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有這樣的經驗:到大森林中旅遊,鳥兒在樹林間自由自在地歌唱
,樹林裏到處都充滿著這些悅耳的聲音。你突然高聲叫喊,或者不小心弄出很大的聲音來,刹那間所有的鳥兒停止了歌唱,森林頓時變得死一樣寂靜。
在茫茫無邊的寂靜中,我們先是錯愕,然後感覺到驚恐,象泥塑似地呆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幹受著死寂的懲罰。我們仰望著樹梢,用乞求的眼神尋找那些受驚的鳥兒,等待它們重新歡唱起來。隔了很長時間,也許隻有幾分鍾,十幾分鍾,終於有一隻鳥開始叫了,聲音很低,一聲兩聲地試探著。然後又有一些聲音加入進來。森林漸漸有了生氣,有了靈氣,有了勇氣。最後,千萬隻鳥兒重新敞開喉嚨,又是從前的太平盛世。
這隻是自然界的一個樣品。真正的天地失聲,絕不會是這樣幾分鍾,而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也絕不會是一片山坡,一座森林,而是整個國家。
說幾件天地失聲的事情。
(二)
南宋朝廷遷都杭州就要滿一百年的時候,寧宗皇帝突然駕崩。一直在等待繼承皇位的太子是濟國公趙竑。不過這個太子年輕氣盛,缺少城府。他痛恨當時掌握大權的丞相史彌遠,一心想在登基之後,除掉這個奸臣。所以平常生活起居,總是不經意地流露出要流放史彌遠的意思。於是史彌遠提前下手,從民間另外找回來一個趙姓青年,對外稱是流落在民間的宋太祖的第十世裔孫,將他冊封為王,放在那裏作為備選。在新皇帝登基前夕,突然矯詔廢去太子,把這個姓趙的年輕人擁戴為皇帝。這就是後來的宋理宗。真正的太子趙竑被封為濟王,趕出都城到外鄉去任職。後來又因為牽涉聚眾謀反,被史彌遠逼死於湖州。
整個這場篡位悲劇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濟邸之冤"。一時間,朝野的文人士大夫議論洶洶。人們爭相傳唱這樣的句子:"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江湖詩人你也做詩,他也做詩,唱和之際不免語含譏刺,抨擊史彌遠敗壞朝綱,弄權誤國。史彌遠聽說後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前去查封書坊,劈毀詩集刻版,將有關詩人逮捕下獄,流放到千裏之外。並且讓皇帝親自下了一道詔,從此禁止朝野的文人士大夫寫詩,哪怕風花雪月的詩也不行。
這一年,是公元一二二五年。
我沒有考證過,這是不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詩禁。希望是,古老的中國不應該那麽早就開始憎恨言論自由。我也希望不是,這種醜惡的詩禁,不應該首先發生在封建文化最鼎盛的唐宋時代。中國是一個詩歌大國,詩的欲望滲透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裏。尤其宋代是詩歌的鼎盛時代,凡是有井水的地方,普通百姓都喜歡詩歌,都能夠吟唱名家之作,連市井中的老年婦女也不例外。你能夠想象這樣一個詩的國度,竟然會有人專製到不準做詩麽?多麽荒唐的禁令。
還有,這大概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查封出版社(書坊)的文化專製行為,開了暴政惡例的先河。中國的商業書坊大概出現於北宋前後,到南宋初才開始逐漸繁榮,勉強也不過一兩百年的曆史吧。這樣一個年輕的文化行業,剛剛出現在民間,就有人前來貼封條了。
整整十年,天下沒有詩人的歌唱。整整十年。從理宗寶慶初年(公元1225年),直到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史彌遠死後的第二年。要知道,讀者,那可是中國文化最燦爛的黃金時代。無聲的十年。
(三)
第二個天地失聲的案例是一段七年空白,沒有頌經聲,沒有宗教信仰自由。時間是,公元四四六年到四五二年。
那個時候中國的北方,正由鮮卑人統治著。至高無上的君王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燾。南北朝時代是佛教最鼎盛的時候。當時天下雖然分裂,彼此不相往來,但佛教卻不分南北盛行於各地,成為中土的天下第一教。南朝的佛寺、佛塔、佛窟多得不計其數,僅建康(今天的南京)一個地方,佛寺就超過五百多座,窮極宏麗。這些大大小小的佛寺、佛塔、佛窟,見證著一個時代的蒼生對佛祖的無比虔誠。
這場浩劫來得非常突然。起因是因為寺廟沙門收藏武器。太武帝拓拔燾登基後的二十二年,西部胡人蓋吳率領各部落起兵造反。太武帝率大軍親征,陸續討平了各地的叛軍。第二年,北魏大軍開進長安城。太武帝無意中從一所寺廟裏搜出了大量兵器,於是勃然大怒,斷定寺廟和尚與叛軍暗中勾結,欲圖謀反。下令將佛寺中所有的僧人全部誅殺。
有個叫崔浩的大臣乘機勸太武帝借此為由,殺盡天下所有的沙門僧侶,將各地所有的佛教經像全部毀滅。太武帝本來就仇恨佛教,對佛教如此盛行早就耿耿於懷,盛怒之下,立即采納了他的建議。
公元446年的春天,中國佛教徒們永遠不會忘記的血腥劫難,就這樣降臨了。太武帝正式頒布殘忍的《滅佛詔》,誅殺長安城內的所有僧尼。同時下令全國各地按照長安城的處置辦法,滅佛,殺僧,毀寺。詔書說:要實行徹底的剿滅政策,從根本上消滅其影響。從今以後,凡是敢繼續供奉釋迦牟尼佛者,以及敢於收藏佛教的菩薩像者,一律滿門抄斬。各地各級官府和駐軍接到詔書之後,立即行動,對所有的浮屠造像、民間收藏的佛經,通通打爛焚燒。寺廟中的僧尼不論年幼年長,全部抓捕到案,活埋處理。
這場血腥暴行的始作俑者崔浩,後來受到了同樣殘忍的報應。五年後,他因修史書被滿門滅族,臨刑前囚於木籠之中,被數十名衛士用糞便淋頭,呼聲嗷嗷,聞於行路。據說曆史上大臣被戮辱者,沒有一個人比得上這個崔浩更慘。
佛教是天底下最溫和善良的宗教。它從來沒有發動過宗教戰爭,從來沒有號召它的信徒使用暴力,去參加宗教征伐。可是,它傳進中土之後,卻多次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不是被別人,恰恰是被天底下最溫和善良的東方民族。在這些毀滅性的打擊中,又沒有哪一次象這場浩劫來得如此血腥。
多麽悲慘的七年!滅佛,殺僧,毀寺,在遼闊的北方大地上。佛教沒有為世人帶來幸福,卻為它的信徒帶來這樣的滅頂之災。地上的佛被推倒,被砸爛,被踐踏,淹沒在僧侶的血泊之中;天上的佛在哭泣,為成千上萬無辜的百姓,也為那愚蠢凶殘的暴君。
(四)
還有一段十年的空白,沒有任何自由的聲音。我敢向曆史作證,我的同齡人和父輩都可以站出來向曆史作證,這場罪惡浩劫是兩千年來最酷烈、最瘋狂、最大規模的迫害公民事件。時間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無論政府官員還是知識分子,甚至普通教師,紛紛被打倒,被踐踏,被驅逐去集體勞改,被剝奪掉了一切人身自由。幾乎所有的文化都在劫難逃,整個民族都淹沒在血泊中。一個古老的東方文明第一次遭遇到這樣徹底的顛覆。沒有聲音。在那個十年中,不僅自由吟詩被禁止,自由信仰被禁止,自由出版被禁止,甚至於自由說話、自由行動、自由唱戲、自由跳舞、自由穿戴也被完全禁止,幾乎一切出於人類天性的聲音都被扼殺。
誰也不應該忘記,誰也沒有權利忘記。在那個默片時代,有多少知識分子含恨自盡,多少政府官員被批鬥淩辱,多少家庭被活活拆散,多少書籍被焚毀,多少文物被砸爛,多少古跡被破壞,多少佛寺被關閉。但不知道為什麽,現在人們都不再願意提起那一段恐怖年代,不再願意追問究竟誰該下地獄。好象它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一樣,好象我們這些活著的人,誰也沒有受到傷害過。
我們怎麽了?我無法理解。這樣規模的罪惡亂世,應該被千人詛咒,萬人詛咒,應該有一千個杜甫來作最悲傷的哭泣,應該有一萬個司馬遷來作最詳細的記載。它值得我們的子孫用千百年的時間,來咀嚼回味。
直到今天,還有人在為紅衛兵暴行作辯護,還有人津津樂道地回味著知青歲月的別樣幸福,許多娛樂休閑場所為了吸引顧客,大唱文化大革命歌曲,大跳忠字舞。文革時代的像章、語錄、畫像變得炙手可熱,人們爭相把那些亂世的狂言瘋語當作有趣的記憶來欣賞。我感到惡心。那每一首歌都踐踏過成千上萬的無辜生命,每一段旋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我們真的就忘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政府與世界的正義力量一起,到處追捕納粹殘餘,將他們一一繩之以法。一切納粹的東西都被法律禁止。人們見到納粹的畫像和旗幟,會感到無比惡心。我們這個民族怎麽會這樣無恥麻木?
沒有假如。我多麽渴望有一個假如。
假如我有權力編寫國家統一教材,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這場罪惡曆史,永遠寫進中學生的曆史教科書中,讓我們的後人世世代代不忘記這個慘痛教訓。假如我有皇帝那樣的權力封禪泰山,我一定要在泰山上立下巨大的恥辱碑,或者摩崖勒石,深深刻下這段民族劫難始末,昭告後人再也不要重蹈這樣的覆轍。假如我有權力為國家修訂法律作提案,我一定要提議,將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天定為國恥日,讓每年的那一天哀笛長鳴。
我相信,我們的子孫不會輕易放過我們。他們早晚要前來查證這場浩劫。查證究竟死了多少人,損失了多少財產,造成了多少起冤獄,燒掉了多少冊書,流放了多少知識分子,究竟誰該為此下地獄。就象我們現在追究南北朝、宋朝的罪孽一樣。
(五)
除了詩禁和佛禁之外,我們民族還遭遇過各種各樣的書禁、樂禁、黨禁、報禁、影禁。這些暴虐傷害了人類美好的天性,剝奪了鳥兒歌唱的自由。
我相信,鳥類也許沒有思想,但它們一定痛恨被人驚嚇,被人無端剝奪盡情歡唱的權力。如果鳥類有能力,它們一定會群起攻擊遊人,拒絕讓人類闖進來。在它們的烏托邦裏,森林本來平等地屬於所有的生命,鳳凰可以歌唱,麻雀也可以歌唱。百靈可以歌唱,烏鴉也可以歌唱。喜鵲、斑鳩、伯勞、黃鶯、山雀、鬆鴉、杜鵑、秧雞、八哥、藍雀、灰鶴、鸚鵡、雲雀、鷓鴣……都需要歌唱。並不因為它們的聲音是否悅耳動聽,而被鼓勵,或者被禁止。更不因為相互之間的高低貴賤,美麗醜陋,而被強迫發出同一種聲音。自由唱歌是鳥類的天性。有了這些不同的聲音,大自然才顯得這樣的嫵媚生動,參差多態。
人呢?想想我們人類自己。人比鳥類更需要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傾訴,更需要自由自在地歌唱表達,為什麽卻一點也不懂得相互尊重?再完美的思想,也沒有權利強行去消滅別人的渺小思想。再美好的願望,也不能強行取代別人的平凡願望。再悅耳動聽的歌聲,也沒有權力強迫天下所有的歌喉,都隻發出這一種聲音。黑格爾說:"人應當尊重自己,應該自視能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他的意思是,人不應該把自己當作畜生。我的想法有點不同,尊重自己,首先不要忘記尊重別人,因為尊重別人同時也就是尊重我們自己。否則,我們什麽也不配。
曆史不能沒有聲音。一個號稱偉大的東方民族,不能沒有聲音。為了聲音,我們必須相互提醒,好自為之。不要再讓天地失聲,不要再讓我們民族失聲。
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