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亂 講
曆史學生 大學行走 文學參議 業餘收藏
正文
第三章 三去莫斯科
一、大連遇險
莫斯科在周恩來的國外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周恩來第一次去莫斯科、去蘇聯和他東渡
日本西旅法德的目的截然不同。先前周恩來是作為一個愛國青年而遠涉重洋探求救國救民的
真理，而這次去莫斯科，周恩來則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
會。
大革命失敗以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需要認真總結一下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並
決定今後的工作部署，然而，國內空前的白色恐怖無法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於是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當然，這和共產國際也有密切
關係。這是自中共於1921年7月成立以來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也是中共在1921
—1997年間十五次代表大會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
當時周恩來正滿30歲。三十而立，正是人生中的黃金時期的起點。風華正茂而又穩重謹
慎的周恩來已經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決策者。在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周恩
來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 不久， 周恩來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下的組織局
代理主任、主任，這樣，他就擔負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
為了籌備並出席六大，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於1928年5月初裝扮成一對古董商人夫婦，
由上海乘日輪至大連，然後經東北趕赴莫斯科。在赴蘇途中，周、鄧夫婦遭受了一場風險。
當時，組織上為了保證周、鄧的安全，專門給他們訂了頭等艙。然而，由於臨行匆匆，
他們倆隻帶了一個小手提箱，穿著隨身衣服。周恩來長須長袍，鄧穎超半舊旗袍，穿著打扮
和頭等艙不相符合。
按照坐頭等艙的條件，客人須每天更換衣服，而周、鄧二人卻無衣服可換。本來，他們
已經準備了各色衣物，但臨走之前，中央特科通知他們，他們的住處已經不安全，必須馬上
轉移。於是，周、鄧二人什麽也沒帶上，匆匆上船。在頭等艙的餐廳裏，有兩個天津口音的
人盯上了他們。鄧穎超發覺這一情況後，不禁有些擔心。 周恩來則鎮靜自若， 囑咐鄧穎超
小心應付。
船過青島，乘客可以上岸稍作停留。周恩來和鄧穎超便上岸吃了午飯，同時買幾件合適
的衣服，又買了各種報紙。因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周恩來、
鄧穎超對此十分關心，所以捎回了各種報紙。
船到大連，周恩來和鄧穎超剛要上岸，駐大連的日本水上警察廳來了幾個人，攔住了他
們。
“你是幹什麽的？”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來不卑不亢，沉著地回答道。
“做生意的，為什麽買那麽多報紙？”一個家夥以為抓到了把柄，指著一堆報紙，得意
洋洋地追問。
“船上沒有什麽可玩的，聊以打發時間罷了。”周恩來平靜地說。
“我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每天都得了解行情。”鄧穎超在一旁說道。
周恩來、鄧穎超的回答無可挑剔，那班人愣了一會，又問道：
“你們去哪裏？”
“去吉林。”
“到吉林幹什麽？”
“去看舅舅。”周恩來不慌不忙地說。
“你跟我們走一趟。”幾個水上警察指著周恩來，要帶走他。
鄧穎超不由得緊張了，她關心周恩來的安全有甚於自己，這不僅因為周恩來是她最親愛
的人，是她的人生伴侶，更重要的是周恩來是我們黨的重要領導人，使她無法放心讓敵人把
周恩來帶走。
“我也一起去！”鄧穎超站了起來。
周恩來瞪了鄧穎超一眼說：
“你不要去，你去幹什麽？”他又對水上警察說：
“麻煩你們幫我太太找個旅館，並請你們送她去住，”周恩來聲音不大，卻帶有一種威
懾力，“要大連最好的旅館。”
周恩來那雍容自若的氣派不禁使那幾個警察產生了疑問，莫非真的弄錯人啦？他們連忙表示：
“請你放心，我們送太太去大和旅館，那是大連最好的旅館...”
鄧穎超後來回憶這段經曆說：
“他們當即讓恩來同誌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在那裏，他們又詳細詢問了恩來同誌出生
年月日、學曆、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麽？叫什麽？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幹什
麽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麽姓王？恩來同誌說：在中
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 因此，我
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
的。恩來同誌伸出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後開抽屜看
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麽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
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係列的盤問，恩來同誌泰然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 他們為什麽懷
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當周恩來若無其事地在水上警察廳裏對付盤問時，鄧穎超在舒適的房間裏卻心急如焚。
忐忑不安地度過了大約兩小時，當周恩來麵帶微笑、安然無恙地出現在她麵前，鄧穎超七上
八下的心終於平靜了。
兩人會心地一笑，周恩來低聲說：
“銷毀接頭的證件。”
鄧穎超立即明白危險尚未過去，她馬上到衛生間撕碎接頭證件投入抽水馬桶。然後兩人
有說有笑地去樓下用餐。
周恩來在水上警察廳時，曾理直氣壯地要求警察幫他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當他
們用餐後不久，日本水上警察便派人送來了車票。當天下午，周恩來、鄧穎超上了大連去長
春的火車。關於這段經曆，鄧穎超回憶說：
“上車後發現同我們坐對麵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
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
的風俗（我後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裏，實際上我
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 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裏， 還在箱子裏呢！ 很
對不起。’（做要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
到長春後，住進旅館，周恩來立即脫下西裝，換上長袍馬褂，又刮掉胡子。而後乘火車
去吉林。
周恩來、鄧穎超本來是要去哈爾濱的，繞道吉林是怕日本人去吉林財政廳查問伯父，從
而牽累伯父，因此趕到吉林與伯父打個招呼。
在伯父家停留了兩天，周恩來先走，到哈爾濱住在二弟恩溥家。隔一天後，鄧穎超由三
弟恩壽陪送到哈爾濱。由於兩人接頭證件已經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係。周恩來便讓
鄧穎超在火車站守株待兔，等待也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的李立三。
幾天的等待沒有落空，這樣，通過李立三，周恩來夫婦從哈爾濱乘火車到滿洲裏。進入
蘇聯境內後一路順風，奔赴莫斯科。
二、六大的第一忙人
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有一百多人，他們以及工作人員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
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莊園。夏季是莫斯科最美麗可愛的季節，環境幽雅，草色青青
，鮮花叢叢，水流潺潺，和國內嚴酷的鬥爭環境相比，這裏真是一個世外桃源啊！
周恩來卻無心觀賞美麗的風景，一頭撲入了六大的籌備工作。
6月9日，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接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
夏、蘇兆征等同誌。這是周恩來第一次與斯大林會麵。即使外貌英俊、工作一絲不苟的周恩
來給斯大林以極其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也萬萬沒有料到這位恬靜的東方青年居然會成為新中
國的奠基者之一，成為與他相提並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
在談話中，斯大林提到了兩個問題。一是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二是指出中國革命的形勢不是高潮，而是處在
兩個高潮之間。斯大林的這些看法是正確的，使六大有了明確的指導方向。
6月14日和15日， 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談話會”，出席的
有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21人。這實際上是六大的一次小範圍
內的預備會。
6月17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各省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初步通過了大會主席團和
秘書長、副秘書長名單。當晚，舉行了大會預備會議。
6月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塞列布若耶莊園開幕。大會的
正式代表84人，候補代表34人，代表黨員四萬多人。瞿秋白致開幕詞，共產國際和其他國家
共產黨的代表致祝詞。
6月19日， 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書麵報告； 6月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隨後，大會分
組討論這兩個重要報告。
周恩來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大會秘書長，主持會議的全部日常工作。大會成立的十個委
員會，他參加了七個，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召集人；隨後，他又參加了新成立
的湖南問題、湖北問題、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四個專題委員會，可以說，他是大會的第一忙
人。周恩來的精明能幹給與會同誌留下了深刻印象。
6月27日，周恩來就政治報告作了長篇發言。 他指出，大會的目的在於使問題得以明白
的解答，“並不要重在個人的對與不對”，“並不以個人錯誤或誤會為批評的重心”；周恩
來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以地方言，南部與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階級言，農民發展與城市沉悶不相配合。”因此，
中國革命有武裝割據的可能，“對於南中國的幾省中，在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麵的準備，
因為這與全國的準備工作是有極大的關連。”
從周恩來的發言可以看出，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較之過去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看法雖然
不夠明確和係統，卻仿佛是黑暗中的一處火花，是極其寶貴的閃耀。
6月30日，周恩來向大會作了組織問題的報告； 7月3日，周恩來又向大會作了軍事報告
。7月9日、10日，大會通過了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和各項決議案，選出了中央委
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組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周恩來繼續當選。
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周恩來作了講話。他說：大會為
了求得革命的真理，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不要以為有了爭論就不是好的，因為隻
有批評討論之下，才能得到正確的道路。”
在這次大會上，代表們爭論得非常激烈，有時氣氛十分緊張。或許是為了調節一下氣氛
吧，周恩來在宣布大會閉幕後，又宣布大會餘興節目現在開始。
鄧穎超和莊東曉首先亮相，唱了一段京劇《大登殿》，博得了滿場熱烈的掌聲，在眾人
的盛情之中，她們倆又唱了一段《武家坡》。隨後，大姐蔡暢也上台了。她即興表演了她和
德共領袖台爾曼相互祝酒的情景。她那形象的動作，激起了全場開心的大笑。
鄧穎超這是第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她是六大的列席代表，參加了組織、職工運動、
婦女、農民四個委員會的討論。六大結束後，代表們還進行了一個月的軍事訓練。從來沒有
摸過槍的鄧穎超，和蔡暢、楊之華、李文宜等姐妹也繞有興致地參加了軍訓，並且拆卸槍支
的比賽中得了第一名。正在伏龍芝軍官學校學習、特意被請來當教官的劉伯承對她大加誇獎
，使她的興致更加高漲了。在一次練習夜戰的訓練中，鄧穎超指揮一班女同誌們“俘虜”了
高度近視的瞿秋白以及文弱書生蔡和森，更令她們雀躍不已。
在莫斯科，最令鄧穎超激動的是，她見到了國際無產階級著名的婦女領袖蔡特金。 蔡
特金當時已是古稀之年， 身體有病，在莫斯科鄉間休息。在一個晴朗的夏日早晨，鄧穎超
和英國工人參觀團的女工一起，去拜訪蔡特金。蔡特金和她們逐一握手並親吻，並發表了熱
情洋溢的講話。鄧穎超對這次會見印象十分深刻，1940年6月13日， 她在重慶《新華日報》
上發表了回憶文章《永不能忘的會晤—憶念偉大的蔡特金》。
三、“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7月19日， 六屆一中全會在莫斯科舉行，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次日，在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五人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周
恩來負責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
六大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次重要大會。在延安整風時期，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
》中評價道：“總的說來，‘六大’關於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方針等問題
的決定基本上是對的，所以說‘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對的。”這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的
積極作用。
但六大也有缺點，比如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沒有足夠重視農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
性，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比如仍然犯了關門主義錯誤，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
階級排斥在外。對此，周恩來指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錯誤。但這些錯誤沒有形成
路線錯誤，沒有形成宗派主義，雖然一些傾向是有的。這些，對以後立三路線、宗派主義的
形成是有影響的，但不能負直接責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六大還有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就是過分強調工人成份，加上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
的小動作，向忠發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發做過船工和碼頭工人
，大革命時期擔任過湖北省總工會的委員長，但他無論思想水平還是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實
際工作中無法起到主席的作用。當時政治局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
五人，蔡和森很快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職務，蘇兆征於1929年2月歸國，當月即病
逝。 因此，新的中央雖然從9月2日開始工作，但許多問題都說要等周恩來回國解決。周恩
來一回國，11月9日的常委會就決定， 新中央的工作計劃由周恩來起草提出。這樣，從1928
年11月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他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中國革命從嚴重挫敗走向複興起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和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合作出版《簡明不列顛百
科全書》中文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邀撰寫《周恩來》這一條目。胡喬木審定時在六大
後加了一句：“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李維漢
在《回憶與研究》中說，當時“政治局的決策實際上是恩來和立三”。
六屆一中全會後，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員回國，周恩來、瞿秋白
、蘇兆征、張國燾、鄧中夏等留在莫斯科。
7月15日，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塞列布若耶莊園召開
。周恩來出席了大會。大會最後選出關向應任總書記。
7月17日至9月1日召開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周恩來參加了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
員會以及共產國際資格審議委員會。他和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等出席了大會，周恩來被
選為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8月下旬的一天，劉伯承來拜訪周恩來。 劉伯承和周恩來在南昌起義曾並肩戰鬥過，周
恩來是前委書記，劉伯承是參謀長。老戰友在異國他鄉會麵，自然有一番親熱。寒暄過後，
劉伯承向周恩來道明來意，原來他受蘇聯軍事學院黨委委托，邀請周恩來到莫斯科高級射擊
學校的孔采伏野營，向中共派去的部分軍校學生作關於六大的報告。 周恩來欣然答應。 那
天下午，周恩來來到孔采伏野營裏，受到了中國同誌和蘇聯朋友的熱烈歡迎。 周恩來詳細
地作了關於六大的傳達報告， 從下午六七點鍾一直講到第二天淩晨兩點，然後趕回莫斯科。
共產國際六大結束後，周恩來沒有馬上返回，而在莫斯科又停留了一個月左右。作為中
央組織部部長，他逐一找到在蘇聯學習的中共黨員談話，向他們介紹國內情況，了解他們的
學習狀況，從而考慮到這些學員回國後的工作安排。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為了紀念孫中山而為創辦的，可以說，她為中國革命培養輸送了一大
批忠誠的、傑出的人才。鄧小平就在此學習過。周恩來也去中大看望了在那裏工作和學習的
中國同誌。
當有人告訴周恩來，烏蘭夫等同誌是蒙古族時，周恩來頓時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到他們身
上，帶著微笑說：“噢！你們是蒙古族，好極了！好極了！”周恩來的談話給了烏蘭夫以巨
大的鼓舞。六十年後，烏蘭夫回憶此次和周恩來會麵說：周恩來同誌與我們交談時的“深沉
目光和親切關注，長久地回蕩在我心底深處。我們想，周恩來同誌為什麽對我們幾個蒙古族
青年那麽關注？很顯然是把我們看作是少數民族的代表，著眼於整個蒙古族乃至全國各少數
民族。他的關注，飽含著對我們的無限希望。此後，我經過反複思索，萌發出了請求回國，
投身到國內艱苦而又熾熱的革命鬥爭中去的想法。經過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意，1929年我
回到國內，在內蒙古西部地區開辟和堅持地下鬥爭，後來又開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裝的鬥爭。”
四、王明碰了一鼻子灰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還糾正了王明等人捏造的一起冤案。
王明， 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金家寨人， 1904年出生。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
年10月入黨，11月被保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中大期間，王明等人從事宗派活動，受
到了大多數同學的反對， 但中大副校長米夫對他卻十分青睞。為了懾服眾人，王明等人就
開展了所謂反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
王明把反對自己的人分成三派。一是年紀較大、有一定工作經驗、出生江浙兩省的同學
，如俞秀鬆、董亦湘、孫冶方等人，叫成“江浙同鄉會”；把工人出身的同學，如李劍如、
餘篤三等，叫成“工人反對派”；把一些年青的團員叫成“先鋒主義者”。在王明看來，這
三部分人中對他威脅最大的是俞秀鬆、董亦湘等人。為此，他根據兩個“莫須有”的罪證首
先向“江浙同鄉會”開刀。
罪證之一是王長熙的一句話。關於這句話，當時中山大學學生、見證人之一陳修良回憶
道：“事實的由來是這樣的：孫冶方其時當翻譯，有工資收入，手頭比較寬裕，住在職員宿
舍內，上述的一些同學(指俞秀鬆、董亦湘、左權等----作者注)，每逢星期六常到他那兒閑
談，有時還燒點中國菜吃。有一天，一個叫王長熙的學生（學生會主任）在窗外聽到孫冶方
房內有江蘇、浙江口音的同學在說話，就向支部局的負責人匯報說：‘他們好象在開江浙同
鄉會’。此事很快傳到米夫那裏，他當時已是共產國際的東方部部長，兼‘中大’的校長，
他小題大作，弄得滿城風雨，要抓反革命分子。”
罪證之二是蔣經國的一封信。關於此點，師哲曾回憶道：“關於‘江浙同鄉會’，據我
所知，肖勁光、蔣經國、李卓然等在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學習時，中山大學的江浙同學向蔣
經國要錢會餐；蔣經國回信說，我現在的會費還沒有著落，等有了再寄來。這信落到別人手
裏，大家分析，什麽會費？信又是江浙同學寫的，這樣就認為是江浙同鄉會了。”
王明就這樣捕風捉影，根據子虛烏有的材料，硬說中大存在“江浙同鄉會”。王明小宗
派的成員，後來當了叛徒的盛嶽對此也不相信。他說：“我當時並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過。
”“不過，在權力鬥爭中，誇大其詞的手法可謂屢見不鮮。”盛嶽的後一句話倒是一針見血
，點破了王明內心的真實意圖。
想象了“江浙同鄉會”之後，王明就采取行動，一方麵搜集材料，一方麵又向米夫建議
進行徹底調查。經過調查，盡管“隻發現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證據”，但米夫等人仍然認定中
山大學有一個由俞秀鬆等人組成、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江浙同鄉會”。
接著，王明又請向忠發到中山大學作報告。向忠發是個大老粗，哪裏知道王明的伎倆。
他在講話中肯定“江浙同鄉會”是反黨組織，在黨內秘密活動，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其組織；
不僅和蔣介石有勾結，而且“聽說與日本領事館有勾結”，因此必須予以消滅。向忠發講話
後，便有學生被捕、被開除，引起了一陣混亂。
中大的學生畢竟是有政治覺悟和鬥爭經驗的，他們很快由害怕到憤怒，紛紛向中共中央
和中共代表團反映情況。
事情鬧得很大，周恩來便過問了此事。
周恩來首先找中山大學的學生一一談話。陳修良就是其中之一。周恩來問陳修良，到底
有沒有江浙同鄉會的組織。陳修良回答，“這是捏造的事實，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周恩來斷定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
1928年秋，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理。他們找了
許多人談話，並且召集當事人對質。陳修良回憶道：“聯共中央監委問王長熙到底聽了什麽
？王說，他隻聽到他們在講江蘇、浙江話，我就開玩笑說他們在開江浙同鄉會，但沒有說他
們已經組成了一個‘江浙同鄉會’。董亦湘說他們不過是吃吃中國飯，沒有什麽政治活動，
孫冶方也說明了事情的經過。這樣，這件事算是弄清楚了。”
另一個罪證----蔣經國的那封信，最終證明也是捕風捉影。聯共（布）監察委員會書記
雅羅斯拉夫斯基召集有關中國留學生開了一個會。 他說：“今天開會是為了搞清江浙同鄉
會一案，我先讀一個材料。”他拿出了蔣經國、劉鳴先給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的信，內
容是：我們現在學習很忙，不知你們情況怎樣之類的套話。隨後是有關“會費”的內容。信
雲：這個月錢用完了，“會費”交不出來，隻好下個月補交雲雲。這說的到底是什麽意思？
雅羅斯拉夫斯基解釋道，從江浙來的同學常在一起玩，要蔣經國請客，名曰交會費，即敲蔣
經國的竹杠。蔣經國花完了這個月的錢，所以交不出“會費”，準備下個月補交而已。
最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中大召開全體師生會議，公開否定存在著“江浙同鄉會”
這個組織，王明等人碰了一鼻子灰。
9、10月間， 周恩來還從在蘇聯軍校學習的中國同誌中挑出了馬宗顯，擔任他的警衛員
。馬宗顯，山東濰坊人，六大後隨周恩來回國，在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工作。後來因山東省委
被叛徒出賣連續遭到破壞，周恩來派他去山東懲治叛徒，他勝利地完成了任務，最後亦犧牲
於山東，被人譽為“伍豪之劍”。
1928年10月初，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
從1917年東渡日本到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周恩來遊遍了東洋和西洋。這種特殊的
經曆，對他的性格、信仰、才幹，和見識等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
五、二去莫斯科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去莫斯科。 這是周恩來第二次到蘇聯。這次去莫斯科，
周恩來的使命有二：一是匯報六大以來中共中央的工作：二是反映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
局之間的爭論。
曆經千錘百煉的周恩來，特別是經曆了大革命的失敗，周恩來變得愈發成熟了。這時的
周恩來，雖然沒有完全認清中國革命的特點，沒有完全把握住中國革命的規律，但是，他對
中國革命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整風時所說的，“經過大革命的白色恐怖的鍛煉
，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
這種百折不撓、愈挫彌堅的品質是周恩來的寶貴財富，令人讚歎不已，敬佩不已。
在周恩來等人的主持下，六大以來，中共中央的工作卓有成效。不僅克服了黨內一度存
在的削弱渙散現象，嚴格了黨的紀律，加強了黨的團結，度過了大革命失敗後最艱難的時期
，而且向前發展了一大步。據統計，全國的黨員人數，在六大時四萬多人， 1929年6月六屆
二中全會時六萬九千多人，到1930年3月周恩來赴蘇時發展到十萬人。 更重要的是，各地紅
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得到巨大發展。 到1930年3月，全國紅軍已有13個軍，六萬二千多人。
中國革命的麵貌和六大時相比，大大不同了。
然而，由於革命運動的複興，革命形勢的發展，黨內一度泯滅的“左”傾苗頭又重新抬
起頭來。
“左”的傾向的重新出現，和共產國際是有密切聯係的。
中共六大以後不久，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關於國際形勢與國
際任務的提綱》，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時期”理論，片麵地誇大
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在聯共（布）黨內，在共產國際內，又展開了反對布哈林
右傾的鬥爭。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中強調要求不調和地堅決
反對右傾。 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十次全會。庫西寧在報告中說：“在中國，現
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銳化了，這就必然導致新的革命總危機，而這個危機將具
有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更加廣泛、更加深刻的性質。”這就顯然高估了中國的革命形勢。
會議還指出：“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危
險的指示，是正確的”，因而，“在各殖民地的共產黨必須加強反右傾的鬥爭。” 米夫在7
月10日的發言中，特別強調中國黨反對右傾的鬥爭。他說：“為了更加認真地開展群眾工作
，中共必須克服目前在其隊伍中出現的那種右傾性質的動搖。”
事實上，中共麵對的問題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估計不足，應當繼續反“左
”，而不是反右，但共產國際在其發出的一係列指示，都帶有濃厚的“左”的傾向。
1929年2月、6月、8月、10月， 共產國際先後向中共發出了四封指示信，一封比一封“
左”。尤其是10月26日發出的第四封指示信，影響最大，作用最壞。它居高臨下地指示：“
中國最近的事實，迫著我們在還沒有接到你們關於黨在現時條件下的行動和路線的消息的時
候，就來說一說我們對於中國時局的估計，就來預先指出你們中國共產黨底最重要的任務。
”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因而，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可以
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底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
式的工農專政。”
共產國際是世界性共產黨，中國黨隻是它的一個支部，必須接受它的指示。因而，共產
國際的錯誤大大影響了中國共產黨。
1929年4月， 中共中央發出了第34號通告，開始提出右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12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要求“更
迅速地開展這一全國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勢”，並且認為“右傾的危險，仍然是黨的
最重要的問題”。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又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指示信的決議》，表示“目前全國的情形，正如國際來信所指出，確已進到深刻的全國危機
的時期，”“黨必須以反軍閥戰爭與武裝保護蘇聯為發展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的主要任務。”
共產國際的指示，也給周恩來以重大影響。 在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
，周恩來也認為國際訓令的精神是正確的， 目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表現了右傾的危險。5
月14日，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周恩來起草了《中央通告三十七號》，認為共產國際的指
示“足以成為中國黨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針”，黨目前“所特別遇到的困難便是黨內右傾思想
的發展”。在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七十號》中，他又高估了革命形勢，認為“目前全
國危機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開展。”
但是，周恩來比較冷靜，他在37號中央通告中指出：“假使以為‘左’傾的錯誤已完全
肅清，那便容許這‘左’傾的殘餘在黨內存在，於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也同樣要有危害。”
周恩來還指出：“指明鬥爭前途的開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鬥爭是一步步的開展，一步步
走到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懷過高的幻想：以後就是革命潮的前夜。”在江蘇省的黨代表大會
上，周恩來說：“所謂新的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是不同的，現在已經有了新的高潮，但還不
是直接革命形勢。”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和中央的另一領導人李立三發生了爭論。
李立三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和周恩來早就相識，後來和蔡和森、陳毅等一塊被押送回
國。回國後繼續參加革命並與劉少奇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重大勝利。以後又
領導了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
作為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者，李立三在廣大工人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在六屆一中全
會上，李立三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1928年11月20日被補為政治局委員和
常委。但李立三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左”傾思想比較嚴重。他認為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
勢是一回事，把全國武裝暴動提到行動日程上來。這和周恩來的觀點是有區別的。
李立三提出了要在國民黨統治的心髒南京搞武裝暴動，仿效十月革命城市暴動的方式，
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對此表示反對。為了說服李立三，他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軍
委幹部曾中生等和中國共產黨在南京負責軍事工作的人參加。大家分析了敵我在南京的力量
分布，認為懸殊太大，暴動是相當困難的。周恩來根據實際情況，特別是南京是國民黨政府
的首都，反動力量龐大，因而不具備暴動的條件，否定了李立三的意見。
1930年2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李立三又提出了一省數省首先暴動的意見。
他說：“在某幾省的形勢之下，組織一省或幾省暴動，在今天就應堅決決定”，“目前要以
湖北為中心，布置暴動”，“同時也要注意山東、滿洲工作的配合”，“在全國暴動中，江
蘇是主要領導力量。”李立三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他根本沒有看到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反
動軍隊，沒看到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還沒有被廣泛發動起來。在此條件下談論中國革命
的勝利，無異於紙上談兵。周恩來的頭腦比較清醒， 他在會上主要強調力量不足， “江蘇
主要是農村不發展遊擊戰爭”；“武漢農村要糾正地方主義，城市鐵路、海員工作不夠”，
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麽能舉行城市武裝暴動？
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 周恩來談到了他和李立三的爭論：“如我在去年
便兩次提出反主要的危險右傾，同時必定要反‘左’傾；對高潮問題，我在江蘇代表會上，
在中央政治局， 我都主張照國際的解釋， 中國現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於直接革命形勢
；關於糾正同誌錯誤，我曾多次反對以派別觀念解決問題。”
李維漢在回憶錄中也說：“恩來出國前和立三在不少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如對革命形
勢的分析和組織各地暴動等問題就有爭論。”他還套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一句話說：
“法效直若在，必能製主東行。”意思是說，如果周恩來在上海，那麽李立三的錯誤就能避
免。
確實，由於周恩來的作用，在他離開中央去莫斯科之前，李立三關於暴動的設想一直沒
有實現。
周恩來去莫斯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反映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的爭論。
1929年春夏之交，共產國際派了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波蘭人到中國組成遠東局。遠東局在
一些問題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同，產生了爭論。
如，在富農問題上，遠東局認為富農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必須堅決反對，並主張一定要
把反對資產階級富農寫上黨綱。周恩來則認為把帶封建性、地主性的富農與資產階級性的富
農分開來看，這不是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實許多富農是兼有兩種性質的。
此前，中共中央派鄧小平為代表，與掌握廣西軍政大權的俞作柏、李明瑞聯係，領導廣
西黨的工作，準備武裝起義。遠東局對此橫加指責，大為不滿，認為這是勾結軍閥。此外還
有其他問題上的爭論。
1929年12月，雙方的爭論尖銳化，矛盾激化了。遠東局在一個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
決議的決議案中，斷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這三點：一是富農問題，二
是“勾結”俞作柏等，三是在赤色工會問題上有動搖。
中共中央堅決反對遠東局的決議案，並且反過來認為遠東局本身存在著一貫的右傾錯誤
。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三人去同遠東局討論，結果討論了三天，反而
弄得更僵。遠東局還抓住了項英的小辮子，說項英在政治局會議說“遠東局不了解中國實際
情況”是對共產國際的不尊重，並上綱上線說：“這就是說國際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靠對立雙方的商量是解決不了問題了。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決定派人去向共產國際報告。
1930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上有這樣一條：“冠生（周恩來的化名）病入院。
決：準假兩個月。”事實上，周恩來沒有住院。可見，此時他已動身去莫斯科了。
六、幾次受到中央的指責和批評
上海，既是一個英雄城市，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遠的有上海小刀會起義，近的有上海
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是一個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城市。特務縱橫，密探如蟻，最可惡的是叛
徒的出賣。周恩來戰鬥在這個城市，毫不誇張地說，九死一生，任何時候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何況他又是中共領袖，特別是大革命時期擔任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門生故舊遍天下
，其中不乏有狼子野心者，不乏有無恥下賤者。為了保障去莫斯科的安全，周恩來決定繞道
歐洲。
這一天，周恩來興致盎然，拿了一張照片給陳賡看，問陳賡認識嗎？陳賡當時是負責特
科工作的，有名的機靈鬼，他拿著照片，端詳了半天，搖搖頭，說沒見過這個人。周恩來開
心地笑了，他告訴陳賡，此人是黃埔軍校的老熟人了，你一定認識。陳賡有些迷惑了，對著
照片又看了半天，還是沒有頭緒。最後，周恩來告訴他，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陳賡恍
然大悟，不由得讚歎周恩來的化裝術。
確實，這張相片照得又像又不像。說像，像1930年的周恩來，說不像，根本不像1924年
、1925年黃埔軍校英姿颯爽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便通過地下黨的關係，經上海環球中國學
生會申請，取到了護照，不過，姓名是假的。
周恩來坐輪船於4月間到達了歐洲， 再經法國、德國，由陸路去莫斯科。
經過德國時，應德國共產黨的約請，周恩來在德共機關報《紅旗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為《寫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文章署名陳光（譯名）。周恩來在文
中介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以及紅軍的發展狀況，指出中國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而“農民
遊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
文章發表後，在德國共產黨內引起了極大反響，讀者深為中國革命的進展而高興，並紛
紛詢問作者是誰。《紅旗報》作了公開答複：“這篇值得一讀的文章的作者是我們的中國兄
弟黨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領導成員。”這個答複是極其簡單的，但畢竟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
但他們卻不知道，這位中國兄弟黨的領導人曾經在柏林和他們並肩戰鬥過。
5月，周恩來到達莫斯科。 他一方麵代表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參加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
命的會議，解決中共中央同遠東局的爭論，一方麵處理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由於解決中
山大學派別鬥爭問題而與共產國際發生的分歧。此外，還有留學生等其他事務。
7月5日，周恩來應邀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
黨向聯共代表大會表示祝賀。周恩來在會上還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
。在聯共代表大會上作報告，這在當時需要一種特殊的身份，即隻有兄弟黨的領袖才有資格
被邀請。這表明蘇共和共產國際已經視周恩來為中共的領袖。
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主要的革命內容還是消滅封建勢力與推翻帝國主義在
華的統治，故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同時，這一民權革命，是要在無產階
級領導之下聯合農民，才能徹底完成”。周恩來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爭取群眾
、組織群眾、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在談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時，周恩來說：“在遊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半殖民地的
中國革命便有他特殊的產物----這便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周恩來還指出黨內要開展兩
條路線的鬥爭，既要反對右傾，“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和閉關主義”。
7月16日， 周恩來出席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會議，並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的特點與
目前黨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周恩來指出：“中國革命的發展，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
，還表現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國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
革命的形勢。”因此，周恩來提出了“為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而鬥爭，便成為
目前黨之爭取動員與組織群眾的總路線”。
7月下旬前後，周恩來會見了斯大林。 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周恩來介紹了中國革命
特別是紅軍的顯著發展。斯大林此時也改變了1928年六大時的一些觀點，接受了一年多來中
國紅軍重大發展的事實，認為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
正當周恩來在國外忙碌的時候，中共黨內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
周恩來去莫斯科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依然是一個“甩手掌櫃”，事事依靠中央
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在周恩來離國前夕，中共中央曾經作了若幹組織上的調整，
由向忠發、羅登賢、關向應、任弼時四人重組組織局，向忠發為主任；軍事部與軍委合一，
不歸組織局領導而直屬政治局，由周恩來、關向應、曾中生擔任軍委常委。不久，又決定周
恩來參加組織局。周恩來離國後，改由李立三參加組織局。這樣，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著主
要的決策作用。由於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獨斷專行，使黨內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
常的狀態。周恩來在國內時，有周恩來製止李立三的‘左’的傾向，周恩來一走，李立三便
失去了束縛。其‘左’傾傾向得以惡性發展。
5月15日， 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第三卷第四、五合刊，同時發表了李立三的
《新的革命高潮前麵的諸問題》和王明的《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李立三認為：“目
前革命形勢無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據中國的經濟政治條件，在全國革命高潮下
，革命有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在準備全國革命的勝利的任務之下，加緊準備
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為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教條主義者王明
也同樣不甘人後，說：“力爭革命首先在武漢及其鄰近各省勝利的前途加速實現，即是變軍
閥戰爭為工農兵武裝暴動推翻軍閥統治的戰爭，不僅是武漢及其鄰近各省的工農群眾的迫切
的任務，而且是全中國工農群眾的迫切任務。”
6月1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會議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
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這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
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
決議強調：在革命急劇發展的現在，黨不隻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以促進這一革命
巨潮的更快爆發，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決議
指出：“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目前的形勢看
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下，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還認為，
在現在全世界革命危機都已嚴重化的時候，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
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決議指出，當前執行中央這一進攻路線的最大障礙“便是
與這一總路線絕不相容的右傾觀念”，如果“不克服一切右傾的思想，黨的路線與策略決不
能有充分的執行。”
共產國際遠東局看到這個決議後，對李立三提出了兩個疑問：第一，共產國際現在正在
討論中國問題。而中共中央僅憑一個工作人員的報告（指李立三在6月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作的《關於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這一報告），便作出這一決議，將來發生問題，怎麽
辦？第二，現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來、瞿秋白不在，向忠發、關向應都病了，你們通過
這一決議，將來政治局內部發生不同意見，怎麽辦？根據這兩點，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決議
不應該發出。
不管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多大的爭論，不管遠東局在爭論中犯了多大錯誤
，也不論遠東局是否已經認識到這個決議中的嚴重的“左”傾錯誤，應該說，共產國際遠東
局的態度是冷靜的，其意見是正確的。
6月20日， 遠東局又寫信給中共中央說：“在你們代表還在那裏討論時 （指周恩來等
在莫斯科）， 你們又有一新的決議”，“在國際已快有決定時，為什麽不可以等國際決議
，而先發這一決議在支部中去討論，使其讚助你們決議嗎？”李立三卻大大咧咧地答複道：
“有什麽問題，由中共中央負責。”
前麵說過，周恩來的觀點，與李立三是有區別的。在向蘇共和共產國際作的報告中，周
恩來依然堅持以前的觀點，比較冷靜地看待中國革命的形勢。正因為如此，遠在莫斯科的周
恩來，受到了國內向忠發、李立三的幾次指責。
6月12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來並轉共產國際主席團說，中國革命迅猛發展，已接近革
命形勢，中央決定“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要求在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確定
這一路線。”看到這封來信，周恩來大吃一驚。
6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同意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堅持發出6月11日的決
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做結論時，批評了周恩來，說他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
出的“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意見是“割據觀念”，與中央的路線不同。為此，中共中央決
定發出電報，指出周恩來的這一“錯誤觀念”。
6月25日， 中共中央又致電周恩來，認為國內麵臨“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勢的大爆
發日益逼進的形勢”，並敘說了在 6月11日決議等問題上與遠東局的爭論。 中共中央指出
：“如果是懷疑準備武漢首先勝利的總路線，那麽我們是堅決不同意的，務請你向國際力爭
”。中共中央在電文中還婉轉批評了周恩來，說：“在你的報告上曾提出‘建立蘇維埃根據
地’的意見，我們覺得這一名詞可以解釋成為割據觀念，極不好的，應當改為爭取一省或幾
省的首先勝利，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並且要求周恩來“即刻動身回來，萬勿遲延”。
此時，黨內的“左”傾錯誤仍在繼續發展。其突出標誌是布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
海總同盟罷工。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發的名義致書共產國際主席團，聲言： “決定組織南京兵士
暴動， 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武裝暴動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
。”同時還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聯共的積極支
援，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材，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信中並請“通知恩來、秋白同誌速歸”。
7月27日， 紅三軍團認識到攻打武漢對紅軍十分不利，乘虛攻占了長沙。李立三等得知
消息後，更加認定“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正確性。 8月初，李立三等成立了中央總行動
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把黨、團、工會的組織合並為行動委員會，停
止了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一心搞城市暴動。
中共中央的有關決議送到共產國際後，周恩來焦灼萬分。由於李立三的錯誤追根究底源
於共產國際的“左”的錯誤，所以周恩來要說服共產國際是十分困難的。為此周恩來作出了
最大限度的努力，他在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一直講了三天，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中國國內的情
況，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如實地了解中國的情況。
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進行了研究， 認為李立三對形勢的認識過分誇張，
否定了革命不平衡的狀況，其武裝暴動計劃脫離群眾，因而是錯誤的，於是打電報給遠東局
轉告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開始起草《關於中國問
題的決議案》，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1930年7月23日決議。周恩來和瞿秋白參加了這項
工作。決議指出：“此刻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
有匯合起來。就是總起來看，這些運動也還不能夠保證必需要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及國
民黨的統治。”
由於共產國際本身具有“左”的錯誤傾向，因此它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糾正不
可能是係統的。它認為中共中央是在國際路線下工作，隻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犯了
部分的錯誤。
得到共產國際的答複後，中共中央於8月1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李立三等人對於國際的
答複極為不滿，並把責任歸罪於周恩來，認為周恩來右傾，應當負“政治上的責任”。
李立三在發言中說： “昨晚看電後， 我感覺到國際的來電，確沒有知道中國革命發展
的形勢。”“切實說起來，國際不僅不了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而且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
總趨勢。國際之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趨勢，恩來同誌要負這一責任。恩來同誌向國際的報告
，一定沒有說明革命發展的總的趨勢，所以使國際不能（了解）這一迅速的發展。”
李立三仍然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說：“我們如用機械的執行國際的指示，表麵上忠於
國際的來電，實際上放鬆現在革命的緊急關頭，便是不忠於革命，不忠於革命就是不忠實於
國際。”
中央政治局常委項英在發言中說：“國際並不是不了解總的趨勢，而是沒有了解革命發
展的速度。”
總書記向忠發認為李立三的發言“完全是根據實際問題來作答複。這許多實際問題都說
明黨的路線之正確”。向忠發還批評了周恩來，說：“恩來對於這一問題，不僅應負政治上
的責任，而且還包含著右傾的危險。”
8月3日，中央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和全國工作布置。李立三進一步
談了目前全國工作的布置和軍事戰略。會上強調了反對“右傾”的問題，矛頭直指向周恩來。
向忠發說：“恩來同誌尤其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暴露他右傾的危險，應在政治上負嚴重的
責任。”其口氣比8月1日嚴重得多，不僅有“尤其”二字突出周恩來的“錯誤”，而且在“
責任”之前加了“嚴重”二字。
列席會議的團中央負責人溫裕成說：“恩來同誌回來，必有一次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我
們必須指出他在國際上應負的政治責任。政治問題解決後，恩來同誌可去北方局負責。”預
先給周恩來作了組織處理，“充軍發配”北方局。
在會上，還有人上綱上線說：“中央對恩來的鬥爭必然是很堅決的，但必能以實際問題
戰勝其不正確的觀念。這種不同路線，在目前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很快的解決，就
是同樣可使革命更快的發展。”
總之，周恩來蒙受了莫須有的罪名。頭腦冷靜的周恩來，成為發了高燒的“左”傾分子
批判的靶子。
七、謙讓
8月12日—13日， 遠東局領導人兩次向莫斯科報告，說明武漢駐紮著大量的國民黨軍隊
， 共產黨人隻有200人，赤色工會會員隻有150人，敵我力量對比有如天淵之別。 共產國際
收到報告後，決定派遣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冒險主義。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他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由於六屆一中全會接受了共產國際不再派代表去中國指導工作，而是中共派駐代表到莫斯科
，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實現共產國際的領導，瞿秋白、張國燾便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
際代表。以後，中共中央又決定鄧中夏、餘茂懷為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共
駐農民國際代表，上述五人組成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為負責人。
由於中共代表團反對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長期培植下所形成的王明宗派集團，所以米
夫對瞿秋白等十分惱火和痛恨，處處予以刁難和打擊。
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在處理王明等人捏造的“江浙同鄉會”事件中，堅持實事求
是的精神，對王明等人的誣陷和蘇聯當局的錯誤處理，提出了不同意見，挫敗了王明的宗派
活動。瞿秋白對於偏聽偏信王明、扶植支持王明宗派活動的米夫也極為反感，他曾向共產國
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提出撤換米夫中山大學校長的職務，這更招致了米夫、王明的忌恨。
1929年初，聯（共）布開展了反布哈林的鬥爭，並展開了大規模的“清黨”運動。米夫
、王明借此次運動打擊和迫害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他們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所
謂“幕後活動材料”，甚至把瞿秋白與托派相提並論，公開指責瞿秋白與中山大學的托派分
子來往密切，參加中山大學的派別活動，打擊和陷害瞿秋白。
在“清黨”運動中，聯共（布）、共產國際以及中山大學完全站在米夫、王明一邊，反
對中共代表團，從而使中山大學一大批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學生遭受迫害，中共代表團也受
到嚴厲處理。
1930年3、4月間，中山大學“清黨”工作結束。共產國際書記皮亞特尼茨基把瞿秋白等
中共代表團成員叫到辦公室，指責瞿秋白等人犯有支持劉仁靜去土耳其會見托洛茨基等錯誤
。而後，米夫又以勝利者的姿態，在辦公室裏召見瞿秋白、鄧中夏、餘茂懷和張國燾，宣讀
了共產國際譴責中共代表團的秘密決議----《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中共
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
決議完全站在米夫、王明一邊，指責中共代表團的行動，認為 “中共代表團須擔負李
劍如、 餘篤三派別行動的部分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
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的
活動。”由於張國燾采取兩麵手法，所以決議案認為隻有少數（張國燾）不是在當初而是在
後來，才對中山大學的派別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的不同立場。
決議宣布：“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有見於此，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
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動，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
會政治書記處商定新的成分。”這樣，共產國際解除了瞿秋白、鄧中夏、餘茂懷等在中共代
表團的工作。
這一切，都是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發生的，對於共產國際的決議，周恩來是有他個
人看法的，因為他本人也參加了“江浙同鄉會”的調查和處理，了解瞿秋白等人的做法是實
事求是，但周恩來是自律甚嚴的人，加上當務之急是糾正國內的“左”傾錯誤，因而沒有說
什麽，內心中對瞿秋白卻充滿了同情。
這可以從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後的情形看出來。當時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瞿秋
白隻是政治局委員，並且共產國際在調他回國時，不準他再進中央政治局，而隻是輔助周恩
來糾正黨內的錯誤。
周恩來卻表現了極寬闊的胸懷，回到國內後，他主動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自己做幕後工
作，這樣瞿秋白便成為中央的實際領導人。
聶榮臻在回憶六屆三中全會時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 但他很謙虛，總
是把秋白推到前台， 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的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
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佩服。”
共產國際恰恰沒有料到這一點，它對瞿秋白一直不滿，瞿秋白這次回國可以說是罷黜回
國，殊不料成了中共中央的負責人，這是它不能容忍的。共產國際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共
中央，例如讓王明來負責。於是就有了六屆四中全會，米夫一手把持，王明大出風頭，瞿秋
白被打垮，周恩來遭壓製。
這是後話。
為了從安全考慮，周恩來決定先坐火車到柏林，然後坐火車到大連。這也符合護照的情
況。
當國際列車到達莫斯科後，周恩來利用列車靠站的時間，下車又同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副
部長馬基亞爾取得聯係。周恩來問：
“國際的同誌還有沒有新的意見？”
馬基亞爾答複說：
“沒有了，根據國際7月決定改正就行了。”
周恩來精神抖擻地回到了大連， 從大連搭輪船去上海。8月19日或20日，周恩來回到上
海，開始著手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
八、骨折
1939年7月，周恩來發生了意外事故，造成右臂終生殘疾。
7月10日，周恩來去毛澤東的窯洞商談工作。 這時，中央黨校請毛澤東去演講。毛澤東
因為工作太忙走不開，便請周恩來代勞。因為延河水漲，不能開車，周恩來便騎馬前去。剛
同毛澤東結婚不久的江青也一定要跟著去聽周恩來演講。江青年輕好勝，騎馬走在前麵。她
不走大路走小路，小路路窄，隻能過一匹馬，江青在策馬飛奔之中突然勒住韁繩，這一縱一
停，周恩來騎的馬驟然受驚，前腿抬起，後腿直立，把周恩來摔了下來，右臂撞在石崖上，
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警衛人員立刻趕上去，周恩來已經自己站了起來，用左手扶著骨折的右臂，臉色發白，
牙關緊閉。警衛人員扶著他步行到黨校會客室。中央衛生處立即派來了大夫。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說：“說來這與江青有關。是1939年7月中央黨校高級班學
員要請毛主席作報告， 主席就請剛從大後方回來的周副主席代他去講。當時延河發大水，
汽車過不去。主席就讓警衛員牽來自己的大青馬給總理騎。當時正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江青聽
說周副主席要去作報告，也嚷著要跟去聽，主席說：‘你沒有資格聽這個報告（高級幹部）
嘛！’可江青還是騎著警衛員的馬跟去了。過了延河後，江青突然來了興致，在田埂小路上
打馬急奔起來。大青馬和警衛員的馬原是一對，便跟著追了上去。這時突然從農戶院中竄出
條狗，吠著向江青的馬撲過來，江青驚惶失措，忙撥轉馬頭，正好撞在總理的馬上，田埂太
窄，這麽一撞，便把總理從馬背上撞了下來。摔得很重，結果是骨折臂斷。那時延安的醫院
條件很差，斷骨錯位愈合，胳膊無法伸展，連生活都無法料理了。
中央決定送蘇聯治療，住進了克裏姆林宮醫院。專家會診後提出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
是重新接骨，胳膊的功能可以完全恢複。但要動兩次手術，時間拖得長。第二個方案是強力
拉伸已經愈合好的肌肉，能達到使胳膊在一定程度上伸展彎曲，可以工作和生活，但功能不
會完全恢複，好處隻是時間短，不必作手術。總理說，國內的事情很多，我不能在國外作長
期治療，隻要能用它進行工作和生活，我也就滿意了。
當主席得知總理被江青撞下馬跌傷後，對江青很惱火，批評說：‘你出什麽風頭！你耽
誤了多少大事！’而一般人都以為是總理坐騎受驚自己跌下馬來的。 當時鄧大姐在重慶回
來後總理也沒將實情告訴她，鄧大姐也一直以為是自己摔折的呢。一直到1977年她才得知真
相，若有所悟地說：怪不得那年我回延安後江青跑來說，她經常去看望恩來，都難過得哭了
。我當時聽了還覺得挺奇怪的，幹嘛她要難過得哭了呢？”
周恩來的受傷，江青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說當時即存心害人，未免牽強。
當時為周恩來治療的是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大夫巴蘇。巴蘇在日記中寫道：“一九三九年
七月十日， 晚上十點鍾， 張部長請我們陪他去看周恩來同誌。周恩來同誌意外地從馬上摔
下來，右肘的小臂下端骨折了。延安所有第一流的醫生都來了，給傷口進行了X光透視和包
紮。 我們看到他正在用左手練習寫字，因為他知道很長時間內他將不能用右手寫字。”
和白求恩、馬海德齊名的印度援華大夫柯棣華在其回憶中說：“當我們看見他的時候，
我們都驚呆了。 你猜他在幹什麽？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練習寫字。骨折以後是很痛的，他
的臉上都是汗。當我們給他脫下衣服檢查時，看見他的內衣都濕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麽
堅強的毅力在堅持工作啊！我們心痛地責備他不應該這樣不愛護自己的身體，可你知道他說
什麽呢？他說：‘一個人隻要還活著，就應當為黨工作’。在八路軍裏，我常常聽到同誌們
說這句話，可在當時，我卻忍不住地掉淚了。”
右臂骨折，促使周恩來第三次去莫斯科。
周恩來先在延安作了一個半月的治療。在此期間，他仍不停地工作。右臂用兩塊板子吊
著，他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修改電文。
從8月4日至15日，周恩來忍著傷痛與種種不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後作了八次長篇發
言。周恩來回顧了自己視察新四軍和東南六省的情況，全麵係統地匯報了新四軍和國統區的
現狀以及黨的工作情況，並提出了今後應該如何進一步開展黨的工作的一係列意見。
周恩來的發言，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視，充分討論後，毛澤東總結說，南方工作
“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績”，“發展了統一戰線”，“發展了黨的組織”，“推進了戰爭
動員”； “發展了青年和婦女工作”， “開始了工農運動”，“幫助了八路軍、新四軍與
邊區”，而這一切，都是“在恩來領導下的成績”。
然而周恩來右臂的治療情況不如人意。 8月18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對周恩來的胳膊進
行了檢查，發現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盡管用力按摩並作了熱敷，但右肘仍處於半彎曲狀態
，無法伸直，肌肉也出現了萎縮。延安的醫療條件極其有限，如果再得不到有效治療，就有
成殘疾之虞。為此，中共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到蘇聯去治療。同行的還有鄧穎超、王稼祥、陳
昌浩、李德等。
周恩來受傷時，鄧穎超不在延安。當她得知周恩來墜馬受傷時，既驚訝又焦急。因為鄧
穎超知道周恩來騎術甚精，長征時甚至在馬上睡覺，這次怎麽會從馬上摔下來呢？不久，鄧
穎超收到了周恩來的信。信是用左手寫的，鄧穎超立刻明白周恩來右手的傷勢很重，她的心
情沉重了。周恩來在信中告訴她，中央批準了他去蘇聯治療，並批準她陪同。
鄧穎超此時歸心似箭，她坐上愛國華僑送給八路軍辦事處的一輛救護車，從重慶出發了
。 從重慶到成都450公裏，司機祝華同誌急鄧穎超之急，用了一天跑完。接著路上適逢下雨
，道路泥濘，跑了四天到西安，車子又壞了。祝華又從西安辦事處借了一輛卡車送鄧穎超到
延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地為周恩來赴蘇療傷撥了一架道格拉斯飛機。8月21日，周恩來
一行人離開延安去蘇聯。臨上飛機前，正在馬列學院和母親任銳一起學習的孫維世騎著馬風
風火火地趕來了。孫維世纏著鄧穎超，要求帶她去蘇聯學習戲劇理論和導演專業。
孫維世是孫炳文的女兒。孫炳文是一位老同盟會員，曾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筆。
朱德受其影響，兩人一起去歐洲尋求革命真理。周恩來在柏林介紹他和朱德一起加入了中國
共產黨。1927年，孫炳文在廣州任北伐軍留守處主任，鄧演達要他去武漢工作。當他從廣州
繞道上海時，適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輪船上，孫炳文被後來淪為大漢奸的褚民誼
認了出來，最後犧牲於上海龍華。
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後，有一天，周恩來從外邊回來，發現武漢辦事處門前有一個十六
七歲的少女正在傷心地哭，旁邊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勸解。
經過一番詢問，原來這兩個青年是老友孫炳文的孩子孫泱和孫維世，隻因為要求去延安
被拒絕， 所以孫維世傷心地哭泣。 不久，孫維世便到延安學習，而孫泱則去太行山朱總司
令那裏工作，後來曾擔任朱德的秘書。建國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領導， 文革中迫害致死。
孫維世小的時候就很受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喜愛，這次重逢後，就改叫周恩來、鄧穎超為
“爸爸”、“媽媽”。鄧穎超十分疼愛這個聰明伶俐的幹女兒，也支持她出國深造的想法。
周恩來皺了皺眉頭，他也不忍心拒絕這個幹女兒的請求，於是說：
“要去，也得經過組織批準。”
聽到這句話，孫維世知道周恩來同意了，頓時欣喜若狂。她策馬飛奔，趕到棗園，風風
火火地找到毛澤東，請求毛澤東的批準。毛澤東笑著簽了個字。孫維世又打馬奔回機場，手
裏高舉著毛主席的批示。可憐她上飛機時，腳上還穿著草鞋。
當天飛機降落在蘭州機場。為等候蘇聯派來迎接的專機，周恩來一行又在蘭州住了一個
星期。離開蘭州後，中途又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停留了三四天。
9月間，周恩來乘飛機到達莫斯科。
這是周恩來第三次到蘇聯，也是他在新中國建立前最後一次去蘇聯。和前兩次去莫斯科
，這次情況有了很大不同。
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1930年春再去莫斯科，周恩來是秘密前往的，化了裝，隨時
可能遭遇危險。這一次，周恩來無需任何掩飾；前兩次去，黨的力量相當弱小，中國革命處
在危急關頭，這次去，中國革命的麵貌大大改變了，黨的力量大大加強了，黨員和武裝隊伍
發展到了幾十萬人。更重要的是，此時的黨，已經不再幼稚，而是逐步走向成熟，並在實際
鬥爭中選擇並確立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
如果說，前兩次去莫斯科，周恩來的心情是沉重的，充滿憂思的，那麽，此次他雖然手
臂有傷，但心情卻欣慰得多，輕鬆得多。
九、116頁、5.5萬字的備忘錄
飛臨莫斯科時，天上正飄著雪。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到機場迎接周恩來、
鄧穎超。周恩來立即被送到克裏姆林宮醫院住院檢查和治療。鄧穎超住在中共代表團住的留
克斯大旅館，她常去醫院陪周恩來。而幹女兒孫維世也經常去看望他們。
蘇聯方麵對於此事也十分重視。一批醫學專家奉命前來治療，他們會診了三次，討論治
療方案。周恩來也參加了每一次的討論。醫生們提出了兩種治療方案，供周恩來參考。一種
是積極療法。把肘骨拆開，重新接骨，這樣骨頭愈合後胳膊可以伸縮自如，沒有任何後遺症
。但此種療法比較冒險，患者的痛苦較大，需要時間也較長。第二種方案是保守療法。不開
刀，這樣治療效果差一些，胳膊隻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內活動，但治療時間短。周恩來比較
兩種方案後，毅然選擇了後者，因為他根本不能長時間離開工作。他說：“國內工作很忙，
不允許我長期在國外治病。”
第二種治療法依然是十分痛苦的。首先，在麻醉以後，用強力把胳膊扳到一定的伸縮角
度，然後加以固定。麻藥效力一過，周恩來便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疼痛，豆大的汗珠直往
外滲。然後是按摩，目的是使萎縮的肌肉恢複生機，這又是一個痛楚的過程。按摩的醫生是
一位老太太，她不斷地對師哲說，不受這個苦，就會前功盡棄，所以，一定要受這個痛苦，
將來才有希望使手臂的活動幅度大一些，可以梳頭，吃飯。
在治療過程中，周恩來心裏仍然惦記著工作。中共代表團代表任弼時的秘書師哲去看望
時，周恩來說：“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嘛！”師哲則勸解道：“你是來醫病的，還是先把病治
好為宜。”周恩來卻說：“我這是外傷，影響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頭腦清醒，精力旺盛
，有時興奮之至。”
由於專家們的精心治療和周恩來的密切配合，治療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達到了預期的
效果。這樣，周恩來的右胳膊總是屈在身前，這個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熟悉的姿勢，仿
佛給他增添了格外的魅力。文革中， 在批孔的文章中， 有的特別點明， 孔老二端起胳膊
， 以暗示周恩來。
由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蘇聯人民對中國革命更
加關注了。周恩來作為中國黨的領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向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在19
35年夏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國際執委會委員。這次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機關內的許
多同誌都想一睹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黨的領袖。他們悄悄向師哲打聽：“周恩來出院了
嗎？什麽時候會來共產國際？真想看看他。”一位天真可愛的女秘書還鄭重其事地囑咐師哲
事先一定要告訴她：周恩來在什麽時候從什麽地方經過，以便讓她隔著窗戶看一看周恩來。
新年前幾天，經過兩三個月的精心治療，周恩來終於出院了。1940年元旦晚上，他出席
了共產國際舉行的新年晚會，終於讓大家領略了他的風采。
出院後，周恩來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事實上，在治療期間，他也沒有停下工作，手
不能動，大腦卻在急劇地思考之中。
周恩來離開延安前夕，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雙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得對另一
方采取侵略行動，不得支持與另一方交戰的任何第三國，不得參加旨在直接或間接反對另一
方的任何國家集團。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在國際上掀起了軒然大波，輿論宣傳對於中
國共產黨也非常不利。
中國共產黨應當怎樣看待這件事呢？
9月1日，毛澤東以《關於國際形勢對於<新華日報>記者談話》的形式發表書麵聲明，論
述了蘇德協定的政治意義，指出“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弟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
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團對於蘇聯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間的和平，保障
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
周恩來到莫斯科，立即把這份聲明發給了各兄弟黨。各國共產黨代表看了這份聲明，紛
紛稱讚中國黨看問題精辟。共產國際也說中國黨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支持。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此時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並突出宣傳了毛澤東。 《共產國
際》（俄文版）1939年4期刊載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一文。 並在第6期專文介紹了毛澤
東，稱讚毛澤東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勇敢戰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
一，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學者、傑出的演說家、軍事戰略家和天才的組織者”，以及“中國
人民忠實的兒子”等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麵固然是看到了中共的力量，但更重要的卻
是想“使國共合作的鞏固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以便促使國民黨有效地堅持中國的抗戰。
在莫斯科，周恩來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
共產黨的工作。因為當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國內的局勢演變情況並不清楚，有些人對於中共
統一戰線政策中的某些作法抱有懷疑，即擔心中共的獨立自主原則會破壞國共合作，不利於
中國的抗戰。這其實是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為了消除他們的誤解以及改變他們的一些錯
誤觀點，有必要對中國國內的局勢作一透徹而全麵的分析。
1939年12月29日，周恩來向共產國際遞交了自己撰寫的《中國問題備忘錄》。這份備忘
錄長達116頁，共5.5萬字。全文分為四大部分：一、中日戰爭的新階段；二、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與國共合作；三、黨的工作與八路軍新四軍工作；四、中共“七大”的準備工作。
備忘錄第一部分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周恩來指出：“武漢戰役以後，中國
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已經結束。目前，這一戰爭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的特征是敵人將
戰略重心轉移到華北敵後戰場，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在其占領地區進行建設
和開拓富源，將重點放在政治進攻和施加經濟壓力上，迫使中國投降。周恩來指出，目前我
們遇到的一係列困難，主要是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以及腐化表現，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誘
降，英、法的妥協活動，致使投降與分裂成為主要危險。
那麽，應當怎樣克服困難，持久抗戰呢？周恩來指出：必須堅決加強團結， 反對投降
與分裂； 主張民主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敵後遊擊戰，粉碎敵人妄圖消滅遊擊隊的活動；
加強前線防禦，防止敵人進攻。
備忘錄這一部分還係統地介紹了兩年半中日戰爭的一般情況，其中包括日本的得失，中
國的得失，說明一年來前線的作戰總的是處於停滯狀態，而敵後的戰鬥正在進行，這是中國
民族解放戰爭新階段的特點。
備忘錄第二部分介紹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特點。周恩來指出，中國的統一
戰線沒有正式的共同綱領，而參加的各黨也無聯合組織，其基本內容是國共合作。周恩來介
紹說，按毛澤東的分析，中國的統一戰線是全民的，其政治基礎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共
兩黨各有自己的軍隊，統一戰線所處的情況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組織起來，這些都是中國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
周恩來分析了蔣介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針：一、他主張聯蘇，但反共；二、他主張聯
共，但要改造中共；三、他需要群眾，但是為了統治他們。這個思想和方針是自相矛盾的，
實際上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原則上並不願意承認國共合作，而隻是認為共產主義向三民主義投
降了。
周恩來指出：“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由於統一戰線的進步，抗
戰正在頑強地堅持，國民政府的政策爭取有所進步。但在統戰形勢惡化的情況下，分裂與投
降的危險將加劇。由於抗戰在繼續，有時摩擦緊張到一定程度，就又緩和下來。有時由於統
一戰線的發展，統治階級及其政黨開始不安起來，於是又發生新的摩擦。這樣，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就經常處在複雜的、曲折的、變化的過程中。它時而進步，時而倒退，但它的總趨勢
是走向某些進步。”
總之，在備忘錄的前二部分，周恩來全麵地介紹了中國的抗戰以及敵、我、友三方的情
況，並作了精辟的論斷。這些論斷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經得起曆史的考驗。這就使聯
共（布）和共產國際了解到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消除了他們對中共某些政策、某些做法的擔
心與不安。
在備忘錄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周恩來分別係統而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各方麵的工作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工作以及中共七大的準備情況。
《中國問題備忘錄》譯成俄文後交給了季米特洛夫，並由他的政治秘書將譯文壓縮至20
頁打印紙。季米特洛夫隨後將此打印的書麵報告送交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執委們研究。周恩
來對此又作了修改， 發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上，題目改為《中國抗戰的
嚴重時期和目前任務》。
共產國際執委們仔細閱讀了《中國問題備忘錄》後，1940年1月間，執委會全體會議聽
取了周恩來的口頭報告。 季米特洛夫、哥德瓦爾特、庫西寧、曼努意爾斯基、拉科西、皮
克、馬爾蒂、伊巴露麗等共產國際重要人物都出席了會議，岡野進（即野阪參三）和任弼時
也列席了會議。
周恩來連續講了兩天，每天都在四五個小時以上。共產國際執委會最關心的是中國的抗
戰能不能堅持下去，能不能取得最後勝利。周恩來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明確回答。他對照牆上
掛著的地圖和各種表格，引用了大量數字，詳細分析了抗戰以來戰局的變化情況以及中日雙
方的優劣勢和強弱點，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英勇作戰的情況。周恩來明確指出：
中國的抗日戰爭一定能夠堅持下去，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共產國際執委
們聽了很興奮，除了個別提問外，對這個報告表示滿意。
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寫道：
“周恩來就中國的形勢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了一份長達100頁的報告。 作口頭報告時
一口氣要講四至五個小時，並用地圖、草圖、圖表等說明軍事行動和根據地的情況。他還談
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農村包圍城市’的遊擊戰思想及其重要意義。他概述了擴大農村紅
色根據地的計劃。他的翻譯師哲寫道：‘他常在闡述自己的意見前說：‘在這個問題上毛澤
東的觀點是這樣的。’
反應又是如何呢？‘聽眾們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這是一種他們很不熟悉的思想
方法、工作方法、說理方法。中國人的姓名，地理情況，事情的錯綜複雜性……一切的一切
對他們來說都難以理解。周恩來的大多數聽眾都是充滿了優越感但卻對中國缺乏了解又毫無
實踐經驗的庸庸碌碌者。唯一聽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後來與周恩來一起
到了中國。他的聽眾中有季米特洛夫，芬蘭的庫西寧，法國的馬爾蒂，羅馬尼亞的安東尼斯
庫，德國的皮克……。法國代表馬爾蒂曾說過：‘就象一部長篇小說，裏邊的人物實在太多
。我常亂了頭緒……。’翻譯師哲曾以委婉的措詞說過：‘他們不熟悉中國的具體形勢。’”
1月8日，周恩來在共青團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報告，介紹
了1935年以來中共在青年團中進行組織、宣傳教育的情況。周恩來指出1936年中國共青團在
全國保存下來的不多，以後即創建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以後這個組織成為整個青年抗日
運動的骨幹。周恩來還介紹了全國各個地區青年組織的狀況。
1月23日，受中共中央委托， 周恩來致信斯大林，指出目前中國抗戰正進入艱難時期，
統一戰線內部存在嚴重的磨擦，而投降與分裂正成為目前中國的主要危險。
2月，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了《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這是抗日戰爭時期
共產國際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討論中國黨的工作。
2月末的一天，季米特洛夫將決議交給周恩來。 季米特洛夫解釋說，恩來的報告斯大林
看了，國際執委會關於報告的討論情況，也向斯大林作了報告，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就
中國問題進行了極其嚴肅的討論和研究，並且十分審慎地考慮了中國問題，因為中國革命本
身具有許多獨特的微妙之處，且又在世界革命運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季米特洛夫還說
，本來斯大林同誌很想接見周恩來並麵談一切，但是，當時蘇聯同國民黨政府不僅恢複了外
交關係，而且過從甚密。這次周恩來是共產國際接待的，如果斯大林接見周恩來，就不能回
避接見國民黨的外交人員，可是他又不願意接見後者。所以，這一次就不見麵了，希望恩來
諒解。
季米特洛夫接著說，這個決議是在斯大林主持之下討論和草擬的，而且字斟句酌，十分
慎重地選擇了措詞。因為既想把問題說明白，使中共能正確理解國際方麵的立場、觀點、態
度和願望，又不能因為決議本身的任何一句話而束縛了中共的手腳，或傷害中共的積極性和
創造精神。請你們先把決議研究一下，如有問題或意見，請提出來，我們再行商量。總之，
我們共同努力，把這個任務完成好。
這個決議很重要，它完全是以建議的口吻寫的，給中共中央以很大的回旋餘地。中心內
容是希望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堅持抗戰，爭取勝利，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
中國。在此之前，共產國際發出的文件往往因為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常常引起中共中央的議
論。唯有這個文件，中共中央不曾有過任何不同意見。周恩來把決議的中文譯本隨身攜帶回
國，交給了毛澤東。
周恩來還同蘇聯經濟學權威、理論家瓦爾加見了麵，並向他請教問題。當時國民黨的法
幣日益貶值，導致陝甘寧邊區的邊幣也發生貶值，繼而物價不斷猛漲，使邊區軍民生活日益
困難。
瓦爾加說，我這樣想，首先應使邊幣脫離與法幣掛鉤的關係，自己獨立起來，不受它的
影響；其次，邊幣不應成為銀行鈔票，而隻應成為法定的流通證券，以維護它的購買力，並
以邊區的實物、財富如煤、石油、食鹽等等為保證，而不必以黃金、白銀等為銀行基金；第
三，發展生產，使邊幣（財富的代表）獨立於內外貨幣的影響之下。中共對瓦爾加的意見十
分重視。
十、處處受歡迎的周先生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還探望了在那裏學習和工作的中國同誌。當時莫斯科郊外有一所
黨校，對外稱療養院，共產國際叫它中國黨校，或稱為七部、八部。黨校分政治、軍事兩個
班，政治班有蔡暢、張子意、李士英、馬明方等，軍事班有劉亞樓、方誌純、鍾赤兵、盧東
生等。周恩來還把受到王明打擊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工的中共中央委員陳鬱調
回莫斯科，並帶他回國。周恩來還去莫斯科郊區的國際兒童院看望了中國的孩子們。他們大
都是烈士的子女，有蘇兆征的女兒蘇麗揚，蔡和森、向警予的兒子蔡博，毛澤東、楊開慧的
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兒朱敏，李富春、蔡暢的女兒李特特，瞿秋白、楊之華的女
兒獨伊等。
師哲回憶周恩來在莫斯科的那段時期說：
1939—1940年恩來同誌在莫斯科住院治病期間，許多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同誌，自然都希
望他安心治病，好好休養，但又熱切地盼望著同他早日見麵，聽取他帶來的好消息……
恩來同誌在醫院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出院，就立刻投入了異常緊張繁忙的工作。
他有時偶爾在共產國際辦公機關的大院裏散步，也到機關大飯廳裏去用餐，又多次參加過各
種各樣的會議。在出入廳、院，經過走廊時，人們看見他就向他問好致意，有的人笑臉相迎
，有的人還要跟他攀談幾句。恩來同誌總是和藹可親、誠心誠意地應酬每一個人，很快就給
人們留下了難忘的美好印象。
方誌純回憶道：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周恩來同誌來蘇聯治右臂骨傷。一天，在任弼時同誌的陪同下
，他來到莫斯科郊外的庫其諾。這是共產國際黨校所在地。當時，我正在這裏學習。
莫斯科的秋天，是迷人的季節。這是多麽美好的一天啊！蔚藍的天空，金色的陽光，翠
綠的林蔭擁抱著俄羅斯民族風格的建築。
一、大連遇險
莫斯科在周恩來的國外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周恩來第一次去莫斯科、去蘇聯和他東渡
日本西旅法德的目的截然不同。先前周恩來是作為一個愛國青年而遠涉重洋探求救國救民的
真理，而這次去莫斯科，周恩來則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
會。
大革命失敗以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需要認真總結一下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並
決定今後的工作部署，然而，國內空前的白色恐怖無法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於是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當然，這和共產國際也有密切
關係。這是自中共於1921年7月成立以來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也是中共在1921
—1997年間十五次代表大會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
當時周恩來正滿30歲。三十而立，正是人生中的黃金時期的起點。風華正茂而又穩重謹
慎的周恩來已經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決策者。在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周恩
來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 不久， 周恩來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下的組織局
代理主任、主任，這樣，他就擔負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
為了籌備並出席六大，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於1928年5月初裝扮成一對古董商人夫婦，
由上海乘日輪至大連，然後經東北趕赴莫斯科。在赴蘇途中，周、鄧夫婦遭受了一場風險。
當時，組織上為了保證周、鄧的安全，專門給他們訂了頭等艙。然而，由於臨行匆匆，
他們倆隻帶了一個小手提箱，穿著隨身衣服。周恩來長須長袍，鄧穎超半舊旗袍，穿著打扮
和頭等艙不相符合。
按照坐頭等艙的條件，客人須每天更換衣服，而周、鄧二人卻無衣服可換。本來，他們
已經準備了各色衣物，但臨走之前，中央特科通知他們，他們的住處已經不安全，必須馬上
轉移。於是，周、鄧二人什麽也沒帶上，匆匆上船。在頭等艙的餐廳裏，有兩個天津口音的
人盯上了他們。鄧穎超發覺這一情況後，不禁有些擔心。 周恩來則鎮靜自若， 囑咐鄧穎超
小心應付。
船過青島，乘客可以上岸稍作停留。周恩來和鄧穎超便上岸吃了午飯，同時買幾件合適
的衣服，又買了各種報紙。因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周恩來、
鄧穎超對此十分關心，所以捎回了各種報紙。
船到大連，周恩來和鄧穎超剛要上岸，駐大連的日本水上警察廳來了幾個人，攔住了他
們。
“你是幹什麽的？”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來不卑不亢，沉著地回答道。
“做生意的，為什麽買那麽多報紙？”一個家夥以為抓到了把柄，指著一堆報紙，得意
洋洋地追問。
“船上沒有什麽可玩的，聊以打發時間罷了。”周恩來平靜地說。
“我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每天都得了解行情。”鄧穎超在一旁說道。
周恩來、鄧穎超的回答無可挑剔，那班人愣了一會，又問道：
“你們去哪裏？”
“去吉林。”
“到吉林幹什麽？”
“去看舅舅。”周恩來不慌不忙地說。
“你跟我們走一趟。”幾個水上警察指著周恩來，要帶走他。
鄧穎超不由得緊張了，她關心周恩來的安全有甚於自己，這不僅因為周恩來是她最親愛
的人，是她的人生伴侶，更重要的是周恩來是我們黨的重要領導人，使她無法放心讓敵人把
周恩來帶走。
“我也一起去！”鄧穎超站了起來。
周恩來瞪了鄧穎超一眼說：
“你不要去，你去幹什麽？”他又對水上警察說：
“麻煩你們幫我太太找個旅館，並請你們送她去住，”周恩來聲音不大，卻帶有一種威
懾力，“要大連最好的旅館。”
周恩來那雍容自若的氣派不禁使那幾個警察產生了疑問，莫非真的弄錯人啦？他們連忙表示：
“請你放心，我們送太太去大和旅館，那是大連最好的旅館...”
鄧穎超後來回憶這段經曆說：
“他們當即讓恩來同誌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在那裏，他們又詳細詢問了恩來同誌出生
年月日、學曆、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麽？叫什麽？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幹什
麽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麽姓王？恩來同誌說：在中
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 因此，我
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
的。恩來同誌伸出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後開抽屜看
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麽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
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係列的盤問，恩來同誌泰然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 他們為什麽懷
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當周恩來若無其事地在水上警察廳裏對付盤問時，鄧穎超在舒適的房間裏卻心急如焚。
忐忑不安地度過了大約兩小時，當周恩來麵帶微笑、安然無恙地出現在她麵前，鄧穎超七上
八下的心終於平靜了。
兩人會心地一笑，周恩來低聲說：
“銷毀接頭的證件。”
鄧穎超立即明白危險尚未過去，她馬上到衛生間撕碎接頭證件投入抽水馬桶。然後兩人
有說有笑地去樓下用餐。
周恩來在水上警察廳時，曾理直氣壯地要求警察幫他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當他
們用餐後不久，日本水上警察便派人送來了車票。當天下午，周恩來、鄧穎超上了大連去長
春的火車。關於這段經曆，鄧穎超回憶說：
“上車後發現同我們坐對麵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
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
的風俗（我後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裏，實際上我
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 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裏， 還在箱子裏呢！ 很
對不起。’（做要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
到長春後，住進旅館，周恩來立即脫下西裝，換上長袍馬褂，又刮掉胡子。而後乘火車
去吉林。
周恩來、鄧穎超本來是要去哈爾濱的，繞道吉林是怕日本人去吉林財政廳查問伯父，從
而牽累伯父，因此趕到吉林與伯父打個招呼。
在伯父家停留了兩天，周恩來先走，到哈爾濱住在二弟恩溥家。隔一天後，鄧穎超由三
弟恩壽陪送到哈爾濱。由於兩人接頭證件已經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係。周恩來便讓
鄧穎超在火車站守株待兔，等待也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的李立三。
幾天的等待沒有落空，這樣，通過李立三，周恩來夫婦從哈爾濱乘火車到滿洲裏。進入
蘇聯境內後一路順風，奔赴莫斯科。
二、六大的第一忙人
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有一百多人，他們以及工作人員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
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莊園。夏季是莫斯科最美麗可愛的季節，環境幽雅，草色青青
，鮮花叢叢，水流潺潺，和國內嚴酷的鬥爭環境相比，這裏真是一個世外桃源啊！
周恩來卻無心觀賞美麗的風景，一頭撲入了六大的籌備工作。
6月9日，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接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
夏、蘇兆征等同誌。這是周恩來第一次與斯大林會麵。即使外貌英俊、工作一絲不苟的周恩
來給斯大林以極其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也萬萬沒有料到這位恬靜的東方青年居然會成為新中
國的奠基者之一，成為與他相提並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
在談話中，斯大林提到了兩個問題。一是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二是指出中國革命的形勢不是高潮，而是處在
兩個高潮之間。斯大林的這些看法是正確的，使六大有了明確的指導方向。
6月14日和15日， 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談話會”，出席的
有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21人。這實際上是六大的一次小範圍
內的預備會。
6月17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各省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初步通過了大會主席團和
秘書長、副秘書長名單。當晚，舉行了大會預備會議。
6月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塞列布若耶莊園開幕。大會的
正式代表84人，候補代表34人，代表黨員四萬多人。瞿秋白致開幕詞，共產國際和其他國家
共產黨的代表致祝詞。
6月19日， 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書麵報告； 6月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隨後，大會分
組討論這兩個重要報告。
周恩來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大會秘書長，主持會議的全部日常工作。大會成立的十個委
員會，他參加了七個，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召集人；隨後，他又參加了新成立
的湖南問題、湖北問題、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四個專題委員會，可以說，他是大會的第一忙
人。周恩來的精明能幹給與會同誌留下了深刻印象。
6月27日，周恩來就政治報告作了長篇發言。 他指出，大會的目的在於使問題得以明白
的解答，“並不要重在個人的對與不對”，“並不以個人錯誤或誤會為批評的重心”；周恩
來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以地方言，南部與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階級言，農民發展與城市沉悶不相配合。”因此，
中國革命有武裝割據的可能，“對於南中國的幾省中，在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麵的準備，
因為這與全國的準備工作是有極大的關連。”
從周恩來的發言可以看出，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較之過去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看法雖然
不夠明確和係統，卻仿佛是黑暗中的一處火花，是極其寶貴的閃耀。
6月30日，周恩來向大會作了組織問題的報告； 7月3日，周恩來又向大會作了軍事報告
。7月9日、10日，大會通過了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和各項決議案，選出了中央委
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組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周恩來繼續當選。
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周恩來作了講話。他說：大會為
了求得革命的真理，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不要以為有了爭論就不是好的，因為隻
有批評討論之下，才能得到正確的道路。”
在這次大會上，代表們爭論得非常激烈，有時氣氛十分緊張。或許是為了調節一下氣氛
吧，周恩來在宣布大會閉幕後，又宣布大會餘興節目現在開始。
鄧穎超和莊東曉首先亮相，唱了一段京劇《大登殿》，博得了滿場熱烈的掌聲，在眾人
的盛情之中，她們倆又唱了一段《武家坡》。隨後，大姐蔡暢也上台了。她即興表演了她和
德共領袖台爾曼相互祝酒的情景。她那形象的動作，激起了全場開心的大笑。
鄧穎超這是第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她是六大的列席代表，參加了組織、職工運動、
婦女、農民四個委員會的討論。六大結束後，代表們還進行了一個月的軍事訓練。從來沒有
摸過槍的鄧穎超，和蔡暢、楊之華、李文宜等姐妹也繞有興致地參加了軍訓，並且拆卸槍支
的比賽中得了第一名。正在伏龍芝軍官學校學習、特意被請來當教官的劉伯承對她大加誇獎
，使她的興致更加高漲了。在一次練習夜戰的訓練中，鄧穎超指揮一班女同誌們“俘虜”了
高度近視的瞿秋白以及文弱書生蔡和森，更令她們雀躍不已。
在莫斯科，最令鄧穎超激動的是，她見到了國際無產階級著名的婦女領袖蔡特金。 蔡
特金當時已是古稀之年， 身體有病，在莫斯科鄉間休息。在一個晴朗的夏日早晨，鄧穎超
和英國工人參觀團的女工一起，去拜訪蔡特金。蔡特金和她們逐一握手並親吻，並發表了熱
情洋溢的講話。鄧穎超對這次會見印象十分深刻，1940年6月13日， 她在重慶《新華日報》
上發表了回憶文章《永不能忘的會晤—憶念偉大的蔡特金》。
三、“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7月19日， 六屆一中全會在莫斯科舉行，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次日，在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五人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周
恩來負責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
六大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次重要大會。在延安整風時期，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
》中評價道：“總的說來，‘六大’關於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方針等問題
的決定基本上是對的，所以說‘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對的。”這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的
積極作用。
但六大也有缺點，比如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沒有足夠重視農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
性，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比如仍然犯了關門主義錯誤，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
階級排斥在外。對此，周恩來指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錯誤。但這些錯誤沒有形成
路線錯誤，沒有形成宗派主義，雖然一些傾向是有的。這些，對以後立三路線、宗派主義的
形成是有影響的，但不能負直接責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六大還有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就是過分強調工人成份，加上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
的小動作，向忠發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發做過船工和碼頭工人
，大革命時期擔任過湖北省總工會的委員長，但他無論思想水平還是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實
際工作中無法起到主席的作用。當時政治局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
五人，蔡和森很快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職務，蘇兆征於1929年2月歸國，當月即病
逝。 因此，新的中央雖然從9月2日開始工作，但許多問題都說要等周恩來回國解決。周恩
來一回國，11月9日的常委會就決定， 新中央的工作計劃由周恩來起草提出。這樣，從1928
年11月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他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中國革命從嚴重挫敗走向複興起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和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合作出版《簡明不列顛百
科全書》中文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邀撰寫《周恩來》這一條目。胡喬木審定時在六大
後加了一句：“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李維漢
在《回憶與研究》中說，當時“政治局的決策實際上是恩來和立三”。
六屆一中全會後，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員回國，周恩來、瞿秋白
、蘇兆征、張國燾、鄧中夏等留在莫斯科。
7月15日，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塞列布若耶莊園召開
。周恩來出席了大會。大會最後選出關向應任總書記。
7月17日至9月1日召開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周恩來參加了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
員會以及共產國際資格審議委員會。他和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等出席了大會，周恩來被
選為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8月下旬的一天，劉伯承來拜訪周恩來。 劉伯承和周恩來在南昌起義曾並肩戰鬥過，周
恩來是前委書記，劉伯承是參謀長。老戰友在異國他鄉會麵，自然有一番親熱。寒暄過後，
劉伯承向周恩來道明來意，原來他受蘇聯軍事學院黨委委托，邀請周恩來到莫斯科高級射擊
學校的孔采伏野營，向中共派去的部分軍校學生作關於六大的報告。 周恩來欣然答應。 那
天下午，周恩來來到孔采伏野營裏，受到了中國同誌和蘇聯朋友的熱烈歡迎。 周恩來詳細
地作了關於六大的傳達報告， 從下午六七點鍾一直講到第二天淩晨兩點，然後趕回莫斯科。
共產國際六大結束後，周恩來沒有馬上返回，而在莫斯科又停留了一個月左右。作為中
央組織部部長，他逐一找到在蘇聯學習的中共黨員談話，向他們介紹國內情況，了解他們的
學習狀況，從而考慮到這些學員回國後的工作安排。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為了紀念孫中山而為創辦的，可以說，她為中國革命培養輸送了一大
批忠誠的、傑出的人才。鄧小平就在此學習過。周恩來也去中大看望了在那裏工作和學習的
中國同誌。
當有人告訴周恩來，烏蘭夫等同誌是蒙古族時，周恩來頓時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到他們身
上，帶著微笑說：“噢！你們是蒙古族，好極了！好極了！”周恩來的談話給了烏蘭夫以巨
大的鼓舞。六十年後，烏蘭夫回憶此次和周恩來會麵說：周恩來同誌與我們交談時的“深沉
目光和親切關注，長久地回蕩在我心底深處。我們想，周恩來同誌為什麽對我們幾個蒙古族
青年那麽關注？很顯然是把我們看作是少數民族的代表，著眼於整個蒙古族乃至全國各少數
民族。他的關注，飽含著對我們的無限希望。此後，我經過反複思索，萌發出了請求回國，
投身到國內艱苦而又熾熱的革命鬥爭中去的想法。經過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意，1929年我
回到國內，在內蒙古西部地區開辟和堅持地下鬥爭，後來又開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裝的鬥爭。”
四、王明碰了一鼻子灰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還糾正了王明等人捏造的一起冤案。
王明， 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金家寨人， 1904年出生。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
年10月入黨，11月被保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中大期間，王明等人從事宗派活動，受
到了大多數同學的反對， 但中大副校長米夫對他卻十分青睞。為了懾服眾人，王明等人就
開展了所謂反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
王明把反對自己的人分成三派。一是年紀較大、有一定工作經驗、出生江浙兩省的同學
，如俞秀鬆、董亦湘、孫冶方等人，叫成“江浙同鄉會”；把工人出身的同學，如李劍如、
餘篤三等，叫成“工人反對派”；把一些年青的團員叫成“先鋒主義者”。在王明看來，這
三部分人中對他威脅最大的是俞秀鬆、董亦湘等人。為此，他根據兩個“莫須有”的罪證首
先向“江浙同鄉會”開刀。
罪證之一是王長熙的一句話。關於這句話，當時中山大學學生、見證人之一陳修良回憶
道：“事實的由來是這樣的：孫冶方其時當翻譯，有工資收入，手頭比較寬裕，住在職員宿
舍內，上述的一些同學(指俞秀鬆、董亦湘、左權等----作者注)，每逢星期六常到他那兒閑
談，有時還燒點中國菜吃。有一天，一個叫王長熙的學生（學生會主任）在窗外聽到孫冶方
房內有江蘇、浙江口音的同學在說話，就向支部局的負責人匯報說：‘他們好象在開江浙同
鄉會’。此事很快傳到米夫那裏，他當時已是共產國際的東方部部長，兼‘中大’的校長，
他小題大作，弄得滿城風雨，要抓反革命分子。”
罪證之二是蔣經國的一封信。關於此點，師哲曾回憶道：“關於‘江浙同鄉會’，據我
所知，肖勁光、蔣經國、李卓然等在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學習時，中山大學的江浙同學向蔣
經國要錢會餐；蔣經國回信說，我現在的會費還沒有著落，等有了再寄來。這信落到別人手
裏，大家分析，什麽會費？信又是江浙同學寫的，這樣就認為是江浙同鄉會了。”
王明就這樣捕風捉影，根據子虛烏有的材料，硬說中大存在“江浙同鄉會”。王明小宗
派的成員，後來當了叛徒的盛嶽對此也不相信。他說：“我當時並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過。
”“不過，在權力鬥爭中，誇大其詞的手法可謂屢見不鮮。”盛嶽的後一句話倒是一針見血
，點破了王明內心的真實意圖。
想象了“江浙同鄉會”之後，王明就采取行動，一方麵搜集材料，一方麵又向米夫建議
進行徹底調查。經過調查，盡管“隻發現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證據”，但米夫等人仍然認定中
山大學有一個由俞秀鬆等人組成、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江浙同鄉會”。
接著，王明又請向忠發到中山大學作報告。向忠發是個大老粗，哪裏知道王明的伎倆。
他在講話中肯定“江浙同鄉會”是反黨組織，在黨內秘密活動，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其組織；
不僅和蔣介石有勾結，而且“聽說與日本領事館有勾結”，因此必須予以消滅。向忠發講話
後，便有學生被捕、被開除，引起了一陣混亂。
中大的學生畢竟是有政治覺悟和鬥爭經驗的，他們很快由害怕到憤怒，紛紛向中共中央
和中共代表團反映情況。
事情鬧得很大，周恩來便過問了此事。
周恩來首先找中山大學的學生一一談話。陳修良就是其中之一。周恩來問陳修良，到底
有沒有江浙同鄉會的組織。陳修良回答，“這是捏造的事實，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周恩來斷定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
1928年秋，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理。他們找了
許多人談話，並且召集當事人對質。陳修良回憶道：“聯共中央監委問王長熙到底聽了什麽
？王說，他隻聽到他們在講江蘇、浙江話，我就開玩笑說他們在開江浙同鄉會，但沒有說他
們已經組成了一個‘江浙同鄉會’。董亦湘說他們不過是吃吃中國飯，沒有什麽政治活動，
孫冶方也說明了事情的經過。這樣，這件事算是弄清楚了。”
另一個罪證----蔣經國的那封信，最終證明也是捕風捉影。聯共（布）監察委員會書記
雅羅斯拉夫斯基召集有關中國留學生開了一個會。 他說：“今天開會是為了搞清江浙同鄉
會一案，我先讀一個材料。”他拿出了蔣經國、劉鳴先給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的信，內
容是：我們現在學習很忙，不知你們情況怎樣之類的套話。隨後是有關“會費”的內容。信
雲：這個月錢用完了，“會費”交不出來，隻好下個月補交雲雲。這說的到底是什麽意思？
雅羅斯拉夫斯基解釋道，從江浙來的同學常在一起玩，要蔣經國請客，名曰交會費，即敲蔣
經國的竹杠。蔣經國花完了這個月的錢，所以交不出“會費”，準備下個月補交而已。
最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中大召開全體師生會議，公開否定存在著“江浙同鄉會”
這個組織，王明等人碰了一鼻子灰。
9、10月間， 周恩來還從在蘇聯軍校學習的中國同誌中挑出了馬宗顯，擔任他的警衛員
。馬宗顯，山東濰坊人，六大後隨周恩來回國，在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工作。後來因山東省委
被叛徒出賣連續遭到破壞，周恩來派他去山東懲治叛徒，他勝利地完成了任務，最後亦犧牲
於山東，被人譽為“伍豪之劍”。
1928年10月初，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
從1917年東渡日本到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周恩來遊遍了東洋和西洋。這種特殊的
經曆，對他的性格、信仰、才幹，和見識等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
五、二去莫斯科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去莫斯科。 這是周恩來第二次到蘇聯。這次去莫斯科，
周恩來的使命有二：一是匯報六大以來中共中央的工作：二是反映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
局之間的爭論。
曆經千錘百煉的周恩來，特別是經曆了大革命的失敗，周恩來變得愈發成熟了。這時的
周恩來，雖然沒有完全認清中國革命的特點，沒有完全把握住中國革命的規律，但是，他對
中國革命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整風時所說的，“經過大革命的白色恐怖的鍛煉
，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
這種百折不撓、愈挫彌堅的品質是周恩來的寶貴財富，令人讚歎不已，敬佩不已。
在周恩來等人的主持下，六大以來，中共中央的工作卓有成效。不僅克服了黨內一度存
在的削弱渙散現象，嚴格了黨的紀律，加強了黨的團結，度過了大革命失敗後最艱難的時期
，而且向前發展了一大步。據統計，全國的黨員人數，在六大時四萬多人， 1929年6月六屆
二中全會時六萬九千多人，到1930年3月周恩來赴蘇時發展到十萬人。 更重要的是，各地紅
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得到巨大發展。 到1930年3月，全國紅軍已有13個軍，六萬二千多人。
中國革命的麵貌和六大時相比，大大不同了。
然而，由於革命運動的複興，革命形勢的發展，黨內一度泯滅的“左”傾苗頭又重新抬
起頭來。
“左”的傾向的重新出現，和共產國際是有密切聯係的。
中共六大以後不久，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關於國際形勢與國
際任務的提綱》，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時期”理論，片麵地誇大
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在聯共（布）黨內，在共產國際內，又展開了反對布哈林
右傾的鬥爭。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中強調要求不調和地堅決
反對右傾。 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十次全會。庫西寧在報告中說：“在中國，現
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銳化了，這就必然導致新的革命總危機，而這個危機將具
有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更加廣泛、更加深刻的性質。”這就顯然高估了中國的革命形勢。
會議還指出：“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危
險的指示，是正確的”，因而，“在各殖民地的共產黨必須加強反右傾的鬥爭。” 米夫在7
月10日的發言中，特別強調中國黨反對右傾的鬥爭。他說：“為了更加認真地開展群眾工作
，中共必須克服目前在其隊伍中出現的那種右傾性質的動搖。”
事實上，中共麵對的問題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估計不足，應當繼續反“左
”，而不是反右，但共產國際在其發出的一係列指示，都帶有濃厚的“左”的傾向。
1929年2月、6月、8月、10月， 共產國際先後向中共發出了四封指示信，一封比一封“
左”。尤其是10月26日發出的第四封指示信，影響最大，作用最壞。它居高臨下地指示：“
中國最近的事實，迫著我們在還沒有接到你們關於黨在現時條件下的行動和路線的消息的時
候，就來說一說我們對於中國時局的估計，就來預先指出你們中國共產黨底最重要的任務。
”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因而，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可以
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底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
式的工農專政。”
共產國際是世界性共產黨，中國黨隻是它的一個支部，必須接受它的指示。因而，共產
國際的錯誤大大影響了中國共產黨。
1929年4月， 中共中央發出了第34號通告，開始提出右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12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要求“更
迅速地開展這一全國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勢”，並且認為“右傾的危險，仍然是黨的
最重要的問題”。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又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指示信的決議》，表示“目前全國的情形，正如國際來信所指出，確已進到深刻的全國危機
的時期，”“黨必須以反軍閥戰爭與武裝保護蘇聯為發展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的主要任務。”
共產國際的指示，也給周恩來以重大影響。 在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
，周恩來也認為國際訓令的精神是正確的， 目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表現了右傾的危險。5
月14日，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周恩來起草了《中央通告三十七號》，認為共產國際的指
示“足以成為中國黨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針”，黨目前“所特別遇到的困難便是黨內右傾思想
的發展”。在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七十號》中，他又高估了革命形勢，認為“目前全
國危機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開展。”
但是，周恩來比較冷靜，他在37號中央通告中指出：“假使以為‘左’傾的錯誤已完全
肅清，那便容許這‘左’傾的殘餘在黨內存在，於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也同樣要有危害。”
周恩來還指出：“指明鬥爭前途的開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鬥爭是一步步的開展，一步步
走到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懷過高的幻想：以後就是革命潮的前夜。”在江蘇省的黨代表大會
上，周恩來說：“所謂新的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是不同的，現在已經有了新的高潮，但還不
是直接革命形勢。”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和中央的另一領導人李立三發生了爭論。
李立三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和周恩來早就相識，後來和蔡和森、陳毅等一塊被押送回
國。回國後繼續參加革命並與劉少奇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重大勝利。以後又
領導了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
作為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者，李立三在廣大工人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在六屆一中全
會上，李立三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1928年11月20日被補為政治局委員和
常委。但李立三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左”傾思想比較嚴重。他認為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
勢是一回事，把全國武裝暴動提到行動日程上來。這和周恩來的觀點是有區別的。
李立三提出了要在國民黨統治的心髒南京搞武裝暴動，仿效十月革命城市暴動的方式，
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對此表示反對。為了說服李立三，他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軍
委幹部曾中生等和中國共產黨在南京負責軍事工作的人參加。大家分析了敵我在南京的力量
分布，認為懸殊太大，暴動是相當困難的。周恩來根據實際情況，特別是南京是國民黨政府
的首都，反動力量龐大，因而不具備暴動的條件，否定了李立三的意見。
1930年2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李立三又提出了一省數省首先暴動的意見。
他說：“在某幾省的形勢之下，組織一省或幾省暴動，在今天就應堅決決定”，“目前要以
湖北為中心，布置暴動”，“同時也要注意山東、滿洲工作的配合”，“在全國暴動中，江
蘇是主要領導力量。”李立三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他根本沒有看到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反
動軍隊，沒看到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還沒有被廣泛發動起來。在此條件下談論中國革命
的勝利，無異於紙上談兵。周恩來的頭腦比較清醒， 他在會上主要強調力量不足， “江蘇
主要是農村不發展遊擊戰爭”；“武漢農村要糾正地方主義，城市鐵路、海員工作不夠”，
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麽能舉行城市武裝暴動？
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 周恩來談到了他和李立三的爭論：“如我在去年
便兩次提出反主要的危險右傾，同時必定要反‘左’傾；對高潮問題，我在江蘇代表會上，
在中央政治局， 我都主張照國際的解釋， 中國現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於直接革命形勢
；關於糾正同誌錯誤，我曾多次反對以派別觀念解決問題。”
李維漢在回憶錄中也說：“恩來出國前和立三在不少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如對革命形
勢的分析和組織各地暴動等問題就有爭論。”他還套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一句話說：
“法效直若在，必能製主東行。”意思是說，如果周恩來在上海，那麽李立三的錯誤就能避
免。
確實，由於周恩來的作用，在他離開中央去莫斯科之前，李立三關於暴動的設想一直沒
有實現。
周恩來去莫斯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反映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的爭論。
1929年春夏之交，共產國際派了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波蘭人到中國組成遠東局。遠東局在
一些問題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同，產生了爭論。
如，在富農問題上，遠東局認為富農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必須堅決反對，並主張一定要
把反對資產階級富農寫上黨綱。周恩來則認為把帶封建性、地主性的富農與資產階級性的富
農分開來看，這不是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實許多富農是兼有兩種性質的。
此前，中共中央派鄧小平為代表，與掌握廣西軍政大權的俞作柏、李明瑞聯係，領導廣
西黨的工作，準備武裝起義。遠東局對此橫加指責，大為不滿，認為這是勾結軍閥。此外還
有其他問題上的爭論。
1929年12月，雙方的爭論尖銳化，矛盾激化了。遠東局在一個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
決議的決議案中，斷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這三點：一是富農問題，二
是“勾結”俞作柏等，三是在赤色工會問題上有動搖。
中共中央堅決反對遠東局的決議案，並且反過來認為遠東局本身存在著一貫的右傾錯誤
。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三人去同遠東局討論，結果討論了三天，反而
弄得更僵。遠東局還抓住了項英的小辮子，說項英在政治局會議說“遠東局不了解中國實際
情況”是對共產國際的不尊重，並上綱上線說：“這就是說國際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靠對立雙方的商量是解決不了問題了。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決定派人去向共產國際報告。
1930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上有這樣一條：“冠生（周恩來的化名）病入院。
決：準假兩個月。”事實上，周恩來沒有住院。可見，此時他已動身去莫斯科了。
六、幾次受到中央的指責和批評
上海，既是一個英雄城市，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遠的有上海小刀會起義，近的有上海
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是一個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城市。特務縱橫，密探如蟻，最可惡的是叛
徒的出賣。周恩來戰鬥在這個城市，毫不誇張地說，九死一生，任何時候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何況他又是中共領袖，特別是大革命時期擔任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門生故舊遍天下
，其中不乏有狼子野心者，不乏有無恥下賤者。為了保障去莫斯科的安全，周恩來決定繞道
歐洲。
這一天，周恩來興致盎然，拿了一張照片給陳賡看，問陳賡認識嗎？陳賡當時是負責特
科工作的，有名的機靈鬼，他拿著照片，端詳了半天，搖搖頭，說沒見過這個人。周恩來開
心地笑了，他告訴陳賡，此人是黃埔軍校的老熟人了，你一定認識。陳賡有些迷惑了，對著
照片又看了半天，還是沒有頭緒。最後，周恩來告訴他，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陳賡恍
然大悟，不由得讚歎周恩來的化裝術。
確實，這張相片照得又像又不像。說像，像1930年的周恩來，說不像，根本不像1924年
、1925年黃埔軍校英姿颯爽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便通過地下黨的關係，經上海環球中國學
生會申請，取到了護照，不過，姓名是假的。
周恩來坐輪船於4月間到達了歐洲， 再經法國、德國，由陸路去莫斯科。
經過德國時，應德國共產黨的約請，周恩來在德共機關報《紅旗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為《寫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文章署名陳光（譯名）。周恩來在文
中介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以及紅軍的發展狀況，指出中國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而“農民
遊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
文章發表後，在德國共產黨內引起了極大反響，讀者深為中國革命的進展而高興，並紛
紛詢問作者是誰。《紅旗報》作了公開答複：“這篇值得一讀的文章的作者是我們的中國兄
弟黨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領導成員。”這個答複是極其簡單的，但畢竟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
但他們卻不知道，這位中國兄弟黨的領導人曾經在柏林和他們並肩戰鬥過。
5月，周恩來到達莫斯科。 他一方麵代表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參加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
命的會議，解決中共中央同遠東局的爭論，一方麵處理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由於解決中
山大學派別鬥爭問題而與共產國際發生的分歧。此外，還有留學生等其他事務。
7月5日，周恩來應邀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
黨向聯共代表大會表示祝賀。周恩來在會上還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
。在聯共代表大會上作報告，這在當時需要一種特殊的身份，即隻有兄弟黨的領袖才有資格
被邀請。這表明蘇共和共產國際已經視周恩來為中共的領袖。
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主要的革命內容還是消滅封建勢力與推翻帝國主義在
華的統治，故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同時，這一民權革命，是要在無產階
級領導之下聯合農民，才能徹底完成”。周恩來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爭取群眾
、組織群眾、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在談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時，周恩來說：“在遊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半殖民地的
中國革命便有他特殊的產物----這便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周恩來還指出黨內要開展兩
條路線的鬥爭，既要反對右傾，“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和閉關主義”。
7月16日， 周恩來出席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會議，並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的特點與
目前黨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周恩來指出：“中國革命的發展，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
，還表現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國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
革命的形勢。”因此，周恩來提出了“為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而鬥爭，便成為
目前黨之爭取動員與組織群眾的總路線”。
7月下旬前後，周恩來會見了斯大林。 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周恩來介紹了中國革命
特別是紅軍的顯著發展。斯大林此時也改變了1928年六大時的一些觀點，接受了一年多來中
國紅軍重大發展的事實，認為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
正當周恩來在國外忙碌的時候，中共黨內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
周恩來去莫斯科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依然是一個“甩手掌櫃”，事事依靠中央
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在周恩來離國前夕，中共中央曾經作了若幹組織上的調整，
由向忠發、羅登賢、關向應、任弼時四人重組組織局，向忠發為主任；軍事部與軍委合一，
不歸組織局領導而直屬政治局，由周恩來、關向應、曾中生擔任軍委常委。不久，又決定周
恩來參加組織局。周恩來離國後，改由李立三參加組織局。這樣，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著主
要的決策作用。由於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獨斷專行，使黨內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
常的狀態。周恩來在國內時，有周恩來製止李立三的‘左’的傾向，周恩來一走，李立三便
失去了束縛。其‘左’傾傾向得以惡性發展。
5月15日， 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第三卷第四、五合刊，同時發表了李立三的
《新的革命高潮前麵的諸問題》和王明的《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李立三認為：“目
前革命形勢無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據中國的經濟政治條件，在全國革命高潮下
，革命有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在準備全國革命的勝利的任務之下，加緊準備
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為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教條主義者王明
也同樣不甘人後，說：“力爭革命首先在武漢及其鄰近各省勝利的前途加速實現，即是變軍
閥戰爭為工農兵武裝暴動推翻軍閥統治的戰爭，不僅是武漢及其鄰近各省的工農群眾的迫切
的任務，而且是全中國工農群眾的迫切任務。”
6月1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會議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
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這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
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
決議強調：在革命急劇發展的現在，黨不隻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以促進這一革命
巨潮的更快爆發，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決議
指出：“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目前的形勢看
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下，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還認為，
在現在全世界革命危機都已嚴重化的時候，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
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決議指出，當前執行中央這一進攻路線的最大障礙“便是
與這一總路線絕不相容的右傾觀念”，如果“不克服一切右傾的思想，黨的路線與策略決不
能有充分的執行。”
共產國際遠東局看到這個決議後，對李立三提出了兩個疑問：第一，共產國際現在正在
討論中國問題。而中共中央僅憑一個工作人員的報告（指李立三在6月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作的《關於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這一報告），便作出這一決議，將來發生問題，怎麽
辦？第二，現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來、瞿秋白不在，向忠發、關向應都病了，你們通過
這一決議，將來政治局內部發生不同意見，怎麽辦？根據這兩點，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決議
不應該發出。
不管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多大的爭論，不管遠東局在爭論中犯了多大錯誤
，也不論遠東局是否已經認識到這個決議中的嚴重的“左”傾錯誤，應該說，共產國際遠東
局的態度是冷靜的，其意見是正確的。
6月20日， 遠東局又寫信給中共中央說：“在你們代表還在那裏討論時 （指周恩來等
在莫斯科）， 你們又有一新的決議”，“在國際已快有決定時，為什麽不可以等國際決議
，而先發這一決議在支部中去討論，使其讚助你們決議嗎？”李立三卻大大咧咧地答複道：
“有什麽問題，由中共中央負責。”
前麵說過，周恩來的觀點，與李立三是有區別的。在向蘇共和共產國際作的報告中，周
恩來依然堅持以前的觀點，比較冷靜地看待中國革命的形勢。正因為如此，遠在莫斯科的周
恩來，受到了國內向忠發、李立三的幾次指責。
6月12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來並轉共產國際主席團說，中國革命迅猛發展，已接近革
命形勢，中央決定“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要求在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確定
這一路線。”看到這封來信，周恩來大吃一驚。
6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同意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堅持發出6月11日的決
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做結論時，批評了周恩來，說他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
出的“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意見是“割據觀念”，與中央的路線不同。為此，中共中央決
定發出電報，指出周恩來的這一“錯誤觀念”。
6月25日， 中共中央又致電周恩來，認為國內麵臨“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勢的大爆
發日益逼進的形勢”，並敘說了在 6月11日決議等問題上與遠東局的爭論。 中共中央指出
：“如果是懷疑準備武漢首先勝利的總路線，那麽我們是堅決不同意的，務請你向國際力爭
”。中共中央在電文中還婉轉批評了周恩來，說：“在你的報告上曾提出‘建立蘇維埃根據
地’的意見，我們覺得這一名詞可以解釋成為割據觀念，極不好的，應當改為爭取一省或幾
省的首先勝利，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並且要求周恩來“即刻動身回來，萬勿遲延”。
此時，黨內的“左”傾錯誤仍在繼續發展。其突出標誌是布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
海總同盟罷工。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發的名義致書共產國際主席團，聲言： “決定組織南京兵士
暴動， 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武裝暴動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
。”同時還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聯共的積極支
援，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材，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信中並請“通知恩來、秋白同誌速歸”。
7月27日， 紅三軍團認識到攻打武漢對紅軍十分不利，乘虛攻占了長沙。李立三等得知
消息後，更加認定“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正確性。 8月初，李立三等成立了中央總行動
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把黨、團、工會的組織合並為行動委員會，停
止了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一心搞城市暴動。
中共中央的有關決議送到共產國際後，周恩來焦灼萬分。由於李立三的錯誤追根究底源
於共產國際的“左”的錯誤，所以周恩來要說服共產國際是十分困難的。為此周恩來作出了
最大限度的努力，他在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一直講了三天，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中國國內的情
況，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如實地了解中國的情況。
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進行了研究， 認為李立三對形勢的認識過分誇張，
否定了革命不平衡的狀況，其武裝暴動計劃脫離群眾，因而是錯誤的，於是打電報給遠東局
轉告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開始起草《關於中國問
題的決議案》，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1930年7月23日決議。周恩來和瞿秋白參加了這項
工作。決議指出：“此刻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
有匯合起來。就是總起來看，這些運動也還不能夠保證必需要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及國
民黨的統治。”
由於共產國際本身具有“左”的錯誤傾向，因此它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糾正不
可能是係統的。它認為中共中央是在國際路線下工作，隻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犯了
部分的錯誤。
得到共產國際的答複後，中共中央於8月1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李立三等人對於國際的
答複極為不滿，並把責任歸罪於周恩來，認為周恩來右傾，應當負“政治上的責任”。
李立三在發言中說： “昨晚看電後， 我感覺到國際的來電，確沒有知道中國革命發展
的形勢。”“切實說起來，國際不僅不了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而且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
總趨勢。國際之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趨勢，恩來同誌要負這一責任。恩來同誌向國際的報告
，一定沒有說明革命發展的總的趨勢，所以使國際不能（了解）這一迅速的發展。”
李立三仍然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說：“我們如用機械的執行國際的指示，表麵上忠於
國際的來電，實際上放鬆現在革命的緊急關頭，便是不忠於革命，不忠於革命就是不忠實於
國際。”
中央政治局常委項英在發言中說：“國際並不是不了解總的趨勢，而是沒有了解革命發
展的速度。”
總書記向忠發認為李立三的發言“完全是根據實際問題來作答複。這許多實際問題都說
明黨的路線之正確”。向忠發還批評了周恩來，說：“恩來對於這一問題，不僅應負政治上
的責任，而且還包含著右傾的危險。”
8月3日，中央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和全國工作布置。李立三進一步
談了目前全國工作的布置和軍事戰略。會上強調了反對“右傾”的問題，矛頭直指向周恩來。
向忠發說：“恩來同誌尤其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暴露他右傾的危險，應在政治上負嚴重的
責任。”其口氣比8月1日嚴重得多，不僅有“尤其”二字突出周恩來的“錯誤”，而且在“
責任”之前加了“嚴重”二字。
列席會議的團中央負責人溫裕成說：“恩來同誌回來，必有一次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我
們必須指出他在國際上應負的政治責任。政治問題解決後，恩來同誌可去北方局負責。”預
先給周恩來作了組織處理，“充軍發配”北方局。
在會上，還有人上綱上線說：“中央對恩來的鬥爭必然是很堅決的，但必能以實際問題
戰勝其不正確的觀念。這種不同路線，在目前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很快的解決，就
是同樣可使革命更快的發展。”
總之，周恩來蒙受了莫須有的罪名。頭腦冷靜的周恩來，成為發了高燒的“左”傾分子
批判的靶子。
七、謙讓
8月12日—13日， 遠東局領導人兩次向莫斯科報告，說明武漢駐紮著大量的國民黨軍隊
， 共產黨人隻有200人，赤色工會會員隻有150人，敵我力量對比有如天淵之別。 共產國際
收到報告後，決定派遣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冒險主義。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他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由於六屆一中全會接受了共產國際不再派代表去中國指導工作，而是中共派駐代表到莫斯科
，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實現共產國際的領導，瞿秋白、張國燾便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
際代表。以後，中共中央又決定鄧中夏、餘茂懷為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共
駐農民國際代表，上述五人組成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為負責人。
由於中共代表團反對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長期培植下所形成的王明宗派集團，所以米
夫對瞿秋白等十分惱火和痛恨，處處予以刁難和打擊。
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在處理王明等人捏造的“江浙同鄉會”事件中，堅持實事求
是的精神，對王明等人的誣陷和蘇聯當局的錯誤處理，提出了不同意見，挫敗了王明的宗派
活動。瞿秋白對於偏聽偏信王明、扶植支持王明宗派活動的米夫也極為反感，他曾向共產國
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提出撤換米夫中山大學校長的職務，這更招致了米夫、王明的忌恨。
1929年初，聯（共）布開展了反布哈林的鬥爭，並展開了大規模的“清黨”運動。米夫
、王明借此次運動打擊和迫害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他們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所
謂“幕後活動材料”，甚至把瞿秋白與托派相提並論，公開指責瞿秋白與中山大學的托派分
子來往密切，參加中山大學的派別活動，打擊和陷害瞿秋白。
在“清黨”運動中，聯共（布）、共產國際以及中山大學完全站在米夫、王明一邊，反
對中共代表團，從而使中山大學一大批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學生遭受迫害，中共代表團也受
到嚴厲處理。
1930年3、4月間，中山大學“清黨”工作結束。共產國際書記皮亞特尼茨基把瞿秋白等
中共代表團成員叫到辦公室，指責瞿秋白等人犯有支持劉仁靜去土耳其會見托洛茨基等錯誤
。而後，米夫又以勝利者的姿態，在辦公室裏召見瞿秋白、鄧中夏、餘茂懷和張國燾，宣讀
了共產國際譴責中共代表團的秘密決議----《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中共
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
決議完全站在米夫、王明一邊，指責中共代表團的行動，認為 “中共代表團須擔負李
劍如、 餘篤三派別行動的部分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
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的
活動。”由於張國燾采取兩麵手法，所以決議案認為隻有少數（張國燾）不是在當初而是在
後來，才對中山大學的派別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的不同立場。
決議宣布：“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有見於此，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
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動，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
會政治書記處商定新的成分。”這樣，共產國際解除了瞿秋白、鄧中夏、餘茂懷等在中共代
表團的工作。
這一切，都是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發生的，對於共產國際的決議，周恩來是有他個
人看法的，因為他本人也參加了“江浙同鄉會”的調查和處理，了解瞿秋白等人的做法是實
事求是，但周恩來是自律甚嚴的人，加上當務之急是糾正國內的“左”傾錯誤，因而沒有說
什麽，內心中對瞿秋白卻充滿了同情。
這可以從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後的情形看出來。當時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瞿秋
白隻是政治局委員，並且共產國際在調他回國時，不準他再進中央政治局，而隻是輔助周恩
來糾正黨內的錯誤。
周恩來卻表現了極寬闊的胸懷，回到國內後，他主動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自己做幕後工
作，這樣瞿秋白便成為中央的實際領導人。
聶榮臻在回憶六屆三中全會時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 但他很謙虛，總
是把秋白推到前台， 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的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
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佩服。”
共產國際恰恰沒有料到這一點，它對瞿秋白一直不滿，瞿秋白這次回國可以說是罷黜回
國，殊不料成了中共中央的負責人，這是它不能容忍的。共產國際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共
中央，例如讓王明來負責。於是就有了六屆四中全會，米夫一手把持，王明大出風頭，瞿秋
白被打垮，周恩來遭壓製。
這是後話。
為了從安全考慮，周恩來決定先坐火車到柏林，然後坐火車到大連。這也符合護照的情
況。
當國際列車到達莫斯科後，周恩來利用列車靠站的時間，下車又同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副
部長馬基亞爾取得聯係。周恩來問：
“國際的同誌還有沒有新的意見？”
馬基亞爾答複說：
“沒有了，根據國際7月決定改正就行了。”
周恩來精神抖擻地回到了大連， 從大連搭輪船去上海。8月19日或20日，周恩來回到上
海，開始著手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
八、骨折
1939年7月，周恩來發生了意外事故，造成右臂終生殘疾。
7月10日，周恩來去毛澤東的窯洞商談工作。 這時，中央黨校請毛澤東去演講。毛澤東
因為工作太忙走不開，便請周恩來代勞。因為延河水漲，不能開車，周恩來便騎馬前去。剛
同毛澤東結婚不久的江青也一定要跟著去聽周恩來演講。江青年輕好勝，騎馬走在前麵。她
不走大路走小路，小路路窄，隻能過一匹馬，江青在策馬飛奔之中突然勒住韁繩，這一縱一
停，周恩來騎的馬驟然受驚，前腿抬起，後腿直立，把周恩來摔了下來，右臂撞在石崖上，
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警衛人員立刻趕上去，周恩來已經自己站了起來，用左手扶著骨折的右臂，臉色發白，
牙關緊閉。警衛人員扶著他步行到黨校會客室。中央衛生處立即派來了大夫。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說：“說來這與江青有關。是1939年7月中央黨校高級班學
員要請毛主席作報告， 主席就請剛從大後方回來的周副主席代他去講。當時延河發大水，
汽車過不去。主席就讓警衛員牽來自己的大青馬給總理騎。當時正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江青聽
說周副主席要去作報告，也嚷著要跟去聽，主席說：‘你沒有資格聽這個報告（高級幹部）
嘛！’可江青還是騎著警衛員的馬跟去了。過了延河後，江青突然來了興致，在田埂小路上
打馬急奔起來。大青馬和警衛員的馬原是一對，便跟著追了上去。這時突然從農戶院中竄出
條狗，吠著向江青的馬撲過來，江青驚惶失措，忙撥轉馬頭，正好撞在總理的馬上，田埂太
窄，這麽一撞，便把總理從馬背上撞了下來。摔得很重，結果是骨折臂斷。那時延安的醫院
條件很差，斷骨錯位愈合，胳膊無法伸展，連生活都無法料理了。
中央決定送蘇聯治療，住進了克裏姆林宮醫院。專家會診後提出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
是重新接骨，胳膊的功能可以完全恢複。但要動兩次手術，時間拖得長。第二個方案是強力
拉伸已經愈合好的肌肉，能達到使胳膊在一定程度上伸展彎曲，可以工作和生活，但功能不
會完全恢複，好處隻是時間短，不必作手術。總理說，國內的事情很多，我不能在國外作長
期治療，隻要能用它進行工作和生活，我也就滿意了。
當主席得知總理被江青撞下馬跌傷後，對江青很惱火，批評說：‘你出什麽風頭！你耽
誤了多少大事！’而一般人都以為是總理坐騎受驚自己跌下馬來的。 當時鄧大姐在重慶回
來後總理也沒將實情告訴她，鄧大姐也一直以為是自己摔折的呢。一直到1977年她才得知真
相，若有所悟地說：怪不得那年我回延安後江青跑來說，她經常去看望恩來，都難過得哭了
。我當時聽了還覺得挺奇怪的，幹嘛她要難過得哭了呢？”
周恩來的受傷，江青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說當時即存心害人，未免牽強。
當時為周恩來治療的是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大夫巴蘇。巴蘇在日記中寫道：“一九三九年
七月十日， 晚上十點鍾， 張部長請我們陪他去看周恩來同誌。周恩來同誌意外地從馬上摔
下來，右肘的小臂下端骨折了。延安所有第一流的醫生都來了，給傷口進行了X光透視和包
紮。 我們看到他正在用左手練習寫字，因為他知道很長時間內他將不能用右手寫字。”
和白求恩、馬海德齊名的印度援華大夫柯棣華在其回憶中說：“當我們看見他的時候，
我們都驚呆了。 你猜他在幹什麽？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練習寫字。骨折以後是很痛的，他
的臉上都是汗。當我們給他脫下衣服檢查時，看見他的內衣都濕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麽
堅強的毅力在堅持工作啊！我們心痛地責備他不應該這樣不愛護自己的身體，可你知道他說
什麽呢？他說：‘一個人隻要還活著，就應當為黨工作’。在八路軍裏，我常常聽到同誌們
說這句話，可在當時，我卻忍不住地掉淚了。”
右臂骨折，促使周恩來第三次去莫斯科。
周恩來先在延安作了一個半月的治療。在此期間，他仍不停地工作。右臂用兩塊板子吊
著，他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修改電文。
從8月4日至15日，周恩來忍著傷痛與種種不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後作了八次長篇發
言。周恩來回顧了自己視察新四軍和東南六省的情況，全麵係統地匯報了新四軍和國統區的
現狀以及黨的工作情況，並提出了今後應該如何進一步開展黨的工作的一係列意見。
周恩來的發言，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視，充分討論後，毛澤東總結說，南方工作
“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績”，“發展了統一戰線”，“發展了黨的組織”，“推進了戰爭
動員”； “發展了青年和婦女工作”， “開始了工農運動”，“幫助了八路軍、新四軍與
邊區”，而這一切，都是“在恩來領導下的成績”。
然而周恩來右臂的治療情況不如人意。 8月18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對周恩來的胳膊進
行了檢查，發現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盡管用力按摩並作了熱敷，但右肘仍處於半彎曲狀態
，無法伸直，肌肉也出現了萎縮。延安的醫療條件極其有限，如果再得不到有效治療，就有
成殘疾之虞。為此，中共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到蘇聯去治療。同行的還有鄧穎超、王稼祥、陳
昌浩、李德等。
周恩來受傷時，鄧穎超不在延安。當她得知周恩來墜馬受傷時，既驚訝又焦急。因為鄧
穎超知道周恩來騎術甚精，長征時甚至在馬上睡覺，這次怎麽會從馬上摔下來呢？不久，鄧
穎超收到了周恩來的信。信是用左手寫的，鄧穎超立刻明白周恩來右手的傷勢很重，她的心
情沉重了。周恩來在信中告訴她，中央批準了他去蘇聯治療，並批準她陪同。
鄧穎超此時歸心似箭，她坐上愛國華僑送給八路軍辦事處的一輛救護車，從重慶出發了
。 從重慶到成都450公裏，司機祝華同誌急鄧穎超之急，用了一天跑完。接著路上適逢下雨
，道路泥濘，跑了四天到西安，車子又壞了。祝華又從西安辦事處借了一輛卡車送鄧穎超到
延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地為周恩來赴蘇療傷撥了一架道格拉斯飛機。8月21日，周恩來
一行人離開延安去蘇聯。臨上飛機前，正在馬列學院和母親任銳一起學習的孫維世騎著馬風
風火火地趕來了。孫維世纏著鄧穎超，要求帶她去蘇聯學習戲劇理論和導演專業。
孫維世是孫炳文的女兒。孫炳文是一位老同盟會員，曾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筆。
朱德受其影響，兩人一起去歐洲尋求革命真理。周恩來在柏林介紹他和朱德一起加入了中國
共產黨。1927年，孫炳文在廣州任北伐軍留守處主任，鄧演達要他去武漢工作。當他從廣州
繞道上海時，適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輪船上，孫炳文被後來淪為大漢奸的褚民誼
認了出來，最後犧牲於上海龍華。
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後，有一天，周恩來從外邊回來，發現武漢辦事處門前有一個十六
七歲的少女正在傷心地哭，旁邊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勸解。
經過一番詢問，原來這兩個青年是老友孫炳文的孩子孫泱和孫維世，隻因為要求去延安
被拒絕， 所以孫維世傷心地哭泣。 不久，孫維世便到延安學習，而孫泱則去太行山朱總司
令那裏工作，後來曾擔任朱德的秘書。建國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領導， 文革中迫害致死。
孫維世小的時候就很受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喜愛，這次重逢後，就改叫周恩來、鄧穎超為
“爸爸”、“媽媽”。鄧穎超十分疼愛這個聰明伶俐的幹女兒，也支持她出國深造的想法。
周恩來皺了皺眉頭，他也不忍心拒絕這個幹女兒的請求，於是說：
“要去，也得經過組織批準。”
聽到這句話，孫維世知道周恩來同意了，頓時欣喜若狂。她策馬飛奔，趕到棗園，風風
火火地找到毛澤東，請求毛澤東的批準。毛澤東笑著簽了個字。孫維世又打馬奔回機場，手
裏高舉著毛主席的批示。可憐她上飛機時，腳上還穿著草鞋。
當天飛機降落在蘭州機場。為等候蘇聯派來迎接的專機，周恩來一行又在蘭州住了一個
星期。離開蘭州後，中途又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停留了三四天。
9月間，周恩來乘飛機到達莫斯科。
這是周恩來第三次到蘇聯，也是他在新中國建立前最後一次去蘇聯。和前兩次去莫斯科
，這次情況有了很大不同。
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1930年春再去莫斯科，周恩來是秘密前往的，化了裝，隨時
可能遭遇危險。這一次，周恩來無需任何掩飾；前兩次去，黨的力量相當弱小，中國革命處
在危急關頭，這次去，中國革命的麵貌大大改變了，黨的力量大大加強了，黨員和武裝隊伍
發展到了幾十萬人。更重要的是，此時的黨，已經不再幼稚，而是逐步走向成熟，並在實際
鬥爭中選擇並確立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
如果說，前兩次去莫斯科，周恩來的心情是沉重的，充滿憂思的，那麽，此次他雖然手
臂有傷，但心情卻欣慰得多，輕鬆得多。
九、116頁、5.5萬字的備忘錄
飛臨莫斯科時，天上正飄著雪。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到機場迎接周恩來、
鄧穎超。周恩來立即被送到克裏姆林宮醫院住院檢查和治療。鄧穎超住在中共代表團住的留
克斯大旅館，她常去醫院陪周恩來。而幹女兒孫維世也經常去看望他們。
蘇聯方麵對於此事也十分重視。一批醫學專家奉命前來治療，他們會診了三次，討論治
療方案。周恩來也參加了每一次的討論。醫生們提出了兩種治療方案，供周恩來參考。一種
是積極療法。把肘骨拆開，重新接骨，這樣骨頭愈合後胳膊可以伸縮自如，沒有任何後遺症
。但此種療法比較冒險，患者的痛苦較大，需要時間也較長。第二種方案是保守療法。不開
刀，這樣治療效果差一些，胳膊隻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內活動，但治療時間短。周恩來比較
兩種方案後，毅然選擇了後者，因為他根本不能長時間離開工作。他說：“國內工作很忙，
不允許我長期在國外治病。”
第二種治療法依然是十分痛苦的。首先，在麻醉以後，用強力把胳膊扳到一定的伸縮角
度，然後加以固定。麻藥效力一過，周恩來便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疼痛，豆大的汗珠直往
外滲。然後是按摩，目的是使萎縮的肌肉恢複生機，這又是一個痛楚的過程。按摩的醫生是
一位老太太，她不斷地對師哲說，不受這個苦，就會前功盡棄，所以，一定要受這個痛苦，
將來才有希望使手臂的活動幅度大一些，可以梳頭，吃飯。
在治療過程中，周恩來心裏仍然惦記著工作。中共代表團代表任弼時的秘書師哲去看望
時，周恩來說：“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嘛！”師哲則勸解道：“你是來醫病的，還是先把病治
好為宜。”周恩來卻說：“我這是外傷，影響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頭腦清醒，精力旺盛
，有時興奮之至。”
由於專家們的精心治療和周恩來的密切配合，治療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達到了預期的
效果。這樣，周恩來的右胳膊總是屈在身前，這個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熟悉的姿勢，仿
佛給他增添了格外的魅力。文革中， 在批孔的文章中， 有的特別點明， 孔老二端起胳膊
， 以暗示周恩來。
由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蘇聯人民對中國革命更
加關注了。周恩來作為中國黨的領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向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在19
35年夏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國際執委會委員。這次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機關內的許
多同誌都想一睹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黨的領袖。他們悄悄向師哲打聽：“周恩來出院了
嗎？什麽時候會來共產國際？真想看看他。”一位天真可愛的女秘書還鄭重其事地囑咐師哲
事先一定要告訴她：周恩來在什麽時候從什麽地方經過，以便讓她隔著窗戶看一看周恩來。
新年前幾天，經過兩三個月的精心治療，周恩來終於出院了。1940年元旦晚上，他出席
了共產國際舉行的新年晚會，終於讓大家領略了他的風采。
出院後，周恩來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事實上，在治療期間，他也沒有停下工作，手
不能動，大腦卻在急劇地思考之中。
周恩來離開延安前夕，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雙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得對另一
方采取侵略行動，不得支持與另一方交戰的任何第三國，不得參加旨在直接或間接反對另一
方的任何國家集團。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在國際上掀起了軒然大波，輿論宣傳對於中
國共產黨也非常不利。
中國共產黨應當怎樣看待這件事呢？
9月1日，毛澤東以《關於國際形勢對於<新華日報>記者談話》的形式發表書麵聲明，論
述了蘇德協定的政治意義，指出“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弟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
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團對於蘇聯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間的和平，保障
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
周恩來到莫斯科，立即把這份聲明發給了各兄弟黨。各國共產黨代表看了這份聲明，紛
紛稱讚中國黨看問題精辟。共產國際也說中國黨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支持。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此時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並突出宣傳了毛澤東。 《共產國
際》（俄文版）1939年4期刊載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一文。 並在第6期專文介紹了毛澤
東，稱讚毛澤東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勇敢戰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
一，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學者、傑出的演說家、軍事戰略家和天才的組織者”，以及“中國
人民忠實的兒子”等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麵固然是看到了中共的力量，但更重要的卻
是想“使國共合作的鞏固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以便促使國民黨有效地堅持中國的抗戰。
在莫斯科，周恩來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
共產黨的工作。因為當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國內的局勢演變情況並不清楚，有些人對於中共
統一戰線政策中的某些作法抱有懷疑，即擔心中共的獨立自主原則會破壞國共合作，不利於
中國的抗戰。這其實是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為了消除他們的誤解以及改變他們的一些錯
誤觀點，有必要對中國國內的局勢作一透徹而全麵的分析。
1939年12月29日，周恩來向共產國際遞交了自己撰寫的《中國問題備忘錄》。這份備忘
錄長達116頁，共5.5萬字。全文分為四大部分：一、中日戰爭的新階段；二、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與國共合作；三、黨的工作與八路軍新四軍工作；四、中共“七大”的準備工作。
備忘錄第一部分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周恩來指出：“武漢戰役以後，中國
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已經結束。目前，這一戰爭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的特征是敵人將
戰略重心轉移到華北敵後戰場，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在其占領地區進行建設
和開拓富源，將重點放在政治進攻和施加經濟壓力上，迫使中國投降。周恩來指出，目前我
們遇到的一係列困難，主要是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以及腐化表現，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誘
降，英、法的妥協活動，致使投降與分裂成為主要危險。
那麽，應當怎樣克服困難，持久抗戰呢？周恩來指出：必須堅決加強團結， 反對投降
與分裂； 主張民主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敵後遊擊戰，粉碎敵人妄圖消滅遊擊隊的活動；
加強前線防禦，防止敵人進攻。
備忘錄這一部分還係統地介紹了兩年半中日戰爭的一般情況，其中包括日本的得失，中
國的得失，說明一年來前線的作戰總的是處於停滯狀態，而敵後的戰鬥正在進行，這是中國
民族解放戰爭新階段的特點。
備忘錄第二部分介紹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特點。周恩來指出，中國的統一
戰線沒有正式的共同綱領，而參加的各黨也無聯合組織，其基本內容是國共合作。周恩來介
紹說，按毛澤東的分析，中國的統一戰線是全民的，其政治基礎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共
兩黨各有自己的軍隊，統一戰線所處的情況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組織起來，這些都是中國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
周恩來分析了蔣介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針：一、他主張聯蘇，但反共；二、他主張聯
共，但要改造中共；三、他需要群眾，但是為了統治他們。這個思想和方針是自相矛盾的，
實際上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原則上並不願意承認國共合作，而隻是認為共產主義向三民主義投
降了。
周恩來指出：“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由於統一戰線的進步，抗
戰正在頑強地堅持，國民政府的政策爭取有所進步。但在統戰形勢惡化的情況下，分裂與投
降的危險將加劇。由於抗戰在繼續，有時摩擦緊張到一定程度，就又緩和下來。有時由於統
一戰線的發展，統治階級及其政黨開始不安起來，於是又發生新的摩擦。這樣，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就經常處在複雜的、曲折的、變化的過程中。它時而進步，時而倒退，但它的總趨勢
是走向某些進步。”
總之，在備忘錄的前二部分，周恩來全麵地介紹了中國的抗戰以及敵、我、友三方的情
況，並作了精辟的論斷。這些論斷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經得起曆史的考驗。這就使聯
共（布）和共產國際了解到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消除了他們對中共某些政策、某些做法的擔
心與不安。
在備忘錄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周恩來分別係統而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各方麵的工作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工作以及中共七大的準備情況。
《中國問題備忘錄》譯成俄文後交給了季米特洛夫，並由他的政治秘書將譯文壓縮至20
頁打印紙。季米特洛夫隨後將此打印的書麵報告送交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執委們研究。周恩
來對此又作了修改， 發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上，題目改為《中國抗戰的
嚴重時期和目前任務》。
共產國際執委們仔細閱讀了《中國問題備忘錄》後，1940年1月間，執委會全體會議聽
取了周恩來的口頭報告。 季米特洛夫、哥德瓦爾特、庫西寧、曼努意爾斯基、拉科西、皮
克、馬爾蒂、伊巴露麗等共產國際重要人物都出席了會議，岡野進（即野阪參三）和任弼時
也列席了會議。
周恩來連續講了兩天，每天都在四五個小時以上。共產國際執委會最關心的是中國的抗
戰能不能堅持下去，能不能取得最後勝利。周恩來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明確回答。他對照牆上
掛著的地圖和各種表格，引用了大量數字，詳細分析了抗戰以來戰局的變化情況以及中日雙
方的優劣勢和強弱點，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英勇作戰的情況。周恩來明確指出：
中國的抗日戰爭一定能夠堅持下去，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共產國際執委
們聽了很興奮，除了個別提問外，對這個報告表示滿意。
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寫道：
“周恩來就中國的形勢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了一份長達100頁的報告。 作口頭報告時
一口氣要講四至五個小時，並用地圖、草圖、圖表等說明軍事行動和根據地的情況。他還談
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農村包圍城市’的遊擊戰思想及其重要意義。他概述了擴大農村紅
色根據地的計劃。他的翻譯師哲寫道：‘他常在闡述自己的意見前說：‘在這個問題上毛澤
東的觀點是這樣的。’
反應又是如何呢？‘聽眾們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這是一種他們很不熟悉的思想
方法、工作方法、說理方法。中國人的姓名，地理情況，事情的錯綜複雜性……一切的一切
對他們來說都難以理解。周恩來的大多數聽眾都是充滿了優越感但卻對中國缺乏了解又毫無
實踐經驗的庸庸碌碌者。唯一聽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後來與周恩來一起
到了中國。他的聽眾中有季米特洛夫，芬蘭的庫西寧，法國的馬爾蒂，羅馬尼亞的安東尼斯
庫，德國的皮克……。法國代表馬爾蒂曾說過：‘就象一部長篇小說，裏邊的人物實在太多
。我常亂了頭緒……。’翻譯師哲曾以委婉的措詞說過：‘他們不熟悉中國的具體形勢。’”
1月8日，周恩來在共青團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報告，介紹
了1935年以來中共在青年團中進行組織、宣傳教育的情況。周恩來指出1936年中國共青團在
全國保存下來的不多，以後即創建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以後這個組織成為整個青年抗日
運動的骨幹。周恩來還介紹了全國各個地區青年組織的狀況。
1月23日，受中共中央委托， 周恩來致信斯大林，指出目前中國抗戰正進入艱難時期，
統一戰線內部存在嚴重的磨擦，而投降與分裂正成為目前中國的主要危險。
2月，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了《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這是抗日戰爭時期
共產國際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討論中國黨的工作。
2月末的一天，季米特洛夫將決議交給周恩來。 季米特洛夫解釋說，恩來的報告斯大林
看了，國際執委會關於報告的討論情況，也向斯大林作了報告，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就
中國問題進行了極其嚴肅的討論和研究，並且十分審慎地考慮了中國問題，因為中國革命本
身具有許多獨特的微妙之處，且又在世界革命運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季米特洛夫還說
，本來斯大林同誌很想接見周恩來並麵談一切，但是，當時蘇聯同國民黨政府不僅恢複了外
交關係，而且過從甚密。這次周恩來是共產國際接待的，如果斯大林接見周恩來，就不能回
避接見國民黨的外交人員，可是他又不願意接見後者。所以，這一次就不見麵了，希望恩來
諒解。
季米特洛夫接著說，這個決議是在斯大林主持之下討論和草擬的，而且字斟句酌，十分
慎重地選擇了措詞。因為既想把問題說明白，使中共能正確理解國際方麵的立場、觀點、態
度和願望，又不能因為決議本身的任何一句話而束縛了中共的手腳，或傷害中共的積極性和
創造精神。請你們先把決議研究一下，如有問題或意見，請提出來，我們再行商量。總之，
我們共同努力，把這個任務完成好。
這個決議很重要，它完全是以建議的口吻寫的，給中共中央以很大的回旋餘地。中心內
容是希望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堅持抗戰，爭取勝利，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
中國。在此之前，共產國際發出的文件往往因為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常常引起中共中央的議
論。唯有這個文件，中共中央不曾有過任何不同意見。周恩來把決議的中文譯本隨身攜帶回
國，交給了毛澤東。
周恩來還同蘇聯經濟學權威、理論家瓦爾加見了麵，並向他請教問題。當時國民黨的法
幣日益貶值，導致陝甘寧邊區的邊幣也發生貶值，繼而物價不斷猛漲，使邊區軍民生活日益
困難。
瓦爾加說，我這樣想，首先應使邊幣脫離與法幣掛鉤的關係，自己獨立起來，不受它的
影響；其次，邊幣不應成為銀行鈔票，而隻應成為法定的流通證券，以維護它的購買力，並
以邊區的實物、財富如煤、石油、食鹽等等為保證，而不必以黃金、白銀等為銀行基金；第
三，發展生產，使邊幣（財富的代表）獨立於內外貨幣的影響之下。中共對瓦爾加的意見十
分重視。
十、處處受歡迎的周先生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還探望了在那裏學習和工作的中國同誌。當時莫斯科郊外有一所
黨校，對外稱療養院，共產國際叫它中國黨校，或稱為七部、八部。黨校分政治、軍事兩個
班，政治班有蔡暢、張子意、李士英、馬明方等，軍事班有劉亞樓、方誌純、鍾赤兵、盧東
生等。周恩來還把受到王明打擊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工的中共中央委員陳鬱調
回莫斯科，並帶他回國。周恩來還去莫斯科郊區的國際兒童院看望了中國的孩子們。他們大
都是烈士的子女，有蘇兆征的女兒蘇麗揚，蔡和森、向警予的兒子蔡博，毛澤東、楊開慧的
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兒朱敏，李富春、蔡暢的女兒李特特，瞿秋白、楊之華的女
兒獨伊等。
師哲回憶周恩來在莫斯科的那段時期說：
1939—1940年恩來同誌在莫斯科住院治病期間，許多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同誌，自然都希
望他安心治病，好好休養，但又熱切地盼望著同他早日見麵，聽取他帶來的好消息……
恩來同誌在醫院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出院，就立刻投入了異常緊張繁忙的工作。
他有時偶爾在共產國際辦公機關的大院裏散步，也到機關大飯廳裏去用餐，又多次參加過各
種各樣的會議。在出入廳、院，經過走廊時，人們看見他就向他問好致意，有的人笑臉相迎
，有的人還要跟他攀談幾句。恩來同誌總是和藹可親、誠心誠意地應酬每一個人，很快就給
人們留下了難忘的美好印象。
方誌純回憶道：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周恩來同誌來蘇聯治右臂骨傷。一天，在任弼時同誌的陪同下
，他來到莫斯科郊外的庫其諾。這是共產國際黨校所在地。當時，我正在這裏學習。
莫斯科的秋天，是迷人的季節。這是多麽美好的一天啊！蔚藍的天空，金色的陽光，翠
綠的林蔭擁抱著俄羅斯民族風格的建築。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