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 《古史辨》
1917年， 師從美國著名學者杜威教授的胡適學成歸國， 受聘擔任北大教授， 主講中國哲學史。他對中國遠古時期， 神話傳說和史實雜糅的記載， 持懷疑與否定的態度。 他自編講義， 摒棄了中國遠古的三皇五帝， 而直接從老子， 孔子講起。
胡適提出“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而風靡一時。當時在北大求學的顧頡剛對胡適十分佩服，兩人情投意合，遂成莫逆。 在胡適的影響和指導下， 顧頡剛開始了整理上古史書資料的工作。他把《詩》， 《書》， 《論語》等書中所載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 並加以比較。顧頡剛於1923年5月在《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上， 以一封書信的形式發表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這篇大膽立論、引經據典、洋洋灑灑的近5000字的論學書簡發表以後，引起史學界眾多學者就相關問題持久的考辨論議。
顧頡剛通過考證認為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代時，又從苗族神話中引進盤古，作為開天辟地的祖先。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 神話傳說發生的年代， 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係統恰恰相反――這就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頗大的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他認為從戰國到西漢，由於尊古賤今、托古自重的心理，偽上古史不斷地被一步步創造出來。因此，形成曆史學上“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現象。這種偽造的上古史“譬如積薪，後來居上”。 不難看出，顧頡剛的這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遠古史的可靠性。
對顧頡剛等人的觀點， 當然就有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張蔭麟等學者反對。 反對者認為， 古代史雖然龐雜，但是堯舜之後的史料， 還是比較一致而且比較接近事實。 而顧頡剛甚至根據《說文》， 把禹解釋為一條蟲， 不是人類， 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 後來演變成了夏的祖先。 雖然他很快就宣布放棄了這種觀點， 但是其在社會上還是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給了反對者嘲諷的口實。與顧頡剛水火不容的魯迅也曾數次在其小說中就此對顧頡剛諷刺挖苦。
從1926年起，顧頡剛把有關古史的論戰雙方的文章和信件匯編成策， 出版了《古史辨》。 該書一經問世， 風靡學界， 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7冊。顧頡剛提出打破四個舊觀念，客觀認識上古史。為了建立和構造正確的中國上古史，必須糾正自古以來陳陳相因的古史觀念，“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1924年，胡適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為古史辨討論作了方法論上的總結和補充。（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麽樣子的傳說。（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按以胡適，顧頡剛， 錢玄同等人為核心的古史辯派對中國曆史的考辨，三皇五帝， 夏商周都不再是可信的曆史， 而隻是一種神話傳說。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一下子被砍去了一半。 許多人對我國的古書， 古史失去了信心。他們這把刀， 是不是太快了？
多數人會本能地認為這個《古史辨》派走得太遠了，我國西周文化高度發達，西周社會製度成熟， 周禮包括一整套複雜的儀式和程序， 以致於數百年後， 孔老先生還是念念不忘克己複禮；西周的青銅器製作工藝，已經也是十分成熟，製造了許多精美絕倫的器物；文字已經成熟。 這種高度發達的文化是不會一蹴而就的，石器時代的人， 是不可能直接孕育出老子， 孔子，屈原這樣世界文化史上流芳百世的文化名人的。 除非， 除非， 中國文化不是本土上孕育生長， 而是外來的？ 若果然如此， 耶教徒大概要笑歪嘴了。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古史辯》派的許多觀點是不準確或者說是錯誤的。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可能同他們整理文獻不夠完備，遺漏與觀點不同的證據，依據觀點而尋找證據等等因素有關。也源於他們對古人托名出書， 死後出書的方式， 過於苛求而連帶否定文獻內容本身。
眾所周知， 西方的考古學在19世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埃及學， 亞述學紛紛建立， 古巴比倫被遺忘的曆史重新被激活。考古學的成果徹底粉碎了耶教教會， 《百怖經》對古史的壟斷和歪曲。在《大洪水的故事》中介紹的喬治. 史密斯通過解讀古代亞述契形泥板文書， 而證明了《百怖經》根本不是什麽上帝的語言， 不過是中東一個小部落的曆史傳說， 夾雜了抄襲古代他國神話而形成的一個大雜燴而已。
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 田原考古學而沒有興起。《古史辨》派雖然正確地引入了西方史學界疑古， 求實的精神， 卻沒有同中國的考古學相結合， 結論就難免有失偏頗了。 他們數千年第一次對中國古史記載提出了質疑， 激發了人們對曆史的思考和研究的興趣。 他們受西方的古史研究的啟發而提出的許多方法， 也是科學的。
對《古史辨》派十分幸運的是， 中國文化的寬容， 仁慈， 給了他們表現的舞台。 中國沒有一個殘忍專製， 瘋狂壓製異己的耶教組織。 所以他們可以大膽地提出各種觀點而不必擔心被火刑燒烤。 相反地，《古史辨》派一度聲勢浩大，幾成學述界主流， 當然， 這也可能受益於五四運動之後，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 反思的整體文化氛圍。
我們對待疑古派正確方法， 應該同一個優秀的檢察官對待一個律師的詰難那樣。律師會對檢察官提出種種責難，最終在客觀上會幫助檢察官提高水平。 認真聆聽他們的意見，然後拿出無懈可擊的證據。
哪麽，中國遠古史的證據又在哪裏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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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 師從美國著名學者杜威教授的胡適學成歸國， 受聘擔任北大教授， 主講中國哲學史。他對中國遠古時期， 神話傳說和史實雜糅的記載， 持懷疑與否定的態度。 他自編講義， 摒棄了中國遠古的三皇五帝， 而直接從老子， 孔子講起。
胡適提出“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而風靡一時。當時在北大求學的顧頡剛對胡適十分佩服，兩人情投意合，遂成莫逆。 在胡適的影響和指導下， 顧頡剛開始了整理上古史書資料的工作。他把《詩》， 《書》， 《論語》等書中所載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 並加以比較。顧頡剛於1923年5月在《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上， 以一封書信的形式發表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這篇大膽立論、引經據典、洋洋灑灑的近5000字的論學書簡發表以後，引起史學界眾多學者就相關問題持久的考辨論議。
顧頡剛通過考證認為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代時，又從苗族神話中引進盤古，作為開天辟地的祖先。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 神話傳說發生的年代， 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係統恰恰相反――這就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頗大的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他認為從戰國到西漢，由於尊古賤今、托古自重的心理，偽上古史不斷地被一步步創造出來。因此，形成曆史學上“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現象。這種偽造的上古史“譬如積薪，後來居上”。 不難看出，顧頡剛的這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遠古史的可靠性。
對顧頡剛等人的觀點， 當然就有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張蔭麟等學者反對。 反對者認為， 古代史雖然龐雜，但是堯舜之後的史料， 還是比較一致而且比較接近事實。 而顧頡剛甚至根據《說文》， 把禹解釋為一條蟲， 不是人類， 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 後來演變成了夏的祖先。 雖然他很快就宣布放棄了這種觀點， 但是其在社會上還是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給了反對者嘲諷的口實。與顧頡剛水火不容的魯迅也曾數次在其小說中就此對顧頡剛諷刺挖苦。
從1926年起，顧頡剛把有關古史的論戰雙方的文章和信件匯編成策， 出版了《古史辨》。 該書一經問世， 風靡學界， 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7冊。顧頡剛提出打破四個舊觀念，客觀認識上古史。為了建立和構造正確的中國上古史，必須糾正自古以來陳陳相因的古史觀念，“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1924年，胡適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為古史辨討論作了方法論上的總結和補充。（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麽樣子的傳說。（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按以胡適，顧頡剛， 錢玄同等人為核心的古史辯派對中國曆史的考辨，三皇五帝， 夏商周都不再是可信的曆史， 而隻是一種神話傳說。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一下子被砍去了一半。 許多人對我國的古書， 古史失去了信心。他們這把刀， 是不是太快了？
多數人會本能地認為這個《古史辨》派走得太遠了，我國西周文化高度發達，西周社會製度成熟， 周禮包括一整套複雜的儀式和程序， 以致於數百年後， 孔老先生還是念念不忘克己複禮；西周的青銅器製作工藝，已經也是十分成熟，製造了許多精美絕倫的器物；文字已經成熟。 這種高度發達的文化是不會一蹴而就的，石器時代的人， 是不可能直接孕育出老子， 孔子，屈原這樣世界文化史上流芳百世的文化名人的。 除非， 除非， 中國文化不是本土上孕育生長， 而是外來的？ 若果然如此， 耶教徒大概要笑歪嘴了。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古史辯》派的許多觀點是不準確或者說是錯誤的。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可能同他們整理文獻不夠完備，遺漏與觀點不同的證據，依據觀點而尋找證據等等因素有關。也源於他們對古人托名出書， 死後出書的方式， 過於苛求而連帶否定文獻內容本身。
眾所周知， 西方的考古學在19世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埃及學， 亞述學紛紛建立， 古巴比倫被遺忘的曆史重新被激活。考古學的成果徹底粉碎了耶教教會， 《百怖經》對古史的壟斷和歪曲。在《大洪水的故事》中介紹的喬治. 史密斯通過解讀古代亞述契形泥板文書， 而證明了《百怖經》根本不是什麽上帝的語言， 不過是中東一個小部落的曆史傳說， 夾雜了抄襲古代他國神話而形成的一個大雜燴而已。
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 田原考古學而沒有興起。《古史辨》派雖然正確地引入了西方史學界疑古， 求實的精神， 卻沒有同中國的考古學相結合， 結論就難免有失偏頗了。 他們數千年第一次對中國古史記載提出了質疑， 激發了人們對曆史的思考和研究的興趣。 他們受西方的古史研究的啟發而提出的許多方法， 也是科學的。
對《古史辨》派十分幸運的是， 中國文化的寬容， 仁慈， 給了他們表現的舞台。 中國沒有一個殘忍專製， 瘋狂壓製異己的耶教組織。 所以他們可以大膽地提出各種觀點而不必擔心被火刑燒烤。 相反地，《古史辨》派一度聲勢浩大，幾成學述界主流， 當然， 這也可能受益於五四運動之後，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 反思的整體文化氛圍。
我們對待疑古派正確方法， 應該同一個優秀的檢察官對待一個律師的詰難那樣。律師會對檢察官提出種種責難，最終在客觀上會幫助檢察官提高水平。 認真聆聽他們的意見，然後拿出無懈可擊的證據。
哪麽，中國遠古史的證據又在哪裏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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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柳梢頭
2008-07-20 12: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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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好文章，不過，估計是個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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