盾是袁世凱。這一派是聯華的，想托庇於

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的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和袁世

凱代練的高麗軍在一麵，對麵有日本使館的衛隊及日本軍官所練的高麗軍。在中、

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不能抬頭；即起以後，竹添就大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

暇，那能顧高麗？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設宴請外交團及高麗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

竹添稱病不至。後忽報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埋伏軍士所殺。

洪英植跑進王宮，宣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衛。竹添

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手裏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

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布獨立，派開化黨的人組閣。

　　十月十九日，袁世凱帶他所練的高麗兵及中國駐防漢城的軍隊進宮，中、日兩

方就在高麗王官裏開戰了。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都到袁世凱

手裏。洪英植、樸泳孝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著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全

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這時候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

電報不通無法請示，隻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的負起責任，製止對方的陰謀，難怪

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駐高麗的總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過了他政府

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對高麗，亦以和平交涉對中國。光緒

十一年春，伊藤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駐高麗的軍隊，但高麗以後

如有內亂，中、日皆得調兵進高麗。

　　光緒十一年（ 1885 年），正是英、俄兩國因為阿富汗的問題幾至開戰。他們的

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為預防俄國海軍從海參崴南下，忽然占領高麗南邊之巨磨西，

俄國遂謀占領高麗東北的永興灣。高麗人見日本不可靠，有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

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高麗得勢，於是日本、

英國都慫恿中國在高麗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裏與英國全無損害；倘

到俄國手裏，則不利於英國甚大。日本亦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裏，他將來還有法子奪

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裏，簡直是日本的致命之傷。所以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我們，李

鴻章與袁世凱遂大行其積極政策。

　　從光緒十年到二十年，中國對高麗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他們

第一緊緊把握高麗的財政。高麗想借外債他們竭力阻止，高麗財政絕無辦法的時候，

他們令招商局出麵借款給高麗。高麗的海關是由中國海關派員代為管理，簡直可說

是中國海關的支部。高麗的電報局是中國電報局的技術人員用中國的材料代為設立，

代為管理的。高麗派公使到外國去，須先得中國的同意，到了外國以後，高麗的公

使必須遵守三種條件：

　　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即

不拘定。二、遇有朝會公宴酬酢交際，韓使應隨中國欽差之後。三、交涉大事關係

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

　　這種政策雖提高了中國在高麗的地位，但與光緒五年李鴻章最初所定的高麗政

策絕對相反。最初李要高麗多與西洋各國往來，想借西洋的通商和傳教的權利來抵

製日本的領土野心，此時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國獨占高麗。到了光緒十八九年，

日本感覺中國在高麗的權利膨脹過甚，又想與中國對抗。中國既獨占高麗的權利，

到了危急的時候，當然隻有中國獨當其衝。

　　甲午戰爭直接的起因又是高麗的內亂。光緒二十年（即甲午西曆 1894 年），高

麗南部有所謂東學黨，聚眾數千作亂。中、日兩國同時出兵，中國助平內亂，日本

藉口保衛僑民及使館。但東學黨造亂的地方距漢城尚遠，該地並無日本僑民，且日

本派兵甚多，遠超保僑所需之數。李鴻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東學黨

之亂，使日本無所藉口。但是內亂平定之後，日本仍不撤兵。日本聲言高麗內亂之

根在內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強迫高麗改革內政。李不答應，因為這就

是中、日共管高麗。

　　這時日本輿論十分激烈，一意主戰。中國輿論也激烈，要求李鴻章火速出兵，

先發製人。士大夫覺得高麗絕不可失，因為失高麗就無法保東北。他們以為日本國

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

拉朽。”李鴻章則覺得一調大兵，則雙方勢成騎虎，終致欲罷不能，但他對於外交

又不讓步。他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國

公使喀西尼（ Cassini ）答應了他，俄國必勸日本撤兵，如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

服的方法。李覺得既有俄國的援助，不必對日本讓步。殊不知喀西尼雖願意給我援

助，俄國政府不願意，原來和戰的大問題不是一個公使所能負責決定的。等到李鴻

章發現喀西尼的話不能兌現，中、日外交路線已經斷了，戰爭已經起始了。

　　中、日兩國同於七月初一宣戰，八月十八（陽曆 9 月 l7 ）兩國海軍在高麗西北

鴨綠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麵抗戰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爭。

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

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值得我們研究。那時我國的海軍

力比日軍海軍大，我們的占世界海軍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兩個主力艦

定遠和鎮遠各七千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日本的海軍也有優點，日本

的船比我們快，船上的炮比我們多，而且放的決。我們的船太參差不齊，日本的配

合比較合用。所以從物質上說來，兩國海軍實相差不遠。那一次我們失敗的原故很

多：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勢，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

先，稱戰鬥之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為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

軍官，不懂海軍。他為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

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

戲劇，頗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

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

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

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

　　其次，我們的戰術也不及人。當時在定遠船上的總炮手英人泰樂爾（ Tylen ）

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遠就放炮，不要亂放炮，

因為船上炮彈不多，必命中而後放。吩咐好了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

預備幫丁提督指揮。但丁不懂英文，泰樂爾不醫中文，兩人隻好比手勢交談。不久

炮手即開火，而第一炮就誤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傷，全戰不再指揮，泰樂爾亦受

輕傷。日本炮彈的準確遠在我們的之上。結果，我海軍損失過重，不敢再在海上與

日人交鋒。日人把握海權，陸軍輸送得行動自由，我方必須繞道山海關。其實海軍

失敗以後，大事就去了，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

　　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訂《馬關和約》，中國承認高麗獨立。割台灣及遼東

半島，賠款二萬萬兩。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要

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後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於不戰而和。同治、光緒

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麵避戰，一麵竭力以圖自

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

是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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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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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李鴻章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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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後，李鴻章用各種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國的援助，

但都失敗了。國際的關係不比私人間的關係，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

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利害衝突就成為對敵。各國的外交家都是

精於打算盤的。西洋各國原想在遠東大大的發展，但在甲午以前，沒有積極推動，

一則因為他們忙於瓜分非洲；二則因為他們互相牽製，各不相下；三則因為在遠東

尚有中國與日本兩個獨立國家，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戰爭進行的時候，

李鴻章雖千方百計的請求他們的援助，他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他

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他們的援助，而且逾願意出代價。同時他們又覺得日本雖

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裏，中、日戰爭無論誰敗，實

是兩敗懼傷的，他們反可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

包括旅順、大連在內。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財政部長威持

（ Witte ）正趕修西比利亞鐵路，他發現東邊的一段，如繞黑龍江的北岸，路線太

長，工程太困難；如橫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時海參

崴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國能得大連、旅順，俄國在遠東就能有完

善的軍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亞鐵路及得一個不冰凍的海口，這是威特想要乘機而

達到的目的。法國當時聯俄以對德，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

想乘機向遠東發展呢？德國的算盤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國，一則可以使俄國知道

德國是俄國的朋友，俄國不必聯絡法國；二則俄國如向遠東發展，在歐洲不會多事，

德國正好順風推舟；三則德國也可以向我們索取援助的代價。這是三國幹涉《馬關

條約》實在的動機。

　　俄、德、法三國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馬關條約》發表以後，他們就向

我們表示同情，說條約太無理，他們願助中國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們那時痛恨

日本的情緒之下，這種友誼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們希望三國能把台灣及遼東都

替我們收回來。同時三國給與所謂友誼的勸告，說日本之占領遼東半島不利於遠東

和平。戰後之日本固不敢不依從三國的勸告，於是退還遼東，但加賠款三千萬兩。

中國覺得遼東半島不止值三千萬兩，所以我們覺得應感激三國的援助。

　　《馬關條約》原定賠款二萬萬兩，現在又加三千萬兩，中國當然不能負擔。威

特一口答應幫我從法、俄銀行借一萬萬兩，年息四厘。數目之大，利率之低，誠使

我們受寵若驚，俄國真可算是我們的好朋友！

　　光緒二十二年（ 1896 年），俄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行加冕典禮，帝

俄政府向我表示：當中、俄兩國特別要好的時候，中國應該派頭等大員去作代表，

才算是給朋友麵子。中國乃派李鴻章為慶賀加冕大使，這位東方的畢士麥克於是到

歐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國的心理，所以他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首言日本之可惡可

怕，這是李鴻章願意聽的話，也是全國人士願意聽的話。這種心理的進攻既然順利，

威特乃進一步陳言俄國對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當中、日戰爭之際，

俄國本想參戰，但固交通不便，俄軍未到而中、日戰爭就完了。以後中國如要俄國

給與有力的援助，中國必須使俄國修條鐵路橫貫東三省。李鴻章並未駁辯威特的理

論，但主張中國境內之鐵路段應由中國自修。威特告以中國人力財力不足，倘自修

則十年尚不能成，將緩不濟急。威持最後說，如中國堅拒俄國的好意，俄國就不再

助中國了。這一句話把李鴻章嚇服了，於是他與威特簽定密約，俄許援助中國抵抗

日本，中許俄國建築中東鐵路。

　　光緒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約》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並無

於短期內再進攻中國的企圖。是時日本政府反轉過來想聯絡中國，因為西洋倘在中

國勢力太大，是於日本不利的，威待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國，是要利用中東鐵路來

侵略中國的。以後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這些國難都是那個

密約引出來的。

　　李鴻章離開俄國以後，路過德、法、比、英、美諸國。他在柏林的時候，德國

政府試探向他要代索遼東的報酬，他沒有答應。德國公使以後又在北京試探，北京

也沒有答應。光緒二十三年秋，山東曹州殺了兩個傳教士，德國乘機一麵占領青島，

一麵要想租借膠州灣及青島及在山東修鐵路和開礦的權。中國於二十四年春答應了，

山東就算是德國的勢力範圍。

　　俄國看見德國占了便宜，於是調兵船占旅順、大連。俄國說為維持華北的勢力

均衡。並為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順、大連，並且還要修南滿鐵路。中國也隻

好答應。我們費三千萬贖回來的遼東半島，這時俄國又奪去了。俄國還說，他是中

國唯一的朋友！俄國的外交最陰險：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以後他在東北既

有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及大連、旅順，東三省就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於是英國要求租借威海衛和九龍及長江流域的優越權利，法國要求租廣州灣及

廣東、廣西、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要求福建的優越權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

門灣。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國都答應了。這就是所謂瓜分。惟獨美國沒有提出

要求，但他運用外交，使各國不完全割據各國所劃定的範圍，使各國承認各國在中

國境內都有平等的通商權利，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

　　這種瓜分運動就是甲午的敗仗引起來的。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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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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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我們是甲午到戊戌那個時代的人，眼看見我們的國家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

打敗了以後又要割地賠款，我們還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國嗎？又假使我們是那個時代

的人，新知識新技術都沒有，所能作的僅八股文章，所讀過的書僅中國的經史，我

們救國方案還不是離不開我們的經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動聽的文章？假使正在這

個時候，我們中間出一個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

章是我們所佩服的，其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我們還不擁護他嗎？康有為就是

這時代中的這樣的人。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縣人，生在鹹豐五年（ 1855 年），比孫中山先生大十一歲。

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給他的教訓，除預備他能應考

試，取科名外，持別注重中國政治製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謂經世致用之學。他不懂任

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外國去過。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西洋人

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比和思想的背

景和淵泉。可惜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康有為所能得的，

僅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藥及耶穌教經典一類

的書籍。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

開一境界”。

　　我們已經說過，同、光時代李鴻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限於物質方麵，是很不徹

底的。後來梁啟超批評他說：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

　　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

　　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這種批評是很對的。可是李鴻章的物質改革已遭時人的反對，倘再進一步的改革政

治態度，時人一定不容許他。甲午以後，康有為覺得時機到了，李鴻章所不敢提倡

的政治改革，康有為要提倡，這就是所謂變法運動。

　　我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隻有兩個人曾主張變法，一個是王莽，一個是王

安石，兩個都失敗了，王莽尤其成為千古的罪人，所以沒有人敢談變法，士大夫階

級都以為法製是祖宗的法製，先聖先賢的法製，曆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的。康有為

知道非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寫了一篇

《孔子改製考》。他說孔子根本是個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

製。《春秋》的真義在《公羊傳》裏可以看出來，《公羊傳》講“通三統”，那就

是說夏、商、周三代的法製並無沿襲，各代都因時製宜，造出各代的法製。《公羊

傳》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以專製政體對亂世，立憲政體對升平之世，共和

政體對太平之世。康有為這本書的作用無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鎮壓

反對變法的士大夫。

　　康有為在甲午年中了舉人，乙未年成了進士。他是那個國難時期的新貴。他就

趁機會組織學會，發行報紙來宣傳，一時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數並不了解他的學

說，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體方案，隻有極少數可以說是他的忠實同誌，但是他的運

動盛極一時，好像全國輿論是擁護他的。

　　孔於是舊中國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戰就成功了。皇帝是舊中國的

政治中心，所以康有為的實際政治工作是從抓住皇帝下手。他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之

中，一再上書給光緒皇帝，大講救國之道。光緒也受了時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國。

他先研究康有為的著作，後召見康有為。他很賞識他，因為種種的困難，隻教他在

總理衙門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變法派和光緒帝，於是他又派康有為的四

位同誌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在軍機處辦事，從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

康有為輔助光緒推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天之內．康有為及其同誌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緊的有二件事：

第一，以後政府的考試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經濟的策論。換句話說，以後讀書人

要做官不能靠虛文，必須靠實學。第二，調整行政機構。康有為裁汰了許多無用的

衙門和官職，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與總督

同城的巡撫，不治河的河督，不運糧的糧道，不管鹽的鹽道，同時他添了一個農工

商總局，好像我們現在的經濟部，想要推行經濟建設。這兩件大新政，在我們今日

看起來都是應該早辦的，但在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居大多數。

為什麽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

林，數千進土，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

棄。他們費了多少心血，想從之乎也者裏麵升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們絕望了，

難怪他們要罵康有為為洋奴漢奸。至於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

　　康有為既然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反對新政的人就包圍西太後，求“西太後保全，

收回成命”。這時光緒雖作皇帝，實權仍在西太後手裏。他們兩人之間久不和睦，

西太後此時想索性廢光緒皇帝。新派的人於是求在天津練兵的袁世凱給他們武力的

援助。袁世凱嫌他們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們的機密。西太後先發製人，把

光緒囚禁起來，說皇帝有病，不能理事，複由太後臨朝訓政。康有為逃了，別人也

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後處死的。他們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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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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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戊戌年的變法運動之中，外國人頗偏袒光緒帝及維新派，反對西太後及頑固

黨，因此一個內政的問題就發生國際關係了。後康有為、梁啟超逃難海外，又得著

外國人的保護。他們在逃難之中發起保皇會，鼓動外國人和華僑擁護光緒。這樣，

西太後和頑固黨就恨起洋人來了。西太後要廢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作皇帝。

剛毅、祟綺、徐桐、啟秀諸頑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權，於是慫恿廢立。但各國駐

京公使表示不滿意，他們的仇外的心理更進了一層。

　　頑固黨僅靠廢立問題還不能號召天下，他們領導的運動所以能擴大，這是因為

他們也是愛國分子。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

慨，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為頑固分子不愛

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的反對屈服，堅強的主張抗戰。在戊戌年，西太後

複政以後，她便硬不割讓三門灣給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抗戰。後意大

利居然放棄了他的要求，頑固黨更加覺得強硬對付洋人是對的。

　　外人在中國不但通商占地，還傳教，這一層尤其招頑固分子的憤恨。他們覺得

孔、孟的遺教是聖教，洋人的宗教是異端，是邪教。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

順父盡，尊順君師，洋人是無父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

外夷的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學士徐桐是大理學家倭仁的門弟

子，自己也是個有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人物中，算是一個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

誌是要保禦中國文化而與外人戰。他們覺得鏟草要除根，排斥異端非盡驅逐洋人不

可。

　　但是中國與日本戰尚且打敗了，怎能一時與全世界開戰呢？頑固分子以為可以

靠民眾。利用民眾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

到西太後、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

是有勝無敗的。甲午以後，山東正有民間的義和團出現。頑固分子覺得這個義和團

正是他們所要的武力。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其本質與中國流行民間的各種會匪並無

區別。這時的大刀會專以洋人，尤其是傳教士為對象，民眾對洋人也有多年的積憤。

外國傳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平民。民間

許多帶宗教性質的廟會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願意合作。這也引起教徒與非教徒的

衝突。民間尚有種種謠言，說教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丹藥；

又一說教士竊取嬰孩腦髓、室女紅丸。民間生活是很痛苦的，於是把一切罪惡都歸

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國人，以及與洋人有關的事業如教堂、鐵路、電線

等，皆在被打倒之列。義和團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槍炮打不死他們。山東

巡撫李秉衡及毓賢前後鼓勵他們，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的口號在山東擾亂起來。

　　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 1899 年）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他就不客氣，把義和團

當作亂民，派兵痛剿。團民在山東站不住，於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當局

反表示歡迎，所以義和團就在河北得勢了。毓賢向載漪、剛毅等大替義和團宣傳，

說他們如何勇敢，可靠。載漪和剛毅介紹義和團給西太後，於是義和團在北京得勢

了。西太後及想實行廢立的親貴，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愛國誌士，都與義和團打成

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以為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達到。庚子年拳

匪之亂是我國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經過四次的禦前會議，西太後乃於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國同時宣戰。到七月二十

日，董福祥的軍隊連同幾萬拳匪，拿著他們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

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及其他法寶，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連東交民巷的公

使館都攻不破。同時八國聯軍由大沽口進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於是西太

後同光緒帝逃到西安。李鴻章又出來收拾時局。

　　拳匪之亂的結束是《辛醜條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辛醜條約》有二個

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在未還清以前，按每

年四厘加利，總計實九萬萬八千餘萬兩。俄國的部分最多（那時中、俄尚是聯盟

國），占 29 ％；德國次之，占 20 ％；法國占 16 ％弱，英國占 11 ％強，日本與美國各

占 7 ％強。第二，各國得自北京到山海關沿鐵路線駐兵。近來日本增兵平、津，就

藉口《辛醜條約》。第三，劃定並擴大北京的使館區，且由各國留兵北京以保禦使

館。

　　這種條款夠嚴重了，但我們所受的損失最大的還不是《辛醜條約》的各款，此

外還有東三省的問題，庚子年俄國趁拳亂派兵占領全東北三省，《辛醜條約》訂了

以後，俄國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假使中國接受了俄國的要求，東

北三省在那個時候就要名存實亡了。張之洞、袁世凱竭力反對接受俄國的條款，日

本、英國、美國從旁讚助他們。李鴻章主張接受俄國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醜的

冬天死了，不然東北三省就要在他手裏送給俄國了。日本、英國看見形勢不好，於

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年初，締結同盟條約來對付俄國。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

感。中國當時的輿論亦讚助同盟。京師大學堂（以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上書政府，

建議中國加入同盟，變為中、日、英三國的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情形不

利於他，乃與中國訂約，分三期撤退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條約雖簽字了，俄國以

後又中途變計，日本乃出來與俄國交涉。光緒二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兩國交涉

失敗，就在我們的國土上打起仗來了。那一次的日、俄戰爭，倘若是俄國全勝了，

不但我們的東三省，連高麗都要變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倘若口本徹底的打勝了俄國，

那高麗和東北就要變為日本的範圍，中國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實上日本隻

局部的打勝了，結果兩國講和的條約仍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不過劃北滿為俄國

鐵路及其他經濟勢力的範圍，南滿包括大連、旅順在內，為日本的範圍。這樣，日、

俄形成對峙之勢，中國得收些漁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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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孫總理提民族複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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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回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

們到了 19 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 19 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

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 19 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

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

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

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訁斤）、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

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

案。簡單的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

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的實行。為什麽不徹底呢？一則因為提案者對於西

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製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

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

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製度

的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

國。

　　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

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製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

維新事業得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

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西太

後甘心作頑固勢力的中心。滿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

上西太後的支助，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拳匪運動可說是我國近

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

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

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等到自強、變法、反動都失敗了，國人然後注意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

族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偉大與孫中山先生的少年環境是極有關係的。

　　中山先生是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

的家庭是我國鄉下貧苦農夫的家庭，他小的時候就在田莊上幫助父親耕種。十三歲，

他隨長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裏進了教會學校。十六歲的時候，他回到廣州

入博濟醫學校。次年，他轉入英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他在這裏讀書共十年，於

光緒十八年畢業，成醫學博士。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正十九歲，所受刺激很大。

他在學校所結納的朋友，如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等多與秘密反對滿清的會黨有

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

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

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為我們既然隻能從近

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的

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

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

不能了解為什麽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

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麵麵都顧到的，因為他的思想是受過

長期科學訓練的。

　　光緒十年的中、法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緒二十年的中、日之戰所

給的刺激更大。此後，他完全放棄行醫，專門從事政治。次年，他想襲取廣州，以

為革命的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他逃到國外。在檀香山的時候，他組織了興中會。

當時風氣未開，清廷監視很嚴，所以興中會的宣言不提革命，隻說政府腐敗，國家

危急，愛國誌士應該聯合起來以圖國家的富強。宣言雖是這樣的和平，海外僑胞加

入興中會的還是很少。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美國、英國，－麵鼓吹革命，一麵考察

英、美的政治。在英國的時候，使館職員誘他人館，秘密的把他拘禁起來，想運送

回國。幸而得著他的學校教師的援助終得出險，後又赴法。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

外逃難的時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義初熟的時期。

　　庚子拳匪作亂的時候，鄭士良及史堅如兩同誌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廣東起事，

不幸都失敗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劇搖動了許多人對滿清的信念，留學生到日本去

的也大大的加增，從此中山先生的宣傳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

讚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緒三十年，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組織同盟會，

並創辦《民報》。這是我民族初次公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宣言》及《民報發刊

詞》，是中山先生初次公開的正式的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救國救

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後，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對他所擬的方案尚有不

少的補充，但他終身所信奉的主義及方略的大綱已在《同盟會宣言》和《民報發刊

詞》裏麵立定基礎了。

　　《民報發刊詞》說明了三民主義的曆史必然性。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

族割據其地，慢慢的各養成其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製。到了近代，各民族

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製，平民沒有參政之權，以致民眾受壓迫的

痛苦。 18 世紀末年， 19 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在 19 世紀，西洋人雖己

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社會仍不安。這是因為歐、美在 19 世紀科學發達，工

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中國應在工業初起的時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學和工業為全

民謀幸福，這就是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說：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

　　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

　　未萌，試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

　　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

的。

　　但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西洋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強鄰的壓迫，

內部又滿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時推行三民主義呢？這豈不是偏於思想嗎？有許多

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當同盟會初組織的時候，就是

加盟者大部分也陽奉陰違，口信心不信。反對同盟會的人更加不必說了。他們並不

否認三民主義的偉大，他們所猶豫的是三民主義實行的困難。其實中山先生充分的

顧到了這層困難，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同盟會的宣言的下半

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

一般淺識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訓政階段是必要的，萬不能免的。

中山先生說過：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

　　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

　　一流弊在舊汙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

　　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

　　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製之實；

　　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者。

　　當時在日本與同盟會的《民報》抗爭者是君主立憲派的梁啟超所主持的《新民

叢報》。梁啟超是康有為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

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裏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

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製，如行共和必引起

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曆史為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

亂。梁啟超說：在閉關自守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

不小心，我們就可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啟超的學說是對的。

其實民國以來的困難都是由於國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訓政。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的是我民族惟一複興的路徑，我們不可一誤

再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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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民族掃除複興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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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拳匪之亂以後，全體人民感覺滿清是我民族複興的一種障礙，這種觀察是

很有根據的。甲午以前，因為西太後要重修頤和園，我國海軍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

新的軍艦。甲午以後，一則因為西太後與光緒爭權，二則因為滿清的親貴以為維新

就是漢人得勢，滿人失權，西太後和親責就煽動全國一切反動勢力來打倒新政。我

們固不能說滿人都是守舊的，漢人都是維新的，因為漢人之中思想腐舊的也大有人

在。事實上，滿人居領袖地位，他們一言一動的影響大，而他們中間守舊的成分實

在居大多數。並且他們反對維新，就是藉以排漢，所以庚子以後，滿清雖逐漸推行

新政，漢人始終不信服他們，不認他們是有誠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後尚在西安的時候，她就下詔變法。以後在辛醜到甲辰那

四年內，她裁汰了好幾個無用的衙門，廢科舉，設學校，練新兵，派學生出洋，許

滿、漢通婚。戊戌年康有為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後都行了，而且超過

了。日本勝了俄國以後，時人都覺得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專製，於是在乙巳年

（ 1905 年）的夏天，西太後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表示要預備立憲。

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製及法製的大調整時期。

　　丙午（ 1906 ）九月，厘定中央官製。前清中央主要的機關有內閣、軍機處、六

部、九卿。所謂九卿，多半是無用的衙門。六部采用委員製，每部有滿、漢尚書各

一，滿、漢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責任不專，遇事推諉。並且自道、鹹以後，各

省督撫權大，六部成了審核機關，本身幾全不舉辦事務。軍機處是前清中央政府最

得力的機關，原是內閣分出來的一個委員會，實際輔佐皇帝處理大政的。自軍機處

在雍正年間成立以後，內閣變成一種裝飾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軍機處，此外

設立十一部，每部以一個尚書為最高長官。這種改革雖不完滿，比舊製實在是好多

了。但十一名尚書發表以後，漢人隻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滿、漢各一的比例還差了。

所以這種改革，不但未和緩漢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運動的力量。

　　丁末年（ 1907 年）滿清決定設資政院於北京，作為中央的民意機關；設諮議局

於各省，作為地方的民意機關。戊申年，滿清頒布憲法大綱，並規定九年為預備立

憲時期。如果真要立憲，九年的預備實在還不夠。但是因為當時國人對滿清全不信

任，故反對九年的預備，說滿清不過藉預備之名擱置立憲。

　　滿清在這幾年之內，不但借改革以收漢人的政權，並且鐵良和良弼想盡了法子

把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奪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統繼位，其父載灃作攝政王的時

候，第一條命令是罷免袁世凱。此時漢人之中尚忠於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

凱要算是第一，載灃還要得罪他，這不是滿清自取滅亡嗎？

　　同盟會和其他革命誌士看清了滿人的把戲，積極的圖以武力推倒滿清的政權。

丙午年，同盟會的會員蔡紹南、劉道一聯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會黨在瀏陽和萍

鄉起事。他們的宣言明說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滿清，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同

盟會成立以後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義初次充當革命的目標。不幸失敗了。同

時還有許多革命黨員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軍中運動革命，清廷簡直是防不勝防。

　　這時日本政府應滿清的請求，強迫孫中山先生離開日本。中山先生乃領導胡漢

民、汪精衛等到安南，在河內成立革命中心。他們在丁未年好幾次在潮州、惠州、

欽州、廉州及鎮南關各處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歸失敗。同時江、浙人所

組織的光複會也極活動。丁未年五月，光複會首領徐錫麟殺安徽巡撫恩銘，此事牽

連了他的同誌秋謹，兩人終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帶安徽新軍一部分突破安

慶。他雖失敗了，他的行動表示長江一帶的新軍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

　　丁未、戊申兩年既受了這許多的挫折，同盟會的多數領袖主張革命策略應該變

更。胡漢民當時說過；“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製彼虜死命之

革命軍亦斷不可起。”汪精衛反對此說，他相信革命誌士固應有恒德，“擔負重任，

積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誌”。但是有些應該有烈德，“猛向前進，一往

不返，流血以溉同種”。他和黃複生秘密的進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後事不成被

捕下獄。這是庚戌宣統二年的事情。

　　汪精衛獨行其烈德的時候，中山先生和胡漢民、黃興、趙聲正在南洋向華僑募

捐，想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向滿清進攻。這是汪精衛所謂恒德。他們於庚戌年十一月

在擯榔嶼定計劃，先占廣州，然後北伐，“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

軍出江西趨南京”。定了計劃以後，他們分途歸國。次年辛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

日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們的計劃的實現。軍事上雖失敗了，心理上則大成

功，因為革命精神從此深入國民的腦際。

　　正在這個時候，清廷宣布鐵路國有的計劃，給了革命黨人一個很好的宣傳的機

會。那時待修的鐵路，以粵漢、川漢兩路最為急迫。困難在資本的缺乏，四川、湖

北、湖南諸省的人民乃組織民營鐵路公司，想集民股築路。其實民間的資本不夠，

公司的領袖人物也有借公濟私的，所以成績不好，進行很慢。郵傳大臣盛宣懷乃奏

請借外債修路，把粵漢、川漢兩路都收歸國有。借外債來建設本來是一種開明的政

策，鐵路國有也是不可非議的。不過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滿清已喪失人心，就是行

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況民營公司的股東又要損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種原故，

鐵路國有的問題就引起多數人的反對，革命黨又從中煽動，竟成了大革命的導火線。

　　同盟會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廣東，但自黃花崗失敗以後，陳其美、宋教仁、譚人

鳳等就想利用長江流域為革命策源地，他們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特

別注重長江中遊之兩湖。那時湖北新軍中的蔣翊武組織文學社於武昌，借以推動革

命。在湖南活動的焦達峰及在湖北活動的孫武和居正另外組織共進會。這兩個團體

雖有同盟會的會員參加，並不是同盟會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頗有磨擦。經譚人鳳

調和以後，共進會和文學社始合作。

　　同盟會的首領原來想在長江一帶應該有好幾年的預備工作，然後可以起事。但

四川、湖北、湖南爭路的風潮擴大以後，他們就決定在辛亥年〔宣統三年， 1911 年）

秋天起事。發難的日期原定舊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十天。卻在八月

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破獲，黨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倉卒之間定八月十九

即陽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督衙

門。總督瑞徵當即不抵抗出逃，新軍統製張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棄城

逃走，武昌便為革命軍所據。革命分子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好的黎元洪作革

命的都督。

　　武昌起義以後，一個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

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布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

生激烈的戰爭。滿清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

立省選派代表，製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

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了。

　　滿清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請袁世凱出來挽回大局。這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是

不會生效的。袁世凱替清室謀得的不過是退位以後的優待條件，為自己卻得了中華

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滿清打倒了以後，我們固然掃除

了一種民族複興的障礙，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

各種障礙對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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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軍閥割據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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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元年的民國有民國必須具備的條件嗎？當然沒有。在上了軌道的國家，政

黨的爭權絕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內戰。軍隊是國家的，不是私人的。軍隊總

服從政府，不問主政者屬於那一黨派。卻是民國初年，在我們這裏，軍權就是政權。

辛亥的秋天，滿清請袁世凱出來主持大政。正因為當時全國最精的北洋軍隊是忠於

袁世凱的。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所以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也與這個原故有關。

我們以先說過，在太平天國以前，我國並沒有私有的軍隊，有之從湘軍起。湘軍的

組織和精神傳給了淮軍，淮軍又傳給了北洋軍，以致流毒於民國。不過湘軍和淮軍

都隨著他們的領袖盡忠於清朗，所以沒有引起內亂。到了民國，沒有皇帝了，北洋

軍就轉而盡忠於袁世凱。

　　為什麽民國初年的軍隊不盡忠於民國，不擁護民國的憲法呢，我們老百姓的國

民程度是很低的，他們當兵原來不是要保衛國家，是要解決個人生計問題的。如不

加以訓練，他們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於國家和忠於主義；隻知道小忠，忠於給他

們衣食的官長，和忠於他們同鄉或同族的領袖。野心家知道我國人民鄉族觀念之深，

從而利用之，以達到他們的割據企圖。

　　工商界及學界的人何以不起來反對軍閥呢？他們在專製政權下作了幾千年的順

民，不知道什麽是民權，忽然要他們起來作國家的主人翁，好像一個不會遊水的人，

要在海洋的大波濤之中去遊泳，勢非淹死不可。知識階級的人好像應該能作新國民

的模範，其實也不盡然。第一，他們的知識都偏於文字方麵，古書愈讀的多，思想

就愈腐舊，愈糊塗。留學生分散到各國各校各學派，回國以後，他們把萬國的學說

都帶回來了，五花八門，彼此爭辯，於是軍閥的割據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

中國的讀書人素以作官為惟一的出路。民國以來，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

亂，因為小朝廷愈多，他們作官的機會就愈多。所以知識階級不但不能製止軍閥，

有的時候反助紂為虐。

　　那末，我們在民國初年絕對沒有方法引國家上軌道嗎？有的，就是孫中山先生

的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滿清不是中國複興惟一的障礙。其他如

國民程度之低劣，國民經濟之困難，軍隊之缺乏主義認識，這些他都顧慮到了。所

以，他把建國的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但是時人不信他，因為他們

不了解他的思想。他們以為滿清是我們惟一的障礙，滿清掃除了，中國就可以從幾

千年的專製一躍而達到憲政。這樣，他們正替軍閥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是古人所謂

“欲速則不達”。在民國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會的會

員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並沒有健全的革命黨作他的後盾。至於革命更談不到。

當時軍隊的政治認識僅限於排滿一點，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習慣，隻能夠作反動

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沒有健全的革命黨和健全的革命軍幫他推動他的救國救民

族的方案，他就毅然決然讓位與袁世凱，一方麵希望袁世凱能不為大惡，同時他自

己以在野的資格努力造黨和建設。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著帝國主義壓迫的空前大難關，以一個曹操、司馬懿之流的

袁世凱當國主，樹立一個新朝代，那我們也可馬虎下去了。但是我們在 20 世紀所需

要的，是一個認識新時代而又能領導我們向近代化那條路走的偉大領袖。袁世凱絕

不是個這樣的人，他不過是我國舊環境產生的一個超等大政客。在他的任內，他借

了一批大外債，用暗殺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敵宋教仁，擴充了北洋軍隊的勢力，與

日本訂了民國 4 年的條約，最後聽了一群小人的話，幻想稱帝。等到他於民國 5 年 6

月 6 日死的時候，他沒有做一件於國有益、於已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後，靠利祿結合的北洋軍隊當然四分五裂了。大小軍閥遍地皆是，他

們混打了十年，他們都是些小袁世凱。到了民國 15 年的夏季，中國的政治地圖分割

到什麽樣子呢？第一，東北四省和河北、山東屬於北洋軍閥奉係的巨頭張作霖，他

在北京自稱大元帥，算是中華民國的元首。第二，長江下遊的江、浙、皖、閩、贛

五省是北洋軍閥直係孫傳芳的勢力範圍。孫氏原來是吳佩孚的部下，不過到了民國

l5 年，孫氏已羽翼豐滿，不再居吳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屬於直係巨頭

曾擁戴曹琨為總統的吳佩孚。第四，山西仍屬於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獨立而專事地方

建設之閻錫山。第五，西北算是吳佩孚的舊部下而傾向於革命之馮玉祥的勢力範圍。

第六，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屬於一群內不能統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軍閥。第

七，廣東、廣西、湖南三省是革命軍的策源地。從元年到 15 年，我們這個國家的演

化達到了這種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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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慣徹總理的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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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節略有刪減 ]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並下總動員令。這是中華民國曆

史上的大分水嶺，此前我們雖有革命誌士，但我們沒有健全的，有紀律的篤信主義

的政黨，此前我們雖有軍隊參加革命，但沒有革命軍。此後就大不同了。我們如果

要了解民國十五年北伐誓師為什麽是個劃時代的史實，我們必須補述孫中山先生末

年的奮鬥。

　　我們已經受說過，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過

程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用不著說，軍政是一個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軍對

封建勢力的掃蕩和肅清，訓政是一個革命黨締造憲政所必須的物質和精神條件。民

國初年，這樣的革命軍和革命黨都不存在，軍閥得乘機而起，陷民國於長期的內亂，

人民所受的痛苦，反過於在滿清專製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於是更信它的革命方略

是對的。民國三年，他製定黨章的時候，他把一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大大的加

強，民國七年，俄國革命，雖遭到國內國外反動勢力的夾攻，終於成功了。中山先

生考察俄國革命黨的組織，發現其根本綱領竟與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異。原來俄

國也是一個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俄國的問題也是火速的現代化。在十九世紀，俄

國沒有趕上時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歐洲大戰，俄國以二十倍德國的領土，兩倍

德國的人口，尚不能對付德國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國的革命方略，在這種狀況之下

當然可供我們的參考。難怪中山先生雖知道中山主義與列寧主義有大不同之點，早

就承認列寧是它的同誌。

　　在蘇聯革命的初年，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列寧亦樂與中國攜手。民國十二年

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與列寧的代表越飛（ JOFFE ）共同發表宣言，聲稱在兩國

在各行其主義的條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紅

軍和共產黨的組織，是年冬，蘇聯派遣鮑羅廷作顧問。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開全國

代表大會於廣州，徹底的改組國民黨，並決定聯俄容共。同時蔣介石從俄回國。中

山先生就請他創辦黃埔軍校。中山先生對黃埔軍校是報無限希望的。在開學的那一

天，中山先生說過：

　　今天開這個學校的希望，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從新創造，要這學

校的學生來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兩廣的大調整時期，陳炯明勾結楊希閔及劉震寰意圖消

滅新起的革命勢力。於是有兩次的東征，然後廣東得以肅清。同時革命政府協助了

李宗仁和黃紹竑肅清廣西。

　　不幸在這一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從十五年七月九

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戰爭，使讀者們所熟知的，我們可以不必

細說。但是有三個重要方麵我們不得不注意。

　　第一， 抗戰以來，國人不分黨派區域均一致抗戰。

　　第二， 近年全國向近代化這條大道上邁進。鐵路的加修，全國公路網的完成，

航空線的設立，無線電網的布置，義務教育的提倡，科學及工程教育的獎進，及國

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幾年的大成績。抗戰以前全世界無不承認我民族已踏上複興之

路。日本的軍閥正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決計向我們大舉進攻。

　　第三， 九一八以來，決不輕言戰，亦絕不放鬆民族近代化之推進。我們能從

“九一八”到“七七”得著六年寶貴光陰的建設，這是深謀遠慮的結果。

　　目前的困難是一切民族在建國的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隻要我們能謹守中山先

生的遺教，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完～

[ 墨按 ] 據陳旭麓先生的前言，應還有最後一節“抗戰建國”，現在的版本節略掉了，

我也無法補上，好在於全書的大意無礙，且不去管它了。特此說明。

[ 補記 ] 關於第七節，得熱心網友 z 君之助，略為補全，甚是感激。 0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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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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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義

　　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在史學界早有盛名，可是建國之後，再也難以

找到。蔣先生乃是湘籍人士，這本著作又印行於前代，於是作為地方古籍出版社的

嶽麓書社，便適時地報上了這個選題，又終於使它在一九八七年問了世。

　　《中國近代史》內涵豐富，可是文字不多，為了增加其書的厚度，便於印製，

便請蔣先生的家屬從海外寄來了其選集的目錄，從中勾取了與近代曆史有關係的幾

篇。等寄來本文後，最後選取了其中三篇作為本書的附錄。所以說，這個選本乃是

出自嶽麓書社，並非作者所前定。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思想的種種禁錮逐漸解體。每一個憂國憂民的炎黃

子孫，麵對沉重的曆史，都無法無動於衷，深思著中國的前途和民族的興衰。蔣先

生的《中國近代史》雖說已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可是其對曆史的剖析和對國運的

論斷，今天讀來仍感親切。它的適時出版，不僅是學者，廣大讀者也表現出了熱切

的歡迎。

　　在一九八六年發排時，我曾為本書寫過幾句出版說明；臨近付印，為著適應時

勢，又作過了一點文字上的修訂。一九八八年，形勢又有了些變化，我便把原來未

說的一些話寫成一篇文章，在二月十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

　　　　　　　　　　　　不會遺忘的人和書

　　　　　　　　　　　　　　　——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作為曆史學家的蔣廷黻，對大陸多數讀者來說是陌生的。青

　　年人聽過這一名字的也不太多，即使是五十歲左右的人，大部也

　　隻限於知道他曾做過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並不了解他還寫過許

　　多研究近代中國曆史的學術著作，受到史學界注目。一衣帶水隔

　　絕海峽兩岸三十幾年，造成的隔膜竟一至於此！現今海峽的政治

　　氣溫雖說乍暖猶寒，畢竟堅冰已泮，有了春的氣息。大陸曆史學

　　界沒有遺忘這位學術前輩，在他離鄉背土並客死異域多年之後，

　　他和他的幾篇重要近代史研究著作又被重新介紹與堯封禹壤的廣

　　大讀者。

　　　　蔣廷黻，一八九六年出生於湖南邵陽，一九六五年病逝於美

　　國紐約。他在故鄉度過了少年時代，十七歲時負芨遠遊，先後肆

　　業於美國奧柏林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獲文學士和哲學博士學

　　位。一九二三年返國，任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一九二九年受聘

　　為清華大學曆史學教授兼曆史係主任。中年後始到國民政府供

　　職，還政後又依然從事學術的研究。他生長於三湘，學成於西

　　方，既受到過陶謝、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同鄉前賢“經世致

　　用”思想的熏陶，也接受了西方人文科學觀點的影響。

　　　　中國自一八四 0 年鴉片戰爭之後，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悲慘境地。作為曆史學家，不僅是回溯神州陸沉的痛苦曆程而

　　已，更要揭示曆史的內在規律，使人們鑒古知今，認識前進的方

　　向。作者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中國積弱積貧，其原因是什麽？

　　其出路何在？蔣廷黻通過對百年來曆史的反思，指出，中國論人

　　論地，本可大有作為。我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到了十九世

　　紀，西方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

　　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落伍就要挨打。因此，“近百年的中華

　　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

　　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

　　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作者寫作《中國近代

　　史》時，日寇的鐵蹄正蹂躪著北國的山河，盧溝橋的槍炮聲猶在

　　耳，在全國展現波瀾壯闊的抗戰高潮中，他如此熱切地呼喚近代

　　化，顯非偶然，正表現了一位熱愛國家和民族的中國人和正直的

　　知識分子的赤誠和良知。

　　　　作者論述曆史，始終把握住近代化這一核心命題，高屋建

　　瓴，目光四射，縱橫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在近代曆史上

　　發生過兩次重大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政治軍事鬥爭，一次是太平天

　　國，一次是義和團。作者認為，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複漢族的

　　自由，我們應該佩服，他想平均地權，雖未實行，也足表現他有

　　相當政治家的眼光。但是，他的真實心態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

　　會，而在建設新朝代。作者斷言：“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為

　　我民族造幸福”。義和團實行狹隘的排外主義，反對一切近代化。

　　他們的主觀願望雖說仍是救國家、救民族，但其方案是開倒車

　　的，其慘敗是極自然的。

　　　　作者通過對曆史上幾次重要近代化方案的失敗，總結出：

　　“近代化國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經濟，並又需要近代

　　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

　　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這一段話遭到了評論

　　家的詬病。“全盤西化”口號為胡適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對

　　西方文化都不預設任何的人為限製。縱觀全書，蔣廷黻的觀點同

　　胡適的口號並不完全吻合。

　　　　第一，他對本民族的文化並未采取虛無主義態度，也不主張

　　頂禮膜拜西方的一切。

　　　　第二，他理想的社會改革藍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拿三

　　民主義同西方製度比較，認為孫先生的民生主義，舉政治革命、

　　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國家貧富不均的問

　　題，勝過西方。他拿孫先生救國救民族的方案同奕（訁斤）、曾國藩等

　　人的自強，康有為、粱啟超的變法以及義和團的反對現代化相

　　比，認為“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的”。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雖是眾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但也有

　　不足之處。像對近百年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史實完全不提，反

　　映了作者政治思想上的短視和偏見。同時全書線條也略嫌粗疏，

　　不能給人以完整的近代曆史全貌。

　　　　前年，當嶽麓書社準備出版此書時，蔣廷黻的女公子蔣壽仁

　　從美國寄來專文，她說：“父親蔣廷黻逝世已經二十年了，現在

　　他的曆史著作能在他的故鄉——湖南的嶽麓出版社出版，我感到

　　欣慰。”我想，蔣先生若是地下有靈，今天也應當感到欣慰，為

　　自己，也為民族。

　　若是今天再來寫這篇文章，或許又會要增添某些話，去掉某些話了。

　　在本書重版的此際，我仍然願意將一九八六年的《出版前言》和一九八八年的

《不會遺亡的人和書》附於其後，用以保留人生的旅痕和曆史的見證。

　　文正義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

[ 輸入： guojian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