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化的力量：“蘇東”劇變的曆史啟示
專製的斯大林共產體製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蘇東”已壽終正寢。以往人們在討論“蘇東”劇變的因由時，目光往往集中在經濟因素上，認為經濟因素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動力。我不完全否定這種觀點，但認為其解釋力是有限的。當初比東歐人民悲慘地多的多的、已經到了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目前的朝鮮，和接近目前朝鮮經濟狀況30年前的中國，為什麽沒有爆發象東歐人民那樣自發的、全麵的覺醒反抗運動？這是一個鮮明比照。就此，若僅僅用這兩個國家的政權以無所不及的控製來做辯解，是遠遠不夠的。
解答這個問題，從文化對比和動機途徑中來尋找更能說明問題。這恰是本文的主旨。
一、理論曆史分析
西方文化與東亞文明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的本質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現。應當說，西方文化與基督教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是西方樸實精神的源頭。假如耶穌從沒有走過古代巴勒斯坦塵土飛揚的道路，沒有受死，沒有複活，西方將不會達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並且賦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為榮的人文內涵。
作為現代歐洲文化內涵的人權理論和民主精神正產生於基督教倫理之中：隻有上帝才能作為全能的主宰和絕對的正義；世俗的權威永遠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即使這個人是個國王或者愷撒。因為在上帝麵前，人永遠是無知的、錯謬的、不完美的、需要製約的、需要懺悔的。
這裏最早的一個例子是古羅馬統治歐洲時期。公元390年，一些民眾在羅馬政府的屬地——帖撒羅尼迦發動暴亂，激起了羅馬皇帝狄奧多西的憤怒。他反應過激，屠殺了數千人，其中多數是無辜者。米蘭的主教安布羅斯聞後，無法對皇帝這種屠戮生命的不公正行為視而不見。他要求皇帝對其殘殺行為做出懺悔。當皇帝拒絕的時候，主教立即決定把他驅逐出了教會。經過一個月的不斷掙紮，狄奧多西最終在教會的麵前屈膝，匍匐在安布羅斯的教堂前做真誠的懺悔。自基督宗教在歐洲確立以來，西方的世俗政權總是受到神權(通過教會)的有形或無形的製約。
還有對二戰認真懺悔的德國。當尼采宣布上帝已經死亡而贏得德國人的喝彩時，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在德國因此而建立起了讓人民俯首帖耳的極權。戰爭結束後，德國人驀然發現，正是他們棄絕了上帝而使自詡為正義與公意的法西斯精神體趁虛而入，成為人們皈依的對象，從而給世界和自己帶來了巨大的創傷和苦難。在德國每一座廢墟的城市重建中，最先起來的不是別的建築，而是被戰爭和納粹摧毀的教堂。在德國，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對於德國人對戰爭之所以能公開認罪並在良心和道義上進行懺悔，恰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基礎。
從以上的這兩段曆史史料來看，正是與上帝的這種真理和價值的基本關聯，人們才可能具備獨立評判人世間一切事物和道德準則的力量。數百年來，在歐洲發生的所有關於平等自由的政治訴求，和人權價值的複歸運動都毫無例外地與基督人文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二、文化的先導力量
1、我們先看中東歐。二戰後，曾屬於哈布斯堡帝國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還有東德被蘇聯脅迫變成了共產國家，雖然與西方世界關閉、隔離了幾十年，但無論如何，他們在精神和靈魂上還是西方基督世界的一部分。
雖然斯大林主義謊稱自己稟有神聖的使命，打著“神聖”事業的旗號欺哄民眾，那裏的人民卻一直持守固有的道德，根本就不輕信。共產體製率先在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最強烈的抵製。1956年6月的波茲南騷亂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的革命，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70年波蘭事件等等，都是對共產體製的集體反應。如果說經濟是直接誘引，那麽那裏的人民對基督倡導的博愛、、平等、自由、人類終極價值的精神追求，減弱了他們對世俗社會組織的依賴，形成了與極權政府的最大矛盾。若沒有蘇聯的威嚇、脅迫，共產體製在這些國家不可能維持到80年代末。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是共產主義由盛至衰的轉折點，而起主導力量的正是基督宗教氣憤濃厚、社會基礎很深的這三個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約占人口的50－60%，波蘭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90%。其中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中東歐劇變前軍人和共產黨中的天主教徒竟占了很大比例；作為教徒，當政府做出悖逆之事時，他們一樣不會把自己交給政府去支配。
1978年10月約翰&S226;保羅二世訪問波蘭時，當地媒體搞了一次民意測驗，對“誰最值得信任”問題的回答時，高達78%的波蘭人認為是教會而不是政府。教會在中東歐的力量是強大的，一直扮演者與專製力量不妥協的角色。教會遵循的原則是：“當一個統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時，一個基督徒有義務采取消極不服從的態度（奧古斯丁）”教會認為，共產體製是不道德的，共產政權除了采用粗暴的武力鎮壓和恐怖手段外，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來解決製度上存在的問題，教會號召人民從信仰和道德的角度來結束這個不道德的共產世界。這種強烈的宗教情懷孕育出了平等思想的基礎，激勵著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價值的努力。所以當蘇聯一放鬆對中東歐的控製時，那裏的政權迅就速崩潰了。
2、我們再看前蘇聯和東歐。蘇聯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東歐國家的基本信仰來自基督教的另類派別——東正教。在東正教那裏，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隔離的不是那麽明確。所以信仰東正教的國家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夙願，遠遠不及新教和天主教的國家，尤其新教國家。因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麽上述國家轉軌至共產體製後，教會組織在上述國家那麽順利地被輕而易舉地徹底取締；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列寧和斯大林能在俄羅斯建立那樣一個無所不及的獨裁專製製度——因為在俄羅斯時空環境裏具備這樣的條件。但無論怎樣，東正教的最高指向也是全能的上帝。這些國家文化的首要特質是基督宗教性；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自由、博愛構成了這些民族的基本人文精神，沉澱在他們文化的深層結構中。
所以他們能產生出哈薩羅夫、索爾仁尼琴，哈威爾等這些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特權、名譽放棄自己習慣的生活，到人民中去，同甘共苦，甚至甘願坐牢流放，獻出生命的知識分子不是偶然的；同樣他們能產生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有良心的、有勇氣的對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有認同感的領導人也不是偶然的。當時機成熟，他們就和民間的對自由、真理追求的巨大力量結合在一起，把蘇聯和整個東歐翻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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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神似的法西斯和共產主義世界都上了慘痛的一課，其教訓不妨說有兩個方麵：
其一，所有慘絕人寰的殘暴勾當都是以“神聖”事業的名義幹出來的；
其二，許許多多熱情真誠的人聽信所謂“神聖”的號召，主動熱情地獻身，結果成了惡魔利用的工具。戈培爾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節，大可看作是對當時社會現狀的一種隱喻：大多數的孩子聽從了她編造的謊言，喝下了迷藥，然而即使是這盲從的大多數，也並非無知無覺，最小的女孩說：“地堡裏不潮濕。”很輕易地，謊言就被戳穿了。（引自《帝國覆滅》）
縛來賓
2007/6/1
專製的斯大林共產體製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蘇東”已壽終正寢。以往人們在討論“蘇東”劇變的因由時，目光往往集中在經濟因素上，認為經濟因素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動力。我不完全否定這種觀點，但認為其解釋力是有限的。當初比東歐人民悲慘地多的多的、已經到了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目前的朝鮮，和接近目前朝鮮經濟狀況30年前的中國，為什麽沒有爆發象東歐人民那樣自發的、全麵的覺醒反抗運動？這是一個鮮明比照。就此，若僅僅用這兩個國家的政權以無所不及的控製來做辯解，是遠遠不夠的。
解答這個問題，從文化對比和動機途徑中來尋找更能說明問題。這恰是本文的主旨。
一、理論曆史分析
西方文化與東亞文明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的本質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現。應當說，西方文化與基督教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是西方樸實精神的源頭。假如耶穌從沒有走過古代巴勒斯坦塵土飛揚的道路，沒有受死，沒有複活，西方將不會達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並且賦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為榮的人文內涵。
作為現代歐洲文化內涵的人權理論和民主精神正產生於基督教倫理之中：隻有上帝才能作為全能的主宰和絕對的正義；世俗的權威永遠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即使這個人是個國王或者愷撒。因為在上帝麵前，人永遠是無知的、錯謬的、不完美的、需要製約的、需要懺悔的。
這裏最早的一個例子是古羅馬統治歐洲時期。公元390年，一些民眾在羅馬政府的屬地——帖撒羅尼迦發動暴亂，激起了羅馬皇帝狄奧多西的憤怒。他反應過激，屠殺了數千人，其中多數是無辜者。米蘭的主教安布羅斯聞後，無法對皇帝這種屠戮生命的不公正行為視而不見。他要求皇帝對其殘殺行為做出懺悔。當皇帝拒絕的時候，主教立即決定把他驅逐出了教會。經過一個月的不斷掙紮，狄奧多西最終在教會的麵前屈膝，匍匐在安布羅斯的教堂前做真誠的懺悔。自基督宗教在歐洲確立以來，西方的世俗政權總是受到神權(通過教會)的有形或無形的製約。
還有對二戰認真懺悔的德國。當尼采宣布上帝已經死亡而贏得德國人的喝彩時，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在德國因此而建立起了讓人民俯首帖耳的極權。戰爭結束後，德國人驀然發現，正是他們棄絕了上帝而使自詡為正義與公意的法西斯精神體趁虛而入，成為人們皈依的對象，從而給世界和自己帶來了巨大的創傷和苦難。在德國每一座廢墟的城市重建中，最先起來的不是別的建築，而是被戰爭和納粹摧毀的教堂。在德國，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對於德國人對戰爭之所以能公開認罪並在良心和道義上進行懺悔，恰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基礎。
從以上的這兩段曆史史料來看，正是與上帝的這種真理和價值的基本關聯，人們才可能具備獨立評判人世間一切事物和道德準則的力量。數百年來，在歐洲發生的所有關於平等自由的政治訴求，和人權價值的複歸運動都毫無例外地與基督人文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二、文化的先導力量
1、我們先看中東歐。二戰後，曾屬於哈布斯堡帝國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還有東德被蘇聯脅迫變成了共產國家，雖然與西方世界關閉、隔離了幾十年，但無論如何，他們在精神和靈魂上還是西方基督世界的一部分。
雖然斯大林主義謊稱自己稟有神聖的使命，打著“神聖”事業的旗號欺哄民眾，那裏的人民卻一直持守固有的道德，根本就不輕信。共產體製率先在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最強烈的抵製。1956年6月的波茲南騷亂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的革命，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70年波蘭事件等等，都是對共產體製的集體反應。如果說經濟是直接誘引，那麽那裏的人民對基督倡導的博愛、、平等、自由、人類終極價值的精神追求，減弱了他們對世俗社會組織的依賴，形成了與極權政府的最大矛盾。若沒有蘇聯的威嚇、脅迫，共產體製在這些國家不可能維持到80年代末。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是共產主義由盛至衰的轉折點，而起主導力量的正是基督宗教氣憤濃厚、社會基礎很深的這三個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約占人口的50－60%，波蘭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90%。其中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中東歐劇變前軍人和共產黨中的天主教徒竟占了很大比例；作為教徒，當政府做出悖逆之事時，他們一樣不會把自己交給政府去支配。
1978年10月約翰&S226;保羅二世訪問波蘭時，當地媒體搞了一次民意測驗，對“誰最值得信任”問題的回答時，高達78%的波蘭人認為是教會而不是政府。教會在中東歐的力量是強大的，一直扮演者與專製力量不妥協的角色。教會遵循的原則是：“當一個統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時，一個基督徒有義務采取消極不服從的態度（奧古斯丁）”教會認為，共產體製是不道德的，共產政權除了采用粗暴的武力鎮壓和恐怖手段外，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來解決製度上存在的問題，教會號召人民從信仰和道德的角度來結束這個不道德的共產世界。這種強烈的宗教情懷孕育出了平等思想的基礎，激勵著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價值的努力。所以當蘇聯一放鬆對中東歐的控製時，那裏的政權迅就速崩潰了。
2、我們再看前蘇聯和東歐。蘇聯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東歐國家的基本信仰來自基督教的另類派別——東正教。在東正教那裏，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隔離的不是那麽明確。所以信仰東正教的國家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夙願，遠遠不及新教和天主教的國家，尤其新教國家。因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麽上述國家轉軌至共產體製後，教會組織在上述國家那麽順利地被輕而易舉地徹底取締；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列寧和斯大林能在俄羅斯建立那樣一個無所不及的獨裁專製製度——因為在俄羅斯時空環境裏具備這樣的條件。但無論怎樣，東正教的最高指向也是全能的上帝。這些國家文化的首要特質是基督宗教性；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自由、博愛構成了這些民族的基本人文精神，沉澱在他們文化的深層結構中。
所以他們能產生出哈薩羅夫、索爾仁尼琴，哈威爾等這些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特權、名譽放棄自己習慣的生活，到人民中去，同甘共苦，甚至甘願坐牢流放，獻出生命的知識分子不是偶然的；同樣他們能產生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有良心的、有勇氣的對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有認同感的領導人也不是偶然的。當時機成熟，他們就和民間的對自由、真理追求的巨大力量結合在一起，把蘇聯和整個東歐翻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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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神似的法西斯和共產主義世界都上了慘痛的一課，其教訓不妨說有兩個方麵：
其一，所有慘絕人寰的殘暴勾當都是以“神聖”事業的名義幹出來的；
其二，許許多多熱情真誠的人聽信所謂“神聖”的號召，主動熱情地獻身，結果成了惡魔利用的工具。戈培爾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節，大可看作是對當時社會現狀的一種隱喻：大多數的孩子聽從了她編造的謊言，喝下了迷藥，然而即使是這盲從的大多數，也並非無知無覺，最小的女孩說：“地堡裏不潮濕。”很輕易地，謊言就被戳穿了。（引自《帝國覆滅》）
縛來賓
2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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