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貝6
說貝還真不好說啊。 停留的原因在於頭緒太多, 創作的衝動又因為記憶的模糊而打了一個大折扣, 好像是聖誕節的商品,比節錢 要便宜得多了。
話說南詔統一了今天的雲南地區,中原王朝退出了雲南。這個時候,貝幣重新進入了雲南。此後的貝幣和春秋戰國時代雲南的貝幣,有著明顯的區別。 南詔後的貝子,是作為一般等價物出現,換句話說,就是現代的錢。而最早的貝幣,是隻有貴族才擁有的昂貴的奢侈品。
那究竟什麽時候貝幣重新在雲南出現呢?
大致不可考了。 編於北宋的新唐書,不曾提到南詔的貝幣;曾經服役於安南的樊綽編於864年的雲南誌(蠻書)也不曾提到。雲南曆史的大家,逝世於1983年的方國瑜先生指出,樊綽的東西,有很多是超以前人編的東西。 方先生認為,貝幣大約在9世紀初進入雲南。這個時期,也正是佛教進入南詔王室成為南詔的國教的時候。宋代關於大理的資料極少,因而與貝幣也語焉不詳。 忽必烈征服雲南的時候, 有焚毀了大理的版籍,使我們對於大理國的了解相當困難。幸運的是,元明清三代關於貝幣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材料。不是因為統治者的刻意,而是因為貝幣在雲南的社會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9世紀以來,貝幣在雲南持續到了17世紀末。 喜歡與否,你就的正視它。
兩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圍繞著雲南的貝幣。 其一,為什麽雲南的貝幣持續了那麽久? 比中原王朝的要晚一千多年? 其二,為什麽雲南的貝幣突然在1660-1680 年崩潰了?
小牛概括了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中原王朝的占領和統治是關鍵因素。從元代 經明代,到明清交接在雲南的農民政權,提倡銅錢,禁止貝幣。因此,政府的政策是雲南貝幣消失的關鍵。
早在1948年江應梁先生就指出,自元-明以來,雲南就在中國的直接統治之下。 因而,中央與雲南地方的關係就克服了雲南和暹羅(古泰國)的關係, 或者說,雲南和東南亞的聯係弱化了,雲南和中國的關係遞升了。於是,作為中國官方的貨幣白銀和銅錢取代了貝幣。至於為什麽貝幣會在雲南持久存在,江認為雲南缺乏銅錢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而到了明末,雲南開始鑄造大量的銅錢,清代則更上一層樓。
後來的學者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點,把視覺投到了漢族移民到雲南後促進的商品經濟和市場化。而漢族的移民也是中央政府鼓勵支持的產物。他們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價值含量低的單個貝幣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因此,某種相對價值高的等價物比如銅錢和白銀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政府政策引導下的礦產業的興起,則從另一方麵保證的了銅錢原料的開采和供應。 自明代中期以來,官方對礦業的控製有所鬆弛,於是刺激了銅礦的開采。
明清教體之間在雲南的大西政權也被屢屢提起。 張獻忠死後, 他的部將孫可望占領了雲南。孫下令禁止使用貝幣,命令開鑄銅錢。鑄錢是每一個新王朝開門的七件事,因為錢象征著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普遍使用你的錢,也就表明他們接受了你的統治。孫建立了十八座冶煉爐,開始鑄造銅錢。與此同時,稅收,貿易都要求使用白銀和銅錢。這是大西政權的關於貨幣的政策。
以上的觀點強調了雲南內部變化,特別是由於在中國的管轄後因政府政策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變化。 他們認為,貝幣17世紀中葉之前在雲南的存在,是因為雲南較低的社會生產力; 而貝幣此後的消失,則是因為此後商品經濟的發展。 因此,在他們眼裏, 貝幣被銅錢取代,是經濟規律的自然結果。政府的政策, 恰恰反映了這個經濟規律。一句話,貝幣的消失,既是中央王朝對雲南滲透的結果,又反映和代表了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權力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