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少有哪個國家的一段曆史像中國的文革那樣，在本國民眾中引起那麽大的爭論——豈止是看法相左，簡直連史實本身都說法迥異。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其中對文革整體邏輯框架的分歧，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發動文革，究竟是為著“理想主義”，“反修防修”，還是一場權力鬥爭？是反對官僚集團還是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還是為個人私利？整個文革運動能否分為上層和下層“兩個文革”？或者說，有沒有所謂的“人民文革”？整體錯則滿盤皆錯，細節把握得再真實，也避免不了得出錯誤的結論。
強調“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當然不錯，但唯證據論也未必能夠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場欺世盜名的大陰謀，其發動者從策劃之初就設計好了，把這場會給中國人們帶來浩劫的災難描繪成一場公平正義的“鬥爭”。如果對此沒有清醒地認識，就會被發動者所製造的語境牽著鼻子走，被他們有意拋出假證據、偽證據所迷惑，得出的結論極可能與事實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裏。
發動者為了逃避曆史的譴責，還要千方百計地毀滅對其不利的證據。大凡見不得人的勾當，密謀時盡可能縮小範圍——能兩個人的密謀，絕不會讓第三個人參加。所有的文件、講話也盡可能不露馬腳，讓下麵的人去猜測、領會。這樣，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恰恰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證據留下來。如此一來，文革的這段敘事就可能會出現空白，文革整個的邏輯鏈條就會出現斷裂和缺失。如此以來，又怎麽能準確地反映出曆史的真相？
記得劉仲敬說過一句話：“框架高於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構建的，隻不過這些史料比那單一史料——尤其是與框架相悖的單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證，更符合曆史人物的思想行為方式，邏輯上也更能夠自洽。在“框架”和某個具體史料產生衝突時，一般情況下就要好好檢視這則史料的可信性：它的來源？有無旁證？與爆料人有無利益關係？或者——是否出於某種明確目的，有意放出的偽證？
具體說到文革，也隻有在一個相對宏觀的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體的邏輯框架，借鑒“經濟人”理論——人總是千方百計爭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檢驗曆史人物的動機，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證據”，找出事件各個環節之間的內在聯係，並以此填補某些證據缺失的環節，從而凸顯出文革的整體輪廓亦即整體的邏輯框架。
筆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個粗糙的文革整體框架，作為檢視各種文革敘事的依據。今天，冒昧地拋出來，目的在於聽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見和看法，力爭將其更為完善，更接近於曆史真相。權作拋磚引玉之舉吧！
（二）
盡管毛澤東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個實際步驟，將國家主席職務交給劉少奇，但實際上卻並未放棄權力，一直在一線直接指揮——尤其是他發動的“大躍進”。隻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後，才把權力交給劉少奇及“一線”。
“退居二線”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毛退出了經濟戰線——大躍進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經濟上已無法立足——另辟蹊徑，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此執掌新戰線的理論製高點。
此時中共的權力格局頗有些尷尬：劉主持政治局，掌握決策；鄧小平主持書記處，負責具體操作；周主持國務院，主管國民經濟。決策與執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軍隊和康生執掌的秘密警察係統不放，以及用“階級鬥爭”和“反修”形成的理論話語權，對中央一線保持著潛在的威懾。
由於大躍進、反右傾和大饑荒造成的惡果太過嚴重，中共高層對“三麵紅旗”的看法出現重大分歧。劉、鄧雖都是毛的親信，認識上卻與毛漸行漸遠。一直被毛視為威脅和對手的周恩來則小心翼翼，盡量保持著對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內糾正失誤。唯一另類的是，林彪無視毛給國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損害，利用普通百姓對中央決策暗箱操作的無知，昧著良心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對毛的個人迷信。餓死了三、四千萬人，鬧出了這麽大的亂子，不僅沒有錯（準確說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讓“一線”左右為難——正是需要大力糾正毛的失誤之時，怎麽反而唱起了讚歌？但，他們又能說什麽？他們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親信。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曾於1961年中央在天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向毛提出過反對林彪搞得那些個人迷信做法，毛雖口頭上同意鄧的意見，但實際上仍然縱容林的做法。在林彪的脅迫之下，“一線”也隻能表麵上供奉毛（毛曾氣憤地說過把他當成了牌位），實際工作中悄悄地糾正毛。糾正也許並非自覺，實乃挽救經濟，避免崩潰所不得不為。於是乎，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奇異局麵：
毛犯了大錯（對黨）或曰大罪（對百姓），卻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聖；林指鹿為馬，做著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歡心；劉、鄧、周、陳默默“拉套”，盡量避免觸動毛的“紅線”；周恩來倒是舒了一口氣，他發現毛之前對自己的怨氣，已經轉移到了劉、鄧身上… …
這是一個並不穩定的格局。“一線”越來越不能忍受毛在具體工作中的橫加幹涉——一會兒說文藝界是“裴多菲俱樂部”，一會兒罵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不在其位、不擔責任，卻一直在後麵指手劃腳。而毛也有日益迫近危機——“九大”還要拖到何時？按照黨章，早在1961年就應該召開“九大”；黨章規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會，從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算，已經數年沒有開過了。
網傳《林彪日記》披露：
“… …劉鄧提議，61年8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 …”
毛當年為什麽如此害怕按時召開“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實情：“如果按時召開‘九大’，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這些王八蛋就會選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講話”中更是劍有所指：“這樣下去，人家就會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這個“人家”是誰？當然不是所謂的“地、富、反、壞、右”，恰恰是當時在座或不在座的中共大員。
如若文革前召開“九大”，十有八九毛將喪失“主席”頭銜，就任“名譽主席”。這樣，“退居二線”將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正式固化，他也將徹底失去對中共的控製。劉少奇就任主席後，會不會像赫魯曉夫那樣做“秘密報告”？在毛澤東的眼裏，劉的忠誠已殊為可疑。
就在劉、鄧為毛的問題困擾——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之際，毛則在順從黨的安排和拚死一搏之間掙紮。毛不是沒有考慮風險，包括失敗的風險；不是沒有考慮他這一搏，會給國家、人民包括中共帶來何等嚴重的災難；然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大躍進、大饑荒的罪行太大了，超過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國王、總統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運交到別人手裏。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處境、他麵臨的選擇之後，對接下來的事情就比較容易理解了：為了重返權力中心，他在無法通過黨代會等正常程序的情況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軍隊發動隱形政變，造成順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環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為“發動群眾”，實則運動群眾；以打倒黨中央，重塑新中央為目的，發動了這場曠時日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國外的研究者不解：毛為什麽會用文革粉碎自己擔任主席的黨？這不正說明了毛的偉大？至少也說明了他的理想主義，不能容許革命隊伍中不夠“純潔”的現象。他們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實，毛的行為可用魯迅的一句話解釋：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從來沒有愛惜過。文革中毛承認自己此前已經“大權旁落”。換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經不能控製這個黨，這個黨已經“不是自己的東西”了。既然已經不屬於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後重建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奴才黨，豈不更好？文革的整個進程也雄辯地詮釋了這個邏輯。
為個人權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輕率地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許、慫恿了人們的私欲大膨脹。各色魔鬼一經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沒那麽容易了。“奪權”助長了人們的政治野心，謀求在“新政權”中的權力和地位，又引發了曠時日久的紛爭，以致不惜訴諸武力。一時間，華夏大地戰火紛飛，槍炮轟鳴。國民經濟、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等到“全國山河一片紅”，各地都成立了“紅色新政權”（政權都換了，不是政變又是什麽）之後，用“抓516”的方式，鎮壓對新政權造成威脅的“造反派”；用“上山下鄉”將動亂隱患——數百萬學生統統趕到農村或部隊農場去“戰天鬥地”。以筋疲力竭的體力勞動消耗這些曾經的“革命小將”過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貴們屁股下的“交椅”還沒有暖熱，一輪新的權力之爭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為“革命”實為“竊國”成功之後，如何重新分配劉鄧等一大批下台幹部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又成為新的鬥爭焦點。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產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來（周甚至是原定目標之一），但唯獨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沒有林彪和軍隊的威懾，毛怎麽可能輕易地否決中央常委的多數意見？在林彪明確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決彭真的《二月提綱》。然而，打倒劉少奇、重返權力中心的毛，此時卻不願意論功行賞，把勝利的“蛋糕”分給林彪；或者說他認為林彪實際分得的“蛋糕”已經太大，對自己形成了潛在的威脅。
原來，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劉、鄧包括周的舊部之時，林彪卻不動聲色在軍內排斥異己。到了“九大”前後，不僅軍委辦事組幾成清一色的“林家軍”，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員”也多是軍隊幹部，儼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強大力量。“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讓毛作難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躥紅的，要削弱林則隻能從降溫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刪掉發明權屬於林彪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三個副詞。一般人都認為是毛的“謙虛”，不大在意。從後來的發展看，實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劉相爭漸漸演化為毛林暗鬥，你一拳，我一腳，風波迭起。
首先，黃永勝就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長之後，向毛打報告，請示部隊調動不再經由中央文革。江青獲悉後大怒，停了黃永勝參加中央碰頭會的資格，還不準他計劃好的出國訪問。盡管在周恩來的斡旋下，雙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難以消除。
隨後，林彪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把毛發動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藝複興。原本是為了拍毛的馬屁，豈料被江青揪住不放，聲言資產階級的文藝複興怎能和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革相比？林的講話應該批判。此事頗為詭異——難道他們不是都多次聲稱為“同一戰壕的戰友”嗎？江為何會如此“不顧大局”？
“九大”報告，毛否定了陳伯達按照林彪思路撰寫的講稿，自然也會引起林彪不滿。有人美化林彪，將此說成是林要發展生產和毛要“繼續革命”的路線之爭。筆者則認為，這不過是林彪和陳伯達為了鞏固自己在文革中所獲取的成果而已。深知文革內情的林、陳太明白了，打著漂亮旗號的文革，決無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曆史進步，因此希望能以發展生產力來掩蓋其非正義性。如果林彪真的關心發展生產，就不會有在“七千人大會”上獨樹一幟的講話，不會有1966年11月份對“工交座談會”各與會者的嚴厲批判，甚至也可以說，決不會幫助毛來發動這場禍國殃民的文革。
“九大”選舉，林彪及手下大將不投江青的票——2000多代表選中央委員，江青少了6票；中央委員選政治局，江青還是少了6票。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壓下。也有說法是毛雖口頭上反對，最終還是默許了江、康去暗中進行了調查。這件事也彰顯了林彪與江青兩大集團的行為，均如此之下作。境界和格局如此之低，焉能有治國安邦之大胸懷？
緊接著就發生了李必達事件。李是黃永勝的秘書，因受了黃夫人、同時也是“黃辦”主任項輝芳的批評，自認為沒有了前途，遂將黃與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私下裏議論和批評江青的話，秘密寫信向江青告密。江將李的信轉送毛。最初，葉群、黃永勝十分緊張。後看毛沒有責怪，也沒影響他們升遷政治局委員，隨後就秘密抓捕了李必達，用專機送黃的廣州“根據地”關押。
林係幾員大將的所作所為，毛是看在眼裏，氣在心頭。雖表麵上不動聲色，內心一定十分惱怒——“九大”剛剛“勝利”，你們就不顧大局，挑動紛爭。而且是鬼鬼祟祟，苟且猥瑣，沒有敢於擔當的磊落。
惱怒之餘，毛也一報還一報。當著林彪的麵，親自交待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這些王八蛋的東西”統統摘下來！在場的林彪會有何種感受？
“九大”後，江青“召見”軍隊新晉升的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的幾員大將，以上級對下級的口吻訓話。黃、吳、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體去毛處告狀… …
1969年“國慶社論”，張春橋一改傳統提法：解放軍是毛“親自締造和領導”之後，加上“毛主席和”四個字。這樣，傳統提法中的解放軍是由毛“締造和領導”、“林直接指揮”，變成了毛不僅要“親自締造和領導”之外，還要和林一起去“直接指揮”… …遭到陳伯達反對，引起一陣風波。毛雖然表麵大度，稱可以改回傳統提法，卻始終不肯親手將“毛主席和”四個字刪去，最後還得由汪東興代筆。
除上述暗地裏的勾心鬥角之外，還有幾件明麵上的事情：
1.“林副主席一號命令”
為開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領導層有意製造了中蘇邊界“珍寶島”之戰。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蘇聯的威脅——蘇軍坦克若從中蒙邊界出擊，一晝夜即可抵達北京。毛不得不號召“備戰”，並早早躲到了武漢；林彪職責所在，視察了“三北”防線後，也躲到了蘇州。為防止蘇聯借“和談”用兵，林下達了全軍進入緊急狀態的命令（即“緊急指示”）——是疏忽？還是有意為之？林並沒有事先請示毛並得毛批準。而此前，每每調動一個排、一個連，林都要請示毛。
副總長閻仲川將林的“緊急指示”，自作主張改為“林副主席一號命令”，無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經——未經批準，林就擅自命令全軍“大動幹戈”，將毛軍委主席的權威置於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豈不是可以憑此輕而易舉地剝奪毛的權力？盡管林彪在事後緊急向毛請示，做了補救，但疑心重重的毛豈能輕易化解？
2. 毛試圖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攜張春橋到蘇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薦“小張”，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襲擊，讓林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後來還是借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的話題，轉彎抹角地表示：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就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1】
應該說，這是一次重大的試探：毛從中看到林並不總是像他口稱的那樣“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對其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爭中，有些人對此做了誤讀：認為林彪從中看到了毛要“以張代林”。事實上，此時的毛即使為了維護“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個既無資曆又無實力的“小記者”取代強有力的軍人。更大的可能倒是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證在林之後的政權仍然掌握在毛派手裏。
筆者一向認為，與林鬧翻，是毛在戰略上的最大失誤，是毛作為權術大師最大的敗筆。或許是拿掉劉少奇的過程太過容易，讓他衝昏了頭腦，以為自己真的無所不能。他過高的估計了自己的“威望”和實力，也低估了林彪在震懾和壓製“走資派”，維護文革成果方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後，大批的“走資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對者——經周恩來不動聲色地運作，重新走上領導崗位，讓毛及文革派十分頭痛。不得不一次次發動“反複辟”的運動。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團強有力的支持，或虎頭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評水滸”。
總之，毛、林這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內訌，大大削弱了極左派的力量，戳穿了為文革編造的各種神話，致使文革理論的破產，也最終導致了對文革的徹底顛覆。
（五）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顯然已經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來自毛，也可能間接來自江青。1970年8月，在討論憲法修改的政治局會議上，爆發了文革派張春橋與文革“軍人派”吳法憲的激烈衝突：張提議刪去發明權專屬林彪的一些話，遭到吳法憲強烈的反對。兩人爭執不下，會議暫停。
吳法憲立即向林彪作了匯報。林當然知道對方的“來頭”，但事關自己接班人地位，決不能退讓。劉少奇正是在毛麵前節節退讓，才最終被拿下整死。林彪豈肯做劉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吳法憲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課”，準備在下一次會上與張“決一雌雄”。豈料，在接下來的會上，張春橋全麵退卻，不再與吳糾纏。
這讓林彪頗感失落。猶如準備一拳打過去便置對方於死地的拳擊手，攢足了全身的勁兒，卻打了一個空！目標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還是張春橋自己做的這個選擇？恐怕隻能是曆史之謎了。
接下來就要到廬山開“九屆二中全會”了，有關憲法的修改還是一塌糊塗。攢足了勁兒的一拳終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帶上了廬山。資料披露，這一拳究竟是打還是不打？林也頗為躊躇。甚至赴會場開會上車前，還在和葉群商量。
自文革發動以來，林彪已經幾次成功迫使毛做了並不十分情願的事，如羅瑞卿，又如賀龍、鄧小平、楊成武，這次輪到張春橋，毛就夠接受嗎？在實力強大的“接班人”和“小記者”之間，精明的毛，能夠選擇“小記者”？既然羅瑞卿可以為他林彪放棄，賀龍可以為林彪放棄，為什麽張春橋就不能為他林彪放棄呢？
林彪決心孤注一擲，開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開幕式上講話。毛問：講什麽?林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讚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聽後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2】。
另據陳曉農編注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一書：在廬山全會正式開會之前，林彪單獨在一個房間同毛談話，周恩來及其他人，都在另一個房間等待（葉永烈在此加注：又據別人回憶，葉群當時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樓”闖進去。”十一樓”亦即江青）。毛和林單獨談話後，大會開了。
從以上兩段資料看，筆者竟和高文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高認為因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不能算“突然襲擊”，而筆者卻認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選擇要求講話的時機，大約是在開幕式前個把小時以內。這麽倉促的時間，毛怎麽可能反應過來？從毛當時就把責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應。另外，從葉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闖進去這一點看，林、葉是有備而來，事先經過了周密與精心的策劃。
筆者對毛林發動文革，禍國殃民深惡痛絕，毛的罪更十倍、數十倍於林，但，這並不應該影響對事實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會，林為什麽不提出要講話？這個講話並非一時心血來潮產物。顯然，是林不願意將自己的計劃提前暴露出來，給對方以準備和商量的時間。假如常委會認定林彪講話不妥，林將何以應對？而在會議即將開始之時，林突然要講話，毛還能有什麽反應？當場拒絕“親密戰友”的要求？用什麽理由拒絕？黨的副主席難道想在會議上講講話都不行？這豈不是當場就撕破了臉皮？還原一下當時的場景，林更像是主動、有備；毛則顯得倉促、被動。
林確實按毛的要求：不點名，指出了黨內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風。借毛打毛，也是這位從軍事家轉為政治家的拿手好戲。當此時，林所營造的對毛“無限忠誠、無限崇拜”的個人迷信已達到巔峰，毛“降溫”的企圖剛一露頭，便遭到林係人馬的迎頭痛擊。林的講話，無異於在廬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把與會代表炸得暈頭轉向。
緊接著，吳法憲提出學習和討論“林副主席講話”，改變了會議的議程。葉群布置手下親信在各小組會上同時發難，營造了同仇敵愾的義憤。了解一點底細的，在發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裏的四處打聽林彪講話中的目標人物姓啥名誰。“知情者”上個廁所，都有人尾隨、打聽；“知情者”的房間，晚上訪客更是川流不息，幾成“自由市場”。
雖不能從葉群等處得到可靠消息，卻總算聽出了一些門道的許世友、韓先楚上將興奮不已。這兩位在文革中被張春橋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頭爛額的大軍區司令，總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氣”的機會。許對韓說：那個“鱷魚眼”的壽數到了，我再給他補一槍！韓先楚馬上說：我也要給他補一槍！【3】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始作俑者”的張春橋想必早已魂飛魄散：毛會不會在壓力之下，拋出他做“替罪羊”？畢竟，王、關、戚之劫猶在眼前。誰能保證三年後的今天，他張春橋不會重蹈覆轍？
事情反映到了毛澤東處。這位近於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似乎還不知道會場上發生了什麽。被江青帶來的張春橋、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著毛一條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褲子都弄濕了一大片。【4】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與判斷：假如這次在林和林裹挾下的力量壓力下退讓，林得寸進尺，下一步就會搞到江青頭上，自己將如何對對？聽之任之，豈不又成了劉少奇第二，親信被逐一“殲滅”？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類似文革之前被劉少奇們供奉起來的“牌位”？
毛決不會允許整劉少奇時的“剝筍”戰術反過來用到了自己身上。何況，此一時、彼一時，毛當初在羅、賀等人問題上的遷就，是因為毛的主要對手和文革目標劉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達到，為什麽還要受林彪要挾？
毛立即做出反應：停止討論林彪講話。一邊休會幾天，一邊緊鑼密鼓，責令陳伯達等人“檢討”——避實（林）就虛（陳），原本就是“偉大領袖”的拿手好戲。很快，毛的《我的一點意見》出籠，陳伯達立陷四麵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營造出來的“個人迷信”來打擊林彪的力量！這真是一出好戲：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來打林。陰謀家碰上了陰謀家，正如《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所形容的：納粹獨裁者遇上了蘇維埃暴君，真可謂棋逢對手了！
廬山會議，毛澤東棋高一著，或言“官大一級”，扭轉了局勢，壓製了林彪派係的氣焰。然毛林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非但沒有化解，反而變得不可調和。毛林均是那種不善妥協、一旦衝突就會死硬到底的性格。廬山分道揚鑣，就隻有一條道兒走到黑了！
會後，毛在全國開展“批修（陳）整風”，軍隊要“反驕破滿”，將陳伯達謂之“劉少奇一類騙子”。“內部”卻對林彪派係不斷施壓，責令其嫡係親信“四大金剛”包括葉群“檢討”。毛一改文革初期對葉群的“親切”，在葉的“檢討”上作批示，惡語連連，一點也不給林彪麵子。林則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緊策劃包括使用武力的應對措施，一場惡鬥勢在難免。
從這次廬山會議起，毛恐怕已下了與林破裂的決心，也讓林彪再次嚐到“狡兔盡、走狗烹”，被毛過河拆橋的滋味——這是不久前，被林參與整垮的劉鄧諸人也剛剛嚐過的。林對毛的怨恨日漸增長。但總的來說，林有猶豫，有糾結，不像毛那樣決絕。
林盡管拒絕按毛的安排去會見“老朋友”斯諾，在會見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和1971年“五一”天安門焰火晚會時給毛甩過臉子… …但也對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與毛見麵一談，甚至給毛寫信，（實質上是）以保文革成果20年為條件,換取毛停止整肅他手下“四大金剛”和自己一家。隻不過由於葉群堅決反對，此信沒有送毛，“913事件”之後才從毛家灣抄出。
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實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見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場欺世盜名的軍事政變，絕對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如果沒有林係軍人集團的強力支撐，其“成果”很快就會“付之東流”。這一點，林看到了；而自以為自己神力無邊、無所不能的毛卻恰恰沒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權力任性，不顧一切鬥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後來一再宣稱的，采取“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召開“華北會議”批陳及“四大金剛”；背後下手，通過“南巡”向地方大員“吹風”，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解決林彪問題“交底”和“統一意見”。林則暗中支持和默許其子林立果組織力量，製定“上、中、下三策”，緊鑼密鼓實施刺殺毛的計劃。
毛畢竟是老奸巨猾。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故布疑陣，出人意料銷解了林立果的謀殺計劃。當然，也有人懷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線”，令其一舉一動盡在毛的掌控之中。隻不過目前尚未有確切證據，純屬猜測。毛林惡鬥這出戲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葉群懷疑謀殺陰謀敗露，說服林彪倉皇出逃，最終命喪荒漠戛然而止。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惡鬥中，周恩來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913”之後，周的獲益最大。按照犯罪學的原理，獲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難道是周暗中挑動了毛林內訌？但直到如今也沒有任何證據；相反，證明他竭力緩和毛林紛爭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縱”？還是高手的“無影腳”？至少目前還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在毛劉、毛林、毛鄧和毛周關係中，以毛周關係最為疏遠。可為何劉、林、鄧全被毛親手打倒，周卻能數十年屹立不倒？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
在毛林之爭中，周恩來同樣有一個“選邊站”的難題。站在林一邊，無疑並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說勝算較小，即使僥幸取勝，周也隻能是幹活拉套的命。林不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做”接班人“，哪還能容周恩來染指？林及其死黨可能會對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寬鬆得多，但，周絕難施展抱負。
站毛一邊就不同了：助毛滅林，在周看來其實就是助毛自殘。讓毛與其在軍中的嫡係親信之間發生一場你死我活的權鬥，不僅敗者全軍覆沒；勝者也“殲敵一千，自傷八百”，實力驟減。再加上毛並無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豈是周的對手？
周在黨內軍內樹大根深，十大元帥，竟有八個曾是他的學生或部屬。毛活著，周顧忌毛的猜疑，不敢與這些人過多來往。一旦毛死，誰敢說周不會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婦”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
當然，毛也絕不會看不到這點，他也決不允許周如願以償。“913”之後，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極“左”。名為批林，實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將張春橋的挑戰。毛再次支持張，周不得不知難而退，轉批林彪“極右”。但據周的秘書透露：周曾在私下裏大罵：明明是“極左”嘛，怎麽會是“極右”？
（七）
“913”之後，毛的思路其實也很簡單——盡快募色和安排一個信得過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後文革成果能夠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會真心誠意擁護文革，若從文革理念與共同利害出發，江青無疑最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敗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潑、耍賴，令別人奈何不得；但也讓毛無法張口指定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過於讓周恩來出麵舉薦——像他當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動推薦林彪那樣——而毛則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資料顯示，1972年2月12日，毛澤東休克蘇醒後，演出了一場病中交權的把戲。身在現場的李醫生描繪當時的場景：
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
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議在毛主席生病期間，由江青同誌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將像輔佐主席一樣，輔佐江青同誌。”
周如果能這麽說，就是滿分的答卷。毛恐怕還得再謙讓一下：“就讓江青同誌當個副主席，或者上傳下達的聯絡員吧。”然後，把周的建議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是周恩來推薦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這樣做，可換取全身而退【5】。
應該說，這的確是一個相當高明的計劃：一則可以讓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則利用周在黨內軍內的巨大影響，抑製反對派的呼聲；三則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擔惡名；一旦毛離世，周掌權，他也不便“出爾反爾”，對江青下手。
然而，這一次毛卻打錯了算盤。周雖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頂下各種惡名；但這次卻守住了他的底線——不能讓毛把“黨天下”變成“家天下”。
周心裏明白：當時如果真的接了權，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權”為由打倒。以他的精明，豈能跳這個陷阱？於是選擇了第三個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複了健康，周拜見毛：“主席，大權還在你手裏！”把球又打了回去。
這次考驗，周得分50，不及格。日後綿綿不斷針對他的措施和運動，均由此而生：發現周患癌症後“保密”一年零八個月，不允許做任何治療。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麵擴散、無異於判了“死緩”，才假惺惺允許周住院治療。毛的歹毒創造了世界紀錄：即使是惡魔希特勒，也絕不會對手下——況且還是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絕情。
（八）
眼見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覓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對江青唯命是從的上海造反派頭子王洪文，使其成為毛、周之後的“第三號”人物。提拔那些對大躍進、大饑荒前後黨內高層分歧一無所知的普通農民、工人，如陳永貴、吳桂賢等進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湧現”出來的造反派，硬塞進各省和中央各部… …然而，這些人“打打殺殺”可以，踏踏實實抓經濟就強其所難了。
為讓文革後的經濟有所起色，同時製約乃至最終取代周恩來，毛重新起用了鄧小平。毛深知鄧的能力，沒把握的隻是他是否忠誠。1973年底，毛抓住周與基辛格談判中出現的“紕漏”——或許是有意設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開“幫周會議”，特意“點將”讓鄧出席。鄧明白毛的心思，發言中點明了毛想說而不便說的話，一下子便俘獲了毛心。此後，鄧迅速躥升：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1949年後，毛從未讓一個人同時兼有黨、政、軍跨界實職：林彪主持軍委工作，雖掛有“副總理”虛銜，但從不參與政府工作；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主持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但不容許他們染指軍隊。這一次，鄧小平破天荒地同時參與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領導，足見毛對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應該說，毛的這一手也是相當的老辣，無疑又是一次對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摻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從未參透毛的戰略深意——不知毛為何不對其做些暗示——包括她的頭號馬仔，應該說是對毛搞文革最為了解的張春橋，思路也都局限於低層次的權力分配：把鄧視為摘取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僅未能借鄧複出之機與其修好關係，而是處處尋釁挑刺，意欲在氣勢上壓倒鄧小平。
江青未能領悟的卻很快被鄧小平悟到了——原來自己在毛的棋盤上，隻不過是用來維護江、張“文革派”，挾製周、葉“務實派”的一枚棋子！鄧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邊無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機，迫使毛親自出麵批評江、張“文革派”，並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壓了他們的氣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為江、鄧衝突，毛澤東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湯。
客觀地說，毛以鄧一人同時挾製周、葉二人，確實是一招好棋、高棋，但難度極大，成功的幾率原本就很低。鄧小平的治國理念和個人感情，原本就與周、葉等務實派相對接近，讓他追隨毛澤東尚可，企圖讓他淪為江青的“馬仔”——這位“江皇後”張狂無比，目空一切——就有些勉為其難了。
（九）
鄧向周、葉靠攏的速度顯然讓毛也感到了意外，卻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風慶輪”問題上——的結果。鄧一麵借毛倚重，大力整頓從文革開始以來已經荒廢日久的各項規章製度，讓經濟有了“立竿見影”的起色；一麵借毛對“教條主義”的反感——這是毛30年代受排擠的主因——促毛壓製了“文革派”用“批經驗主義”來削弱周、鄧、葉等老資格領導人的企圖。
恰在此時，江青“紅都女皇”事發。有資料說是朱德看到此書後，氣憤不過，將書送給了毛澤東，也有說是周恩來暗中運作的結果。總之，毛讀後勃然大怒，衝動之下，親自寫下批示，要與江“分道揚鑣”、“趕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到的周壓下——他太熟悉毛江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關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燒身。輕率地按毛的指示辦事，當時雖名正言順，但事後遭到報複並非沒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畢竟已進行了將近十年，參與者都在反思和總結經驗。老幹部在文革之初，恪守黨紀，不敢泄露黨內機密，等於放棄自衛的武器；與此相反，文革派壓根兒沒有任何顧忌與底線，常常根據需要把機密有意泄露給“造反派”，把老幹部整得焦頭爛額，甚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現在，他們汲取了教訓，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通過子女、部屬等各類關係，迅速把江青的醜行捅向社會。
1975年的“七、八、九三個月”，有關江青和《紅都女皇》、毛“分道揚鑣”、“趕出政治局”的批示，傳遍了大江南北。連延安時期的“約法三章”，以及江在30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時不檢點醜事都被翻了出來了。輿情洶洶，對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損害。此舉可以說奠定了幾個月後的“四五運動”以及更往後的“粉碎四人幫”強大的民意基礎。
從1971年的“913事件”文革初露頹勢，至1976年的“四五運動”，毛對局勢的掌控也越來越力不從心。因為擔憂局勢更加惡化，毛甚至不敢貿然進行大的人事變動。唯一的一次“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毛甚至請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邊緣化、也已多年不問政事的朱德壓陣，加上周恩來、葉劍英和鄧小平合力協助，才勉強得以執行。周恩來去世，毛忌憚黨內強大的反對意見，不敢讓其最為青睞的張春橋接替總理，生怕鬧出亂子。
怕出亂子還是出了亂子。從1976年3月中下旬起，群眾自發起來抗議當局壓製對周恩來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擊。從“南京事件”到“4.5天安門廣場運動”，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抨擊四人幫的聲勢越來越大，越來越激烈。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違背當局意誌、完全群眾自發的大規模抗議運動。毛心知肚明，其矛頭正是對著自己及羽翼下的親信。他無情地下令鎮壓。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全國一直處於一種沉悶、壓抑和緊張的氛圍中。毛深知文革已經人心喪盡，軍隊實際控製權已經不再。選擇一個可靠又有實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將來怎麽辦？身後恐怕是血雨腥風——但此時此刻，隻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後洪水滔天。
實際控製著軍隊的將帥們都在虎視眈眈，等著毛辭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這個局勢。比如：
許世友的兒子，時任北京軍區某部團長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許世友對他說，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占領北京城，控製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 … 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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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新貴紀登奎的兒子，也對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幹部說：現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爭。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是因毛主席還活著；隻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 …
當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對江青抱有幻想的：如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又如莊則棟、張鐵生之流。有希望腳踏兩隻船，搞政治投機的，如南京軍區司令丁盛。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劉、鄧；繼而拉周倒林；再往後又試圖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時讚譽有加；不用時一腳踢開，甚至抓進大牢。“紅衛兵”“革命小將”忽而捧到天上，稱為“小太陽”；忽而踩在腳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淪為階下之囚。到末了，不論何派，一律掃地出門，趕進“廣闊天地”… …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從9級提為5級外，上億人沒漲過一分錢工資，沒蓋過一幢職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過越艱難。哲人說：盡管你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時間裏欺騙一部分人，但你絕對不可能在所有時間裏欺騙所有的人。從1968年或更早些時間，就不斷有覺醒，有思考（被朱學勤稱之為“68年人”）；到了1971年“913”，文革神話在全國人民麵前露了餡；再到1976年“四五運動”，已經是天怒人怨，毛再也無法把騙人的把戲演下去了。
對於這點，毛其實心裏非常明白。他對寵妾張玉鳳說過：“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 …”
毛的彌留之際，全體政治局委員依次上前與毛握手。葉劍英沒想到毛第二次喚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嗡動著，卻什麽也沒能說出來。他想說什麽？請求寬恕？（他幾個月前以“身體有病”為由，剛剛解除了葉帥的軍權）；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兒寡母的份上？）隨著這位大獨裁者的離世，這一切都成了曆史之謎。
“10月的春雷”極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幫”被抓，也是他們作惡多端的必然結果，是他們注定不可避免的命運。這絕非占卜，而是情勢使然，力量的對比使然。毛決意發動文革，重返權力中心，希冀以高壓手段鉗口，永遠掩蓋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曆史罪惡。他幾乎就要成功了。試想，如果他能與林彪達成妥協，林依靠軍人強力集團再替他遮掩數十年，這滔天大罪或許就真的沒人知道，湮滅在繁雜的曆史塵埃之中了。
然而，天網恢恢。從林彪事件撕開一角，到鄧的改革開放全麵翻盤，毛苦心、精心營造的文革神話轟然倒塌。毛的諸多曆史罪惡也就越來越多地擺上了桌麵，而被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所知曉。可以相信，盡管目前中共似乎還需要毛的偶像，但徹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3】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p.120
【4】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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