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浙江義烏地麵出了一個神童，天資聰穎，智商過人。18歲時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但他誌不在此，之後前往上海，考入中國公學。胡適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發現這個叫吳晗的學生是個可造之材，對其撰寫的《西漢的經濟狀況》非常讚賞。吳晗對胡適也是十分仰慕，曾寫信向胡適討教自己在整理《佛國記》時遇到的問題，他很誠懇的寫道：“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
在吳晗心中，胡適便是導師，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緣。後來，吳晗寫下《胡應麟年譜》，再度寫信向胡適討教，胡適回信約談，並表達讚賞。二人的師生緣分從這裏開始。
此間，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吳晗追隨北上。胡適到北大任教，吳晗卻考入了清華大學。原因是吳晗嚴重偏科，文史、英語滿分，數學卻考了零分，按北大規定，有一門零分不得錄取。吳晗隨後改投清華，因文史成績特別優異，被破格錄取。吳晗遂與北大失之交臂。但是他和胡適先生的師生情誼依然延續，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生活上，胡適對他都有諸多照顧。
30年代初，胡適主張“科學救國”，反對青年學生到街上去散發傳單，喊打倒之類的舉動。九•一八事變後四個月，即1932年1月30日，吳晗給恩師胡適寫了一封信，這是在他們往來十幾封信中唯一談政治的。信一開頭就說：“有一疑難問題，數月來亙亙於胸，未能解決，盼望先生指示一條出路！”他寫道：“學生離開書桌去發傳單，喊打倒是無聊的，那麽，學生應否作個別行動，為自己爭人格，為國家爭光榮？”胡適指示吳晗的，當然也是“讀書救國”這樣一條道路。
不過，吳晗對胡適的主張並不完全讚同，他把“讀書救國”看成空口說救國而已。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吳晗對胡適的治學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對胡適不讓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吳晗就不以為然了。
1937年，吳晗赴昆明雲南大學任教，1940年到西南聯大任教。此時，賞識他的前輩學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聯大，具有留學背景的教授占了多數，這些留洋的教授通過各種紐帶走到一起，形成一個個圈子，相互扶持。而吳晗無論是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還是生活趣味上，與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處其中，他感到孤獨和壓抑，加之生活窘迫、對國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憂慮，他開始走進昆明的統戰網絡，他妻子袁震是穿針引線之人。在與共產黨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誌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吳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後的吳晗，迅速融入角色，成為中共和自由知識分子中間的“橋梁”，團結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錢端升、張奚若、向達、費青等人，“爭取他們參加簽名，作公開講演，送給他們書報刊物”。在這種社會交往、互動中，吳晗對社會、國家命運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日益遠離了胡適提倡的學術救國、教育救國道路，從書齋裏的學者轉變為一個街頭的革命鬥士。
1946年8月，吳晗回到闊別九年的北平，任教於清華大學曆史係。此時，胡適已從美回國，準備就任北大校長。師生二人分別近十年，已經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讓二人未能再續師生情緣。從此，吳晗再也沒出過一本像樣的史學著作。
政權更替前夕，吳晗身為清華教授，已經準備出任高官。他派人遊說胡適，動員他留在大陸。胡適斷然拒絕，斬釘截鐵地告訴吳晗三句話，即著名的自由麵包論；並讓來人轉告吳晗“慎思明辨，好自為之”。
至此，師生情緣徹底斷絕。進入50年代，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吳晗積極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師胡適，說“胡適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麽，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
有一則文苑掌故說，1990年代，學術圈大佬們開會，有人說起吳晗全家的慘狀，一向不問世事的錢鍾書，忽然對著鄰座的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1957年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無情得很嗎？”
49以後， 吳晗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為了仕途坦蕩，他整過很多人。
1957年整風反右時，吳晗是個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聲色俱厲地討伐章羅聯盟。吳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來的，羅隆基讓他轉交在港民盟領導人的密信交給了黨領導。信中，羅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導。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並最終導致羅隆基劃為右派，淡出政壇，曆盡磨難。
同時，吳晗還揭發章伯鈞：“1951年五一節，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我說，隻要我們兩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作為民盟中央領導的章伯鈞，對作為民盟北京市領導的吳晗說這話，應該是指民盟中央與民盟北京市委的關係問題。當時兩者的關係有齟齬，章伯鈞的話含有和解之意，與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並沒有聯係。吳晗卻汙蔑構陷，落井下石，給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擊。最終，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
老友沈從文落難， 在博物館掃地，見到吳晗，想與其握手，吳視而不見，直接走開。
50年代初，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基於這樣的建設思路，彭真提出，“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上麵發了話，下麵當然要抓緊實施，將領袖設想的藍圖變為現實。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倍感興奮，積極推進，導致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整個城市蔓延。
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的問題。
鄭振鐸說：“如有要拆除牌樓，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係，由中央決定，不應采取粗暴的態度。”但吳晗綿裏藏針地回複說：“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
言下之意，隻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
但林徽因態度很鮮明，堅決反對拆除文物，她說“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
梁思成說：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獨特景觀，這類似於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吳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觀點：“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麽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據理力辯，吳晗便說：“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
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在會上，梁思成被數次氣哭。最後，毛澤東的一句話給爭論定了性：“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拆與不拆，已不是單純的建築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這場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隻能是失敗者。
後來，在文化部舉辦的歐美同學會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吳晗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林徽因大聲譴責，說他“必將身敗名裂”。當時她肺病已重，聲音沙啞低沉，但神情與膽魄都讓吳晗無以應對。在權力麵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不能力挽狂瀾，但在精神道德層麵，卻使吳晗的猥瑣齷齪彰顯無遺。
1954年1月起，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牌樓。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隻餘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無一遺存。1969年，內城城牆也被盡數拆除。
戰亂沒有毀滅的京城古建築，卻在吳晗的運作下灰飛煙滅。
病重中的林徽因絕望地追問：“為什麽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裏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1955年10月4日，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辦公桌上，平放著一份剛送來的報告：《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提議者是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範文瀾、張蘇。
習仲勳看罷報告，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消息傳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非常震驚。急忙前來勸阻，希望吳晗等人收回報告。
吳晗認為：“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曆史資料，發掘長陵後，可利用明成祖的隨葬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工作。同時將出土文物整理後，就地成立博物館，對首都人民進行曆史唯物主義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內容。”
鄭振鐸站起來，急不可待地反駁說：“我國目前考古技術水平有限，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的陵墓發掘，在古物保存、複原方麵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規模龐大的陵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感到頭痛。”
吳晗不為所動，意誌堅定地說：“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無論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夏鼐作為考古專家，最清楚貿然發掘意味著無可挽救的破壞，他從條件層麵說理，希望吳晗打消狂熱的念頭。他規勸說：“老吳，眼下全國都在大規模地搞基本建設，考古人員嚴重不足。即使考古研究所全員出動，配合基建還應付不了局麵，又怎能主動發掘皇陵呢？你應該從全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身份來安排發掘工作。”
夏鼐這話也是說給郭沫若等人聽的。因為近乎荒誕的是，所有提議者都不是考古學家！
整整一個下午，爭論沒有結果。但吳晗發掘明長陵的決心已下，外來力量就再難改變了。
鄭振鐸、夏鼐走後，吳晗怕日長生變，立即找到郭沫若、鄧拓等人，通過不同方式在各方麵加緊了對發掘長陵的宣傳和鼓動。這邊，鄭振鐸、夏鼐也向中央提出了反對發掘長陵的觀點，爭論雙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總理身上。五天之後，消息傳來，周恩來已經在報告上簽字同意發掘長陵。
1955年12月初，在吳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但後來因為長陵麵積實在太大，難以找到墓道，於是轉而發掘規模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及其兩位皇後的合葬陵寢，對於躺在定陵中的三個人來說，真是禍從天降。
由於條件所限、經驗匱乏、能力不足，封閉的皇陵空間突然打開，環境溫度驟變，文物尤其是絲織品受到很大損傷，出現變硬、變黑、變脆。變質。
更大的傷害，是文革期間，以夏鼐為首的考古學家被迫離開了崗位。已經打開的皇陵就那樣被擱置，大多數的珍貴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於自然條件下，迅速幹枯腐敗。萬曆皇帝的金絲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讓農民劈了當家具。萬曆和他兩個皇後的屍骨，更是被一把火燒得幹幹淨淨。
無法知道是不是因果報應，吳晗響應號召“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而創作的《海瑞罷官》，竟然演變出中國曆史上最為駭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尖銳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澤東更一針見血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態：“吳晗和翦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不久，毛澤東又在上海說，吳晗發表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問。
1968年3月，吳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盡折磨的吳晗在關押中死亡。死前頭發被拔光，死後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這個引領吳晗棄學從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關進了勞改隊，比吳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臨終前，對看管人員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吳晗一眼，均不被理睬。
都說讀史使人明智，可從吳晗後半生的荒唐行事來看，他曆史學家的頭銜真是徒有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