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也是真曆史的草稿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
一
在《以良知和誠實祭奠大饑荒》一文中，我寫了一句“曆史分為兩部分：曆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曆史”。當時我心裏沒有情緒，這隻是一句平常話。
就像人們常說“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時一樣，這就是曆史的宿命。曆史隻能在不斷被承認和不斷被闡述中不斷被重新認識。
但在沒有條條框框、沒有預設禁區、自由開放的前提下探究曆史，和在預設政治正確和古為今用的指導思想下選擇性地修改、遮蔽和遺忘曆史，“被承認的當代史”和曆史本身，差別那就大了。
曆史是已經消費過的生活，“無論你認不認，它在那兒”。但是，當政治掛帥之後，“在”或“不在”都會成問題，可以承認或者不承認。要把曆史打扮得花枝招展，不需要它原本是一位小姑娘，是一砣石頭都行，什麽都沒有都行。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是文革期間引用率極高的革命“聖經”。
但多年操作下來，實際情況成了“不忘記過去，就沒有未來”。以至於每一段曆史，都成為禁忌，成為包袱。動輒得咎，積重難返。如果你有記憶，會反思，隨時可能引爆它。
半個世紀前的曆史還不脫敏，不合理。一個人的一生，除去早年無知老年無力的日子，也就50年有作為的時間吧。50年的曆史封陳，意味著一代人的一生中，都不知道他們這個時代的重大事件的真相。
而“大饑荒”從來不是黨和國家的機密，黨和國家從來沒有正式把它當成機密，它是在以後的政治演變中一步步過敏的。再說，據說有規定，黨和國家的機密的最長保密期，都不超過50年。我沒有查到相關規定，但相信這是最長期限了。在大部分文明國家，一是什麽是國家機密，有嚴格的法律規定，二是保密期一般隻有30年。這比較符合人性。
二
隻要遮蔽曆史是一種受到鼓勵的意識形態，謊言就會成為官民雙方的自覺。否認“大饑荒”的風潮隻能是這麽來的。在這股風潮中，教育程度良好，從事文化和教育工作的知識精英反成為中堅。
查網絡資料，林治波，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畢業，寫過與“大躍進”有過關係的重要曆史人物彭德懷等曆史劇。擔任過人民日報評論部副主任、現為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的林治波在今年“五一”期間發出的一條微博——“有人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誇張汙蔑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有人為此走訪了當年饑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許多村莊，情況根本不是有人誣蔑的那樣。鄉親們隻是聽說餓死了人。而自己並沒有親眼見到餓死人，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
在這裏，“大饑荒”幾乎不存在（在饑荒最重的地方，餓死的人也“為數極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今天“糟蹋毛主席”的陰謀。這就是良知讓位於意識形態。另一位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先生，在林治波受到網民強烈批評的時候，於5月3日發出了一條與林先生相呼應的微博。吳先生講的是家史：
“母親生於1953年，大舅生於1942年，外婆將近10個孩子。父親生於1949年，小叔叔生於1962年，奶奶也是近10個孩子。我求證的結果是，在59－61年，當地特別貧窮，餓到吃樹根碾的末，餓到想自殺，但最後捱下來，沒有餓死的。全村有餓病的，沒餓死的。也許，當時右派境遇不好，餓死的都是他們先人。深深同情。”
吳副教授的家史值得慶幸。但是，按正常的思維，無法理解“當時右派境遇不好，餓死的都是他們先人”的陰陽怪調。此外，他可能不知道大饑荒餓死的是清一色的農民。他奶奶家有右派，情況可能特殊一點。一般地，右派是知識分子，放在勞改營，死亡率比較高，放在農村，如果沒有剝奪供應糧，那簡直是農村的上等人了。否則，10個孩子的純農民家庭，在當時中國許多地方生存率是不高的。
還有一位李姓的女士，官方專業媒體的一位記者，在微博上天真無邪地表示驚訝和疑惑：茅於軾爺爺回憶右派生涯，居然饑餓到水腫，吃螞蟻，為什麽不種菜，也不去挖野菜呢？
推想，在今天的中國，應該有不少李女士，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從來沒有想過，自古以來，餓殍和流民，多是種田人。她以為“大躍進”年代餓死的，都是不種地的懶人，和不會野外求生的笨蛋。此屬無知。但同樣，這樣的人，也自動成了為遺忘工程添磚加瓦的後備力量。
三
林治波先生畢竟是黨的幹部，他至少有一項尊重：即“欽定”的黨史。在他否認大饑荒的言論發表兩天後，他引用黨史作了更正和道歉：“由於出生率大幅下降，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年8月第一版第369頁）我認可這個說法。昨天的微博不準確，特此更正。並對當年死於饑荒的父老鄉親致以深切的悼念和緬懷。”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一部煌煌巨著。該書隻一行涉及“減少一千萬”人口的原因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而且，“正式統計”的人口，隻是以千萬進位的概數。這敘述，本身就是驚心動魄的曆史文本。
畢竟，這是在新時期編撰的，曆年來最為“思想解放”的一部黨史，它揭開了大饑荒的曆史蓋子：僅僅是1960年的人口，即“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的描述，給今天的“大饑荒”研究開了路，壯了膽。
多年以來，得力於中國共產黨對這段曆史開放的謹慎口子，黨內離退休幹部和民間人士的“大饑荒”回憶和研究，雖然不被鼓勵，但畢竟在自生自滅地進行，這也是《南方人物周刊》要做一期50年前的大饑荒“新聞”，在體製內能找到有準備的、可以放心講述的當事人的重要原因吧。
四
2012年5月，基於以上這些原因，我對寫一下“大饑荒”比較來勁。但這事不是我提起的，是我提了一些意見。
“大饑荒”對於大部分40歲以下的讀者，是新聞而不是舊聞。它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段曆史。不是沒有報道過的曆史，而是被虛假報道和長期遮蔽的曆史。今天的新聞雜誌去報道它，相當於愚公移山的第一挑土，隨便從哪裏開始挖，效果都差不多。所以，這個報道技術上不難。事實確實是這樣，從任何一個角度，任何一個事實，都足以令今天的大部分讀者震驚，即便是親身經曆的過來人，也是又一次衝擊。
采訪也不難，甚至比采訪現實事件容易。在中國大陸，不少現實事件，往往知道的不願意講，想講的可能不一定知道，或者不一定能真實地講。“大饑荒”不一樣，現年80歲左右的當事人，都是見證人，都願意講。特別是農村的老人，不懂政治，覺得這個有什麽不可以講。筆者文革期間上小學經曆過這樣一件事：貧苦農民來學校“憶苦思甜”，講著講著，就講到了1950年代末的大饑荒了。我當時就震驚了。這是我第一次正麵接觸“大饑荒”。
《南方人物周刊》不過是找了兩個地方，兩位當事人，就湊成這個封麵。這是編輯要故意弄得“單薄”一點。為此還把同樣內容的、采訪楊繼繩的稿子分散到前一期發了。署名編輯部的《以良知和誠實祭奠大饑荒》的稿子，不僅不要過度分析，深挖悲劇成因，還負擔著懇請讀者“冷靜”的義務。特別說到，50年過去了，曆史的血淚已經被歲月風幹，罪孽的責任已經被時間赦免。但曆史的真相和曆史的教訓仍然很重要，讓悲劇不再發生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了解曆史。這就叫低調。如何才能寫得這樣的低調，可是憋人呀。
但是，再低調也繞不開事實的震撼。封麵上的人口曲線，就觸目驚心。雜誌當周星期五下午微博上放出封麵，就成了一個沸騰的話題（筆者受驚了）。有同行說，這個都可以報道呀！初次在網絡上接觸到這段曆史的青年，則表示不可思議，怎麽會有這樣的曆史？
在嘮叨這些後話的時候（《南方傳媒研究》編輯逼我寫的！），這期雜誌已經賣過兩周。我問過一個城市的發行員，說是比平時的銷量多一成。但同一個城市的一個書報店店主說，比平時賣的明顯偏少，一些20多歲的青年，看了封麵一臉茫然，轉身而去。我想，對於年輕讀者來說，“大饑荒”真的太遙遠了。他們忙著減肥呢，什麽大饑荒，你說的舊社會，還是非洲？
這說明，曆史真的“斷代”了，說明上一代人錯上加錯：造成大饑荒和隱瞞大饑荒。
這也是傳媒的失職。
五
我手上有一份資料，是從我的采訪對象廖伯康先生處得來的，當時中央派往四川調查大饑荒的蕭風先生向中央提交的，一份1.2萬字的調查報告。
1962年，廖伯康去北京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了四川大饑荒，提出1200萬農民慘遭餓死的分析數據，並請求中央派人到四川調查。17人組成的調查組當月開始陸續來到四川。他們中16人是在中央工作的四川籍司局級幹部，以探親的名義回到四川，不跟地方官員報告，各自獨立調查。據廖伯康先生回憶，他們的報告後來存於中央檔案館。多年以後，17人中的惟一一位非四川籍人士蕭風，把他的報告底稿給了廖伯康。這份報告也提出了四川三年多餓死1200多萬人的數據和相應論述。
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今天的媒體如果要還原“大饑荒”的曆史，還很容易就能找到可做的事情。例如，找到這17人中今天尚還健在的老人，他們應該比其他任何人都掌握更多四川大饑荒的情況，即便中央檔案館的報告不一定可查，他們手上也可能持有原稿，這樣還原四川大饑荒曆史，這樣做一個報道，應該是不錯的。
目前，《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加上還有一些不太為人注意的小範圍發行的期刊此前所做的全部加起來，也不過是隻在“大躍進”和大饑荒的大海裏舀了一瓢。澄清曆史事實，反思曆史教訓還沒有開頭。
此外我的感想是，盡管史料在迅速湮滅之中，但是，追尋“大饑荒”曆史最大的困難，在於人的觀念而不在客觀條件。第一個觀念障礙是，大部分人對於“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曆史知識和思想解放程度，還沒有達到1991年出版的黨史的水平。第二是更隱性的，中國人不重視個體命運，個人不重視自己的命運。
中國人喜歡大曆史，一開口就是整體概念，宏大敘事，談國家命運，民族興衰，每一個小人物都高屋建瓴，政治正確掛帥，意識形態領先，無論他談的這些概念跟他個人的命運有多大的衝突，他都感覺不到，他不覺得國家命運和民族興衰是由包括自己在內的個體命運構成的，他覺得那些神聖概念應該壓倒個人的命運，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他們不重視個人史，家族史，村莊史，社區史。他們不知道50年前爺爺奶奶是怎麽死的，不知道50年前村裏曾經有鄉親餓死，但是，他們卻知道，什麽時候有人曾經站在千裏之外的一個建於明朝的樓台上揮手，說起這樣的事情，他們就兩眼放光，仰望北鬥。他們出了村莊可能終身不再回去看一看，但是，他們即便一輩子沒有出過村，卻懷著不可遏製的願望，要去看看那個城樓才不虛此生。
沒有個體記憶就沒有整體記憶，沒有基層民眾的生活曆史支撐，國家史就成了大人物之間的鬥爭史和朝代的更迭史。所以，重建“大饑荒”的信史，必須要重視曆史當事人，必須從現在開始重視每一份口述和物證，使它免於湮滅。例如，前文提到的吳法天副教授的微博，就是一份親人命運的提綱，類似這樣的家史，應該寫出來。
慶幸的是，現在已經有許多個人和民間機構在做口述史，拍紀錄片。相比之下，媒體倒是做得很不夠。
六
此外，我想揣摸一下“大躍進”時代的媒體報道。
我們今天看到那些報道，說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但是，我們或許應該說那隻是體製和媒體的瘋狂，事實上任何瘋狂的時代都不可能所有人都瘋狂，隻是清醒和理性被權力壓製罷了。
當時的新聞報道顯示，大煉鋼鐵的小高爐，砍伐珍貴的原始森林，從農家收來的飯鍋鐵鏟扔進火堆。這樣煉鋼，如果不是一股青煙之後留下一堆牛屎狀的鐵餅，還能是什麽？同理，當時的媒體上的水稻畝產，從千斤開始，很快就到了萬斤，三萬斤、五萬斤。幾萬斤稻穀會把一畝地鋪成什麽樣？所有這些，舉國上下，不可能沒有人想過。包括錢學森先生，他向毛澤東論證過畝產萬斤是可能的，但他還說了前提，是陽光照射到植物上的能量全部經光合作用轉換成糧食，這不就等於說了不可能嗎？所以，錢先生可能是一個清醒者，隻是不願拂逆聖意。
對一個有中國社會經驗的人來說，實際情況應該不難想得到：因為說出真實就是逆天大罪，立即遭到懲罰，而且，當時的新聞，絕對不可能報道質疑的聲音，遂使我們今天看起來，一個國家都是瘋子或傻瓜。這是一個體製降低民族智商的例證。
我的另一層意思是，即便當時的報刊宣傳是那樣荒誕不經，官方文件也多有作假，但是，它們仍然是有真實的參考價值的。從邏輯上說，任何宣傳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任何謊言都會透露天機。對於曆史考察來說，當時的記錄就是“最真實的曆史”，包括虛假的新聞。
進一步說，就憑這些報道，而不需要再“深入實際”，也可以判斷中國正在做什麽，將要發生什麽。當時的國際社會，也是憑中國媒體的報道推測中國的真實情況的。所以，“真實的消息”可以不產生在新聞現場，正如在現場也不一定帶回真實的消息一樣。
更重要的是，它仍然是曆史的草稿，而且，它自身也是重要的曆史。
