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忝列”國際問題研究”界，長期以來感到這一行業內某種習慣思維方式和看問題的角度有值得反思之處，當然包括本人。有的比較普遍，有的隻是一部分國人的特殊思維，但也非個別現象。
一、見”國”不見”人”
論述的基礎都以抽象的”國”為單位——地緣政治、大國博弈、”國家利益”等等，似乎國家是一個抽象的物件，有時等同於一個Leader的所思所想，很少考慮每一個國家是由千百萬個體活人組成的，他們有自己的意願和利益。特別已經是公民社會的國家更需要眼睛向下。
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基礎缺失了”以人為本”的大前提，目中無人——這就導致在這一領域中人道主義的缺席，可以說比較冷酷。
在發生重大事件時學者調動專業知識，深入細致分析來龍去脈，本是題中之義。但當”文鬥”已成”武鬥”時，侈談地緣政治、大國爭霸、曆史恩怨等等，而心目中沒有生靈塗炭、千百萬人流離失所、人類智慧和勞動的結晶毀於一旦的殘酷現實，無視加害者和受害者這一基本是非，盡管學識淵博、貌似中立，至少客觀上起到為屠夫辯護的作用。這就是目中無”人”（不論是哪國人的生命）的慣性思維。
與此相對立的是最近小澤答記者問∶他認為勝利的標準是什麽？回答是∶保住最多的生命。此言出自人道的本能，而非高高在上的政客辭令。
反觀戰爭發動者的勝敗標準是占領土地、控製政權，犧牲多少生命（包括雙方）在所不惜。這就是為什麽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因為肉食者往往利（權）令智昏。
嚴肅客觀的研究，理應與肉食者的思維相區別。特別是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農耕時代的以領土為中心的勝負觀到工業文明時代已經為經濟、貿易競爭所代替，何況信息時代。
二、重視外交，忽視內政
關於此點，本人有切身認識轉變過程∶
自威斯伐利亞格局以來，一般都認為某一時間段的國際格局是由一場或多場戰爭決定的——戰後根據勝負各方的力量對比簽訂條約，暫時形成穩定格局，直到下一次大戰打破，重新洗牌。一戰以後凡爾賽格局，二戰以後雅爾塔格局，均是如此。
本人在《戰後美國外交史》的總緒論中結尾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雅爾塔格局還會繼續。而此書剛出版，即發生東歐、蘇聯相繼突變，雅爾塔格局轟然解體。這不是由於戰爭或外部因素，而是有關各國內部變化，使一方原有的製度難以為繼。
這一現實證偽了本人所謂”可以預見的將來”，證明了世界格局的變化不一定由一場戰爭決定，而可以來自主要國家內部的變化。所以在國際研究中，對有關國家或地區本身的曆史與社會發展狀況加強關注十分重要。
固然，一個超級大國的內部變化產生的影響與中小國家是不一樣的，但是如果一批中小國家內政轉變，就足以對國際格局產生影響。
又如對蘇聯的解體，強調外部的作用，從”和平演變”到被誘使進行軍備競賽等等，而不承認其製度的內因，也是見外不見內的表現。當然這隻代表某一部分論者，隨著對冷戰史客觀深入的研究著作出現，此論日益消退。
三、大國主義
隻見大國博弈，忽視小國的存在和訴求。
誠然，國際關係中叢林法則還占相當的分量，直到雅爾塔格局之形成，還是美英蘇三大國討價還價瓜分勢力範圍，決定小國、弱國的地位和命運。
聯合國成立後有所不同，其宗旨是維護永久和平，以大國小國一律平等為原則，但是又設定了五常任理事國一致保證的規則（即一票否決），這兩個原則顯然存在內在悖論。這種自相矛盾的設置也是大國博弈的結果——五國一致是蘇聯堅持的，因為它當時是少數（1994年橡樹園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 50 周年時本人曾發表文章詳述這一過程及其矛盾）。
但是戰後將近 80 年，已進入新時代，聯合國創始之初隻有50個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實際沒有發言權。現在國家數字已經接近當初的四倍，大小國家都有本身的利益訴求，紛紜複雜。聯合國改製之呼聲已出現多年，當然一時難以實現，但研究的視角應該有所轉換。
例如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最常見的為侵略辯護的論點是所謂”曆史淵源”，”北約東擴”逼俄太甚，俄有安全考慮雲雲。
但是追溯曆史為什麽止於上世紀 90年代，而不再往前推一步？
從沙俄到蘇聯，對波蘭等東歐國家的侵略、瓜分和壓迫（包括令人發指的卡廷事件）不也是曆史淵源？
俄羅斯的”安全關懷”應予照顧，那東歐國家的安全呢？
何況前者是主觀的、對可能發生的威脅的心理戒備（北約本身防禦性組織，其成員國實際從未進攻過俄國），而後者是根據已經發生的現實切身經曆而來的恐懼。
好容易擺脫一個超級大國控製，心有餘悸，急忙尋求庇護，不是更合理的訴求嗎？
單方麵強調”北約東擴”對俄心理上的威脅，並且說成是美國的主動，而不考慮東歐國家的處境和主動的強烈要求，就是出於隻著眼於大國博弈的思維。
應該承認，本人90年代初在與美國人討論時，就持不讚成北約發展太快，逼俄太甚的觀點。那是葉利欽執政時期，當時主要對這一超級大國的轉型前景過於樂觀。同時也未能免俗，繼續冷戰以來關注大國博弈的習慣思維，而未把剛獲得解放的東歐國家考慮在內。
再者，人民的幸福不與疆土大小成正比。
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如今瘦身到英倫三島。英國的普通人民比維多利亞時代（也就是狄更斯小說中描繪的）英國人哪個更幸福?
更不用說北歐小國人民的幸福指數一向名列前茅。那個擴張成性的大熊，發出以二十年為期的豪言壯語，若是二十年中著眼於改革內政、改善民生，而不是對外擴張、恢複霸權，今日俄羅斯當有新麵貌，對本國、對他國都會是福而不是禍。而許多研究者常常不自覺地以一位野心家的是非為是非，不知不覺順其思路評論興衰成敗。
“修斯底裏陷阱”之說，也是把大國排行視為國際關係之必然，所謂”老大”、”老二”雲雲，都以GDP為標準，如果以人民幸福為目標，如何衡量”老幾”？自封”老二”，為什麽一定要當”老大”？
人民需要的是安居樂業、基本人權與尊嚴有保證，而不是萬方來朝的虛榮。今後的世界是否還是必須通過鬥爭產生一個脾睨群雄的超級大國？這都是應該擺脫陳舊思維，換一個角度考慮的問題。
四、美國中心論
從上述”大國主義”衍生出來，在提到”西方”發達國家時，往往隻看美國，無視歐洲及其他國家，或者實際上把它們都視為美國的附庸，一切舉動都聽命於美國，至少是美國在背後操縱。凡歐洲某國與美國有分歧，就說成”鬧獨立”，似乎該國原來不是獨立國。
誠然，二戰以後（實際上是整個二十世紀），美國以其驚人的創新能力實際上引領了世界發展的潮流，這是事實。但世界不止有美國。中國的精英多輕視歐洲。特別對於”歐盟”這個在歐洲大陸的偉大創舉，認識遠遠不夠。
提到這一組織時也往往從與美國關係的角度論說，歐元與美元競爭等等，而無視其誕生的曆史淵源、有關各國人民的訴求和所代表的價值觀，更少認識這一創舉的政治智慧及其對世界和平的意義。最極端的甚至把西歐國家習以為常的街頭遊行示威，都說成是美國挑動。以至於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歐洲人唇亡齒寒，自發地對烏克蘭的同情和支持也被視為背後為美國主導。
有些人一方麵大談美國衰落，另一方麵又似乎美國無所不能，是一切國際事件的台前幕後操手，這種矛盾的思維卻常常同時出現。
五、缺乏獨立、超脫的身份
不少學術論文，作者往往把自己代入決策者，或是外交部長的角色，至少是”謀士”。學術研究等同於政策建議。忘記研究的任務首先是探索真相，發人之所未見，然後分析其所以然。目的是普及知識，加深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麵對的是普通讀者，而不是，至少不僅僅是政府官員。
既號稱學術，就應超脫於狹隘的”敵我”觀。何況所謂”對我有利（或不利）”，”我”是誰？”利”何在？
其他文史、社科研究可能也不能完全超越現實政治，但國際研究顯然功利性更強。史學界有一些比較優秀的榜樣，能夠努力挖掘真相，言必有據，談事實，不談利害，值得借鑒。當然無論什麽學科，不能脫離學者的良知。
以上隻是概述本人所見基本上屬於學界的、比較嚴肅的論述中的一些問題，願與同仁共勉。至於坊間各種一知半解自命”專家”、或根據某種需要不顧事實的宣傳，甚至謊言，不值得一評。深知囿於國情，研究要獨立、超越功利，可能是奢求。但雖不能至，亦當望之。首先努力與政客拉開距離應該可以做到。
（2022年4月 15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