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亂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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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旅歐
一、“三月後，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周恩來第二次出洋到的是歐洲，即所謂的西洋。
1919年4月周恩來回國後，便逢上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時勢造英雄。在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了一大批才華出眾、膽識過人的青年俊傑，如毛澤
東、周恩來、惲代英、鄧中夏等等。周恩來由於其出色的組織領導能力和兢兢業業、一絲不
苟的工作風格，成為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中的風雲人物。
這個時候，周恩來一生中第一次被反動當局逮捕。
五四運動勝利結束後，全國各地的愛國運動繼續向前迅猛發展，而帝國主義和反動當局
的鎮壓也在繼續進行。
1919年11月16日，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福州打傷多名抵製日貨的中國學生，並打死一名警
察，製造了“福州慘案”。11月25日，天津學生一千多人上街遊行講演，散發傳單，聲援福
建人民。12月10日，由天津男女學生共同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周恩來當選
為執行科長。12月20日，天津學生和各界群眾在南開操場召開有十多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
並當場焚燒在街上檢查到的十幾輛卡車日貨，還舉行了浩浩蕩蕩的示威遊行，聲討日本帝國
主義的罪行。12月27日，在南開操場又召開了數萬群眾參加的第二次國民大會。
與此同時，反動當局的陰謀也在策劃當中。
1920年1月初， 直隸省長為了瓦解學生運動，下令學校提前放寒假，以期釜底抽薪之效
。周恩來等人洞破其奸，在他主持覺悟社的會議上，提出了“反對提前放假”、“反對日本
幹涉中國內政”等口號，由學聯組織學生廣泛宣傳。同時組織日貨調查團，抵製日貨。
1月23日， 學聯的調查員在魁發成洋貨莊檢查日貨時，遭到三個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
代表向直隸省公署請願時，反動當局不但不懲辦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派出軍警毆打學生，
並逮捕了請願代表馬駿、馬千裏等二十多人。兩天後，當局又查封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
各界聯合會、國民大會等。
鎮壓越深，反抗愈烈。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學生五六千人集合，以周恩來為總指
揮，奔赴直隸省署請願。大家推舉周恩來、郭隆真、於蘭渚（方舟）、張若名四人為代表，
要求催辦福州慘案的交涉，要求釋放被捕代表。但直隸省署大門緊閉，周恩來等人便強行闖
入省署，結果全部遭到逮捕。緊接著，武裝軍警衝入了手無寸鐵的學生隊伍中，用槍托打，
用刺刀刺，學生重傷多人，輕傷無數。這就是天津的“一·二九”慘案。
這是周恩來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入獄。
在獄中，周恩來一邊組織被捕代表進行堅決的鬥爭，包括全體絕食，一邊又開展了一種
特殊條件下的學習和宣傳工作。請看周恩來在獄中記下的《檢廳日錄》：
五月十四日，由周恩來介紹馬克思學說；
五月二十八日，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曆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同馬克思傳記；
五月卅一日，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
六月二日，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的總論同階級競爭史；
六月四日，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
六月七日，周恩來講解馬克思的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同資產集中說。今天，馬
氏學說講完了。
這樣，在獄中，周恩來向難友係統地宣講了馬克思主義。這在1920年的中國是極其可貴
的。更何況宣講地點是監獄，愈發增添了幾分曆史意義。出獄一年多後，周恩來在一封講到
自己的共產主義信念時說：“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他又說過，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
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由此可見，獄中生活對於周恩來的影響有多大！
是的，監獄囚禁人的肉體，使行動失去自由，卻無法禁錮思維的翅膀。從1月29日到7月
17日，將近半年的獄中生活，周恩來靜下心來思考自己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在國內的鬥爭和
學習，總結經驗和教訓，確定今後的方向。這種冷靜，尤其在火熱的愛國運動之中，是多麽
的難能可貴啊！
筆者認為，正是在獄中，周恩來初步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出獄後，周恩來就逐
步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這是一種艱辛的選擇，這是一條艱難困苦的道路，然而，周恩
來一旦作出決定，就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孟子曰：“雖千萬人，吾往矣！”說的就
是這種舍生取義的殉道精神！
在獄中，周恩來覺得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了解尚不充分，尤其是對這一理論指導的
革命行動知之不多，為之，他開始考慮去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歐洲探索救國的道路。
6月8日，覺悟社社友、原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生、後來是天津河北女子第四小學教師的
李愚如，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特意到檢察廳看守所與周恩來等告別。下午，周恩來寫了《別
李愚如並示述弟》一詩。述弟指潘述庵，又名潘世綸。他是周恩來南開學校的同班同學，也
是覺悟社的社員。在詩中，周恩來說：
三個月沒見你，
進步的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強來說，
你要往英，
我以為不過說說。
你要往法，
我也以為不過說說。
哪知不幾天，
你來別我；
當麵告訴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到那裏，
舉起工具，
出你的勞動汗；
造你的成績燦爛。
磨煉你的才幹，
保你天真爛漫。
他日歸來，
扯開自由旗；
唱起獨立歌。
爭女權，
求平等，
來到社會實驗。
推翻舊倫理，
全憑你這心頭一念。
三月後，
馬賽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個月沒見你，
進步的這般快了。
詩中所說的“三月後，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表明周恩來在獄中已
經考慮旅歐一事。
1920年7月27日， 天津地方審判廳被迫宣布釋放周恩來、郭隆真、馬千裏等被捕代表。
天津各界組成大規模慰問團迎接被捕代表出獄，並給他們佩戴紀念花及贈送“為國犧牲”四
個金字的紀念章，全體出獄代表喜氣洋洋地在審判廳門前合影留念。接著，九輛高懸著“歡
迎代表出獄”門旗的大卡車開了過來，請代表們上車，在沿途群眾的夾道歡迎下，直達商會
開迎接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代表被捕代表作了關於獄中鬥爭情況的報告。
二、西渡
周恩來出獄的時候，大江南北正掀起了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周恩來、劉清揚、郭隆真
、張若名等都決定到法國勤工儉學。遠涉重洋，到異國他鄉去尋求真理，無疑吸引著每一位
熱血青年。可是，這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劉清揚和張若名的家庭都很富裕，赴法費用自然
不在話下。
周恩來卻為赴法旅費苦惱。這時，嚴修再一次幫助了他。
著名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寫道：
“為了支付前往法國的路費，總是樂於助人的嚴範孫盡管對周的學業成績感到失望，但
信任周，給了他500元錢。 律師劉崇佑似乎也欽佩周的真誠和品德，也給了周500元錢。”
曾想招周恩來為女婿的嚴修對周恩來的革命活動雖然不那麽認同，但他認定周恩來是匹
千裏馬，因而在這個時刻，再次雪中送炭，資助周恩來赴法。後來，嚴修又幾次托人捎錢給
周恩來。 1921年2月27日，嚴修在日記中說：“李琴湘來，餘將補助李福景（琴湘子）、周
恩來的學費，交伊持去。”同年11月18日，嚴修在日記中又寫道：“琴湘來，交補助李福景
、周恩來學費。”
嚴修對周恩來的歐洲之行有莫大的幫助。在周出獄後不久，嚴修就向張伯苓提出，推薦
兩個南開學生去歐洲留學，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李福景。他還寫信給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
，“為周恩來、李福景介紹。”
確實，五四運動中展現出來的青年，得到來自多方麵的愛護，特別是老一輩開明知識分
子的關注。如嚴修、張伯苓對於周恩來，如楊昌濟對於毛澤東和蔡和森。這一批老的學人，
對於他們，不僅有學識上的傳授，不僅有生活上的關懷，而且還有人格道德上的重大影響。
韓素音在書中提到的劉崇佑是周恩來的義務辯護律師，他在法庭上據理力爭，為周恩來
等人慷慨陳詞。劉崇佑對周恩來也異常器重，韓素音在書中還提到他似乎想把自己漂亮的侄
女許配給周恩來，周的回答是“國家需要我們的全部精力，” 婉言加以拒絕。劉崇佑似乎
並不在意，反而從收入中拿出500元資助周恩來赴法。
周恩來在行前又同天津的《益世報》商定，擔任他們的旅歐通訊員，為他們撰寫通信，
以所得的稿費補貼旅歐的生活費用。
看到覺悟社的大哥大姐們去異國他鄉尋求救國救民的金鑰匙了，鄧穎超不由得心中一陣
悵然。她是多麽向往和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一塊去法國勤工儉學啊！隻是她家境清貧
，根本籌措不到旅費，她是用羨慕的眼神和遺憾地心情告別周恩來、郭隆真等人，祝他們旅
途平安，一路順風。
鄧穎超始終沒有去國外留過學，她和毛澤東一樣，是在國內成長起來的革命者，是“土
生土長”的馬克思主義者。她一直在天津參加革命活動，領導婦女運動。 1924年1月，鄧穎
超成為天津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一； 1925年3月，鄧穎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6月10日，鄧穎超當選為天津各界聯合會主席；7月初，鄧穎超被反動當局通緝；
8月7日，鄧穎超南下至廣州，和從法國歸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相見。在廣州
，兩個相知多年的革命者結合了。
周恩來臨去法國前，鄧穎超想到歐洲天氣寒冷，怕周恩來不適應，特地趕織了一件毛衣
送他，在毛衣領側內繡了一行小字：“給你溫暖----小超。”摸著軟茸茸的毛衣，周恩來分
明感到了同誌間純潔真摯的友誼。他安慰鄧穎超說：“小超，別灰心，你年齡還小，以後還
有學習機會。我到歐洲後，一定給你寫信... ”剛強的鄧穎超點了點頭...
1920年11月7日， 周恩來在上海搭乘法國郵輪波爾多號前往歐洲。同行的有郭隆真、李
福景、張若名等197人。 這是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十五批赴法留學學生。
波爾多號是一艘巨型郵輪，載重二萬噸，上下共十層。周恩來等人住在最低層的統艙內
。這次航程近一萬六千公裏，曆時三十六天，經過西貢、新加坡，穿越馬六甲海峽，橫渡印
度洋，再穿過紅海和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到達法國的馬賽港。沿途所經過的大多是英
、法的殖民地。周恩來常和李福景等人談論，感到一出國門，就覺得中華民族處處受人歧視
。是啊，在那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國家衰弱，民族衰弱，人民貧困，就會受到歧視，侮辱
，乃至侵略和瓜分。落後就要挨打！這個道理一旦輔之以刻骨銘心的感性認識，立刻增添了
周恩來救國濟世的強烈的願望和堅定的意誌。
在途中停留的每一個港口，周恩來看到白種人似乎高人一等，而中國學生則受到歧視，
上岸需要通行證。令人感動和欣慰的是，在西貢，周恩來等學生受到了當地華僑的熱烈歡迎
。華僑們揮舞旗幟，點燃鞭炮，周恩來感到了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增強了民族自豪感，
更認識到了自己肩上的責任。他在給弟弟周恩受的信中說：“西貢雖說是安南地方，我國人
居住這裏的很多，也是一個海外華僑的聚集地啊。”
周恩來對於被壓迫民族充滿了同情。在科倫坡，他看到了許多蒼蠅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築
路工人身上。“他們被當作了畜生，沒有被當作人。”周恩來對此異常憤慨，他對同學們激
動地說：“難道我們自己就沒有責任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絕不能袖手旁觀。”
與周恩來同船去法國的謝樹英回憶說：
“我們乘坐的是特設艙位----統艙，艙位設在船頭，分上下鋪位。我先認識李福景，經
李介紹認識周恩來同誌。‘郵船’經香港、西貢、新加坡、印度洋、錫蘭、科倫坡，再經非
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亞丁， 入紅海， 經蘇伊士運河塞得港，由地中海至法國馬賽
上岸，共計航行四十餘天。
“一出國門， 中華民族受人歧視欺侮， 國際地位甚為低落，極感憤慨。
“由新加坡橫渡印度洋到非洲這段航行時間最長，在洶湧澎湃的波浪中，輪船振蕩得很
厲害，同行者多在艙中靜臥，周恩來同誌卻在船頭甲板上坐著，手不釋卷，筆不停揮，大風
大浪，鎮定如常。
“周恩來同誌以曆史事實激勵了每個人的愛國熱忱，使人認識到積弱不振的中國，處在
內憂外患的危急關頭。他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能坐視’。一係列的談話，充分表現
了周恩來同誌憂國憂民，矢誌改革中國現狀的赤膽忠心，令人佩服。
“李福景有誌於到英國學土木工程； 我的誌願是學采礦；而周恩來同誌表示要從根本
上改造中國的社會，表現出周總理青年時代的遠大抱負。他矢誌革命救國的決心給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1920年12月中旬，周恩來等人到達馬賽港。登岸時，留法華法教育會學生部幹事已在迎
候，幫助他們換乘火車，第二天早晨便到了美麗的城市巴黎。在巴黎已經有幾個南開同學，
包括搭乘前一班船到達法國的李愚如。周恩來由南開同學帶到了拉丁街旅館暫住。
周恩來原來隻準備在巴黎作短暫停留，可能是因為旅途勞累，加上水土不服，他得了一
點小病，就在巴黎小住了半個多月。他在給嚴修的信中說：“留法中國學生甚多，合勤工與
儉學生約在兩千人以上，與今日之留日學生數目差相近矣。南開同學在法者有二十餘人，多
散居各地，在巴黎不過數人。”
1921年1月5日，周恩來渡過英吉利海峽，到達英國倫敦，準備在倫敦入學。
周恩來之所以選擇在英國倫敦就學，是有其設想的。他在給表兄陳式周的一封信中曾說
：“主要意旨，惟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
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而英國是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正如周恩來在給他的堂伯父周貽鼎信中所說：“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舉凡世界之大觀
，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唯此地是賴。”“故倫敦為世界之縮影。在倫敦
念書，非僅入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因而，倫敦正是周恩
來所希望加以考察研究的地方。
周恩來和李福景曾住在羅素廣場附近的伯納德35號，這是一所學生寄宿的房子。兩人一
起報考了曼徹斯特大學，周恩來還報考了愛丁堡大學。因為倫敦的生活費用太高，居大不易
，而愛丁堡的生活費用則相對低些。周恩來曾經設計過一個美好的設想。他在給表哥陳式周
的信中說：“弟在此計劃擬入大學學習讀書三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
大陸遊覽。今方起首於此邦社會實況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來和一般旅歐勤工儉學的同學情況稍有不同。他沒有做過工，主要靠稿費生活，從
而騰出時間和精力來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綜合情況，考察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
22歲的周恩來精力充沛，眼界開闊，思想開放，他的目光在整個歐洲大陸上空掃視，他
的思維在馬克思、恩格斯學習和戰鬥過的國度自由倘佯。
三、交換·反複·比較·抉擇
如果說日本的米騷動強烈刺激了周恩來，使他感覺到日本的道路走不通，並開始探尋其
他的途徑，那麽，戰後歐洲的嚴重動亂再次深深地刺激了他，使周恩來感覺到資本主義的道
路不能行之於中國，從而確立了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念。
出國前，盡管周恩來聽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各國的嚴重破壞，但他沒有想到這種
破壞是如此的巨大，是如此的深刻。單是英格蘭一地失業人口總數就超過百萬。“四年來影
響所及，欲其求免於窮困也難矣。”這是周恩來發出的感歎和得到的結論。
1921年2月1日，周恩來撰寫了《歐戰後之歐洲經濟》這篇文章，這是他到歐洲後寫的第
一篇旅歐通信， 發表在1921年3月22日、23日的天津《益世報·倫敦通訊》上。在文中，周
恩來初步考察了英國，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深刻分析了歐戰後由於經濟凋蔽而帶來
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周恩來劈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簾者，
即大戰後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
，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是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饑寒失業交困於內外，
而複益之以戰爭中精神文明所得間接之損失，社會狀況遂乃因之以不安。”
正是看到了歐洲社會矛盾的尖銳化，社會問題的複雜化，周恩來開始覺得西方不足仿效
。這也正是當時國內思想界先進分子敏銳之感覺，然而，對於親眼目睹資本主義危機的周恩
來來說，這種感覺格外深刻。
自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為了救
亡圖存。無數中華民族的誌士仁人苦苦地探求著，苦苦地摸索著。先是以日為師，保留封建
製度的象征----皇帝，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到的是失敗；而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如早
期的陳獨秀提出仿效法國的大革命，拋棄溫和改良主義，這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進步；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李大釗提出仿效俄國，拋棄資產階級革
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就為舊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當時的周恩來，正處於第二和第三個境界之中。
當時歐洲流行著各種各樣的思潮，而且紛紛冠之以“社會主義”的招牌，使人眼花繚亂
。周恩來認為，“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但是，究竟應該信仰哪一種“社會
主義”，周恩來心中尚未有數。不過，這個時候，他對費邊社會主義比較有興趣。費邊社會
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思潮，因而頗帶有“溫和”、“穩健”的色彩，被不少人所推崇。
但周恩來並沒有認定費邊社會主義。他是一個謹慎的人，決不隨大流，決不盲從，在沒
有經過認真的考察、仔細的研究以及反複的比較之前，他決不會輕易地下結論。正如他在給
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說：“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來歐洲獵取學術，初入異邦，更
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論列。”“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
周恩來對英國的工人運動進行了認真考察，特別是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煤礦工人大罷工，
有百萬工人參加，成為英國社會各界乃至歐洲各國關注的焦點。周恩來在英國時，以及後來
在法國，都對這次工人運動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還寫了九篇通信給《益世報》，介紹
工人運動的經過以及個人的分析和結論。九篇通信的具體題目和成文時間如下：
1921年4月13日，《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始末》；
4月21日，《英國礦工之罷工風潮續誌》；
4月26日，《英國礦工罷工風潮再誌》；
5月4日，《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再誌》；
5月27日，《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影響》；
6月1日，《煤礦罷工中之談判》；
6月7日，《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波折》；
6月13日，《礦主礦工直接談判》；
6月20日，《英國礦工總投票之結果》。
英勇的工人運動給了周恩來以啟發和教育。當時周恩來心中有兩種鬥爭著的社會改良方
案：一種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式；一種是漸進的、緩慢的改革，就
是英國的做法。兩種方案在周恩來腦海裏交織著，哪一種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呢？周恩來的想
法是：“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
輒受製，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
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至實行之時，奮進之力，則弟終以為勇宜先
也。”然而，在考察了英國工人運動之後，周恩來立刻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拋棄了中和兩者
的糊塗觀念，拋棄了改良主義，認定英國式的費邊社會主義還是空想，隻有俄國十月革命的
道路才是正確的。他在最後一篇關於煤礦工人罷工的通信《英國礦工總投票之結果》中明確
地指出：“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欲罷工事之妥協難矣。勞資戰爭，除根本解決外，其道無
由，觀此益信。”這個論斷表明了周恩來思想的一個飛躍。
周恩來不僅深入考察了工人運動，而且還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戰後的歐
洲，共產主義運動日趨高漲，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報刊十分流行，隨手可得，這比在國內和
日本條件要優越得多。周恩來閱讀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
發展》、《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並認真作眉批，寫筆記。
在保存下來周恩來當年讀過的書《卡爾·馬克思的生平與教導》一書中，他在馬克思下
麵的一些話下劃了著重線。“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
不是我的功勞。”“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 階級的存在僅僅因生產發展到一
定曆史階段相聯係；(2) 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 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
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廣泛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基礎上，經過冷靜的觀
察與思考，周恩來對於戰後流行於歐洲的各種思潮作出了正確的評價。他認為無政府主義的
“自由作用太無限製”，處在舊勢力盤踞的社會裏，若要解除一切強迫，解除一切束縛，不
但舊勢力無法根除，新生力量也無從組織，不免流於“空談”；法國的工團主義發軔於無政
府主義，在當今的歐美“不免等於夢囈”；英國的基爾特主義“近已見衰”，而且在“英國
始終也沒大興盛過”...
陳雲同誌有一句眾人皆知的名言, 那就是“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反複，比
較”。周恩來就是在實際生活中貫徹了這個原則，最終確定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作出了自己
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更難能可貴的是，周恩來一旦作出了決定之後，無論在槍林彈雨中，
無論在雪山草地中，無論在明槍暗箭中，無論在痛苦和委屈中，他始終沒有一絲一毫地動搖
過自己的信仰。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首先是有偉大的人格，偉大的靈魂；一個偉大的共
產主義者，首先是一個偉大的人！在這一點上，周恩來是千秋萬世的楷範！在這一點上，連
他的敵人都不得不由衷地歎服！
周恩來作出這樣一個抉擇，絕不是一時一刻激情勃發，熱血來潮，而是有一個陣痛的過
程。在日本，他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並對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和獄
中半年的冷靜思考，經過對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入考察以及對各種思潮的研究比較之後，
大約經過三年時間，周恩來邁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這一步，不僅改變了周恩來的人生，
而且影響了中華民族的進程，影響了人類曆史的進程！
朝聞道，夕死可矣。得到了真理的周恩來，心情是多麽的激動啊！他在給覺悟社朋友的
信中興奮地說：“覺悟社的信條自然不夠用、欠明了，但老實說，用一個Communism（共產
主義）也就夠了。”他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
，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製宜！”對信仰的忠貞不貳，對原則問題的堅定不移，這是周恩來
人生信條。而執行政策的靈活機動和實行手段的因時製宜，又是周恩來的重要特色。這個他
人無法比擬的優點，為周恩來日後贏得了談判的藝術大師的稱號。
20世紀20年代初，在歐洲，一個東方的馬克思主義者成長起來了。
四、《伍的誓詞》
1936年，當埃德加·斯諾初次進入陝北這塊貧窮閉塞的黃土地時，他不由得被一群衣衫
襤褸卻生氣勃勃的共產黨人迷住了。在和中共領袖長談之後，年輕的美國記者寫了著名的《
西行漫記》，震動了整個世界。
斯諾見到的第一個中共領袖就是周恩來。當周恩來用英文和他打招呼，他驚奇極了。後
來，當另一位瘦長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和他交談之後，他才解除了自己的迷惑。毛澤東
在敘述了1920—1921年中共建黨時的國內情況時又說，與此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
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那裏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
周恩來是在法國入黨的，時間是1921年初，介紹人是張申府與劉清揚。
本來，周恩來是準備在英國入學的，而且愛丁堡大學也同意免去入學考試，隻考一門英
文。但麻煩事也不少。首先，考試時間定在9月，開學則在10月，還要等待半年。更令人頭
疼的是，英國的生活費用是全歐洲最高的，在倫敦生活，每年的生活費用約二百鎊左右，折
合中國貨幣在千元以上，真可謂倫敦居，大不易。愛丁堡是蘇格蘭首府，生活費用稍為便宜
，但每年仍需千元左右，是巴黎的兩倍。巴黎雖然是世界名都，可謂花花世界，但生活費用
相對倫敦而言低得多，每月隻需中國貨幣四十元，一年也不過五百元左右。這對經濟拮據的
周恩來來說，當然是一個好去處。 更何況，當時留英的中國學生僅200人，而在法國勤工儉
學的學生達兩千人以上，是其十倍。於是，周恩來在倫敦隻呆了五個星期。1921年2月上旬
，他又到了巴黎。
在巴黎，周恩來碰到了張申府、劉清揚夫婦。 經他們的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
黨。
張申府和劉清揚都是周恩來的舊識，特別是劉清揚。劉清揚是覺悟社成員，五四運動中
擔任過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的會長，代表天津學聯代理過全國學生聯合會常務理事，由此和
周恩來十分熟悉。劉清揚思想激進，追求進步，是五四先進中的女中豪傑，是女界的領袖人
物之一。李大釗在北京籌建共產黨小組時，就有意介紹她參加。劉清揚本來想參加，但看到
張國燾也在其間，便拒絕了，因為她和張國燾有過一段感情糾葛。當然，那時劉清揚對共產
主義也沒有明確的認識。
張申府也是五四運動中的活躍人物。他當時是北京大學的講師，研究哲學，與李大釗是
北京共產黨小組最早的成員，和周恩來在北京陶然亭聚會時見過麵，對周恩來這個比他年輕
五歲精明幹練的青年十分欣賞。
1920年12月27日張申府和劉清揚從國內來到法國，在巴黎遇上了周恩來。他鄉遇故知本
是人生樂事之一，再加上興趣相同，誌向合一，於是經常進行長談，交流思想。張申府出國
之前，就受中共的巨腕人物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委托建立海外的組織，他先發展了劉清揚，又
見周恩來思想進步，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多，又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遂介紹周恩來入
黨。
1962年，周恩來回憶說：“1920我到法國，還對費邊社會主義有過興趣，但很快就拋棄
了。我感謝劉清揚和張申府，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
張申府回憶道：
“那時（我們）相當幼稚，發起建黨是第三國際推動的，但黨的名稱，陳獨秀於1920年
7、8月間還來信商議，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 沒有定。 陳獨秀幼稚，他也不知道怎
麽叫。後來，威經斯基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同意了。”
“我是1920年12月到法國去的，是被吳稚暉聘為裏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的
。那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同船去法國的還有蔡元培、湯爾和、陳大齊、劉清揚、鄭毓
秀等。到法國後，和國內保持通信聯係。”
“我和周總理認識， 是在1920年8月的陶然亭聚會上，總理等代表覺悟社，我和李大釗
代表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周總理也是1920年底到法國的。”
“周總理和劉清揚都是我介紹入黨的， 時間約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紹的劉清揚，
然後由我和劉清揚介紹總理。 當時入黨手續是：和總理談話後，寫信向陳獨秀報告。我和
劉清揚結婚，也是在1921年春天。”
“接著，由上海又去了兩個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他們兩人是上海入黨的，都是陳獨
秀介紹去的。這樣，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
，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 後來， 小組的事，就由周總理他們管了，我不怎麽管。”
在另一次回憶中，張申府說：
“我為什麽要到法國去呢？我不是去學習的，而是去教書的。1920年下半年，我是講師
了。 在北大很活躍， 經常寫文章。跟校長蔡元培也很接近。李石曾、吳稚暉他們在法國辦
裏昂大學。當時裏大，要辦一個中國文學院，缺教授，頭一個找到我。所以我出國的目的，
不是去學習，而是去教書。當時蔡元培也到法國去考察，所以同路的有蔡元培。我先到上海
住在陳獨秀家裏。還有幾個北大學生。如李光裕(又名善初、闡初。解放後，當過國務院秘
書，是我中學同學)、陳大齊(北大心理學教授)等，劉清揚也和我們乘同一艘船去的。 同船
去的還有廣東的鄭毓秀，她帶了二十來個女學生，她是個法國通。當時法國通第一個是李石
曾，第二個就是鄭毓秀。那時提倡勤工儉學，說做半年工，可以讀半年書。我們坐的是法國
高爾基爾號船。1920年12月30日到馬賽。然後坐火車到巴黎。到巴黎後，我住在巴黎大學對
麵的學校街50號。 劉清揚是儉學生， 不勤工，自費讀書。我和劉清揚不住在一起。我每月
拿薪水是八百法郎，生活沒問題。”
“周總理到法國比我早一個月，他在英國呆了幾天。他是自費，英國生活水平高，又回
到法國，因戰後法國生活便宜。總理在法國和我們在一起了。因我們早就認識。劉清揚和總
理都是天津覺悟社的。劉清揚五四時期在嚴祠小學教書，周總理在南開中學讀書。李大釗在
五四後常去天津講演（李過去是天津法政學校的學生），天津學生對北京很羨慕。1920年8
月(放暑期)覺悟社全體社員到北京來了。有二十多人到北京來訪問，到了北大。後來覺悟社
在陶然亭開了一個招待會。李大釗和我也去了。劉清揚是招待會的主席，周總理在會上講了
話。我和李大釗也在會上講了話。所以同總理熟。到了法國，我與劉清揚成了夫妻，當時介
紹劉清揚入了黨。接著我和劉清揚又介紹周總理入了黨。我向他講了國內黨組織的情況，時
間是1921年2、3月，陰曆年已過了。不久，趙世炎到了法國，他是在上海由陳獨秀介紹入黨
的。接著陳公培也到了法國來了，他也是在國內由陳獨秀介紹入黨的。 於是我和周總理、
劉清揚、 趙世炎、陳公培成立了小組。沒有正式名稱。”
劉清揚則回憶說：“到法國之後...不久，張申府介紹我，我又同張申府一起介紹周恩
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同時世炎也是我們這個小組的成員。”
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 中共在北京、上海、濟南、武漢、
長沙、廣州、巴黎、東京已有八個建黨發起組，後來，人們把這八個共產黨小組統稱為共產
主義小組。
1921年7月23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共有13人：
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
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
海，還有包惠僧。為什麽八個共產黨小組獨獨巴黎小組沒有參加一大？
據張申府說：“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前， 我曾接到國內寄來的通知，在我們黨
小組內討論過，因時間緊、路程遠，不能回來參加，我給陳獨秀寫信談過此事。不久，我們
便知道國內的共產黨已經正式成立了。”張申府這個說法是否全部準確可靠，還可以研究。
但他說的：“因時間緊，路遠，不能回來參加”，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從負責具體組織召開
第一次代表大會、親手發出開會通知的李達的有關回憶，可以得到印證。據李達說：“1921
年6月中旬， 馬林和尼可洛夫兩位同誌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
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小組，各派
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李達的回憶，在上述這段話的前後，都提到國內外八個黨的發起組
，雖然指出巴黎小組與國內聯絡很欠缺，但文章明確地把巴黎小組包括在八個黨的發起組之
內。據此分析：“一大”開會通知是發給了巴黎黨小組的。
但是，黨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從“6月中旬”發出通知到正式開會，隻
有一個多月，而當時從上海到法國，單程就需要一個多月，往返至少需兩個多月，巴黎黨小
組接到開會通知，也根本來不及派人參加。畢竟，從一衣帶水的日本回國，要比遠隔重洋的
巴黎方便得多，順利得多。
不過，巴黎小組雖然沒有參加一大，但仍把它列為中共建黨的發起組之一。毛澤東在和
斯諾的談話中，也把周恩來列入黨的創始人的行列。
關於周恩來的入黨時間，過去也有過爭論。
有人說周恩來是1920年底赴法勤工儉學途中，在輪船上由張申府介紹入黨的，這一說法
顯然不妥。據查有關原始資料，周恩來與郭隆真、李福景等赴法勤工儉學學生197人， 於19
20年11月7日乘法國輪船波爾多號離上海赴法， 同年12月13日抵馬賽港。而張申府和劉清揚
於1920年11月24日與蔡元培等同乘法輪離開上海。12月27日抵馬賽。周、張既不同船，當然
不可能在船上介紹入黨。
有人說周恩來是1921年1、2月間由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入黨的，這也不實或不確切。據
有關史料記載，他到巴黎後僅呆了10多天，1920年12月底即轉赴倫敦，對英國作“社會實況
之考察”。 1921年2月23日，他在給親戚的信中說：他與南開同學李福景原擬爭取官費留英
，因了解到“英倫生活程度之高，實難久居”，不如到法國，“費用可省去十分之六、七”
，由此做了“舍英而法”的決定。這樣，他在倫敦僅僅呆了一個多月，1921年2月中旬，又
回到巴黎。 此情況表明：1月份到2月中旬以前，他都不在法國，與張申府、劉清揚不在一
起，不可能在此期間入黨。2月中旬以後，他有可能見到張申府和劉清揚，但他和張在國內
雖認識，並不很熟悉，按一般情況分析，發展入黨需要一個了解過程。張申府的有關談話也
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到法國後因為劉清揚的關係，我與周恩來經常往來，彼此更加熟悉
”，這樣，在1921年2、3月間，才先後介紹劉清揚、周恩來入黨。這表明：張申府是在與周
恩來“經常往來”、“更加熟悉”的基礎上介紹周入黨的。 2月底以前來往的時間還短，介
紹入黨的可能性較小， 3月間介紹入黨是比較合乎事實的。張申府的另一次談話，也肯定是
3月。
還有人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 承認張申府為黨員，給予‘通訊員’的
名義，要他在歐洲發展組織。張介紹劉清揚、周恩來入黨。”這個說法既無原始資料作證，
與當事人張、劉、周的說法也不符。而且張申府根本否認黨中央曾正式給他‘通訊員’的名
稱。他說：“1921年巴黎共產黨小組成立後是由我聯係，1922年我到柏林後，在德國的黨員
由我聯係，在法國的黨員由趙世炎聯係，但當時我們都沒有中共中央駐德（或駐法）通訊員
這個名稱。”
流傳更廣的說法是周恩來在1922年入黨。1976年周恩來逝世後，鄧小平宣讀的悼詞即是
如此說的。這表明了當時中共中央的看法。另外，在1945年七大時，周恩來本人也把1922年
秋作為自己的入黨時間。雖然，1922年的說法是不確切的。
1985年5月23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重新確定周恩來同誌入黨時間的報告指出：
“毛澤東、董必武兩位同誌在七大時所填入黨時間是1921年， 而八大時都改為1920年
， 即他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時間。”
“我們意見，將周恩來同誌的入黨時間改為他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時間，即1921年。”
“同時，我們黨的其他創始人，其入黨時間，都應從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時算起。”
這份報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準。自此，恢複了周恩來入黨時間的本來麵目。周恩來的
黨齡從1921年算起，到1976年，整整55年。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
確立了信仰，加入了組織，周恩來就由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鬥士。
1922年3月， 周恩來接到郭隆真的來信，得知原覺悟社社友黃愛因領導湖南長沙紗廠工
人罷工而不幸英勇犧牲，一時百感交集，悲憤填膺。他揮筆寫下了《生別死離》這首詩。詩
中寫道：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生別死離，
最是難堪事。
別了，牽腸掛肚；
死了，毫無輕重，
何如做個感人的永別！
沒有耕耘，
哪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那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它，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坐著談，
何如起來行？
貪生的人，
也悲傷別離，
也隨著死生，
隻是他們卻識不透這感人的永別，
永別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的前邊，
飛向光明，
盡由著你！
舉起那黑鐵的鋤兒，
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種子撒在人間，
血兒滴在地上。
本是離別的，
以後更會永別！
生死參透了，
努力為生，
還要努力為死，
便永別了，又算什麽？
這首詩附寄在他給國內覺悟社社員衫逸（李錫景）、衫峙（鄭季清）的信中，充分表現
了周恩來革命到底的精神。周恩來表示：“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的了，並且很堅決地要
為他宣傳奔走。”“我對他（指黃愛）唯一的紀念，便是上邊表示我的心誌的那首詩，和對
於C.P堅定的傾向。”
這是周恩來的誓詞！
1923年4月15日， 天津《新民意報》副刊《覺郵》第二期發表這首詩時，便冠之以《伍
的誓詞》。
死，算得了什麽？周恩來就是抱著這種態度為革命鞠躬盡瘁，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五、一致公認的重要人物
1921年2月中旬， 周恩來從英國回到法國時，正逢上留法勤工儉學生第一次大規模鬥爭
的高潮。
當時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達二千人之多，他們本來是抱著美好的希望而來，滿以為可以
邊勤工邊儉學，或求得自己的光明前程，或求得祖國的光明前程。然而，實際情況卻都是大
相徑庭，給了他們沉重的打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再次爆發了經濟危機，從1920年下半年起，歐洲
大陸一片蕭條。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物價上漲，經濟凋敝。法國亦不例外，這使滯法的中
國學生陷入做工不能，欲學不得的困境。到1920年底，“已經做工的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
，而“近來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幾乎有做工數的四分之一”，可見情況之嚴重。
在沒有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勤工儉學生們的境遇都十分悲慘。他們有的住進了巴黎的貧
民窟，大部分則擠到普安特大街39號的華僑協社中去。華僑協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個長四丈
寬五尺的布棚，裏麵擠進了40多人，真是無法想象。由於失業學生源源不斷地湧來，最後把
一樓大廳和三樓貯藏室開辟成集體宿舍，供大家住宿。
住的條件如此簡陋，但畢竟尚有容身之地。相對住而言，吃顯得更加重要。人是鐵，飯
是鋼嘛。然而，華法教育會發給失業學生的生活費每天僅五法郎。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五
法郎隻能購買最廉價的食品，常用的食譜是白水煮馬鈴薯，兼之沒有錢買煤油，馬鈴薯煮得
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時間一長，就鬧胃病。李璜曾經描述了勤工儉學生的慘狀。
“我見他們因營養不良，麵黃肌瘦；又因其中有久臥花園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濕，
而有腿腫致不良於行者。我為之心惻然。”“兩年不到，病死者六十一人，目前送入公立醫
院就醫者有八十餘人之多！”
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的經曆過五四運動，甚至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有的受到五四運動
的影響，思想要求進步。到法國後，他們也沒有沉寂，而是組織了社團，開展各種活動，並
且形成了兩個中心。
一個是以巴黎以南盧瓦雷省的小城鎮蒙達尼為中心。1920年至1921年，這裏有中國學生
140多人， 其中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王若飛、張昆弟、蕭子璋、向警予、蔡暢等
。李富春、李維漢等人組織了一個“勤工儉學勵進會”（簡稱工學勵進會），不久改稱為工
學世界社。其宗旨為：“在積極方麵，想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 如儲金， 定書報， 互相
勉勵，疾病救助， 工學交互， 為將來別種建畫之預備。 在消極方麵，可以免除孤獨生涯
之煩苦，環境誘惑之墮落及懶惰之預防等事。”後來在工學世界社的社章中規定“以實行社
會革命為宗旨。”
另一個中心是法國中部的重工業城市克魯鄒。在此地的留學生包括趙世炎、李隆郅（李
立三）、鄧希賢（鄧小平）、陳公培、劉伯堅等。他們在巴黎成立了勞動學會，不久便到克
魯鄒。趙世炎是中共黨員，出國前在上海見過陳獨秀，一直與中共中央保持聯係，能夠看到
從國內寄來的黨的文件，並與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1921年2月28日，勤工儉學生們發動了“二·二八運動”。事件的起因是由於華法教育
會突然宣布同勤工儉學生脫離經濟關係，對於失業學生停發維持費，並誣蔑他們“既無做工
之誌趣，又無做工之能力”，還聲稱要將學生遣送回國。
本來失業學生已占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大多數，而停發維持費，無異於釜底抽薪，一下子
使他們由困境陷入了絕境。正當大家悲憤之際，又傳來華法教育會職員大量侵吞國內匯來救
濟勤工儉學生款項的消息，這個消息無異於火上澆油，使學生感到忍無可忍。正在這時，蒙
達尼學校當局以拖欠學費為名強製學生退學。幾件事合在一起，促使學生采取激烈行動。在
蔡和森等人的領導下，2月28日，400多名勤工儉學生向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陳×請願，高呼爭
取“生存權、求學權”的口號，要求政府發給學生津貼來解決入學問題；要求裏昂中法大學
和比利時中比大學應該任學生自由入學。這次請願遭到法國警察和法隊的驅散與毒打，代表
十餘人被囚禁於警察局兩個小時左右才被釋放。
“二·二八”求學運動雖未達到原定目標，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績。迫使駐法公使館延長
發放三個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濟費，華法教育會答應繼續為失業學生找工作。而學生們的
鬥爭也並未停止。5月30日，由向警予、蔡暢、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勞君展等人聯絡其
他女生組織了“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要求裏昂大學招收女生。以後，又發動了進占
裏昂大學的鬥爭。
“二·二八運動”時，周恩來剛從英國回來，而且不在巴黎，而在法國中部的布盧瓦鎮
，所以沒有參加這次鬥爭。但是他對此次事件異常關注，對其始末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寫出
了長達二萬五千字的長篇通信《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分十天在天津《益世報》上連
續刊載，表示了對這些學生的深切同情，為他們爭取了國內輿論上的同情和支持。
對於此次求學運動，留法勤工儉學生中也有不同意見。這次運動的骨幹是從蒙達尼公學
和女校來的蔡和森、王若飛、李維漢、向警予、蔡暢等人。而在克魯鄒的趙世炎、李隆郅（
李立三）、陳公培、劉伯堅等人則不讚成請願，認為請願是向反動政府乞憐，要求補助是寄
生蟲。針對求學運動，他們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費”的口號。他們主張，勤工儉學生
們應當堅持到工廠去做工，用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和學習；並通過做工來深入工人，接近
留法華工，從而進行工人運動。徐特立、黃齊生（王若飛的舅父）這兩位老教育家也讚成他
們的主張。
那麽周恩來的態度怎樣呢？
周恩來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中說：“勤工尚可能也，儉學
須視各人之個性與自治力如何為定。凡欲作勤工儉學生者，須自認願為現代製度下之勞動者
，而以勞動自治為第一條件，儉學為附帶條件。”
“二·二八運動”教育了留法學生，幾支革命力量深感有消除隔閡、加強團結的必要性
。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等請勞動學會派代表到蒙達尼出席工學世界社的會議，從而加強
聯係，增進了解。趙世炎、李隆郅（李立三）等不止一次到蒙達尼，而王若飛則曾到蒙達尼
的膠鞋廠做工。通過接觸和交流，雙方的觀點迅速取得一致，並且立刻共同行動起來。
趙世炎等人以“勞動學會”為核心，組織了“勤工儉學同盟”，在此基礎上，又進而聯
合“勤工儉學互助團”、“勤工儉學互助組”、“勤工儉學討論刊社”、“勞人會”、“工
學實踐團”等勤工儉學生團體，最終形成了“勤工儉學會”，以“互助”、“勞動”、“改
造社會”為信條。接著，趙世炎給蔡和森、李維漢等去信，又趕到蒙達尼與他們麵談了兩三
天。雙方達成了一致的意見。而後，趙世炎又從克魯鄒寫信給蔡和森，主張成立一個包括留
法學生和華工中優秀分子的共產主義組織。蔡和森馬上回信，表示同意這個設想，並主張采
用“少年共產黨”這一名稱。這是成立少年共產黨的最初醞釀。
周恩來沒有參加“二·二八運動”，但在隨後的反對中法借款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6月初， 北洋軍閥政府派遣專使朱啟鈐、財政次長吳鼎昌到巴黎，名義上是代表總統徐
世昌接受法國巴黎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實際上肩負著與法國政府商談秘密借款和購買軍
火的“重任”。6月16日， 由於法國統治集團內部有矛盾，這件事在巴黎各大報紙捅開了。
周恩來得知這個消息後，異常的憤慨。他悲憤地寫道：
“是直一分贓之借款也。 而擔保品之重， 又關係全國命脈。嗚呼國人，尚在睡夢中耶
！請靜聽吾述其借款之內容：
……乃在法發行中國國庫證券三萬萬佛郎，以七千五百萬佛郎交給中國政府，二千五百
萬為經手人回扣，二萬萬存儲中法實業銀行，並擔保其營業三年，擔保條件以煙酒稅同印花
稅保險，以購買北京、浦口修路材料，廣東修路材料，全國實業材料（為）交換條件。中法
實業銀行內幕之無法維持，法國各報已公然載之，無可為諱，使此二萬萬佛郎填其虧累之坑
，三年內仍有虧折，則中國政府且將擔任包賠，是借款之利未見，借款之害尚不止償還三萬
萬總額已也。即使中法實業銀行能幸免於賠累，而購料之條件，已為其限製，是固無自由使
用餘地也。況擔保品之重，國家無絲毫實利之收。又如上述耶。二千五百萬是經手人的回扣
矣。七千五百萬，合之現在國幣不及一千二百萬，是將用之於正當政費，如辦教育與實業耶
，抑仍供武人政客私囊之飽耶，此固不待智者而後明也。”
在這裏，周恩來清楚地介紹了中法借款的內容，深刻地分析了借款的利弊，表現了青年
周恩來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對於這樣一個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借款，周恩來自然持反對態度，
並立即呼籲廣大華工與留法學生行動起來。周恩來對此充滿了信心，他說：“若是之借款，
而欲吾國民之承認，吾國民苟非夢死斷無予以可字者。”字語鏗鏘，擲地有聲！
事不宜遲，周恩來立即付諸行動。他和趙世炎、蔡和森等共同商量了對策，然後與旅法
華工中的工學世界社成員袁子貞等，聯絡華工、中國留法學生聯合會、國際和平促進會、亞
東問題研究會、巴黎通訊社、旅歐周刊社六個團體，組成了反對借款委員會。
幾次商談後，這六個團體發表了拒款通告。通告雲：
“同胞均鑒：朱啟鈐名為代徐世昌受學位來法，實則陰謀借款，並偕吳鼎昌專辦此事。
吳來巴黎，匿跡韜聲，其陰營秘事，可想而知。二星期後，吳始出麵，不久乃有借款之傳說
，今已通過法國國務會議，交財政委員會審查矣。借款總額聞為三萬萬法郎，以全國交通實
業購料作抵，以七千五百萬交中國政府，二千五百萬為經手人回扣，二萬萬存儲中法實業銀
行，並擔保其營業三年。 該銀行近瀕破產， 虧耗達二萬萬法郎以上， 朝存款而夕被沒收
，是無可諱， 且其三年內營業倘有虧折，均有中政府包賠。是實借七千五百萬之債，而償
還之額將超三萬萬以上也。年來內亂頻仍，鬩牆之端，均肇於借款成立之後，殷見不遠，實
所心寒。 第朱啟鈐、吳鼎昌者， 下賤成性，買歡軍閥，獻媚外人，國家存亡，在所不計。
同人等義憤填胸，難與兩立，業已為種種積極運動，以與抗爭，尚祈同胞一致進行，以挽狂
瀾，不勝屏營之致。”
通告慷慨陳詞，旗幟鮮明地反對借款，嚴厲斥責軍閥假公濟私借款打內戰的陰謀。
一係列的行動隨後便展開了。發傳單，寄通告。他們還將拒絕借款決議案用法文印出，
分送法國國會議員、政府成員以及各大報社，約達一千份左右。巴黎報紙全文刊登了決議案
，並附錄了評語。有的國會議員指出旅法華人此時反對中法借款是“事正其時”，因為當時
法國國會及財政委員會尚未通議此項借款。與此同時，他們還致函吳鼎昌與駐法公使陳×，
嚴厲譴責他們的賣國行徑。在致吳鼎昌的信中，乃有“公如不自動取銷動議，則上天入地，
必有與公相見者”之語。在致陳×的信中，則勸告陳×說：“先生負外交重責，代表國家，
宜有所表示。”
6月30日， 周恩來、趙世炎、李立三、陳毅、徐特立、劉清揚、 袁子貞等300多人在巴
黎哲人廳舉行旅法華人各團體的拒款大會。會前，曾經致函駐法公使陳×，邀其與會。陳×
心中有鬼，不敢與會。
大會宣讀了各地華人團體來函來電一百幾十封，並發表了“拒款宣言”，動員與號召國
內同胞與各國華僑“聯合一致反對非民意之借款”，並請法國人民支持。會上宣讀了由周恩
來撰寫的關於借款真相的調查報告。大會的宣言如下：
“（甲）對於中法借款運動，應請公使負責打銷，‘否則用相當方法對待’。打銷之後
，應即正式發出中法宣言，用作證據，以釋群疑；
（乙）旅法華人正式向各國宣言，在中國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議機關未恢複以前，對於
所有一切借款，決不承認；
（丙）依照甲乙兩項決議，用旅法華人名義，向法人發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
並請其讚助；
（丁）依照甲乙兩項之決議， 用旅法華人名義， 向國內同胞及各國華僑發出宣言書
，並詳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經過，並聯合一致以反對非民意之借款。”
當大會討論第一條時，有人問相當方法是什麽意思，當即有人回答：“手槍。”大廳裏
立即響起一陣掌聲。可見當時人們反對借款的決心！
6月30日，周恩來寫了通訊《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寄回天津《益世報》發表。
這篇通訊在國內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巨大反響。國內各界愛國人士紛紛抨擊北洋政
府的賣國行徑，明確反對中法借款。人言可畏！在正義的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法國政府被迫
中止對借款的討論，朱啟鈐則潛往美國，吳鼎昌則避至倫敦，以避鋒芒。
然而，中法借款談判仍在暗中進行。 7月25日，法國《巴黎時報》透露出借款合同已經
商妥和草簽，代表中國政府簽字的是吳鼎昌和陳×。消息傳來，群情激憤，怒發衝冠。周恩
來等立即組織與領導廣大留法學生與華工表示堅決反對。旅法各界當日便發出第一次通告，
聲明隻要“一息尚存，決不能親見此次賣國借款有成立之日”，“無論用何種手段，以誅此
輩奸人”。
7月29日，旅法各界接著發出了第二次通告， 指出“此項借款，確與中國存亡有關。應
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國內戰禍再起之時，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者，此借款也”。
8月13日， 周恩來、趙世炎組織領導旅法華人各團體召開第二次拒款大會，並責令駐法
公使陳×出席說明真相。陳×心中有疾，對於此種集會避之唯恐不及，怎肯自投羅網？於是
派其秘書長王曾思到會。大會上，大家要求立即取消此次賣國借款。王曾思不但矢口否認，
而且出口傷人，觸犯眾怒，當場被群情激憤的群眾痛毆，可謂自討苦吃。王被迫代表陳×簽
署了一個“中法借款條約作廢”的聲明。聲明內容主要為：反對此項借款；如果借款成立或
今後再舉行類似借款，公使和全體職員立即辭職，以謝國人。拒款委員會將此電告國內各大
報館及法國外交部。法國政府見事情鬧大，隻好宣布暫緩借款。
反對中法借款運動是繼“二·二八運動”後，中國留學生發動的第二次鬥爭。較之於第
一次鬥爭，意義更加重大。周恩來對此有過評論。他說，兩次鬥爭都是反對官僚，但性質卻
有很大差異：一個是為生活問題，一個是為國家問題。
反對借款運動被稱為是“國外的五四運動”。它雖然不及五四運動之範圍廣、聲勢大，
但兩者之間也有許多類似點。事件的起因都與巴黎有關，都與外交有關，都與北洋政府的賣
國行徑有關；事件的發生都以學生運動為其始，而後繼之以各界人士的愛國運動；事件均以
勝利而告終。
周恩來是這次運動的領導者，這是當仁不讓的事實。他首先廣為傳播中法借款的消息，
並聯絡旅法學生、華工以及各團體，組成反對借款委員會，發表《拒款通告》等等；他先後
領導組織了兩次群眾拒款大會，聲勢極為浩大，影響極為廣泛；他還先後寫了《旅法華人拒
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中法大借款
案之近訊》等四篇通訊，為此次運動的勝利奠定了輿論基礎。總而言之，周恩來在宣傳群眾
、發動群眾、組織與領導群眾鬥爭中起了旁人不可代替的作用。
反對借款運動烽火剛息， 1921年9月，又發生留法勤工儉學生占領裏昂中法大學的事件
，把留法勤工儉學生的鬥爭推向高潮。
裏昂中法大學是華法教育會以解決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求學和生活問題的名義創辦的，校
長是吳稚暉。長期以來，留法勤工儉學生一直要求入校學習。 周恩來在這年1月25日致嚴修
的信中談到。“恩來居法約半月餘，以事外之身來看，以為勤工生之救濟，舍裏昂大學外實
無再善之所。”但校方卻以“勤工學生程度太低”和“自費殊為不易”為借口，不願招收留
法勤工儉學生入學。 這年夏天，吳稚暉公然宣布國內另行招生。8月20日，駐法公使館又因
對勤工儉學生發動拒款運動不滿，宣告停發在“二·二八運動”之後改由使館發放的勤工儉
學生的生活維持費。這一串的事件，宛如火星落到了幹柴堆中，立即掀起了衝天火焰。當時
留法勤工儉學生心中均充斥著淒愴悲壯的心情。言為心聲，他們的心情可從他們辦的《求學
運動》半周刊中反映出來。
“有錢的公然有人從他們故鄉將他們招來入大學。受了大學專門的知識的， 公然有人
將他們招來當大學特待生。 眼麵前的一群窮而無告的人們，寧肯出五佛郎一天將他們當‘
殘廢者’ 供養， 再一麵從數萬裏外用三等艙恭迎一群闊綽的學生來。人們究竟對於裏比兩
大這種態度作何感想？
舉千數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之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頓其精力於煤灰鐵屑之中；或
以最低生活費集而豢之於巴黎附近。工作既同於牛馬，豢養又等於雞豚，受之者能無冤乎？
施之者能無罪乎？視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於心者，又豈能逃於別有肺肝之責邪？
以勤工儉學之所得，與中國之需求相權，其能等量齊觀邪？當今中國所需求者為大學
者，為大工程師，而勤工儉學所得，充其量僅得為東鱗西爪、片紙隻字之垃圾堆，鼓銼摻錐
之機械人，則長此以往將何益於中國社會？若僅以垃圾堆、機械人自足，則在國內亦盡有其
機遇，又何必傾中人之資逋逃萬裏為？以此觀之，勤工儉學之目的固別有所求，即努力謀與
國人之所需求相應焉耳。勤工儉學同學顛沛流離無其他成績可言，而此心實可以對天地鬼神
而無愧色！”
《求學運動》一文中的話說得痛快淋漓而又感人肺腑，其中“勤工儉學同學顛沛流離無
其他成績可言，而此心實可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愧色！”一句簡直催人淚下，鐵石心腸的人也
不由得動容變色！
此外， 克魯鄒勤工儉學生151人聯名給勤工儉學運動發起人李石曾先生寫信，請求李先
生予以支持和幫助。信中說：
“我們敬愛的石曾先生， 近來在法找工， 很不容易，教育會盡其力也隻能找到極少數
的散工，大半是華工回國空的位置。且廠主漸漸減少工資，而生活需要並不減低。同學中做
散工的， 普通七八方一天， 技藝純熟的也隻十一二方，計算起來，簡直衣食住都算不周全
，所以勤工儉學現在處於極困難的地步。
大家沒飯吃了，請求官僚維持。官僚們平素就討厭這些苦學生，正好借機施行陰謀偽計
， 操縱大家的行止， 剝奪大家的自由， 並且還要一律送回中國， 什麽‘留法中國青年監
護處’，正似華工朋友們的陸軍部。
勤工儉學自身既感偌大的困難，官僚們複乘機威壓利誘，陷大家於絕境。我們乞丐學生
當隻有回國、奮鬥兩條路走。回國呢？‘既然如此，何必當初’，來法所耗費的有用時間，
到何處取償？回國後又怎樣呢？這條是我們的死路，我們誓不願走；奮鬥呢？我們要從十八
層地獄裏打出來，乃是有心無力，也隻有另辟新路啦。
裏昂中比兩大學，和我們的曆史有密切關係，先生很明白的。 我們現在工不能做，學
不可求， 流離漂蕩被誘入籠的時候，倒反誣我們為流氓無賴，多在中國招一般有錢的貴族
子弟來，真合世所謂‘隻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
先生，我們的宣言，我們的通告，望先生加以詳察。先生既為勤工儉學的發起人，又為
裏比兩大的籌備者，責任所在，我們也很願和先生開誠相見。
至於裏比兩大經濟一層，庚子賠款法國也已聲明退還，拿一部分津貼勤工儉學生，且各
省也有款來，這件事也不成重要問題。
先生，勤工儉學生困苦極了，社會上的笑罵都起來了，表同情的人也完了，先生感想及
此諒也傷心。
先生的病狀好了麽，念念，此頌幸福。”
信寫得委婉動人，留法勤工儉學生們的淒苦與無奈溢於言表。
是的，既然裏昂中法大學的創辦是為了解決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求學與生活問題，那麽，
他們入學的要求完全是理所當然的，校方沒有任何理由將他們拒之門外。
然而，校方卻找出了很好的借口。 9月12日，裏昂中法大學當局發出通告，拒絕留法勤
工儉學生入學。通告雲：裏昂中法大學“為一高級教育機關，其中學生應隨裏昂大學各科或
與彼相係屬的高等學校上課”；而且，學校培養的學生“定當做教授，從事於各種相當科學
的研究”。言下之意，你們勤工儉學生有這種資格嗎？通告給勤工儉學生更大的打擊是：“
考取的學生，即當預計他留校五年或六年，以從事於適當的研究。在此期間，他們應付食宿
費，享受特待權，並支用私人用度。若非官費或有支付款項的確實保證，不能收錄，並應當
鼓品勵行。”言下之意，你們勤工儉學生讀得起嗎？
這個通告，仿佛在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傷口上撒了鹽，激起了他們更大的怒火。他們決心
要抗爭到底。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等互相之間進行聯絡，交換看法，準備進一步的鬥爭。
6月14日， 駐法公使陳×又使出狠毒的一招，他在巴黎華法教育會的揭示版上發出通告
，說：“這次‘中國少年監護委員會’停發維持費，係法國外交部意見。該部認為，這次中
法借款與法國在遠東利益有極大關係，而中國學生不解平日受到救助的意義，竟行反對，實
屬忘恩負義。停發維持費，乃自食其果。本會特此通知。”
通告一出來，陳×的賣國嘴臉顯露無遺。法國外交部何能幹涉中國少年監護委員會的內
部事務？更何況停發維持費的理由在於法國在遠東的利益受到影響？究竟中國少年監護委員
會是對勤工儉學生負責，還是對法國政府負責？這種賣國賊的邏輯，真是不可理喻，荒謬之
極！
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作出
決定，“以開放裏昂大學為唯一目標”，發動“入學運動”，提出“誓死爭回裏大”的口號
。這時，又傳來消息， 裏大校長吳稚暉從國內招來的120多名學生預計9月24日到達馬賽，2
5日入學。 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等人商定，由勤工儉學生派代表同學校當局談判，若談
判不成，則勤工儉學生強行進駐裏大。在討論中，周恩來始終保持了冷靜的頭腦。他提醒大
家：鬥爭是複雜的，敵人要逼我們陷入絕境，鬥爭要講策略，要作好兩手準備。他建議各團
體留下一部分骨幹，以便負責後方工作和準備以後的鬥爭。以後的事實表明，周恩來的建議
是極其明智的。大家決定由周恩來等人留下工作。
9月20日晨， 勤工儉學生聯合會發出一個緊急通告，內容主要有三點：第一，“本會今
日移駐裏昂中國大學，巴黎方麵留駐巴代表五人”；第二，“由本會於巴黎、聖日爾曼、芳
丹白露、克魯鄒、沙多居裏、墨蘭、蒙達爾等處的同學，組織先發隊百人，隨同本會出發，
占據裏大”；第三，“各學校各工廠勤工同學接到這通告後，請即日組織援裏隊，陸續向裏
昂進發，最遲於通告到後四十八小時內有代表三人以上赴裏昂”。
9月20日， 由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陳公培、張昆弟、顏昌頤、羅學瓚等10
0多人組成的“先發隊”， 分別從巴黎、克魯鄒、蒙達尼等地奔赴裏昂。周恩來等人到車站
送行。對此，周恩來有過生動的記敘。
“九月二十日晚上，巴黎的裏昂車站靜悄悄的走了數十位悲壯的少年，在同一夜中，各
地應出發的少年們，也都很嚴肅的上了他們的衝鋒的道兒。等到二十一日早晨，高踞在山上
的舊裏昂炮壘中，巴黎已聚集了新衝鋒到的九十七位少年，又一會兒增到了一百二十五人。”
然而，裏昂中法大學早有準備，所有教室、宿舍的大門均已上鎖，無法進入。“先發隊
”隻好在校內的草地上休息，並派代表與校方交涉。校方居然要求裏昂市長以“逮捕匪類”
的名義派警察前來鎮壓。第二天，大批的武裝警察包圍了“先發隊”，並押送他們入軍營，
囚禁了20多天。留在巴黎領導鬥爭的周恩來、聶榮臻、王若飛、徐特立等得到消息後，立即
四處奔走，揭露事情真相，呼籲社會同情。許多法國人了解到事實真相後，對中國學生表示
同情。一些法國報紙也紛紛報道此次事件，有的甚至出版了號外，造成了巨大的輿論聲勢。
在法國進步勢力的支援下，法國當局被迫允許學生代表入營探望慰問“先發隊”成員，周恩
來也專程前往看望。
關於“先發隊”的英勇鬥爭，周恩來在《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後之運命》中有過詳細地描
述。他寫道：
“這時候（指9月21日）大學門口， 來了警察八人，嚴重監視。所有勤工儉學生，許入
不許出，於是他們一切電報電話和書信，都不能向外通達了。他們來占據，當事的人便回敬
他們一個無名義的拘留。到了下午四時半，空氣更緊張了，大學協會書記伴著五六個警察來
到眾人麵前，將所有人的護照逐一查驗，最後複行收去，說了一句明日退還的話便走了。居
留證沒了，他們的自由更丟失一半。挨到晚間，每人給了軍用床一架，並無被蓋，悲壯的少
年們，忍饑受氣奮鬥了一天，至是更得互相慰藉，‘枕戈待旦’的渡那淒涼的秋夜，裏昂的
情形是如此了。
“裏昂方麵，到二十二日，便有警察數十名來到校內，讓先發隊趕快遷出。大家不肯，
遂被逼上汽車，儼然一群待罪的囚犯，十數輛汽車，載滿了一群勇敢的少年，繞了幾條路兒
，便帶到一個大兵營中，做了俘虜。當時有裏昂市長送了些麵包與他們，做接風的禮物，他
們不受，畢竟讓他們派人出去買來吃了。他們在軍營中起首幾日，營房以內的行動，尚甚自
由，每人給一出入證，許在營內出入，飲食也歸營中供給。但是營房以外的自由，便不能得
到了，確是一個俘虜式的待遇。”
“先發隊”成員還進行了絕食鬥爭，抗議法國當局的無理拘捕和迫害。但是，反動當局
置若罔聞。 10月13日，200多名武裝警察將104名學生押送至馬賽，強令他們登船回國。
周恩來、聶榮臻、王若飛、徐特立等人奔走呼號，但毫無效果。押送回國已成定局，那
麽索性回國參加革命。隻是法國尚有許多勤工儉學生，李立三便提議由趙世炎留在法國領導
鬥爭，因為趙世炎是“勤工儉學會”和“勞動學會”的負責人。蔡和森、陳毅等都表示同意
。恰巧有一位勤工儉學生拿著一張中國駐裏昂領事李駿的名片來探望。這張名片上寫有兩個
人的名字，其中一個人因為有事沒有來。於是，趙世炎冒名頂替，大模大樣地走出了兵營，
繼續留在法國。
不久，蔡和森、陳毅、李立三、向警予、羅學瓚等人被押送回國。
這次鬥爭雖然失敗了，但意義極其深遠。一位留法勤工儉學生回憶說，這次鬥爭“向我
們說明，想學習一點搞實業的本領都不允許，在這樣的世道裏，要靠實業救國不是純粹的幻
想嗎？”現實的鬥爭破碎了不少人的幻想，使更多的人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
“先發隊”被強行遣送回國後，周恩來一氣寫成了長達三萬字的通信《勤工儉學生在法
最後之運命》，分十八天在天津《益世報》上連續刊登。他總結了這次鬥爭的經驗教訓之後
，滿懷激情地呼籲道：“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需聯合起來。馬克思
同昂格斯合聲嚷道：‘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啊！’他們如今也覺悟了！‘全體勤工儉學
的同誌們，趕快團結起來啊！’”
在這幾次鬥爭中，周恩來表現出了卓越的膽識和才能。何長工對此回憶說：
“周恩來同誌不僅表現出英勇不屈的鬥爭精神，而且表現出對於事變的卓越的觀察能力
和組織運動的領導才能，成為大家一致公認的‘很重要的人物’。”
六、“伍君到德後，...成績很好”
經過幾次鬥爭，“趕快團結起來”已經成為勤工儉學生中先進分子的共同要求。進占裏
大的鬥爭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革命鬥誌反而更加旺盛。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分頭聯絡各地
學生，準備籌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底或1922年初，周恩來、趙世炎托人轉給李維漢一封
信，約李到巴黎的一個旅館會麵，商議成立旅歐青年中的共產主義組織一事。他們決定分頭
進行籌備工作。
1922年3月初， 周恩來同張申府、劉清揚一起，從法國來到柏林，住在南郊的一個小鎮
上。去德的原因是，德國馬克貶值，一日幾跌，用外幣的外國人反而覺得生活費便宜，在巴
黎一個月的生活費在柏林可以用三個月。到德國後，周恩來仍奔走於巴黎和柏林之間，在勤
工儉學生們和華工之間作過各種講演，進一步做好思想準備工作和奠定群眾基礎，積極推動
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
周恩來和張申府、劉清揚從柏林寫信給留在法國活動的趙世炎，建議在五一節前完成籌
備工作。但趙世炎也有自己的困難，他的證件在占領裏昂大學鬥爭中被警方沒收了，行動不
太方便，一時無法在巴黎居住，而住在法國北方，通過通信的方法同旅法、比的同誌聯係，
加上各地同誌之間一開始的認識並不統一，所以，籌備工作到五月底才全部完成。
1922年6月， 在巴黎西郊的布倫森林中的一個廣場上，正式召開了旅歐少年共產黨成立
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來自法國、德國、比利時的代表18人，他們是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
、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劉伯堅、餘立亞、袁慶雲、傅鍾、王靈漢、李維農、蕭樸生、
蕭子璋、汪澤楷、鄭超麟、尹寬、任卓宣。廣場上的一個老太太租給了他們18把椅子。
周恩來身穿一件黃色大衣，是從德國趕來參加會議的。他對這個地點和環境很滿意，說
這樣的布置很好，有人來了，我們不說話，誰也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麽。
會議由趙世炎主持。他報告了籌備經過，並宣讀了陳獨秀的一封來信。其時陳獨秀是中
共中央負責人，他在信中說，國內已經成立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黨不能有兩個，希
望他們加入法國共產黨為一個支部，或者改名為S·Y。
接著，周恩來報告了組織章程草案。關於組織的名稱，周恩來提議定為共產主義青年團
，但多數人不讚成，而主張叫少年共產黨。在討論組織章程時，周恩來又提議新團員入團應
當宣誓。又有人反對，認為這帶有宗教色彩。周恩來細心地解釋說，我們宣誓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帶有政治約束的，如袁世凱曾宣誓忠於民國，但他以後作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
而討伐他。但大家仍未同意。
會議開了三天，最後定名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選出了三名委員，組成中央執
行委員會：趙世炎為書記，李維漢任組織委員，周恩來任宣傳委員。還決定出版一個內部刊
物《少年》。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黨部設在趙世炎住的小旅館裏，即巴黎南部十三區意大
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
大會結束後，周恩來又回到柏林，他還是和以前一樣，主要靠稿費生活。他同聶榮臻說
，不進工廠做工，可以擴大接觸麵，深入研究各方麵的問題。這時，他“將全部時間放在組
織上”，並為《少年》雜誌撰寫了大量文章。
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前一個月， 即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
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周恩來、趙世炎等得知消息後，10月在巴黎召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會議，舉行總投票，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時，在進占裏昂大學鬥爭中被驅逐回
國的蔡和森來信，要求李維漢回國工作。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便委托李維漢為代表，帶信給
中央，要求“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支部”，從而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1月20日
，周恩來、趙世炎等為李維漢籌備了路費，送李維漢踏上歸途。
正在他們等待答複的時候，又得到一個消息，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少年共產
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已經到達莫斯科。他們又立刻去信表示敬意，並聲明已向國內提出加
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要求。 1923年1月，參加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中央
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複信給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建議他們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旅歐支部，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租來的一個禮堂內召開了臨時代表
大會，到會代表42人，在趙世炎的主持下，討論改組問題。當時旅歐少年共產黨一共有成員
72人，其中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大會總共開了四天，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章程
，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要求入團的團員
必須“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進一步明確了這個組織的性質。會議還明確指出“中國社
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團上級機關。”會議還改選了領導機構，因為此時中共中
央決定調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熊雄等12人到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會議選
出了周恩來等5人組成新的執行委員會，劉伯堅、袁子貞等3人為候補委員，新的執行委員會
又推舉周恩來為書記。 會後不久，又收到團中央1月29日的來信，批準他們加入中國社會主
義青年團。
擔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後，周恩來從柏林返回巴黎，專門從事黨
團工作。他住進了趙世炎原來的住處----巴黎戈德弗魯瓦大街17號小旅館三層第16號房間，
這也是執委會的辦公處。
房間的麵積可謂小得可憐，隻有三平米。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木桌，便沒有什麽空間了
。然而，周恩來身居鬥室，心憂天下，陋室雖小，日理萬機。來的人多了，房間裏人滿為患
，隻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活動。聶榮臻回憶說，每當我到恩來那裏，總見他不是在找人談
話，就是伏案奮筆疾書。吃飯常常是幾片麵包，一碟蔬菜，有時連蔬菜也沒有，隻有麵包就
著開水吃。
周恩來既是青年團的書記，也是中共旅歐支部的負責人，但是，那時候，黨組織一般不
出麵工作，而用團的名義展開一切活動。團的活動，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
陳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 當時全國黨員共195人，其中旅歐的
除留俄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
趙世炎於1923年3月到莫斯科後， 參加了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在4月28日的支部大會
上，支部負責人羅亦農介紹說：“新從法國來俄的同誌中有六位黨員，除趙世炎同誌是舊黨
員外，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是法共黨員，熊雄、王＄是德共黨員， 照章程， 凡屬第三
國際支部的均可為正式黨員。”接著，趙世炎詳細報告了黨在西歐的活動情況。他說：“本
黨在西歐的活動無非是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實際上都是在青年方麵進行了工作。
”“現在留在西歐的還有四、五個黨員。”
聶榮臻回憶道：“在整個歐洲，也隻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小組，附在團組織裏麵，一切公
開活動，都用團的名義，黨組織從不出麵。”
得知了團中央同意他們加入的消息，周恩來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 他在3月13日給團中
央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報告第一號》中代表
全體團員向中央表示：“我們現在已正式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旅歐戰員了，我們已
立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之下，我們是何其榮幸！你們希望我們‘為本團勇敢忠實的戰士’
，我們謹代表旅歐全體團員回說：‘我們願努力毋違！’”
周恩來全力負責了旅歐青年團各方麵的工作。而主要的工作便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
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培養青年學生，並擴大自己的組織。
《少年》這份機關刊物成為宣傳共產主義的堅強陣地。
早在1922年7月， 周恩來就著手籌備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月刊）的
編輯和出版工作。同年8月1日，《少年》創刊。編輯部也設在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那個小房
間裏。《少年》最初是十六開本，每月一期，每期約三十頁。從第七號起，改為二十四開本
，每期四十二頁。從第十號起，又改為不定期刊。《少年》月刊的主要任務是“傳播共產主
義學理”。 它曾刊登過馬克思的《曆史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法蘭西內戰》的一部
分、列寧的《告少年》即《青年團的任務》等譯文， 還刊登了共產國際與少共的文件與消
息。《少年》還發表了不少文章闡述共產黨的性質與作用，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
周恩來是《少年》的重要撰稿人。他在《少年》上接連發表了《共產主義與中國》、《
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告工友》、《十月革命》、《論工會鬥爭》、《俄國革命是失敗
了麽？》等文章。《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寫於1922年8月16日，發表於《少年》第二號。
文章深刻地批判了當時流行於國內的各種反動思潮，對以資本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
等作為救中國之道的主張，一一予以駁斥。周恩來指出：“資本主義的禍根在私有製，故共
產主義者的主張乃為共產製，私有製不除，一切改革都歸無效。”“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
乃是最後一著，不管中國是前列，是後列，我們必須預備著，從事著，也永遠不許忘掉。全
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啊！”
對周恩來的工作，鄧穎超等創辦的天津《新民意報》副刊《覺郵》有過評價。《覺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